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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的历史吊诡-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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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君主立宪制国家，所谓皇帝的诏书、敕语，只不过是一个例行公文，很快就会忘在一边。但在此后的日本，对于全国各地的学校来说，宣读诏书或敕语已经成了一种宗教性的仪式。任何人如果要接触它们，先必须按要求戴上白手套。万一发生地震、火灾，什么东西都可以不拿，第一个要抢救的就是这些纸卷儿。有的校长因紧张在宣读中发生口误，或不小心将诏书掉在地上，事后多次发生以自杀方式来谢罪的事件。
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中小学生，无论身处本州、九州，还是远在北海道，每天早晨到学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着皇宫的方向鞠躬六十秒，再向天皇的御照躬身行礼。
在每天都有的修身课上，孩子们首先齐诵：“神的子孙天皇陛下，我们7000万国民将天皇陛下作为神而敬仰，作为神而爱慕，为而天皇效力”。
修身课结束前，老师几乎每次都要问男学生：“你们最大的抱负是什么？”
孩子们就会用稚气的声音齐声回答：“为天皇而死！”
明治天皇常常给人一种进步的、“西洋化”的君主形象，在一些中国人眼里，可能还是日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实际上他与此差得很远。非公开场合，他表现出“反西方”倾向，日本由明治初期的全面欧化一转为中期的保守性退缩，肯定与他不无关系。而且，他趋于放纵，过度肥胖，总是花很多时间来满足他那惊人的胃口。据说，他染上的许多疾病都与他饮食过量有关，特别是酗酒，最终毁了他的健康。
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大正时代开始。明治弃世时，已经有好几个孙子，长孙即是11岁的裕仁。
4岁到8岁这段时期，为了让裕仁和他的弟弟们熟悉军事领域和战争，他们常常被带去观看军队的阅兵式，参观展示着日俄战争中缴获的兵器的陈列室，还被领到横须贺海军基地。在皇宫大院西南角的一个木造建筑物里，裕仁还随祖父、父亲参加皇宫里那些定期举行的宗教仪式，由这些仪式里，少年的他，逐渐有了对自己源于神的高贵血统的信仰，以及对日本和这片国土神圣性质的信仰。
明治天皇葬礼那天，曾由前者任命的日俄战争的英雄，也是裕仁等一帮皇族和宫廷贵族孩子的老师——乃木希典大将和他的妻子，在家里关上了二楼起居室的房门。他们向明治天皇和战死于日俄战争的两个儿子的肖像深深鞠躬，当葬礼钟声响起的时候，按照传统仪式，乃木夫人先自杀，但刺入喉部的匕首，是丈夫帮助推进去的，然后乃木自己用剑剖腹自杀。这位末路英雄，在办公室的案头上留下了10封遗书和谢世的和歌一首。
大正时代维持了14年。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去世，25岁的裕仁皇太子立即登上了皇位，成为日本第124代天皇。
按照明治维新以来的惯例，枢密院马上召开会议，根据新天皇的即位制定了历法。他的统治和将来追封的名号为“昭和”，12月28日正式予以宣布。“昭和”的意思是“光明与和谐”，然而，后来他的时代恰与之成了反讽。
一年后举行了裕仁天皇的登基仪式和庆典。1928年11月至12月，登基大典达到高潮。全国几十万人参加了庆宴和受赏仪式，上百万小学生打着旗帜提着灯笼参加了庆祝活动。为了显示天皇的仁爱，到年底，花费在授封爵位勋章和赈济穷人上，就达几百万日元。十三、十四世纪至十九世纪效忠天皇的一些人物也从历史的烟尘里被搜拣出来，追授了勋章和爵位。从道府县到市区村的各级政府搞了一系列的献忠工程，在殖民地萨哈林（今库页岛），庆祝活动结束后，殖民地政府马上着手开工的工程有公园、试验农场、青年会馆、天皇像供奉所、忠魂碑、市政厅……项目多达500多个，为此几乎近30万的全部人口都被动员起来。
即位礼中最重要的仪式是“大尝祭”。“大尝祭”从晚上开始，持续到次日清晨。首先是官员宾客入座，与此同时仪仗兵就位。然后，身着白丝绸祭祀服的昭和天皇在宫廷女官和典籍官的陪同下，进入以三座木建筑为中心的社殿。在社殿最深处的房间里，摆着神座、御座和床。神座被认为代表了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的神灵。天皇裹着被子卷曲身子躺在床上，便与天照大神的神灵结合在一起了，这象征着与祖先神性的“结婚”。之后，他坐上御座，向天照大神及其他祖先的神灵供奉食物。至此，裕仁的神格化，即“现人神”的过程得以完成。
在登基大典的一系列活动进行期间，宫内省向全国的大中小学校“下赐”新天皇和皇后的标准像。像片上裕仁身着大元帅新制服，胸前佩带勋章，皇后站在他身边，身穿西式长礼服，腰系装饰带。这意味着裕仁既是日本最高的活着的神，又是最高的军事统帅。
昭和统治前20年里，天皇有过几次出巡。对于内务省和地方官员来说，他的巡视是极其重大的事情，所有的力量都被动员起来，每次都需要最精心的事先准备，排练时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不会放过。裕仁要走的地方铺上了红地毯，车队要经过的道路进行了清扫和装饰，他乘坐的轿车，有轨电车和皇室列车，乃至他抵达的车站，都要进行彻底地消毒，必须做到无菌化。有时，他经过的路线的铁轨，人们都要去擦得锃亮。他徒步巡视时，路两边的国民得长跪而坐，规定所有人不准抬头，目光必须向下，但人们努力向上的余光中还是能够看到他。曾经发生大阪市长由于在裕仁面前站立得太随意而被迫辞职的事件，从1936年以后，警察对于任何未经允许胆敢看天皇一眼的人都予以逮捕。
侵华战争一开始，必须在国民面前定义日本发动战争的动机问题。作为活着的神的裕仁，轻易地为这个动机披上了神圣的光环。
按照官方神学和陆军省的阐释：作为神国的日本是道德和正义的化身。而中国与西方列强则是日本的敌对势力，妄图孤立日本，阻止“大和民族”实现其“保卫东方和平”的神圣目标。因此，这场战斗是不可避免的，自然也是绝对公正的，丝毫不等同于侵略战争。日本在中国建立“皇道”的努力，即使被迫使用“深怀慈悲的杀害”手段——即为了大多数人的生存杀掉少数有问题的人，使那里的人们处于天皇仁慈的关照下，这是被占领国民众的幸事，当然，对于那些不理解为幸事而硬要作抵抗的人，必须使他们醒悟过来。但是从形式上讲，在满州，在中国，没有“战争”，只是一个“事变”。
从战争初期，日本政府就反复将“支那事变”称为神圣的战斗，即“圣战”，它表现着以昭和天皇和天照大神的威光普照世界的国家使命。日后人们发现，日本的对华侵略战争拖得越久，日本政府就越是坚持用“圣战”这个词。
这场战争中，出征前每个士兵都会喝上一口酒，这酒被军部强调是一种“皇恩”。军部还经常把“天皇恩赐”的香烟分送到各个战区。过天长节时，将领们率领部下遥向东方三拜，高呼“万岁”。每当天皇有“军人敕谕”下达，将领便和官兵一起早晚奉诵“圣旨”，喊到直至沙哑的声音在异国的土地上回荡。袭击珍珠港的神风队员自杀式的攻击，自当是报答皇恩。为守卫太平洋上一些岛屿而全部“玉碎”，也被视作是在报答浩荡无际的皇恩。
战争中，裕仁自己在做什么呢？
裕仁位于指挥系统的顶部，在最初阶段，即使指挥系统有缺陷，也很难使他对高层或者中层的决策不知情。他密切关注着日本军队的每一个行动，浏览外电，每天阅读报纸，并经常就他在报纸中发现的问题询问近臣。作为批准夺取和占领南京的最高司令，作为国家的精神领袖——赋予“惩戒”中国以合法性的人，无论是宪法上的责任还是最低限的道义上的责任，他都有关注军纪的义务，哪怕是非公开的。然而他似乎从未这样做过。
但是没有关于天皇下令调查南京事件的文件性纪录。相反，却有裕仁对于皇军的犯罪行为保持沉默的事实记录。
整个中国战争期间，毒气武器处于裕仁、大本营和统帅部严密而有效的控制之下。前线部队从来没有权力可以自由使用这种具有杀伤力的武器，甚至方面军司令部也没有权力使用毒气。只有在要求和接到大本营陆军部明确授权后才能使用毒气，通常是首先取得天皇的许可，然后由参谋总长发出“指令”。
1938年8月至10月下旬进攻武汉的战役中，大本营批准使用毒气375次。同时，在对最南部的广东的进攻中，又授权第二十一军司令官使用催泪弹和毒气两种化学武器。1939年3月，大本营批准冈村宁次中将使用超过1。5万筒毒气的权力，这是在中国战争中最大规模的化学武器战。冈村在为他的要求辩解时说，需要毒气筒来恢复部队的荣誉，并给他们“一次胜利的感觉”。4月11日，天皇批准了由参谋总长发布的第110号指令，授权华北地区陆军和内蒙古驻军进一步使用毒气。
……尽管没有文件资料表明裕仁与细菌和化学武器有直接关系，但是，天皇必须对野蛮的中国战争中另一种残暴行为承担个人责任，那就是对重庆及其他城市的战略性轰炸。这些轰炸与其他地面进攻分头进行，轰炸中使用了多种杀伤力极强的炸弹……
除了对中国城市的战略性轰炸外，裕仁还了解并同意了在中国实施“无人区”作战。这些军事行动所导致的死亡和苦难在规模上与完全无计划的南京大屠杀不可比拟，远远地超过了它……1938年末，华北地区陆军开始对河北省的游击队根据地，实施了他们自己设定的第一次毁灭战。这些作战以消灭“敌人和当地人中的假想敌”以及“居民中被认为有敌对性的15岁以上至60岁的男子”为目标。之后4年里，他们持续实施了这种作战，并且规模逐渐扩大，更加有组织、有系统，范围也更加广泛。最后，这种作战被中国共产党称之为“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用日语来表现，叫做“三光作战”。裕仁在很清楚华北平定问题的性质的基础上，1938年12月2日，签发了实施无人区作战政策的第241号大陆命令，导致了毁灭战役的进行。
……关于三光作战给中国军队造成的伤亡，日本方面没有任何统计。但是根据历史学家姬田光义最近的估计，“240万以上”的中国非武装人员在这些作战中被杀害。
——（ ＇美＇ 赫伯特？比克斯 著 《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
在战后关于裕仁的大量描述里，他是这样的一位皇帝——
他有一堆西方式的爱好，吃英式早餐，除了一些重大的仪式性场合，总穿西服。他爱打网球，在皇宫的院子里修了一个九洞的高尔夫球场。他还坚守一夫一妻的西方婚姻方式。妻子良子前面几个为他生出来的都是女儿，而在日本，女儿是不能继承皇位的。大臣和顾问们急了，一次次劝说他亡羊补牢——东宫西宫，广种薄收，直到某一个皇妃生下一个带把的为止，中国和日本的皇帝过去都是这样做的。他不为所动，他的忠贞最终得到了回报，1933年，良子生下了一个带把的，即现在仍在位的明仁天皇。
裕仁似乎对那些精于权力游戏的大臣、顾问有些厌烦，对总是气壮如牛的好战的将军们更是头痛。他躲避他们的方法之一，就是常常把自己关在书房和实验室里，他热衷于海洋生物的研究，他明白自己的国家得通过吸收西方的科学知识和工业技术，以一种和平的方式来实现整体进步。他透过金丝眼镜的目光里，常常流露出忧郁之色，他在一首诗里写道：“当我游览纪伊水道海角的时候，远方的海上正低垂着乌云……”
总之，裕仁是一个开明、温顺、热爱生活与和平，却又对制止战争无能为力的人。据说，他曾私下对心腹说过，陆军是“在用绣着花的绸缎将我慢慢闷死。”
现在摆在世人面前的，却有另一种确切的解读。
现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任教的日本史学家赫伯特？比克斯，从1991年起，花了十年时间，完成了《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一书。该书在美国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并摘取了2001年普利策新闻奖的传记奖之桂冠。评选委员会写出的评语是本书“改写了对裕仁的传统评价，揭示了历史的真面目，对日本有历史的警示作用。”
《洛杉矶时报》的有关评论则说得更直接，“内容具有爆炸性，粉碎了日本战时天皇只是消极被动，甚至是‘傀儡’的一贯说法。”
经过查阅过去裕仁身边人员的日记、回忆录，还有大量已浮出水面的昔日机密文件，赫伯特？比克斯结论是——
在战前“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裕仁独立于政府和官僚政治，在一个彼此制约的复杂体制中，行使了实权和权威。他熟知战争和外交情势，具有渊博的政治和军事知识；他参与了制定国家政策，并向陆海军将领们发布大本营命令；他在制定日本战争战略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指挥了对中国的所有军事行动。1941年，裕仁和他的宫廷近臣们与陆海军中反美英的强硬派联手，从而使亚洲——太平洋战争成为现实。”
因此，作者明确指出，裕仁对那场侵略战争负有责任，并且对日本侵华战争以及日军暴行负有直接责任。
战争临近结束和结束后一段时间，裕仁似乎要走下神坛了。
1945年3月9日至10日，美国太平洋空军部队动用了334架B—29轰炸机，对人口密集的东京发动了第一次烧夷弹夜间空袭。首都约40％的地方变为废墟，估计烧死了8—10万人，风暴般的大火是如此之热，河水为之沸腾，玻璃为之熔化，向上喷发的热气甚至毁掉了一些轰炸机。
9天后的18日，天皇在御医和侍从武官的陪同下，乘车视察了满目疮痍的首都。一位叫吉桥戒三的侍从武官特别注意到，车窗外，到处是在废墟中挖掘什么的受灾者，他们的脸上都是一样的毫无表情。虽说没有像战前巡幸那样事先公告，但看到三四辆带有皇家菊花纹章的红色汽车经过，国民们应该知道是天皇在巡幸，他们却罕见地一律没有鞠躬。吉桥在心里想，他们这是在无声地表达某种怨恨呢，还是因为失去了亲人、烧毁了家财，而处于一种麻木的虚脱状态？
日本人首次听到“仙鹤之声”，是在同年8月15日。
这天，裕仁亲自宣读的投降诏书。在这之前，他的那些对外发布的文字，都是由几位声音铿锵、激越的播音员播出的。
虽然每个人都尽了最大努力……战争状况的发展未必对日本有利，面对世界的总趋势已经转向反对它的利益。此外，敌人已开始使用一种新的更残酷的炸弹，它的破坏力确实是无法估计的，使许多无辜的生命遭到屠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已经命令接受盟国联合宣言的条款……
我国今后将遭受的艰难困苦肯定是巨大的。我深知你们——我们的百姓心灵深处的感受。然而，按照时势和命运的支配，我们已经决定为未来的世世代代铺设一条伟大的和平道路，我们要忍受不堪忍受的事和承受难以承受的痛苦……
让我们整个民族继续像一个家族一样代代相传……
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大江健三郎，当时还是一个山村的少年。他在回忆录中说，在日本投降那天，当他和小伙伴们第一次听到天皇的声音时，虽不懂诏书的内容，却隐隐感到一种奇妙的不安，可大伙竟大不敬地笑了起来，而后便是沉默，彼此不再出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日本人第一次看到标准像之外的裕仁，是在同年9月29日。
这天日本所有的主要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一张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元帅与裕仁的合影。在这张由美国摄影师拍摄的照片里，后者戴着眼镜，身着正装礼服和条纹裤，领带笔直，两手垂在身体两侧，立正般地站着。而身材高大的麦克阿瑟，身着敞着领口的军制服，没扎领带也没戴勋章，一双手插在后腰上。两个人都向前望着镜头。这年裕仁45岁，麦帅有50好几。与麦帅比起来，裕仁更显得是个小个子。再加上有几分拘谨与恭顺，他的模样颇为生动地体现了一个战败国家的形象；而麦克阿瑟，则随意得像在自家的后花园里，充分表现了来自征服者的信心。
其实，征服者的信心是不足的。
1945年10月，在麦帅的参谋班子所提交给他的一份备忘录中，就列举了保护天皇的必要理由：
“为了保证和平占领和复兴日本、防止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利益，有必要对所有在欺骗、威吓和胁迫下做出的宣战决定，以及随后发生的有关天皇立场的事实加以整理。”
“如果这些事实足以建立起不容置疑的抗辩，那么就（应该）采取积极行动，阻止将天皇作为战犯的控告和起诉。”
随后，麦克阿瑟在发给白宫的一封电报的结尾处，预言了如果把天皇作为战犯审判的可怕后果：
对他的控告无疑会在日本国民中引起巨大的骚乱，其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天皇是日本人统合的象征。排除了天皇，日本就会瓦解……很可能就需要供养一支百万的军队，无期限地维持秩序。
本来裕仁就要走下神坛了——
他有很明显的面部痉挛，而且走路时右肩不停地抖动，右腿稍微向外撇，脸上总显得有些紧张，似乎能掌控一个神国的他，却控制不了自己的手脚。金粉已开始簌簌地掉下来，一个肉身的人就要显现，但他一下又被请了回去。
1947年夏，裕仁又开始了巡幸。御用列车和汽车行列比战前更为庞大，每次出行也更加精心策划、耗资巨大。无论走到哪里，一度被盟军禁止的太阳旗几乎遮天敝日，它们飘扬在房顶上，或是在数千名高呼着万岁的欢迎者手中挥舞。头戴深灰色卷边毡帽、身着同样颜色服装的裕仁，常常摘下帽子，微笑着向人群致意，人群顿时为之疯狂，许多人动情哭泣，或者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万岁”向前拥去。仿佛经神性之光一触，许多人的眼睛像阴晴之间的雨点一样闪闪放亮。宫内府的官员和警察以身体架起一道道围墙，没有人能触摸到天皇，但是他们只要摸到天皇的车身就感到非常高兴……
不了解情况的人看到这种景象，会以为那场“圣战”不是输了，而是赢了，此刻全列岛正为它的胜利而举行壮丽凯旋；而了解情况的人，大概会在这片热烈的景象中听到一番告之以世界的潜台词，即“日本战败了，但并没有失去一切。日本人仍然拥有天皇，这是我们的骄傲。”
或者说，这是以天皇的巡幸无声地对抗正在远东军事法庭举行的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民政局的盟军官员保罗？J？肯特被指派跟随天皇到本州巡幸。他的第一份报告就记录了该巡幸团的巨大规模：近百名官员和侍从，无数的日本报纸和杂志的记者及摄影师，“不管是列车，还是地方的公共汽车或者小汽车都有他们的座位……他们跟随着天皇的每一段旅程。”肯特把出现“这一大群拥护者、追随者、勤务兵和管家随行”的责任归咎于“地方政府和私人企业负担了巨额经费”。
他还写道：
几乎天皇一行经过的每条街道都被重新修建……（并且）他停下来视察稻田和农田的地方都被铺上了地板并支起了天蓬。用鲜花和树枝装饰的柱子、门和拱门矗立在广场的入口、街角和通往大桥的路上。他用手触摸过的栏杆被用布包了起来，他走过的路都被铺上了席子。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巨额资金被投到没有任何实用目的的事情当中……这对于一个濒临财政崩溃的国家来说是完全不正当的。
总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盟军最高司令部，终于开了两只眼。
1948年1月12日，其下属的民政局下令停止天皇的“政治宣传旅行”，理由是宫内府官员违反了盟军最高司令部数项指令的精神，他们举止傲慢且不民主，日本官僚机构明目张胆地滥用公费，为资助天皇巡幸征收了不合理的税金。（参见 《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
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以及赋予驻日美军特权的行政协定同时生效。盟军最高司令部被撤销，占领结束了。成千上万的美军开始回国。
仅仅一个多月后，即在6月，裕仁就参拜了伊势神宫，7月参拜了明治神宫。8月，对战殁者进行了表彰，10月6日，恢复了对靖国神社的参拜。真可谓大气长舒，一气呵成。自此直至1975年，裕仁共八次参拜靖国神社。
赫伯特？比克斯教授对此评论道：就好像既没有发生过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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