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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悔的合作--毛-泽-东与彭德怀-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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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台风”，原来资产阶级没有改造好，他们拥护共产党是假装的，还有一个 思想上的剥削阶级，必须反击，聚而歼之。结果，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 一大批正直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干部被打成右派，遭受撤职、审查、流 放、监禁。 对这一段历史，李维汉作过自责性的回忆，他说：我当时是统战部部长， 对反右是积极的。错误多大，我都有份重要责任，对于一切被错误伤害的同 志和朋友，我至今仍然感到深深的歉意。这场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后果很严重， 误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他们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 们的家属亦受到株连，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 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和民族的不幸。 1957年，中国取得了历史上最好的经济效益，它使领导人兴奋不已；同 时，它也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开始；反右派运动转眼之间就能把昨日还是多 年共事的战友变成敌人，虽然人们认为反右派是必要的，但它的扩大化确实 是非理性因素在慢慢控制中国。从此，知识分子失去了争辩的勇气。 毛泽东的思维开始向经济方面侧重。但是，他自己也承认这个区域是他 的弱项：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是不懂的，工业、商业， 我就不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懂得不太多。 就像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家庭出身一样，中国也不能选择建国时历史的起 点。直至今天，人们还在唱“巨龙在起飞的时候，沉重的翅膀在诉说艰难。” 几年或几十年能更替一个政权，但不能改变一个社会。毛泽东着急了， 其他领导人着急了，人民也着急了，我们贫穷落伍了一百多年，决不能再贫 穷落伍下去了，因为马克思预言过，革命后 “一天将会等于二十年”，现在 是时候了，应该打破常规速度。 “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 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 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正因为没有负担，急于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急于使社会主义战胜资本 主义，急于把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变为现实的中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跃 进。1953年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正式提出“我们国家现正面临着一 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 文教卫生工作也要大跃进。”自此开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之风刮遍全 国各地。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大跃进没能给中国带来经济上的跃进。人民公社化 运动不仅没使中国进入共产主义，反而弄得粮食不够吃，无以为炊，很多人 逃荒要饭，成千上万的人饿得全身浮肿甚至死亡，连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也几 个月吃不到肉。大炼钢铁，炼出几百万吨非钢非铁的硬疙瘩，堆在那里风吹 雨淋或者生锈，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据统计，整个大跃进期间的损失是1200 亿元。 但是，那时的人们为政治热情和美好理想所鼓动，仍然认为共产主义不 是遥远的信仰，正在喊着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口号跑步奔向共产 主义，没有人敢或者能劝阻毛泽东，因为早在南宁会议毛泽东已把是否支持 高指标和高速度上升为立场原则问题： “1956年6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 好象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这篇社论我批了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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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 “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40条，还扫掉了促进 委员会。要恢复这三个东西，各级党委会要成为促进委员会，不要当促退委 员会。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打击了六亿人民的积极性，这是个政治 问题。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导致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反冒进是非马克 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搞建设应当用冒进的方法，要发扬敢想敢 说敢于的精神，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 好省。” 结果，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被迫在会上作检讨。 当然，不同意见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央内部，李达和毛泽东就在湖北发生 了争论。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通不通？”在哲学上有高深造诣、 写过 《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的湖南同乡首先向毛泽东发问。“你 说这个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口号，是不是？” “肯定又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毛泽东静如处女，不动声色。 “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 开一定的条件，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 否则、可能是一场大灾难。你脑子发热，达到 39度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 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人民就会遭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 我们不知道毛泽东如何非常技巧地作了回答，但争论没有让他改变主意 却是肯定的。 事实真的发了高烧，很多人都感到了这种变化，但只有彭德怀——这位 天性里就蕴含天王老子都不怕特征的中央委员写给毛泽东一封谏言，警告他 要改变做法，否则会有严重后果。出人意料的是，彭德怀因此被撤职罢官。 彭德怀只不过说出了实情，在他所到的地方，谷撤地，薯叶枯，青壮炼 铁去，收获童与姑。他本来可以不说话，自己是个军人，又主管军委工作， 不必管那么宽，但他无法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是党员 的义务。他的意见得到很多人的共鸣，但毛泽东却不甘心承认大跃进失利。 他在 1929年的闽西革命根据地时能够容忍陈毅对他拍桌子——那时候毛泽 东为使自己的主张得到支持需要团结更多的同志，但他的第二位夫人贺子珍 仍认为他不如朱德更会团结人、气量更大，为此而影响他的事业，毛泽东曾 努力改正过。但此时，已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毛泽东却容忍不了彭德怀指责 他领导下的国家有那么多缺点。 彭德怀并没考虑那么多，他把自己的所见所思全部端了出来。也许是因 他爱之深、痛之切吧，又和毛泽东长期保持自然随便关系，说出的话尖刻些， 可毛泽东毕竟是领袖，领袖是需要权威的，按空间理论来讲，彭德怀的言行 突破了毛泽东的权威空间，这使毛泽东感到他个人及其路线受到威胁，特别 是这时他还没获得一整套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又面临国内外众多的对手， 因而他不像过去战争时那样信心十足，也不希望别人此时向他挑战。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何不能容忍对他恭敬而又忠 诚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了，他们同样走上了威胁毛泽东个人 权威及其主张的道路。 问题还不仅仅如此，彭德怀还触及了最令人敏感的话题——个人崇拜， “毛主席与党中央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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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威信是不行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再容忍对他个人的指责和对他所热爱事业 的批评。这固然是他太骄傲太自尊，也因他对彭德怀的不满——搞军队的， 干涉那么宽！总是吵吵嚷嚷指手划脚，又拿不出主意来！ “为什么以前不提，现在提？因为他们的一套那时提不出来，如果他们 有一套正确的见解，比我们高明，在北戴河就提嘛！他们等到中央把问题解 决了或者大部分解决了才提，认为这时不提就不好提了，故急于发难。” “我们不知道检讨多少次了，还是抓住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 讲 ‘有失有得’，把‘得’字放在后面经过斟酌……” “说我是斯大林晚年，好大喜功，偏听偏信，专横独断，简直黑暗极了， 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残局，才能总结经验。大跃进 ‘得不偿失’，总 路线 ‘要修改’、人民公社‘搞糟了’，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 现’，那么，请看马列是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吧！” 在这种严厉的反攻下，彭德怀有苦难言。 这是一次事实与权威的对抗，强大的权威逼迫真理沉默 了。 对此，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作了评价，认为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分歧及其结果是 建国后毛泽东和党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失误。理论上，它使阶级斗争扩大化 的错误引申到党内，造成毛泽东在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上错误的大升级；经 济上，中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党、国家、 人民遭受了更大损失；政治上，助长了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和党内个人崇拜 现像的发展，就像伍修权说的一样：庐山会议后，人们有一种定式心理，对 毛泽东除了表示支持意见外，很难再作别的选择。 本来，毛泽东是很谨慎于他的威望的。革命的早期，他不过是众多领导 人中的一员，但他有高超的战略洞察力和令人神往的暴力斗争艺术，有把马 列主义拿来致用的信心勇气和智力，这一切使他率领穿着军装的农民走出一 条中国式的胜利之路，不仅打败了侵扰中国领土的数百万日本人，而且把支 持地主掠夺农民土地的蒋介石赶出大陆。他本人则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 和素有 “红星越过昆仑山”之称的理论家王明对他的威胁，他的正确与远见 令人佩服，赢得了在全党的威信，这些都被1945年召开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 会所肯定。确实，毛泽东创造了震撼历史的功绩，以无可争辩的事实成为开 创新中国的领导者，成为中华民族的领袖和解放者。 毛泽东的努力也使1949年10月1日后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不 仅摆脱了弱贫挨打的局面，而且找回了在世界上的席位。这使中国人扬眉吐 气，也令世界为之震动，新生的中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出现在地球的东 方。 作为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追求自己的国家迅速繁荣富强的愿望 是可想而知的，他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雄心追赶苏联、追赶英美。但是， 他的想法受到了挑战：一方面，他的愿望超越了现实，另一方面，他的观点 受到异议。尼克松认为毛泽东和大多数革命领导人一样，只善于破坏，不善 于建设。这种看法显然很偏颇，但毛泽东确实在建设问题上和邓子恢、周恩 来、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人发生了分歧，而且这种分歧已成为各自显示 自己的正确性和存在价值的方式。由此，毛泽东几乎批评了所有的中央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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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且在他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却不为别人接受而且又无法说服别人的时 候，便走上了动用权威的道路，庐山会议上倒彭只是个开始。 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是以阶级斗争的旗帜开道的。在彭德怀被罢官撤 职的原因中， “组织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人民公 社、反对大跃进”则是最主要的原因，而这已被证明是人为的阶级斗争。 庐山会议的结束带来了阶级斗争的升调：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 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 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由此为标志，毛泽东1957年提出的阶级斗争扩大 化错误被进一步引申到党内，造成一次大的升级。 中国走上了误区，这就是把阶级斗争提到了无可替代的地位，阶级斗争， 一抓就灵。 不过，毛泽东也很清楚，在庐山，他只是把大跃进的提意见者压了下去， 并没有取得他们的信服，何况彭德怀的意见毕竟来于现实，当问题暴露越来 越多的三年困难时期到来时，毛泽东所能做的选择要么是承认自己的失误， 为彭德怀平反；要么坚持自己的权威和主张，而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来 平衡全党的情绪。毛泽东选择了后者。在 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即 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而且也允许别人批评。他承认最近几 年 “干过许多蠢事”，“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 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 但是第一个负责任的应当是我。”会议强调畅所欲言，不抓辫子，不打棍子， 不扣帽子，会议期间大家心情比较舒畅，二干一稀 （指伙食），白天出气， 晚上看戏。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经济困难起了积极作用。 然而彭德怀依然被批判，他反党反毛主席的帽子不但没有摘掉，反而又 多了条 “里通外国”与苏修勾结的罪名。毛泽东坚持不能给彭德怀平反的观 点。但是，三年经济严重困难的事实证明毛泽东也不是永远正确，也不是绝 对正确，这种现实比彭德怀对他的批评更为严峻。而主持工作的国家主席刘 少奇等人在处理实际工作中相继提出的新看法又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 例如刘少奇、陈云先后主持的中央工作扩大会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实 事求是地承认了中央工作的失误和面临的严重困难，并提出了克服困难的重 要措施。毛泽东却认为他们把形势看得过于严重，是刮 “黑暗风”，使人看 不见光明，丧失信心；在农业调整上，刘少奇、邓子恢承认适合生产力发展 水平的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形式在坚持集体经济条件下具有合理性并在农 村试行。毛泽东反对他们的意见，认为是刮 “单干风”，是不要农业合作化， 搞资本主义；对邓小平主持的为在 “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对待的党员、干 部的甄别平反工作，毛泽东称之为 “翻案风”，这些都使毛泽东又对实际作 出了偏颇的判断。1966年 10月，毛泽东在会见胡志明时说：文化大革命是 积累多年的产物，牛鬼蛇神放了多年的毒，主要在1959年至1962年这四年。 后来，毛泽东又对外宾说他在1962年初举行的七千人大会上已经看出问题来 了。 很显然，问题是指阶级斗争。那个时候，国内阶级斗争确实有一定程度 上的激化倾向，国际上也出现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紧张等重大事件，在这种 气氛下，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如何看待调整和采取什么措施调整的问题上 发生深刻分歧，并被看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本来就没放松的阶级斗争之弦 再度拉紧。实际上，调整恰恰是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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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必然结果，亦即是对三面红旗的否定。而毛泽东始终认为三面红旗是正 确的，是他从事的两件伟业之一。由此他认为他的意见不被尊重，他的权威 受到损害，阶级斗争依然尖锐，从现在起，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年年讲、 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 此时，苏联操纵的反华活动越来越烈，东欧的共产主义思潮也很活跃， 修正主义上台的危机感日益冲击着毛泽东的内心，后来他说：全世界100多 个党，大多数不信马列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但他没有退缩，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培养出来的斗争勇气和反潮流精神使他 充满战斗激情，毛泽东决心向全世界修正主义开战，开辟一条反修防修之路。 毛泽东要寻找新的打击点，他找到了 《海瑞罢官》并紧紧抓住不放。他 不停地说：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打中要害， 《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 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 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内乱的发生已显征兆，对此，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领导人很不理解， 他们曾努力根据共产党成立时确定的集体领导原则从五十年代开始扭转弥漫 上下的 “左”倾气氛，结果不但没达目的，反而把集体领导原则也打破了， 到 “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把从中央到地方的第一、二把手统统打倒，让群 众自己教育自己了。 如果说吴晗是中国的最不幸者，彭德怀则更令人悲哀，他再次失去了摆 脱屈辱的希望，为了顾全大局，他跪拜庐山，为了反修防修，他第二次作出 牺牲。 误区沉沉地笼罩住了中国，四周是权威筑起的高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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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 “共产主义不是吹出来的，吹出来的天堂是饿肚子的天堂！是喝西北 风的天堂！这样搞共产主义，那我就不叫彭德怀。” ● “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彭德怀决定犯颜直谏，盛夏 的庐山滚过阵阵惊雷。 ●1959年8月16日，突然决定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一致通过《关 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彭德怀从朝鲜回来时带着荣耀，带着自豪。1952年7月，经周恩来建议， 从医院休养后的彭德怀被安排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不久又被 任命力国防部长，作为征战几十年的元帅，这是最恰当不过的职务，倔强朴 实的性格和卓越的军事才能，使他得心应手，勤勤恳恳，信心十足。虽然他 当时不想接任这个职务，并专门找毛泽东谈过，甚至想离开军队转到地方工 作，但当工作需要他继续肩负军事使命时，他仍勤勤恳恳，一如继往。对此， 黄克诚作过详细的回忆：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彭老总把全部精力投入国防建设工作，他对卓著勋 劳的各位老帅历来十分尊敬。这时，他受毛主席的委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更加注意倾听老帅们对于国防建设的意见，除了特殊情况外，他每个星期都 要邀请在京的老帅开会 （实为例会制度——作者），一起研究战略方针、国 防工程、部队建设、国防科研、军工生产和民兵工作等重大问题。为了妥善 解决这些问题，彭老总废寝忘食、不辞劳苦，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当时的工 作非常紧张，彭德怀是推开饭碗就进办公室，一坐就是半天。晚上还要批阅 那些积案盈尺的文电。有时要在夜间去列席中央书记处的碰头会，往往一开 一个通宵。 彭老总遵照毛主席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争分夺秒地狠抓战备工作。彭 老总一贯崇尚实干，对那些工作不负责任，不深入了解情况的官僚主义作风 深恶痛绝。他到军委后，立即提出各级领导人和领导机关要建立检查工作的 制度，每年至少要深入基层两次，及时了解情况，发现并解决问题；发现积 极分子，推广好的经验；纠正缺点，提高部队战斗力；克服脱离群众的官僚 主义。彭老总自己以身作责，他曾经在二、三年内每年用三、四个月的时间， 详细地视察了我国的沿海地带，北起鸭绿江口，南到海南岛的“天涯海角”， 长达14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几乎布满了他的足迹，所到之处，他都要徒步 察看地形，逢山爬山，遇岛上岛，详细研究何处设防，何处不应设防，何处 应当重点设防，何处应当纵深设防。有一年春天，他的身体情况不很好，毛 主席让他到青岛休养，可是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保卫祖国安全的高度革命责 任感驱使他工作成癖，寝不安眠。去青岛不到一星期，他就找上当地的军队 干部，一同上山察看地形，检查战备，考察了解防务情况。在名为 “休养” 的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对山东半岛和渤海湾进行了详细勘察，提出了具体 的设防方案。彭老总常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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