舰队战术与海岸战斗-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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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火力射控、更小的有效目标区域（为弥补50％的火力劣势，被击中的有效次数必须降低至75％），以及首先集中较多或较少的兵力是否会影响理论上的战斗结果（没有影响）。　　
　　费斯克认为这些战术参数系决定舰艇设计的基本因素。1905年，美国海军密西根号批准建造后，费斯克利用自己的方法，推论该型舰艇系未来军舰基本构型的说法。虽然，当时马汉的战术理论未完全建立，因为科技随时将会改变战术。费斯克系使用抽象的战术模式将未来科技纳入考量，并且藉此改变海军战术。　　

　
T字战法　　
　　帆船年代与火炮年代，各国的海战构想相似，因而隐藏了主要改变可藉集中火力达成的意涵。虽然纵队是将军们在这两个年代普遍使用的战术队形，但帆船火力必须集中在船上，因为其大施的射程较短。当大炮主宰战场时，武器射程形成的「阻止T字战法」（capping　the　T）的战术就相当具有优势；舰队不是以单一船只就射击位置，而是整个舰队可以集中火力来对付敌人的前头部队。　　
　　对马海峡战役后，一般人确定纵队乃为有效指挥与集中火力的最佳战斗编队。如同大家周知的，整个纵队的前面与后面是最脆弱的部分，尤其是前面在移动时更是如此。战术上的讨论是集中在如何「阻止T字战法」。在桌上的战术讨论中，藉由移动来达成集中火力的唯一方法就是速度，速度加上装甲与武器则是相当重要的战术与科技讨论主题。　＇　原注：美国海军进行了长期与激烈的辩论，由于受到马汉的影响，遂以重装甲与装甲防护取代了舰艇的速度。　＇　随着事情的演变，桌面的讨论极可能造成众人误解。　　
　　赞成纵队的决定简化了战术的思考，而且直到二次大战时，战斗纵队才丧失其意义，而战术的讨论主要系集中在：　　
火力如何分布。以理论上最好的方式（举例来说，即不让任何一艘舰艇暴露在火线T）并解决有关如何完成火力分布的难题。舰队指挥官无法在战场下达命令；方法必须是准则或者利用简单信号做为通信的一部份。在实务上，直到水面火炮年代结束前，未实施火力分布是主要的战术缺陷。　
如何采T字战法对付移动中的敌人，而只获致部分成功是否有其价值。　
如何藉由一大群驱逐舰遂行或阻止鱼雷攻击。　
旗舰应摆在舰队的哪个位置？　
如何从巡航队形转变成战斗队形？　
侦察的新重要性与保护侦察队形安全的方法。　
　

　
巡航编队与战术侦察　　
　　武器效能及射程大幅增加，对于侦察的需要也有重大且深远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大型舰队的指挥官必须在看到敌人之前先掌握敌军动向。纳尔逊在特拉法加战役中，主张航行命令就是战场命令，因而失去了作战弹性。基于凝聚效果、通讯及静止、反潜掩护、任何方向的快速部署等考量，需要有成为一系列短纵队的巡航编组，而此等短纵队彼此要并排而行。为了战役而成为单一纵队是主要及不变的保证。纵队间的距离要能够使每一纵队在形成战斗纵队时能适切地排入纵队内（图3…3所示）。战舰舰队编成为最后队形，在移动前后保持接近距离是重要的；所有可能的速度亦是重要的，相对于航海时代，战斗航行意味着以最小航速航行。然而，新型战斗舰队的速度不会比纵队中最慢船舰之速度快过二至三节，大约只快20％，而可使后面船只保持静止。倘若航线是靠近的，为使船只避免碰撞与挡住另艘舰船的炮台，航海技术与人员的训练是相当重要的。虽然纵队容易编成，亦是最简单的方式，但要使其接近、转向，并且在风中（烟雾模糊不清）及海上（转动的船不能把大炮对准）应付敌人的话，则需长时间的学习方能有以致之。　　
　　
图3…3　从巡航队形发展至战斗队形　　
　　理论上看起来很简单的事，实际在海上操作时却需要有成熟的技巧。舰长及军官们获得赞誉或辱骂，必须看他们对于密集队形的技巧是否熟练而定。当中最著名的海事灾难系1893年皇家海军维多利亚号（Victoria）与地中海分遣舰队旗舰坎柏当号（Camperdown）相撞事件。这次相撞肇因于以无战术过失闻名的军官，在下令进行一次不可能的运动时，未有人加以阻拦。　　
　　侦察计画同样重要。舰队也利用相当资源来进行这项工作。在日德兰（Jutland）战役中，大英帝国舰队与德国公海舰队各投入了20％至25％的重火力，以及35％至45％的巡洋舰与驱逐舰支援侦察任务，相关部署参见图3…4。　　
　　
图3…4　巡航部署　　
　　为了保持侦察线上的舰艇安全，这些侦察舰艇可在敌舰发现或受到威胁时退回航行最快的战斗巡洋舰支援阵队中。整个侦察兵力可以在行动时加入整个战斗主体用以增加整个战斗航行队伍规模。但是无人确定是否真可以如此做。涵括战队两侧各约35度角的侦察足以涵盖相当广阔的海域，而使舰队不致于进入未侦察之航路。只要舰队系慢慢地向前航行的话，则任何敌人皆无法对付整个侦察舰队。这样的部署需重新设定轴线，此对于每一位海军军官及舰长来说皆是一个重要且需时间经验的作为。　＇　原注：虽然飞机当时已配备有无线电，而且被视为是未来侦察的趋势。但其仍不被充分信赖。在口德兰战役中，比提就从Engadine这条船上派出飞机进行侦察任务，但此架飞机飞错方向，最后当他飞下云层时看到若干希普率领的舰艇，飞行员却报告说他看到了己方的舰艇。不管比提或是杰立可，他们的首次海上空中侦察行动，就战术而言，并未获得任何其体成果。　＇　　

　
指挥与管制　　
　　武器射程与火炮效能的增加使得我们需要重新考量指挥舰的部位。一旦火炮射程达到的话，战役便能很快决定胜负。虽然对外行人而言，以17节速度航行的船舰，似乎不可能不犯错，或在行动中延迟。经过鸭绿江以及对马海战的观察与实验后，合理的结论是旗舰必须在前锋，指挥官能够不用信号，而能以单纯的「跟着我」动作来指挥一个纵队行动。相反地，同时转向必须正确进行，然后必须花时间打信号。简单及速度是最重要的东西。巡洋舰的追逐与反追逐在日德兰战役中系相当重要的。当伊凡—汤玛士（Hugh　Evan…Thomas）从比提（David　Beaty）处接收讯号后虽仅延误了短短几分钟，但当比提损失了两艘巡洋舰后，伊凡—汤玛士亦随即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然而，杰立可（John　Jellicoe）上将与席尔上将（Reinhard　Scheer）在日德兰战役中各有28艘及22艘战舰，这么长的舰队要以首舰进行指挥并非易事。一个领导船队的舰队指挥官不能期望知道在他的船尾六或八哩远的尾舰发生了什么事。所以，舰队指挥官最好是放在中间的位置，虽然这可能影响机动，但中间位置是控制、指挥整个行动的最好位置。杰立可知道如果他能以火力压制对方的话，就可弥补其暂时处于不利位置的因素。谢尔的舰队作战概念是简单的，他想引诱英国舰队的较弱部分，而非要与整个大英帝国海军舰队作战。　　
　　大型舰队指挥官面临的两难困境，可从谢尔在日德兰战役的战术位置得知一二。倘若谢尔站在舰队的最前面就可以预知或避免极度不利位置。另一方面，假若他站在最前头，即无法执行他最有名的同时转向，这可以使他消失在薄雾中两次，可使他的舰队免除危机。　　
　　如何进行指挥方面已经获得很大进步。过去帆船作战年代，信号与作战教今——也就是战斗准则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信号是指挥官表达心中想法的一种通信方式，经由不断地对信号练习，然后可在必要行动时准确地传送信号。这意味着对于信号系统缺乏讨论。二次大战结束前，美国海军的信号本已经变成一个结合智慧与令人信赖的战术指导手册，而且经过物理学的测试。它是具效能、简明、清晰的宝库，这是今日所有阶层海军指挥官必须再去发掘的。　　
　　信号本身仅是战术通信系统的一部分，无线电通信的时代业已到来。无线电使侦察线变得有弹性，更遑论舰队的战斗部署与巡航编队。无线电已经成为截听及海上交通分析的课题。无线电是英国与德国想要用以欺骗与引诱对方的一种方式。一次大战初期，英国人取得俄国人获自一艘沉在波罗的海德国巡洋舰上的密码簿，其在比提以五艘巡洋舰对抗希普（Hipper）领导的战斗巡洋舰时，发挥了重要的角色。1915年元月，假如希普未曾收到比提两个令人困惑的战术讯号，他的部队在多格滩（Dogger　Bank）外的行动不致惨败。信号战及密码术已经来到，这两种战术在以前是没有见到的。　　
　　历史书籍中有关古代航海人员的故事都不见有迟延及误解通讯例子。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个事例呢？就战术理论而言，这是必须如此做的。第一，战术指挥官的意图最好利用经验学习（协调合作是将许多工作视为一体）；第二，全军练习良好信号，这是解决模糊与误解的次佳方法；第三，通讯将会持续中断、延迟及误解（没有任何人以为系统可以消除通讯错误，他们希望能尽量将其限制在战术准则方面）；第四，如果在准则及作战上能越早计划的话，计画会越单纯，且在行动中发生错误的机会就会越少。随着二十一世纪通信能力，如通讯宽频及电脑能力之增加，以及指挥管制越来越有发展潜力的情况下，这些对于战术家而言，都可以好好运用以导正过去发生的各种教训。　　
　　曾有人指出，一次大战期间很少发生通讯错误情事，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要做有用分析则要将所有的战术信号和重要信号（有重大影响的）与实际上遗失、延迟及误解的信号相互比较。一次大战中此类情事的比率虽然不高，但是比提那样的错误却是相当严重的。　　

　
驱逐舰屏卫及鱼雷的威胁　　
　　驱逐舰及舰队的领导舰的部位，通常系安排在船队的前头及交战面的背后，　＇　原注：普拉特（Fletcher　Pratt）在其有关所罗门战役的著述（Night　Work）中，鲜少以图示方式显现日本与美国巡洋舰与驱逐舰的编队队形。二次大战前，他是一位热衷海军战术的学生，普拉特和他的同学在纽约公寓中玩着海军兵棋游戏；他的构想很少实现。虽然，他在书中用着生动的文字与图画，表示如何在1942年与1943年的夜间战斗进行指挥，但这对于战术并无任何助益。　＇　其目的主要是用来影响事件发生，迫使敌人转向，或者敌人未转向时使用鱼雷进行攻击。在战场中，驱逐舰被当成是驱逐舰队指挥官所控制的恶犬。舰队指挥官实际控制驱逐舰的命令仅为「去」与「来」。这些驱逐舰的角色可能的话，应是组成一个紧密的队形，然后扼住敌主力舰的喉咙，跳近对敌人的恶犬咆啸。倘若驱逐舰不是敌主力舰船头的强大火力之对手并遭击沉，则几乎不能对战舰的效能形成妨碍。倘若处在交叉火力中的话，一艘驱逐舰很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一个分队的驱逐舰将是非常恐怖的威胁。一个分队驱逐舰的指挥官可以用类似命令般的战斗，受友军忽略而自陷混乱之中，并在敌阵中尽自己力量散布混乱。　　
　　承平时期的战术家对于驱逐舰的想法如图3…5。　　
　　
图3…5　承平时期的计画：战斗队形　　

　
世代交替的理论与实践　　
　　倘若所有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武器效率的精准数学计算是好的吗？这个答案系取决于舰队指挥官是否要知道在射程与击中率之间的粗略关系（举例来说，一个可以发射鱼雷的载具是个威胁），以及是否知道射程是如何得出的。关于这些主题精细分析意见与想法似乎已经在意大利海军学院做过研究，这可在伯诺提（Romeo　Bernotii）及斐拉凡佐（Guiseppe　Fioravanzo）的文章中看到。伯诺提计算鱼雷在战场中的效率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其精明的战术量化理论及实际考量是从1890年至1915年演进而来。伯诺提详细研究一枚速度31节、射程6；500公尺的鱼雷，而其最大速度是50节。　＇　原注：Bernotti；pp。13…25　and　161…71。伯诺提上尉（后来成为上将）当时系意大利皇家海军学院的教师。　＇　为了避免发生错误，直接攻击的前进距离是相当重要的战术参数。伯诺提得出12页有关鱼雷效率的精确、简明、分析、几何及可靠度计算；这和俄国的实验结果相似。从不同方向对200公尺远的固定目标进行攻击来计算单一鱼雷的有效射程，伯诺提显示出对目标船头加以攻击的有利数学条件。接下来他计算五枚鱼雷对抗单一目标及对付一个战斗船舰群的威胁。他的结论认为虽然存有危险，但从防御的观点来看，3；500公尺以外（射程的一半距离）没有很大问题；从攻击的观点来看则是完全不用牺牲有效的火炮部署。他承认在战争中要执行联合攻击是有困难的，但也显示连续的单一船舰攻击获致个别成功的机会是很小的。伯诺提的观点以今日有关现代飞弹攻击的战术思维来说是令人困扰的。「一种武器重复使用的间隔时间甚长且其供应是有限的，则此种武器只能在成功公算甚高的情形下才能加以使用。」今日的飞弹作战，其重点在于使得敌人对其攻击之目标与位置无法确认。一旦飞弹发射后无法收回时，空的弹药库很快地变成一种可怕的事实。　　
　　有效的飞弹射程会比飞弹本身的最大射程短吗？从1973年以色列与埃及的战争经验可知这个问题的真正本质。埃及战舰的飞弹比以色列战舰的飞弹射程要远。以色列引诱埃及船舰飞弹进行无效射击，然后以军再包围埃军并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日德兰战役　　
　　就像其他复杂战役的战斗资料一样，日德兰战争的资料也很难加以评析。射程、火炮准确度、相对运动与位置、通信传输与接收的速度、即时执行（战术家最重视的部分），这些都是很难对250条战舰逐一加以追踪的部分。当这些资料是从较小的行动中传回时，将比较容易筛选并与控制的测试与实验资料作比较。　　
　　对于英国战术指挥官杰立可来说，并不缺少事后评论。大量分析文章讨论其在日德兰战役的各项作为。其原因不祇是日德兰战役系最近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海战（如同特拉法加海战），而且这场战争在极少改变的情况下，被马汉及柯白视为决定性的战争。因此，这场战争是二次大战前，各国海军分析重点所在。杰立可并没有接续摧毁德国的公海舰队，其原因留待后世的评论。杰立可失败之处正是纳尔逊成功之处。为什么杰立可较占优势的舰队以及对谢尔奇袭的做法，却使他的舰队不具攻击性呢？他不攻击绝望的德国驱逐舰，他对于单一纵队的坚强信念与其他的保守做法都可以解释他的基本战术。我们看到的是，战役的战术都由参与交战国家的海军战略专家所掌控。　　
　　我们不能单纯地认为，杰立可缺乏如纳尔逊般的求胜意志。这些分析得到的结论，可以和他的舰队品质与其较德国舰队为差的火力相较，有些作者甚至认为谢尔有获胜的机会　＇　原注：Fioravanzo，p。154；or　Hough（1983）；P。　122。　＇　。不管杰立可是否保留唯一的力量，或者事实上他可能已经丧失优势。杰立可有获胜的本钱是不容置疑的，谢尔逃离了战场，但到底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呢？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倘若我们接受此一假想情况，就战略观点而言，杰立可在战役中失败不会比赢得战争来得重要，合理的战术估计就是他不能失败，这只有透过舰队的结合来保持攻势集中。杰立可在大型舰艇上享有3：2的优势，可以保证达成英国战略目标。德国较好的火炮及舰艇的持续战力无法抵销大英帝国在舰队数量上享有的优势。如果将品质因素纳入考虑的话，英德两国的相对军力比可能缩小到4：3甚至5：4。假如战术位置已经改变，而且英国舰队的T字战法已然失败，这种情况可使德国公海舰队集中火力并在10分钟内获胜。　　
　　倘若舰队的位置如同当年5月底那天下午的位置一样，杰立可最大的危险系可能面临敌驱逐舰的攻击，此风险却不若其本身的错误认知来得可怕。　＇　原注：笔者已修正个人意见认为杰立可的估计是正确的，这和弗洛斯特（Frost）与其他诸多评论家的看法存有差异。这个结论系由瓜达康纳尔（Guadalcanal）的夜间战役中使用大量鱼雷造成的毁灭性结果而来。　＇　我们必须记得，他曾经宣布在某些情况下会如此做，不只对海军部，对他的舰长们亦是如此，他必须率领自己训练的舰队战斗。他朝向鱼雷而非远离鱼雷，原因系发生了巨大的混乱场景，当杰立可下令转向时，他的部队才会转向。　　
　　就英国驱逐舰攻击而言，杰立可本身没有这个机会。他最好的战术是使用主力舰攻击，并且使用驱逐舰来作掩护。驱逐舰攻击是一个相当优异的战术。使用较弱兵力必须进行冒险，杰立可的舰队并未如此做。此外，他的战术对战斗线的掌握是完美的，但对驱逐舰的攻击却形成相当的制约。　　
　　对杰立可而言，并无战术上的方法可和纳尔逊的攻击精神相提并论。理论上，很难想象1916年武器的特性。当比提假装在战役后18个月从杰立可处获得命令时，所有可能教训已可被外界所理解。虽然海军上将引入的战术改变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未看到任何改变纳尔逊式之利用分遣舰队进行战斗的事件，亦未看到1920年代与1930年代战场基本战术发生改变。在战场实践理论性战术的可能性不大，当前祇有那些其有神奇力量，可以在银幕上利用按钮移动整个舰队的人可以实现如此不熟练的运动。一个舰队的司今不能利用还未熟练的战术来找寻机会。　　
　　我们有理由相信杰立可与谢尔都晓得这个原理。假使这样，解释杰立可行动的原因之一，即系他未曾将谢尔的舰艇性能优异的事实公诸于世，杰立可仅系在舰艇数量上取得了些许优势罢了。若无集中的话就无法想象结果会是怎样了。杰立可无法像纳尔逊一样的战斗，因为他面对的敌人并非像维尔纳夫率领的舰队。杰立可面对的是拥有优异武器与训练优良的强大敌手。　　

　
观念与现实　　
　　倘若战术理论家曾低估了大型舰艇的烟雾与混乱，明显地，杰立可在日德兰战役中并没有如此做。就战术而言，杰立可执行的系其认知属于他的任务部分，亦即围困德国公海舰队，在数量上尽可能地赢过敌人，并且避免因为本身的疏忽、敌人的智慧、与不好的运气所造成的损失。杰立可为避免躁进而发生的错误，系英国海军战略经过计算、计画、准则及完全预测下的结果。事实上，抵抗公海舰队并且打败之，仅是事先没有预想的战略惊奇。同样重要的，潜舰对英国产生的威胁呈现在以下几个面向：海上交通、战略封锁以及水雷战对各式海军作战所带来的影响。新型武器出现不但改变了战术与战略，甚至亦改变了后勤计画。　　
　　战术计画很有用，因为大量的基本思想及作品已经实践，而且实行这些计画的海军军官亦开始讨论这些议题。但是若干战术问题依然存在，当中最显著者系一次大战前几乎不曾受重视的伪装之重要性。发生于北海的战役都在吸引对手注意；双方知悉数量上的优势与数量平方定律。一旦数量仅超过对手一点，没有一方想要战斗，诡计与反制诡计成为作战手段。这种计画多半是失败的，在口德兰战役亦如此。　　
　　假若藉由陷阱来达成奇袭的成效不佳，则因侦察失败而遭敌奇袭的情形就更多了。比提、杰立可、谢尔与史比（Graf　von　Spee）（福克兰战役中）都曾因为侦察不足而遭遇奇袭。在口德兰战役中，主要特征则是视线不良，其原因在于火炮与250条舰艇产生的引擎黑烟。显示幕上出现的东西可能迷惑了战术计画人员，使其忘记外在环境会缩短视距与改变战场特性。不像1930年代的战役，1942至1943年美军在所罗门群岛的战斗皆在夜间进行，而且通常是在近距离内与敌交火。美国海军习惯在大海巡弋，因此今日可能已忘掉海岸防卫工作的范围是延伸至不见陆地以外好几哩之处。除了潜舰之外，在狭窄的海域中还有很多机会可以玩躲迷藏的游戏。假如历史具有引导作用的话，奇袭计画可藉舰队达成，没有预期的奇袭总在眼前不远处。　　
　　提到速度，战前的作者的想法是对的，亦就是兵力在有效射程内，火炮能很快地发挥效用。因此，他们认为精心计划的调动是到达有利位置的方式。在实务上来说，过去用来获得战术优势的速度通常不会得到什么具体结果。舰队的速度系由其中最慢船舰的速度所决定，日本在对马海战中获得的优势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使用短射程火炮进行冲撞攻击，系表示长程火炮的优势逐渐消褪。此外，战前的许多作者忽视了一些指挥官在处理受损船只时必然会减低速度的问题。马汉就很明白的指出：「真正的战争速度是种浪费时间的不间断能量。」　＇　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