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架空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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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己利人，那又有什么好说的呢？”
　　　　郁新不依不饶地说道：“岂能允许亲王向百姓示恩？”
　　　　朱棣闻言颇为不悦。
　　　　“亲王对地方百姓好点有什么不对？难道非要亲王为祸地方，让地方百姓对亲王恨之入骨才好？！你休要再离间朕与诸亲王的兄弟之情。”
　　　　朱棣缓了口气，想了想，觉得郁新虽然读书读得傻了，但毕竟也是出于为了维护中央皇权的好意，因此放缓了语气。“再者说，如果地方官员获得百姓爱戴朕又该怎么办？难道因为百姓要给地方官员送万民伞、要为好官建生祠，朕便应该斥呵那个好官甚至是将那名官员革职？”
　　　　“但……”
　　　　看到郁新还想反驳。朱棣冷着脸说道：“朕意已决，爱卿不必多言！”
　　　　朱棣转过头盯着朱权。“十七弟，你奉不奉诏？”
　　　　朱权一直都是识时务的俊杰。听到朱棣这么问，他立即老老实实地答道：“臣弟遵旨。”
　　　　谷王朱穗眼珠一转，涎着脸对朱棣说道：“皇上，我在靖难之役同样立有大功，能不能也象十七哥那样承包商业税收？”
　　　　朱棣对朱穗的恶感又增加了一分。刚才看到到朱权将会得到超越普通亲王的好处时，他立即跳出来阻挠。现在见朱棣铁下心要让朱权承包苏州的商业税收，便马上见风使舵，涎着脸要求同样的承包权。
　　　　朱穗会产生这个想法并不奇怪。反正收税的事又不必亲王们亲力亲为，收到足够的商业税会有更多的承包奖励，即便收不到，反正他们的岁禄又不会少——有赚无赔的事，谁都会喜欢。
　　　　虽然更加厌恶朱穗了，但朱棣仍然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尽量和颜悦色地对朱穗说道：“也罢，毕竟你在靖难之役中也曾立下功劳……你原来的封地宣府商业不算发达，朕给你换一个更好的地方，就长沙吧。”
　　　　想了想，为了避免令朱穗产生什么心理阴影，朱棣将视线移向朱权，历声道：“不过朕要事先告诫你们：朕相信你们本人不会在征收商业税时犯什么过错，但你们一定要管好那些收税的税丁，绝对不允许他们横征暴敛或是借机为难正当的商人。若是地方官员或商人状告税丁有不法行为，朕必将追究你们的管理责任。”
　　　　“好了，今天就说这么多。你们都退下去吧。”
第五章　没有钱万万不能
　　　　或许是因为时间太短的缘故吧，所谓的蝴蝶效应还没显现出来。不过，朱棣的穿越对历史已经造成了一点小小的影响：他的登基诏书是由天下闻名的大儒方孝孺所写。其实所谓登基诏书别人也可以起草，但方孝孺亲自写的登基诏书，却能够对安抚天下人心起到更好的作用。
　　　　历史上燕军进入南京，迎降的文臣不过百人。除大批人死难外，在任而“遁去者，达四百六十三人”。然而方孝孺起草登基诏书后，居然有不少逃跑的官员又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周王朱肃、齐王朱傅、兵部尚书茹常不知从哪里寻了个枪手，一篇奏折写得是花团锦簇。这篇奏折详细分析太祖撰写的《皇明祖训》，让人看了不知不觉就会认为，太祖的本意其实是减等继承——而皇明祖训上之所以写的是世袭罔替，要么是参加编写此书的编辑们误解了太祖的意思，要不然就是编辑的笔误……
　　　　对于将世袭罔替改为减等继承，大臣们没有任何意见——从公讲，这种改变对国家和百姓有利；从私讲，这种改变并不损害大臣自身的利益。至于说将原有的公、侯、伯三级爵位改为十九级，也确实有利于激励士子进取之心——最重要的是，这样一来更多的大臣能够从这种改革中分一杯羹，所以，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了赞同意见。
　　　　为了减少宗室子弟的怨恚之意，朱棣一锤定音：凡在宗人府谱牒中已有纪录的宗室子弟，皆按原有的分封制度获得爵位。在此之后出生的宗室子弟才减等继承。反正，现在皇室人口全部加起来也才六七十人，这点小小的让步对明朝财政的影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在正式下诏改世袭罔替为减等继承的第二天，朱棣召见了周王和齐王。既然他们那么上道，朱棣自然也就投桃报李了。
　　　　“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你们虽有过错，但朕决定予以赦免。”朱棣对周王朱肃说道：“五弟除复王爵外，并增岁粟五千石。不过，这一决定将于明年正月宴请诸王时正式宣布。那时，五弟和七弟便可回到自己原来的封地去了。”
　　　　之所以在周王和齐王之间区别对待，其中一个原因是朱肃与朱棣为同母兄弟，两人之间血缘关系更亲近些——虽说此朱棣已经非彼朱棣了，但他毕竟保留了原来燕王的记忆，因此对周王有着莫名的亲近感。
　　　　建文时期朱肃就有反迹，而另一个时空的1420年10月，还会有人告发朱肃要造反。所以说，朱肃大约未必是个安分的人。不过，朱棣对朱肃并不象谷王朱穗那般反感。两人同母所生血缘亲密并不是主要原因，影响朱棣观感的，是因为朱肃在诸多藩王之中还算是有作为的——用后世的话来说，朱肃虽然如何如何，但总的来说，还是有功于人民。
　　　　朱肃为人好学，喜读书，能填词赋诗，又写得一手好字。他曾根据元朝宫中遗事，写有《元宫词》100章，是搞文艺的好手。同时，朱肃还是一位植物学家和方剂学家，他利用自己特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组织和参与编写大量科技著作，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代表作是《救荒本草》和《普济方》。《救荒本草》除了在植物学的发展上作出杰出贡献外，更是在救荒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而《普济方》有方脉总论、运气、脏腑、身形、诸疾、妇入、婴儿、针灸、本草共100余门，计1960论，2175类，61739个药方，239图，后世很多著名的医书都参考和引用过这本论著的部分内容——连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也不例外。《普济方》所发挥的作用，用活人无数来形容并不为过。
　　　　在政治上朱肃也比较开明，到开封以后，他执行恢复农业生产的经济政策，兴修水利，减租减税，发放种子，做了一些有益于生产发展的事。朱棣忌讳弟弟们成为政治家、军事家，但如果他们成为医学家、植物学家、音乐学家、书法家什么的，朱棣还是非常乐见其成的。
　　　　那天朱棣说过根据调查地结果。或许会对他们略施薄惩。当时齐王朱傅战战兢兢、忐忑不安。如今获得了赦免。然后又看到朱肃获得加封。朱傅居然蹬鼻子上脸地央求朱棣增加他地岁禄。
　　　　对于齐王。朱棣可没任何好地印象。不说朱元璋在世时齐王就多有不法行为。往后说。另一个时空地永乐三年冬十月丁卯。齐王犯罪。永乐皇帝三赐书戒之。好吧。既然已经再三警告你了。所谓事不过三。那么你就安分点呗。可是齐王不干。永乐四年五月庚戌。齐王又犯罪。结果削官属护卫。留之京师；癸丑。齐王被废为庶人。
　　　　朱棣相信。对齐王地处置并非是永乐皇帝为了消除异己而胡乱加罪。毕竟在废齐王王爵之前。永乐皇帝曾再三警告他；毕竟。永乐皇帝地弟弟很多。他如果是为了消除异己。他干嘛不去找蜀王、楚王等其他亲王地麻烦？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齐王咎由自取。
　　　　不过。既然没有因为还未犯下地罪行而提前处置谷王。朱棣自然也不会厚此薄彼。对齐王提前进行惩罚。
　　　　朱棣耐着性子安慰了一会儿齐王。可恼地是。齐王简直不可救药。他一点都没看出朱棣已经不耐烦。仍旧嘻皮笑脸地央求皇上为他增加岁禄。朱棣把这个活宝真是没办法。作为有理想有抱负地皇帝。朱棣还有很多要办地事需要处理。不能再陪着这个弟弟浪费时间。所以。朱棣托词有事然后溜之大吉。
　　　　事实上，朱棣也确实是有事。户部尚书郁新和左侍郎夏元吉为了新铸永乐铜钱的事，正在养心殿等着呢。
　　　　回到养心殿，朱棣一眼就看到郁新手上的东西。
　　　　郁新向朱棣向施礼后说道：“万岁，臣给您送新钱样子来了。”
　　　　朱棣坐上龙椅，示意太监将那些东西递过来。看到新钱样子时，朱棣若有所思地瞟了一眼随堂太监黄俨，结果黄俨立即轻声说道：“万岁，宝钞铜版和制钞样纸也造好了，您现在要看吗？”
　　　　对于黄俨的勤谨媚巧，朱棣早已领教过了。
　　　　在穿越之前，朱棣对黄俨没什么好印象。历史上的黄俨与朱棣的三子朱高燧甚为要好，他知道朱高燧的心思，也了解朱棣的偏爱，因此曾经与朱高燧共谋排陷朱高炽，希望能够让朱高燧取而代之。
　　　　朱棣对那个名义上的嫡长子倒没什么特别的好感——毕竟此朱棣已经非彼朱棣，尽管从血缘上讲朱高炽是朱棣的儿子，但是在心理上，穿越之前不过二十多岁的朱棣却毫无身为人父的自觉。不过，朱棣对朱高炽也没有特别的恶感。朱高炽的外表对不起观众，但是作为皇帝表现尚佳，后世对朱高炽的评价还是不低的。
　　　　抛开朱棣对朱高炽的好恶不论，黄俨帮助朱高燧谋夺太子之位侵犯了皇权——太子表现不好，要废也是皇上自己的事，不相干的人掺和自然是犯了皇帝的忌讳。
　　　　原本朱棣打算随便找个理由将黄俨打发走的，可是还没等找到理由，朱棣却又改变了主意。
　　　　黄俨确实不是好人，但他却有一手侍候人的好本事。黄俨口齿伶俐、办事利索不说，还特别有眼力——朱棣想喝茶或是想看奏折时，不需开口，黄俨已经将东西递到朱棣的眼前。更出奇的是，黄俨每天只需要睡一两个时辰照样精神抖擞。基本上无论朱棣什么时候叫，黄俨总是能够应声而至，话音不落，就已经跪在面前了。按朱棣的理解，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术业有专攻”、“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由于被黄俨侍候的太舒服，而且一时之间又找不到可以替换的人选，所以朱棣也就暂时打消了撤换随堂太监的念头。
　　　　大约是早有准备吧，很快黄俨便拿来了宝钞铜版和制钞样纸。
　　　　朱棣拿着制钞纸样捏了捏，扯了扯，然后甩了甩，最后若有所思地将制钞纸样和宝钞铜版放下。这种制钞纸的纸质比后世的印钞纸差多了，不过却也可以和复印纸相媲美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相对以前用来制作大明宝钞的桑穰纸而言，新版的制钞纸也算是差强人意了。
　　　　接着，朱棣又拿起新钱仔细端详起来。
　　　　刚刚铸好的永乐新钱发着晶亮的光彩，让人看了心里高兴。这钱上铸的“永乐通宝”几个字不完全一样，最前面九枚非常清晰，排在其次的九枚次之，最后九枚则显得有些模糊。朱棣知道，排在前面的九枚叫‘祖钱’，是要在御库里存档的；中间的九枚叫母钱，是用来做模子的；最后这九枚才是以后在民间通用的永乐制钱——这一种因为翻了两次模版，所以看起来远远不如第一版光亮。
　　　　朱棣仰着头回忆以前看过的一个电影情节：黑社会为了制造能够以假乱真的假币，于是偷了政府的正版制币模版。想来，这“母钱”应该相当于后世的制币模版了。只不过，为什么不用‘祖钱’来做模版呢？那样岂不是能够更清晰一些？
　　　　想了半天还是不得要领。朱棣放下心头的疑问，对郁新和夏元吉说道：“今天叫你们来，是想和你们讨论一下大明币制的问题。”
　　　　“太祖皇帝铸‘洪武通宝钱’。由于铜钱份量重，价值小，不便于大量的贸易，因此又造‘大明宝钞’用以解决这一难题。然而宝钞发行额没有限制，旧钞、烂钞又未能及时回收，加上印制简陋，容易伪造，使得宝钞很快贬值。原本一贯相当于一千文，可是如今，江南士民和一些行商大贾重钱轻钞，甚至有人以一百六十文钱折算钞币一贯，可谓是钞法大坏不行。”
　　　　朱棣顿了顿，心中暗想：这还是因为朱元璋太厉害，而且明初吏治相对还算清明，所以大明宝钞还勉强可以在市面流通。到了明朝中后期，宝钞已经贬值得和废纸差不多了。
　　　　“你们说说看，如何才能保证大明宝钞正常流通？”
　　　　郁新小心翼翼地说道：“太祖皇帝的办法是下诏禁用铜钱，依臣愚见，若想保证大明宝钞正常流通……永乐通宝似乎不必发行。”
　　　　朱棣又好气又好笑。他手里正捧着永乐通宝的新钱样子，这个郁新居然建议禁用铜钱。如果上纲上线，对郁新扣上一条欺君之罪也不为奇。
　　　　不过话又说回来，朱元璋确实曾经“诏禁用铜钱”、“令有司悉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铜钱行使。限半月内，凡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之”，也就是说，郁新的建议倒也算得上“有据可依”。
　　　　朱棣尚未说话，左侍郎夏元吉却抢先说道：“大明通行宝钞只有一百文、两百文、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一千文六种面额。如果下诏禁用铜钱，百姓们购买普通生活用品时会非常不便，大约只能采用以物易物的交易形式了。而且边疆地区诸如蒙古、甘肃、西藏、青海以及西南诸省，其民间交易均依赖于使用铜钱。若不制造铜钱，边疆百姓会因为缺乏货币流通而愈加贫困。”
　　　　朱棣点点头，想道：其实不仅是边疆百姓的流通货币完全依靠中央制造，事实上明朝周边的国家，比如朝鲜、日本、琉球、安南、占城、暹国、逻国，其民间百姓也基本将中国制造的铜币视为法定货币。这个时代，中国货币的强势地位与后世的美元相比毫不逊色。
　　　　想要短期内令大明宝钞在明朝周边的国家流通很难，因为技术方面存在困难——原来的大明宝钞由桑穰纸制成，纸质不佳，易被损伤、虫蛀、腐蚀。想要改变这一局面只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提高宝钞质量。如果大明宝钞的质量能够达到现代纸币的程度，那么自然能够象铜币一样在周边国家流通。现代制钞纸的原料配方有着严格的固定比例，造出来的纸，质地光洁细腻，坚韧耐折，挺括平整。如果用手拿着钞票在空中抖动，或者两手拿着钞票的两端一松一紧地拉动，或者用手指轻弹纸的表面，都会发出清凌明脆的声音来。
　　　　明朝的造纸水平还算不错，有用竹为原料的“竹纸”；有用竹麻及秸杆制成用于包装物品的“火纸”、“糙纸”；有用细竹料制成的“柬纸”，书写信柬或制成名片；也有用白矾水浸过，染上红色的喜庆用的“吉柬”；有用楮皮竹麻为原料制成的“皮纸”，或“棉纸”；还有用桑穰特制的“笺纸”……大明通行宝钞也是选长纤维的桑穰为骨料，大量掺用废弃的公文币打浆做原料。不过，用桑穰所制的钞纸，其韧性和张力也不足，极易拉断。如果在空中抖动，声音发闷。
　　　　朱棣只知道现代制钞纸的原料主要是棉短绒，别的就不知道了。密令造纸匠以此为基础进行研究试验，如今已经有了初步成果。新纸和原来的桑穰纸相比固然要好得多，但终究还是远远不如后世的印钞纸。或许让那些造纸匠再试验研究一段时间，会有更好的结果吧。反正朱棣计划永乐元年再发行新版的大明宝钞，离那时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倒时候看情况再说。
　　　　第二个办法则是在周边国家设立兑换昏烂宝钞的专门机构。但这个办法想要实施同样有难度。如果官办，不知要设多少吃官粮的职位才够。这种兑换宝钞的机构如果设少了，宝钞的流通性又不能保证；如果在国外设置足够多的官办兑钞机构，那么政府的官僚机构就会严重膨胀，令中央财政背上无比沉重的包袱！如果交由民间来办，从商人的本性考虑，在没有足够利益的前提下商人不会有什么积极性。但是在兑换昏烂宝钞这件事上，朱棣又能从哪里弄出足够的利益给商人呢？要知道，21世纪的银行对于兑换烂钞的业务同样没多少积极性。
　　　　所以，想要继续保持与周边国家的正常交易，短期内还是得依靠铜钱。
　　　　想到这里，朱棣说道：“一方面，百姓们日常交易需要小额钱币，另一方面，与周边国家交易也需要使用铜钱。所以不可禁用铜钱。”
　　　　郁新连忙躬身回答：“是，圣虑深远，臣不能及。”
　　　　“现在我想知道，你们有什么办法令宝钞保值？”
　　　　郁新答道：“万岁可下诏，严令钞币一贯必须兑换一千文，否则以犯罪论处。”
　　　　朱棣转头对夏元吉问道：“你认为呢？”
　　　　夏元吉想了想，犹豫着答道：“臣认同郁尚书的建议。”
　　　　朱棣很遗憾地得出一个结论：夏元吉虽然算得上是明初名臣，可惜此时对经济规律仍然了解不深。
　　　　为了在臣子面前保持高深莫测的形象，朱棣硬生生将那声叹息吞回了肚子。想了想，朱棣不动声色地对郁新说道：“郁尚书，你先回去吧。”
　　　　（下）
　　　　郁新略带诧异地睃了一眼有点不知所措的夏元吉，默默退了出去。
　　　　待郁新离开后，过了一会儿，朱棣突然背着手朝殿外走去。夏元吉楞了一下，蓦地一个念头升上来，皇上有要紧事要和自己说！但此时夏元吉也无从揣测，只得屏息稳了稳神快步蹑了上去。
　　　　当夏元吉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朱棣的表情时，朱棣突然开口说道：“郁尚书是不是曾经对部属说过‘夏某才器，老夫诚不及，诸君亦能右乎’？”
　　　　夏元吉满心狐疑消散，一腔忐忑俱安。随之而来的，则是一份异样的感动。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夏元吉并非燕王府的老人，之前与朱棣并没有什么接触，因此，他有理由担心自己会在新朝中得不到重用。刚才的那句话，至少说明朱棣对他很了解并且肯定了他的价值。
　　　　强压住心中的喜悦，夏元吉抿着嘴谦虚地说道：“那是郁大人谬赞了。”
　　　　朱棣一摆手道：“不必谦虚，朕也很看好你。”
　　　　然而说完这句话，朱棣却不再理会夏元吉，只是漫不经心地朝前走去。
　　　　朱棣一边走，一边想着郁新对大明宝钞保值所提出的建议。
　　　　兑换比例这种事哪能通过法律硬性规定？！
　　　　强制的结果，无非是促使铜钱与大明宝钞兑换的黑市诞生罢了。
　　　　永乐朝期间，永乐皇帝为了办他的那几件大事，大肆发行宝钞，结果弄得宝钞越发贬值。他的孙子朱瞻基登基时国家的经济形势非常不妙，为了防止国家经济崩溃，朱瞻基在当时已任户部尚书的夏元吉建议下，采取了一项措施：建设新辟一些商业税，所收全用纸币，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通货膨胀。
　　　　所以说，为了保证宝钞的流通和保值，在收税时收取纸币显然是一项有效的措施。
　　　　朱棣早就想对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税收政策进行改革了。从后世的眼光看，朱元璋所制定的税收制度“极有特色”，这种税收制度针对一个大村庄或者说一个城邦国家可能合适，但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疆域多达千万平方公里的超级大国，朱元璋所制定的税收制度就实在太过僵化了。
　　　　与很多人想象中的情况不同，明朝农业税的税率其实低得可怜。
　　　　在明初以实物纳税的时候，平均算起来，农民所缴纳的土地税只占土地产出的三十分之一。比较麻烦的是徭役：管理仓库的收账人要负责每一石谷米到每一枝蜡烛的交代；各地方首长派向远处交付粮食者还必须赔补途中的损耗；所有的驿站必须供应所有的旅客；衙门内的传令、狱工也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的向村民征取——然而将这些徭役折算加起来，农民的负担其实也不超过土地总产出的十分之一。
　　　　与同期的欧洲和日本比起来，明朝的税率实在太低了。要知道在欧洲，仅仅是教会的什一税就要收取十分之一……至于日本，德川幕府的重税高达逢二抽一，简直没有可比性！
　　　　遗憾的是，朱元璋制定的税收制度太复杂了，而管理制度越是复杂，官吏们便越容易从中捣鬼。举个简单的例子，农民有义务向驿站提供草料，从理论上讲，农民将草料运送到驿站就可以了。但实际情况与理论却有很大差距，如果农民不行贿，具体管理此事的小吏可以以各种理由拒收，比如推说草料质量不合格（有时候甚至不要理由）——但是如果农民向这个小吏行贿，草料质量便合格了。如此一来，农民便额外地增加了负担。
　　　　由于明朝的税收制度极为复杂，所以官吏们巧立名目中饱私囊的手段数不胜数。这样一来，尽管明朝政府向百姓收取的税赋极少，仅仅只能勉强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一旦遇上大的危机，比如说大的战事或是巨大自然灾害，那么国家财政就会立即陷入崩溃。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地方的百姓却仍旧生活得极为困苦。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某地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其主要责任并非中央政府。应当负主要责任的，要么是贪官污吏——一旦官吏们产生盘剥百姓的念头，手段实在太多了，中央政府简直防不胜防；要么是土豪劣绅——国家赋税虽然平均只不过十分之一，但实物地租（实物地租既有正租，又有附租）、劳役地租、货币地租全部加起来，地租率普通在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