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芜城-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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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咖啡馆的时候，卷帘门放下来一半，像是打烊的模样，算是熟人可入的信号。放在过往，这是最好的时间，若是胖子在，会把剩下个瓶底儿的红酒拿出来分掉，若他不在就最好，因为他总是无法发现少掉一两口的威士忌。也可能他知道，但是没有说出来。隔着半扇玻璃，里面的身影隐隐绰绰。我心里涌起些无法判断的喜欢与紧张，假模假样地站在马路对面抽掉半根烟。弯腰走进咖啡馆时，里面很多熟悉的面孔，有些围拢着坐在一起，有些举着酒杯站着说话。

吧台旁边摆出的小桌子上放着简陋的食物，硬邦邦的布朗尼像是放了很长时间，水果切成粗糙的滚刀块，苹果在空气里暴露时间一久就蔫了。供应的饮料只有从隔壁超市里买来的瓶装果汁和可乐。酒得客人们自己掏钱买。我拿了杯可乐，从旁边的筒里夹了两块正在融化的冰块。靠窗的位置都被人占据了，虽然都是熟悉面孔，但却没有什么真的熟识的人，大家又都彼此打量，我不免又有些紧张，找到一个空当儿站着，可以看到窗户外面。

边上摆着两张保罗先生的照片，便是那天大奇带来的。一张里面保罗先生撑着胳膊倚在吧台旁边，另外一张则是他拿着啤酒瓶坐在门口台阶上的情形。这其实都不是他平常看起来的模样，不知道为什么胖子要选这两张。周围的人都聚拢成小簇小簇地在说话，但是气氛并不热络，想来想去，缺的大概就是保罗先生自己吧。只有他才永远对这样的场合保持着热情，他像是孤绝已久的人，每每遇见再烂的酒会都会如鱼得水。手里拿着酒瓶，与每个人都相识，弯下腰来听每个人讲话，表情认真，若有所思。

我也听听周围的人说话，大部分的人都很久没有来过咖啡馆了。他们长吁短叹地谈论起保罗先生的死，对各种道听途说的细节添油加醋，明明说得津津乐道却又不好意思露出乐在其中的神态。只好不时地移开目光，或者低头喝手里的饮料。等到这桩事情讨论完毕，他们就都显得无话可说，彼此间的目光也变得躲躲闪闪。

有个穿绿衣衫的少妇突然从桌边站起来，犹豫了会儿，朝我走来，打了个招呼，声音松脆利落，脸上自有些熟络的神态。我注意到她的肚子隆起来，像是已经有六七个月的样子。这才突然想起来，露露。

当时她精瘦，在附近的戏剧学院里念四年级，假期的时候来咖啡馆打零工。她常常打扮得像个飞妹，头发留到腰际，从来不在宿舍里洗头，偏要跑到咖啡馆隔壁的理发店里洗，再吹成大波浪。夏天，她把脚搁在栏杆上涂指甲油，有风吹过，这幅青春画面长久地停留在我的记忆里。所以怀孕改变的不单是她的体态，还有她的五官，眉眼间细微的距离以及她的神态。

其实我也收到了她结婚的结婚请柬，一起当班过很长时间，她的笔迹轻易就能认得出来。过去在单子上她写“拿铁咖啡”、“吞拿鱼吐司”、“火腿三明治”这些，字迹凌乱，草草带过。请柬上却毕恭毕敬，像是性情也变了。我并不是故意不去参加婚礼，只是当时正在北京困于孤绝的境地里，对外面的世界兴致全无，不接电话和闭门不出都是常有的事情。她却是个掏心窝的人，直到婚礼日的下午还发过短消息给我。深情总叫我退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与她联系过，所以现在遇见，难免觉得心里是愧疚的。

“我变化很大吧。”她却自自然然地说，挽起我的胳膊。

“后来你嫁给了谁？”我问她。

“喏。”她下巴一抬示意那边角落，一个穿着拉链夹克的男人朝我举了举杯，光线不好，我看不清那是不是相熟的面孔。她又补充道，“你见过的，在科研所上班的那个。普通人。”她不知为什么要强调出普通人这几个字，显得有些为难，又有些不好意思似的。而这么说着让她的脸上平添出一种明明熟悉却又陌生的神态，大概我并没有见过她长成大人以后的样子。

而提起科研所，我才略略想起这个男人的相貌。以前自然是在咖啡馆里打过几次照面，但是比起露露其他的追求者来说，他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被记住的地方，跟马路上走过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多大的区别。只知道是在国营单位吃铁饭碗的男人，赚的钱非常少，又是与父母住在一起。露露在失恋的时候与他短暂交往过一两个月，尽管时间那么短，却已经几次三番地提起过结婚的事。这位男人的家里早早为他在近郊准备好了婚房，她有回与我们说起这些，微微大叫着说，那以后不是得坐火车才能来咖啡馆了么。说完我们都大笑，我们都觉得照她的性情会找个有钱人结婚，全然没有把这些事情当真。

但现在想来她的神色多少是有几分认真的，她对我们辩解说，她与我们不同，她家里人现在还住在小镇上呢，镇上什么都没有，只有成排成排的洗头店。每次过年回家也没有直通的火车，得转两趟大巴才能到。她强调说感情对我们来说是锦上添花的事，对她来说却只是基本的温饱。

那会儿她刚刚做完毕业设计，还没有找到工作。她念的是舞美，其实她做的那件衣服已经被通知说上不了毕业大秀了，但她每天还是在咖啡馆里对着珠片缝缝补补。结果到了毕业秀的那天，她呆坐在咖啡馆里磨蹭到开场，才叫我陪她一起去看。我们摸黑入场，所有座位都已经坐满了，于是就干脆在过道里席地坐下。空调开得很冷，我的肚子都要被冷风吹得疼起来。舞台上则是刺目的聚光灯，把上面的人都照成白晃晃的纸片。她抬着头，问我说，你觉得那些衣服好看么。问完也不看我，原本就不是真的要寻求这样的答案。

“我婚礼的时候，微微正好在外地出差，只有胖子来了。”她说，天色有些暗，咖啡馆的灯还没有来得及亮起来，我很难判断她脸上的神情。

“很抱歉，那天的事。”我说。

“没关系，我知道你向来都是喜欢逃避的。”

“嗯。”我点点头，不吱声。

“我倒是没有什么，真的，你看我向来粗枝大叶，不会把这些事放在心上。但现在毕竟不是我们在咖啡馆认识的那个年纪，别人会因为你的这些举动而受到伤害的。”

“嗯。”

“我真的一点不怪你，但是你别总是不把自己的生活当做生活来过。说到底，这样过和那样过到底有多大区别呢。不是么。”她这么说，我觉得像在听一个陌生人讲话，大概是因为我们之间从未如此认真地说话。我们认识的时候太早了，那会儿还不需要认真说话，也没有后悔可言。而我们说完这些，就像是把该叙的旧都叙完了，于是也像其他人一样，不知道还能再说些什么。

我不时地望望窗外，知道自己是在等待什么。却也知道故人们都不再会出现在我的视线里，连同旧日时光。

然后我去外面坐了一会儿，天一路冷下去，我想胖子从没有真的打算过在外面搭两把取暖伞，能坐在外面抽烟的好日子很快就要结束了。这么想着的时候胖子从马路对面走过来。他本该在这儿招待客人，却来晚了，而且来了以后还不直接进去，倒是一屁股在我旁边的座位上坐了下来。

“怎么不进去？”我问他。

“累。”他说，“见着里面的人也都觉得烦。”

“不是你张罗着办这个追思会的么，我看里面的人倒是真的不上心。”

“我哪还有这样的善心，为了保罗这点事儿可把我折腾坏了。咖啡馆的生意一日不如一日，等到这回房租到期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否还要再把合同续上。所以这不是想着，店里囤着的那些酒能卖掉一些是一些么。好多单麦芽的威士忌当时也是托了人从国外带进来的呢。”

“保罗先生的后事算是结束了？”

“可不是么，我把他的骨灰盒都抱回家了。”

“你打算就守着他的骨灰过日子了？”

“放屁。这些天不都阴雨连绵的么，等天好了，我得找个日子把他的骨灰撒进苏州河里。他妹妹走的时候，连句屁话都没有留下来，更别提钱了。”

“其实这么多年，你每天见到他，都多过见自己的家里人了。”

“可不是么。我对咖啡馆算是用心，但就算是这样，到现在还是要保不住。”他狠叹一口气。

这会儿天暗下来，只不过一个月的光景而已，对面那间被拆掉了的电影院已经彻底换了模样。原本宽阔的门面被反光玻璃墙取代，旁边竖起桃红色的霓虹灯，显出里面的神秘莫测，全没有留下半分过往的痕迹。门口代客泊车的牌子下站着两个穿西装的男人，毫不掩饰的刚进去准备开工的小姐。过了一会儿，胖子朝一个卷着大波浪的女孩子努努嘴说：“那个叫露露。”

“你怎么连名字都知道。”

“有时候她开工前会来我们这儿买杯咖啡，说比他们里面的好喝。有天她给我看一个短消息，问我懂不懂英文。我一看，一定是哪个傻逼香港人发来的，就是说想她咯。Miss　you　so　much。她让我教给她怎么念，走的时候都还念念有词的。”说罢，那个女孩转身朝我们这儿挥挥手，虽然化着很浓的妆，还是看得出来年轻动人。

“长得好像舒淇。”我叹。

“那脸蛋，明明是年轻时的胡慧中。”胖子咂咂嘴。

“她的年纪，都不会知道胡慧中是谁。”

“每天晚上都有傻逼从里面被抬出来，在路边哭，大叫大嚷的。好孤独。”他说，我们安静了一会儿，我不知道他是在说谁。然后他掐灭香烟，收拾收拾情绪扭身往卷帘门里钻过去。我能想像他半途就已经在脸上堆起一个热情洋溢的笑容。只是一会儿他又从里面探出半个脑袋来说，“生日快乐啊！三十而立了！”

“去你的。”我笑着说，朝他摆摆手。

我最后一次像模像样的生日是在咖啡馆过的，那是五年前，我与微微都是二十五岁。正是想尽各种办法要热闹的年纪，任何一个人的生日和各种纪念日都会被当成节日来过。大家提前两天开始准备。胖子烤了整只蓝莓芝士蛋糕，特地留了巧克力酱，让我自己在蛋糕上写字。也有并不算亲近的熟客得知是店里的女孩要过生日以后，跑去隔壁的服装店里买了条红裙子送我。虽然过了傍晚就打烊，但来不及准备那么多人的晚饭，所以干脆一圈或相熟或不相熟的人围坐在一起吃了火锅。我们也没有真正像样的锅子，就用店里煮意面的电磁炉和两只大小不一的锅子凑合了。食物没有准备得多么充分，啤酒却是敞开喝的。

大吃大喝到半途，我与微微不知为何从热闹里溜出来。外面的天气与此刻一样阴沉，飘着些零星小雨。微微开车，我们漫无目的地游荡在马路上，开到淮海路的时候，路突然变得很堵，前面亮起一片刹车灯。于是我们把车窗摇开，坐在里面抽烟，放着音乐。那天放的音乐可真好听，我们开得很大声，可是之后却再也想不起来放的是什么。旁边并行的车突然摇下车窗，后座上两个年轻男孩探出身来对我们说音乐真好听啊，然后问我们要电话号码。我们都听见了，可是假装没有听见。我们笑嘻嘻地继续说话、抽烟，有时候沉默。觉得窗外都是爱情，只要风一吹，就能被吹进来。

等我们再回到咖啡馆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散去了。胖子买回来各种焰火。有蛋糕那么大的，也有可以拿在手上的。那时候并不是春节，要买来焰火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几个男孩把大焰火搬去马路当中放，砰砰几下，在天空中燃烧出巨大的光芒。反正是深夜了，没有车，也很少行人。偶尔路过的出租车司机也把车停下，甚至下车来抽根烟，彼此间再闲扯两句。

我们又放了些“夜明珠”，微微放的那颗歪了，一抹小小的火花溅到对过的阳台上。阳台上站着位穿了睡衣的中年人，像是刚刚打完麻将的样子，他也没有说什么。于是我们所有人就一起看着那抹火花烧了短短一会儿，熄灭了。





拾陆　◇




天气好些的时候，妈妈提起要去扫墓的事。前几年我都不在家，所以很久没有去过墓地，每年都是她与爸爸在清明或者冬至的时候，把去世的家里人都探望一圈。这回正好阿姨还没有回美国去，便说好与妈妈一起去扫墓。

她们要去看望的是她们的大姐，在十多年前的冬天去世。那会儿我还在念高中，不知出于什么缘故，她生病的事情，家里人都不太愿意对我提起。妈妈告诉我的时候，脸上也挂着那种小心翼翼的神情。中间我只去医院里看望过她一次，她穿着病号服，只不过是病了两个月，却已经是入了膏肓的样子，身体变得薄寥寥的，与床单浑然一体。病房很脏，气味难闻，灯光昏暗。每个人都像是要在这儿住很长时间的样子，病房的角落里堆满各种生活必需品，地上甚至搭着铺子，有人裹着被子睡在那儿。

姨妈被我所不熟悉的亲戚围绕着，热烘烘的暖气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我站得远远的，不愿靠近，甚至连看都害怕看一眼。如果可以安慰到她的话，我自然也想去安慰，可是就连平日里最低层次的痛苦都很难被安慰，更不要说面对死亡时的伶仃。而周围那些苦着脸的人，又能够带给她什么。

然后妈妈把我拉过去，拉到姨妈的面前，像是要完成一件任务。我低着头，不敢看她的脸，她的脸变得非常不好看，头发剪短了，像是枯槁的男人。于是我只好看着她的手，她已经连咳嗽的力气都没有了，却还要对每个来看望她的人说上几句话。她问我功课做好了没有，我说做好了。然后她指着床头的一根香蕉说，拿去吃。我说好的，便接过来，剥开皮，机械地吃掉一根，又吃了一根。时间如此难熬，而她沉默着，我妈妈也沉默着，她们都只是看着我吃。

之后没多久，姨妈就去世了。妈妈隔了两天才告诉我，那会儿我刚刚结束了会考，正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听磁带，她走进来挨着我坐在床边上。我知道她要跟我说什么，其实我前些天就知道了，他们担心我的考试而没有告诉我，但我能够看到他们窃窃私语时的神情，以及进出房间时的匆忙与憔悴。她说起这件事情时支支吾吾的，小心翼翼地选择着词语，不知道因为什么而显得难以启齿。她绝对不愿意说出死这个字，好像这样就成了盖棺定论，又非常粗俗。她最后委婉地说，姨妈没了。

而我对于死一无所知，更不懂得安慰人。我只好看着她，她说完了也不知道还能再说些什么来表达自己的悲伤，便在那儿坐了一会儿。我们静悄悄地注视着桌上的两本书、一台收音机。然后她站起来，抚平床单的皱褶，走了出去。我则重新戴上耳机。

后来的那个寒假，姨妈的女儿在我家里住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我的妈妈也干脆休假在家里照顾我们俩。我的表姐看起来并没有我以为的那么伤心，那会儿她已经上大学了，耳朵上穿了洞。晚上就只有我们俩的时候，她也不会说起她的妈妈来。倒是会轻声说起她的男朋友。每次她洗完头发，就会拿出一个廉价的直发板叫我帮她把头发拉直。寒假里天总是暗得很早，我常常在昏暗的光线里帮她拉直头发，她的头发很多，湿湿的，滚烫的直发板一碰上去就升起一股白色蒸汽。她总是选择在那个时候哭上一小会儿，我专心地把她的头发分成一绺一绺，有时候脱线板上闪起几抹劈啪乱响的火星，我们权当不知道。

我已经搬好了家，但是因为第二天要早起的缘故，晚上我还是住在了爸妈那儿。爸爸如往常般出去散步了，妈妈坐在沙发里折锡箔，电视里放着韩国连续剧，她心不在焉地看两眼。我在她身边坐着，帮她一起折锡箔，她会三种折法，教给我一种最容易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跟不上她的速度。厨房里煮着茶叶蛋和玉米，香气浓郁。每次要出门，她总是会煮上些食物，必然还会事先凉好一茶缸的茶水，是多年来的习惯。就像是明天我们要一块儿去秋游了一样。

第二天清晨我们一起出门，与阿姨约好在火车站碰面，一起去苏州的凤凰山。小时候我常坐这趟车，因为过世了的姨妈在苏州住过很长时间。那是许多年前了，铁路还没有提速，中间要经停好几个小站台。那些季节，常常是五月或者十月的假期，都是一年里的好时节。姨妈的家在山脚下，推窗出去，能看见山野间层层叠叠的绿色。起风的时候，所有绿色都在轻轻晃动。我们总是坐清晨的火车去，好赶上一顿丰盛的午饭。发车的时候，天色也都是暗的，蒙着层灰，有时我趴在妈妈的腿上，看窗户外面的电线杆和树飞快掠过，然后天就慢慢亮起来了。

其实现在与多年前也并没有两样，妈妈习惯性地把靠窗的座位让给我，阿姨坐在对面。车子开动以后，妈妈开始从包里不断往外掏出食物，茶叶蛋、玉米、橘子，甚至还有几只清晨特意早起蒸好了的馒头，我咬了一口，萝卜丝馅儿的。

“你可不知道。”阿姨扁扁嘴喝口茶说，“昨天早上我出门去给老娘买豆浆，回家的时候她把厕所搞得一塌糊涂，地板上都是大便。问她是怎么了，她也说不出来个所以然来，只一味地拉扯着裤子。你说她这是怎么了。”

“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正巧被你赶上。不然家里的保姆为什么一批批地换呢，再多加钱也没有用。再加上老娘脾气那么差，疑心病又重，总觉得别人要占她便宜。”

“可我总觉得不对劲。你说，她会不会是这里有问题。”阿姨指指自己的脑袋，压低了声音说着，害怕被别人听见。

“可不是么。”妈妈看了我一眼，也轻声对阿姨说，“有一次我去看她，她刚刚午睡醒来，叫我帮她倒洗脚水泡脚。刚开始我以为她错把下午当做晚上了，阴天嘛，外面黑沉沉的。结果我给她倒好，她嫌不够烫，她想要滚烫的洗脚水。然后她让我把包递给她，她都已经不出门了，哪有什么包。我站着不动，她就开始发脾气，说些不三不四的话。”

“以前她每次去上班前都会叫我们给她打盆洗脚水。”

“是啊。我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她不是把傍晚错当成了晚上，她是错乱了，以为那是十几年前。那会儿她去上班时总是拎着个黑色人造革的皮包，拎手断了以后，还用了很多年。”

“那会儿日子过得辛苦。”

“想来大姐是最辛苦的。插队落户也落到她头上，我一直记得第一年春节她回来的时候，我们去长途汽车站接她，她的头发都枯了。结果现在日子好起来，她又没轮上。”

“我在考虑要不要送老娘去养老院。”妈妈踌躇了一会儿说，像是要商量。

“也好的。我回美国以后就没有人帮着你照顾了，你一个人怕是不行。”

“都是一家人，说什么客气话呢。只是担心老娘自己不愿意。”

她们都有些伤感，断断续续地说话，手里不间断地剥着一只只小橘子，车厢里因此而充满橘子的清香。　妈妈很少在我面前聊起家里人的事情，她常常与阿姨通长途电话，都是在自己的房间里。我能够听到她在里面时高时低、兴致勃勃的声音。因此她们现在在我面前聊起这些私房话，倒让我不自在起来。我从来没有对家庭事务表现出丝毫的参与感，现实的重量在我面前也显得微不足道。所以此刻，我也只能像个局外人一样，始终把头扭向窗外，装作在打瞌睡，或者在想心事，并没有聆听她们的谈话。其实窗外风景很寡淡，而我被失眠、早起和无聊折磨得非常痛苦，倒是她们轻声的谈话让我觉得舒心，就像是久病初愈的人喝到一碗温和的白粥，还放着两块清淡的酱瓜。

她们也不时地沉默一会儿，与我一起扭头望着窗外。不说话的时候，阿姨就把几瓣橘子和一把瓜子堆到我面前，敦促我多吃点。我不停吃着她们递过来的各种食物，对我来说，我几乎没有其他能够表达感情的方式了。

我想起来，我们已经太久没有一起出游过，最近的一次大概也是五六年前。妈妈抽中了单位年会时的三等奖，一张旅行社的代金券。她特意跑了两次旅行社想要把代金券兑换成现金，两三千块的券哪怕兑个几百块也好的，但是人家自然是不肯。于是我们俩勉勉强强地跟着旅行团一起去了三亚。对于她来说，好像也并不是什么特别乐意的事情。那是她第一次坐飞机，整途都被耳鸣折磨得无法安生。而她也绝对不是一个好相处的旅伴，包里终日带着酒精棉花，从不愿意吃路边摊的食物，对路人更是充满警惕，觉得到处都是陷阱。一路上她都情绪紧张，惟恐错过任何一个景点。我劝慰她说没有关系的，以后可以再来。她却反驳我说，漫漫人生，不要用在重复的地方。“漫漫人生”这几个字她是用普通话说的，我就记住了。

火车很快进站，我们三个人一起急匆匆地收拾起桌上一堆瓜皮果壳。我看到妈妈的脸上透出一种轻松的愉悦感。这不过一个小时的车程而已，她们却还是郑重其事地当做是一次出游。

墓地在山里，转小巴下来又走了很长的路。不时有当地的妇女跑过来兜售花朵，她们的花大概也是从墓地里二手捡来的，奄奄一息，绑着些丑陋的缎带，叫人心里看着感觉芜杂。每次她们涌过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