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架空传-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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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371年，安南国王陈日坚被伯父陈叔明逼死。因惧怕明朝反对，陈叔明未敢篡位，乃立其弟陈瑞为国王，后陈瑞在入侵占城时败死，弟陈炜继立。此时，安南陈氏政权已逐渐落入黎季犛的控制之中。后来，黎季犛杀掉陈炜，改立陈日昆为王。公元1399年，黎季犛又把陈日昆杀掉，次年，灭陈朝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大虞。之后，黎季犛改姓胡，名一元，与其子胡汉苍共理朝政。
　　　　胡一元自称是帝舜的后裔，遣使奉表到明朝，诡称陈氏宗族已绝，胡汉苍为陈明宗之外孙，因此暂时登基理政，当时明朝正值“靖难之役”，建文皇帝自顾不暇，自然对胡一元的请示置之不理。
　　　　明成祖登基后，派官员到安南通告。永乐元年春正月己卯朔，御奉天殿受朝贺，宴群臣及属国使。其中，胡汉苍派遣的使者在朝贺的同时，还请求朱棣进行册封。朱棣命礼部讨论此事，礼部认为事关重大，安南情况不明，不可听信一面之辞，请详加考察。
　　　　1403年4月15日，明成祖命行人（注2）杨渤等前往安南，调查胡汉苍奏章真伪与安南民意。杨渤等人受胡氏重贿，与安南国内之耆老名宿共同为胡汉苍请命。当时明成祖对胡汉苍的惟命是从也十分满意，遂于11月命礼部郎中夏止善等人赍诏前往，册封胡汉苍为安南国王，诏书中并告诫胡汉苍：“作善降祥，厥显有道，事大恤下，往馨乃诚。”
　　　　然而1404年8月，一个名叫裴伯耆的安南陈氏旧臣突然来到南京，这个裴伯耆是一位申包胥式的人物，他心怀陈朝，不满胡氏政权的倒行逆施，于是来明朝乞兵复国。这位裴伯耆所描述的安南，完全不同于杨渤等人的说法，裴伯耆自称胡一元篡位时，他的父母家人同时遇害，他当时正在东海领兵作战，得知变故，逃入深山避祸，后乔装为商人，辗转才来到明朝。裴伯耆在殿上向明成祖哭诉：“臣不才，窃效申包胥之忠，敢以死请，伏望陛下哀矜。”裴伯耆的话虽然颇为煽情，但明成祖并未被打动，因当时明朝的军事重点是北方，明成祖正准备北伐，无意在南方构衅，何况安南究竟是陈氏还是胡氏掌权，只要是臣服于明朝，并无多大区别。因此，明成祖仅命赐裴伯耆衣食，对出兵之事却只字不提。
　　　　令明成祖意想不到的是，刚过了十几天，老挝宣慰使刀线歹居然派人送来了前安南国王陈日亘之孙陈天平。陈天平当初在家国剧变时并未被杀，他曾一度招兵复仇，但很快为胡一元所败，从者四散。陈天平逃匿谷中，转投老挝，然老挝无力相助他复国，遂送陈天平到明朝。陈天平来到明朝后，当廷向明成祖哭诉：“贼臣侵思明府，夺其土地，究其本心，实欲抗衡上国，暴征横敛，酷法淫刑，百姓愁怨，如蹈水火，陛下德配天地，亿育四海，一物失所，心有未安，伐罪吊民，兴灭继绝，此远夷之望，微臣之大愿也。”
　　　　在确定了陈天平的身份后，明成祖决定帮其复国。次年初，明成祖先礼后兵，命监察御史李琦、行人王枢赍诏问罪于胡汉苍，命他自陈其事。1405年6月，安南使臣随李琦等人返回，表示愿意返还以往侵占各处，“迎归天平、以君事之”。对于胡汉苍“甘心”将王位让人，朱棣自然十分感动，也对他作出了适当安排，特颁诏：“朕当建尔上公，封以上郡，传之子孙，永世无穷”。
　　　　然而1406年3月。明成祖命广西总兵、征南将军韩观派左副将军黄中、右副将军吕毅、大理寺卿薛品等人率官兵五千人。护送陈天平进入安南境内。过隘留、鸡陵。进至芹站时。却突然被安南军队包围。
　　　　一名安南将领隔涧遥呼道：“远夷不敢抗大国。犯王师。缘天平实疏远小人。非陈氏亲属。而敢肆其巧伪。以惑圣听。劳师旅。死有余责。今幸而杀之。以谢天子。吾王即当上表待罪。天兵远临。小国贫乏。不足以久淹从者。”
　　　　接着。安南伏兵并不与明军交战。只是突入队中。将陈天平虏走。黄中等人出于意外。又迫于形势。无力抵抗。只好眼看着陈天平被杀。
　　　　陈天平被杀事件地十五天后。明成祖得知此事。这位马背上得天下地皇帝顿时大怒若狂。7月1日。明成祖在奉享太庙后。返回奉天殿。他思虑再三。终于定下了出兵安南地决心。
　　　　明军出师一年。先擒获胡一元及其子胡澄。随后又擒胡汉苍和伪太子胡芮。全部槛送京师。至此。得府州四十八、县一百八十、户三百十二万。改安南为交趾布政使司。
　　　　……
　　　　历史上，安南事件的前期还算顺利。尽管明成祖的自尊曾经受过一点小小的伤害，但“得府州四十八、县一百八十、户三百十二万”也足以对他受损的自尊进行补偿了。
　　　　问题出在后面。
　　　　别看安南自汉唐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属地，但自五代吴权以后，安南已独立成国。其实这也不是很要紧，毕竟云南也曾脱离中原独立成国，后来还不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可惜明成祖将安南改为交趾后，派遣到当地的官员多为昏庸贪婪之辈，结果导致安南各阶层人民均群起反抗，安南自此进入多事之秋。
　　　　朱棣不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但是对于收复安南却有着理直气壮的感觉，毕竟安南自汉唐就是中国的属地。
　　　　不过，占领安南容易（毕竟明朝与安南之间的军事实力差距太大），但是将安南完全融合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若是政策不妥，惹得安南各地起义此起彼伏，那样明朝在安南仍旧站不住脚，终究会落得元朝占领了中原却最终被赶走一样的下场。
　　　　按原来的历史，正式出兵安南还有三年多的时间——即便稍稍改变一下历史，保住陈天平的性命，以便能够借用陈天平的名义收复安南，那至少也要等陈天平出现才行。也就是说，必须等到1404年下半年。之前出兵的话，那就师出无名了。
　　　　安南的事暂时可以缓一缓，现在需要考虑的是西南诸省的事情。历史上出兵安南，好象因为征收赋税曾导致西南少数民族发生了小规模的叛乱。一方面，朱棣打算尽量避免那场叛乱，另一方面，朱棣还准备借助一下少数民族的力量。明朝的军事力量比安南强大不假，但是汉人军队不如西南那些少数民族适应安南的地理环境。将来在安南作战，如果有少数民族土兵的协同作战显然更好一些。
　　　　默默思谋了一会儿，朱棣缓缓说道：“太祖皇帝在《祖训录》里制定的民族政策核心是威德兼施，由此又引申出‘克诘戎兵’、‘怀之以恩’、‘以夷制夷’以及‘因俗而治’这四条具体安边措施。‘克诘戎兵’是指以强大的武力来达到威摄和剿灭的目的；‘怀之以恩’是指‘抚’；‘以夷制夷’这一措施是指，由于当地少数民族更熟悉适应当地环境，给予忠于我大明的土司更多建立武勋的机会；“因俗而治”这一条是针对已经接受了明朝统治的少数民族而言，也是怀柔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朕承天命，主宰生民，唯体天心以为治，海内海外，一视同仁。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因此，朕颁布爵位法时特意规定除了有禄贵族之外，还设立了有邑贵族的爵位体系。之前，朕为前往吕宋建国的广泽王朱允熥、怀恩王朱允熞、敷惠王朱允熙专门写过一本《海外建国需知》，里面谈到有邑贵族的爵位体系问题。海外贵族所拥有的最小采邑单位为庄园，而西南等地少数民族则以山寨为主。因此朕规定：有邑贵族爵位体系以海外爵位体系为蓝本，依其规范类推。其区别在于海外最基本的采邑单位为庄园，西南少数民族聚集地为山寨，北方游牧民族则为牧场。”
　　　　听完朱棣的旨意，朝堂上“圣上英明”之类的褒誉之词赞口不绝。
　　　　这时，文渊阁学士胡俨站了出来。
　　　　“皇上，有禄贵族之所以能够获得爵位，或者是流血流汗一刀一枪拼出来的，或者是殚精竭虑虑苦耗心血地办差获得的。而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的土司首领未立寸功就能够获得高官厚爵，微臣担心此举会令文武大臣们寒心愤懑。”
　　　　听完胡俨的话，朱棣不由一怔。这时，礼部尚书李至刚站了出来。
　　　　“学士的手伸得太长了吧？此乃礼部之事，与学士何干？”
　　　　胡俨大声抗辩。“大臣不言，小臣岂得亦不言！皇上，李尚书忝居高位尸居素餐，又逢君面谀，乃是一个佞臣！”
　　　　从某种意义上讲，李至刚确实可以算作是佞臣。但是若说他忝居高位尸居素餐则有些过分了。李至刚还是有能力的，他的毛病在于凡事都喜欢考虑朱棣的想法。凡是可能惹得朱棣不高兴的事，李至刚从来都是不会说也不会做的。这样的大臣多了，朱棣或许会迷失自我。但如果身边没一两个这种讨人喜欢的大臣，那么皇帝在工作时也太无趣了。
　　　　朱棣横眉居高临下，很不爽地瞪了胡俨一眼。
　　　　“胡俨，朕且问你：古代有没有类似有邑贵族的制度？”
　　　　胡俨迟疑了一下。“大约周朝的分封制度与有邑贵族制度类似吧。”
　　　　“不错，周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大夫。在这种分封制度之下，领主们在自己的采邑之中拥有充分的行政权力。那么，这种分封制度有什么缺点？”
　　　　“……导致中央政府权威减弱，大小诸侯不听皇命相互攻伐……”
　　　　“正是如此！那些地方朝廷本来就不曾直接管理过，实施有邑贵族制度对朝廷而言并没有任何损失。反之，古时狄夷叛乱常有擅自称王者，结果星星之火弄得烽火遍地——实施有邑贵族制度，可削减狄夷的凝聚力，将来即便有个别小首领叛乱，也不至于形成糜烂局面。朕创造出有邑贵族制度，既符合大小相制的原则，又有利于以夷治夷。夫以夷攻夷，古有成说。使彼果能效力，省我边费，朝廷岂惜一官一爵，要在有实效耳！”
　　　　胡俨涨红了脸，低声说道：“臣愚昧，请皇上恕罪。”
　　　　胡俨退回了官员的队伍之中，户部尚书骞义又站了出来。
　　　　注1：生活在开发程度较高、土地较为肥沃地区的少数民族汉化速度较快，若干时间后便不能称之为少数民族了，只有居住在自然环境相对较差地区的少数民族才能长期保留民族风俗。反过来说，少数民族的聚集区自然环境大多都相对较差。
　　　　注2：可以理解为中央特派专员，官阶很低，权力不小。行人司司正正七品，行人司里的普通办事员就是“行人”，只有正九品。
第五章　西南政策（下）
　　　　“臣有事要奏。”
　　　　“有邑贵族的爵位高低由所辖基本采邑数量以及男丁数量决定。据臣所知，这些数据均由狄夷自行上报。不知朝廷何时派遣专员前去核查？”
　　　　朱棣摇摇头。
　　　　“太祖皇帝在立国之初便编制了详尽的赋役黄册，然后又规定必须定期补充修正该册。赋役黄册里面记载的人口，也包括当时臣服于中央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虽说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了，补充修正的工作也未必做得特别细致，但朝廷仍然掌握着大概的数据。只要误差不是太悬殊，就由得他们去吧。”
　　　　“这如何能行？若是地方土司多报人口，则抬高了他的爵位。或者为了少缴人头税，他也可能少报男丁数量。总而言之，朝廷还是派专员前去核查为好。”
　　　　朱棣失笑。这个骞义确实有才干，对于地方土司多报人口或是少报人口的利弊，想的却也大致不差。
　　　　“骞尚书多虑了。有邑贵族有着军役义务，若是胡乱虚增管辖男丁数量，那么兑现军役义务时，必然自食其果。”
　　　　“少报人口确实可以少交人头税，然而朕以前就宣布过：凡大明帝国臣民，不论良贱都必须在赋役黄册中登记。赋役黄册中未曾记载的人口，均属于逃奴，任何人都有权将之捕获作为奴仆。如果有邑贵族瞒报人口，那么未在赋役黄册上登记的男丁其法律地位便是逃奴。中央政府自然不会为深山老林中的‘逃奴’大动干戈，普通的汉族百姓也不敢为了蝇头小利而深入荒芜之地去招惹有邑贵族。但，有邑贵族的邻居们会对此熟视无睹吗？没由头时他们相互之间也时不时打打冤家火并一下，有了可以获得中央政府支持的充分理由后，他们会轻易放过？”
　　　　见大臣们纷纷沉思，朱棣暗叹一声。
　　　　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共处于贫瘠的土地之上，为了争夺生产生活资料难免发生不同程度的冲突。若是因为瞒报人口而遭到攻击并被褫夺贵族称号甚至被灭门灭族，这个代价也太大了。
　　　　朱棣并不在乎有邑贵族报出的数据是否会有误差，只要有邑贵族做的不要太过分就行。毕竟水至清则无鱼。
　　　　反正。这种有邑贵族制度在没有触动少数民族贵族地根本利益地前提下。能够比“土司制度”更有效地把少数民族中地地方政权直接纳入了中央王朝政权地组织系统。
　　　　颁布有邑贵族制度地时日尚短。因此这个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它地效果自然也就尚未表现出来。待日后有邑贵族制度越来越被少数民族贵族首领所接受。那么中央政权对于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地管理自然也就更加有效。
　　　　少数民族多生活在交通不便地地方。一旦发生叛乱暴动之类地事。派遣大军围剿需要耗费太多地人力物力。有时候因为地势地关系。让官兵正面攻打天险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地任务。因此只能将之围困。而持久战耗费地人力物力更多。更有甚者。叛乱地少数民族干脆往深山老林一钻。根本不和朝廷地军队交战。那便更令朝廷头疼。
　　　　一旦有邑贵族制度为少数民族贵族首领完全接受后。若再有暴乱。只要一纸诏书。命令附近地有邑贵族尽军役义务。利用他们人地两熟地优势。便可以达到迅速剿灭叛乱者地目地。
　　　　为了激励有邑贵族完成军事义务地热情。朱棣决定采取两个措施。其一是允许有邑贵族可以缴纳“盾牌税”顶替军事义务。当然。“盾牌税”地额度会让有邑贵族认为完成军事义务更合算。第二个措施便是允许土兵们“自抵贼巢。所得贼财。尽以与之。官军人等。不得抽分科夺。及所俘获贼属。许得变卖”。也就是说。允许土兵抢劫并贩卖人口。至于说攻克地地盘。但凡平定一村一寨者。即将该采邑奖赏给占领者。在利益地驱使下。相信臣服于中央政权地少数民族首领以及普通战士会非常乐意为国家而战。
　　　　从利益角度考虑。实施了这两条措施后。有邑贵族也会自发地紧盯着邻居们是否瞒报人口、少缴赋税之类地违法行为。因为。一旦发现邻居有违法行为。该有邑贵族便会打着大义地幌子攻击对方——一方面可以免缴“盾牌税”。另一方面还可以掠夺人口甚至抢得对方地有邑贵族头衔。
　　　　朱棣并不担心有邑贵族首领之中出现传说中的天才，打着大义的幌子合法兼并附近的领地，然后对中央政权产生巨大的威胁。因为，封建采邑分封制度天然便会削弱宗主对其附庸的控制力。若宗主造反，附庸固然可以根据封建契约为其提供兵力，但凭借“大义”的名义反过来攻击宗主同样也是一种选择。毕竟，中央政权可以开出“提供钱粮以及消灭叛逆后依其功劳大小，将造反者的采邑及爵位作为奖励”的条件，只要中央政权自身并非极其虚弱，相信绝大多数附庸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况且，朱棣还有一个杀手锏。根据《爵位继承法》规定：未于藩学或国子监就读者，无继承子爵以上爵位的资格。也就是说，一旦高级的少数民族首领接受中央册封时，为了让后裔能够继承爵位则必须将子侄送到藩学或国子监就读。子爵以上的有邑贵族意图叛乱之前，必须考虑到自己继承人的安全。当然，考虑到吴三桂造反时也没把吴应熊的安全放在心上，因此将继承人掌握在手中并不能保证有邑贵族绝对不会叛乱。
　　　　事实上，一旦子爵以上的有邑贵族真的叛乱了，将其继承人杀掉泄愤只是下下之策。最好的办法是褫奔叛乱者的贵族头衔，然后将该头衔册封给某个忠于大明的继承人——叛乱者的儿子尽量不予考虑，反正根据《爵位继承法》的规定，有邑贵族五服之内的亲戚都拥有继承权，择其忠于大明者即可。这时，可派遣新册封的爵位拥有者前往叛乱地区。在获得了朝廷资助的相应钱粮之后，新的爵位拥有者从自身的利益角度出发，必然会招兵买马、拉拢叛乱者的下属，与叛乱者战斗。
　　　　朱棣之所以花费心思创造出有邑贵族这一制度，除了希望能够加强对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控制之外，还有一个目的便是为即将发生的安南事件做准备。
　　　　明朝在安南前前后后投入了数百万大军（注1），不说别的，仅仅那几百万人吃马嚼的粮草消耗就极为惊人了。若是动用四川、贵州、两广、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参战，会有两个相当大的好处。
　　　　其一，可以减少战时的军费消耗。封建采邑制度下，附庸率军参战需要自备军械粮草。附庸的军役义务分为两种，一种是防御战。防御战必须将敌人驱逐才能结束。另一种是进攻战，进攻战有相应的时间限制，朱棣将这个期限定为四十天。超过四十天后，一切费用由上级领主承担。虽说四十天之后朱棣仍然必须为土兵们的战斗消耗买单，但毕竟节省一点是一点。
　　　　其二，待战争胜利后，朱棣可从安南划出部分土地作为采邑赏赐给参战者，作为他们参战的奖励。这样做，既可以节省大量的奖赏费用，又可以减少在安南驻军而产生的费用。如此一来，参战的少数民族贵族首领会很高兴，因为他们增加了采邑。朱棣也会很高兴。历史上明成祖的所做所为可用丰功伟绩来形容，但历史对他的评价并不比汉武帝高——两个皇帝都将社会经济搞得几近崩溃。所以，朱棣对于任何节省费用的措施都非常热衷。
　　　　此外，有邑贵族制度还能带来一个额外的好处。
　　　　安南朱棣所欲也，整个东南亚甚至是南亚亦朱棣所欲也。然朝廷派遣大军，却有水土不服、钱粮不支之虞。若是模仿十字军东征，号召西南五省外加安南的有邑贵族们去开拓疆土……
　　　　……
　　　　从沉思中回过神来，朱棣发现大臣们正眼巴巴地望着自己，不禁一笑。
　　　　南征交趾是三年后才会发生的事，现在就开始做准备，怎么也算得上是谋定而动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该做的准备也做得差不多了，等着就是了。
　　　　“众卿还有何事要奏？”
　　　　大约是因为刚才被攻击忝居高位尸居素餐的缘故吧，李至刚站了出来：“臣有事要奏。”
　　　　得到朱棣的允许后，李至刚奏道：“韩将军报奏理定之役的死难者名单之中，有一名百户在激战中被敌兵推下山崖，如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请皇上明示，这种情况能否进烈士陵园？”
　　　　这倒还真是个问题。
　　　　让战死的军人进烈士陵园是为了激励军人。然而凡事都是物以稀为贵。如今烈士陵园新建不久，名单还不算太多。古代的欧洲和日本，参战人数达到数千就已经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战役了。但是中国人口基数大，军队数量多，战斗规模大。一场战役打下来死个万儿八千的简直太寻常了——后来邱福率领十万大军北伐却全军覆没，明英宗亲率三十万大军却迎来土木堡之败，这类战役中连死亡带失踪的一次就是五位甚至六位数。若是几百年后烈士陵园中的墓碑积累至数百万，不说会不会太贬值，至少烈士陵园中是否摆放得下便会成为一个大问题。
　　　　从保值的角度考虑，朱棣决定在自己死后将烈士陵园第三等级中一部分牌位移入自己的陵墓，并嘱咐后世的皇帝也按此办理。这样，烈士陵园里的墓碑数量就能够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为国战死后能够进入烈士陵园固然令人兴奋，而牌位能够进入皇陵，则更是普通军户们求之不得的好事。因为根据风水之说，皇陵所在之地往往是世间风水最佳之处。牌位进入皇陵虽说与本人埋在里面有区别，但多少也能沾上一些富贵之气，将来后世子孙便有发达的机会。
　　　　另一方面，朱棣还决定在源头上做点文章，也就是说，将进入烈士陵园的条件定得苛刻些。比如说规定在战场上负伤，战斗结束后因伤而死的人不属于战死者；比如说在战斗中失踪的不属于战死者。
　　　　……不过，后者还需要仔细斟酌一下。朱棣已经决定让郑和下西洋成为拉开大航海时代序幕的标志。尽管海军的费用远远高出陆军，但是为了避免后世的悲剧，朱棣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将中国由大陆型国家转型为海陆两栖型国家。
　　　　近代有一种学术观点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军事方面要么朝海军发展、要么朝陆军发展，两者不可能并重。但后世美国却以事实证明：两者同时发展并不矛盾。对比一下后世美国的GDP所占全世界总GDP的比例以及明朝的GDP所占的份额，显然明朝此时实施海陆并重的策略并非异想天开。
　　　　既然海军是必须的，那么如何维持海军的士气显然也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中国人本来就对客死他乡有着天然的畏惧，若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