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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白领-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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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严谨和一丝不苟。
“1988年，因为工作需要，市委有关部门决定把我调到某实业旅游开发公司，组建设计公司。该公司属市委局级单位，设有开发公司、建筑公司，但缺少一个中间环节的设计公司。我被调到这个公司以后，任党支部书记兼公司经理，就是俗话说的，单位里的一把手，负责全面工作，掌管所有权力。”她的叙述口齿清楚，声音浑厚，虽然听起来明显苍老，但还是很有力量。她对自己经历的叙述，如数家珍，连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发生事件的具体时间都记得非常准确，我真有点怀疑她是经过准备的，因为她讲话的声调和语气像背诵课文一样熟练、顺畅且听不出感情色彩。
“那怎么会出事呢？”我非常不愿意太直白地去问她的“问题”，但又不得不问。
“在我当经理期间，1997年，因为一个工程一张支票，共计6。9万元。因为做模型、换成现金、法院认定构成了贪污罪。”她的话语第一次出现了不连贯，甚至出现了语法上的不规则。但她没有一个字说自己冤枉，我觉得这是她与我所采访的许多罪犯最不相同的地方。
“那个时候你多大年纪了？”我问。
“那个时候我已经59岁了，如果60岁退休，再有一年我就该退休了。退休之前，发生了这件事。唉！”
“我想，你所从事的这个行业，在经济效益上还可以吧？”
“挺好的。”她说。
“那就是说，不应该在钱的方面出现问题的。”问这话的时候，我有点小心小心翼翼。是怕伤害她作为一个年长之人的自尊心，还是别的什么，我说不清楚。那是我第一次在一个罪犯面前感到不知所措。
她先是一愣，然后说：“一般的……嗯……，一般不应该有这个问题”她的脸上掠过一丝嘲讽，我知道那是针对她自己的，我感觉到她的不好意思，有点难于启齿。因为说这话的时候她的表情很怪，同时词句很不流畅，不想说，又不能不说，像是犹豫，又像是不知如何表达才好。
“因为从事技术工作，收入和福利待遇都挺好，而且我们的实际工资真是挺高的。”她继续说。
“那怎么还会这样。”我觉得我有点穷追不舍的味道，但是如果不这样，我又怕她不再说下去。
她仿佛陷入了一种回忆。“这是我在工作当中、人际交往当中的一次重大失误。当时觉得自己是经理，一切都很方便，为了方便而忽略了国家的财务制度和法律。走到今天，方方面面的因素都有，主要是我自己做人的失败。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不愿意把事情……”她明显的犹豫了一下。“嗯，把事情再搞复杂。”她居然用了这样一个典型的官样概念。一种老年的、饱经苍桑的城府，这个时候在这位单纯的老人身上显露了出来。
我明白，她不想再去论说案子本身。但这并不说明她对自己的案子没有想法。
“我被判了有期徒刑8年。”她像是自语。
我想，林一凡贪污的金额是6。9万元人民币，法院判她有期徒刑8年。从法律本身来说，应当属于“重”判。因为我知道，按法律本身的规定，贪污罪原则上是一万元判一年，特殊情况从轻或从重，具体分寸由法院的法官来掌握。
“从法律程序说，我这属于重判。”林一凡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进一步对我解释说。
“为什么呢？”我问。
她的脸上浮现出一种不易被人察觉的无奈。
“因为我不认罪。”她第一次用了非常果断的口吻。“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我都没有认罪，律师给我做的也是无罪辩护，他们说我态度不好。”
“是哪个单位举报的你？”我又问。
“我想，事出肯定有因，法律应该不会无中生有，但是究竟是谁或者哪个单位举报的我，我真的不清楚。”看的出，她知道所有的事情，但是她不想说。
我很想知道她面对自己贪污罪的深层心理。可是她在说完了她的工作经历以后，便沉默不再说话。她望着我，眼睛里含着笑。我还是无法把一个面带这种微笑、脸上充满慈祥的微笑的老人，和一个罪犯联系起来。我望着她，突然感到不知所措。
我和她面对面，互相望了有几分钟。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跟记者说说你心里想的。”陪同我采访的一位先生这样提示她，同时也提醒了我。
“您一辈子搞专业，却在快退休之前，进了监狱。案件本身是贪污罪，但是，我觉得从金额上说，为7万块钱去犯罪，常理上讲是有点不值得。可是您却真的因为这点钱进了监狱。您刚才说，事出有因。而且一开始您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没有认罪，您肯定有自己的想法。另外，从人的一生来说，您辛苦工作了一辈子，但是最后，退休之前做错了。用一般概念来讲，这属于晚节不保。能否告诉我因为什么去犯罪。我想听听您的犯罪动机，也好为那些没有犯罪却随时有可能犯罪的人提个醒。”我第一次在采访一名罪犯的时候用了“您”这样的尊称。我想让她知道，她虽然犯了罪，但如果自己做得好，同样能够获得人们的尊重。我尽量把我的真诚传递给她。
她听我说话的时候表现的非常仔细，而且不住地点头，但还是没有主动回答的意思。也难怪，让一个老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去回顾她一生的对错，似乎有点残酷。我看得出，她不是像有些罪犯那样，从情绪上抵触我的采访，我觉得她是在考虑自己该如何说起。
3。自己的犯罪断送全家人的幸福
“每当我想起这一生，因为自己的犯罪而断送了全家人的幸福，那种复杂的心情，是无法言表的。”
“您家里都有什么人？子女都大了吧？他们对你的事理解吗？”我继续努力启发她。
“家里人对我的事情不是很想得通，在我‘下监’（已经判决的罪犯到监狱服刑，简称为‘下监’）之后，作为家属他们又代我申诉了。”她对我说。我感到她对家人的做法并没寄予什么希望。因为她说这话的时候，其情绪之平静，好像在说一件与她无关的事。
“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14岁参加少先队，15岁入团，18岁入党。从我的成长经历来说，我受党多年的培养教育。”她开始向我讲述她的故事，但是，说到这里，她哽咽了，两行老泪从她那皮肤已经完全松弛的脸上流下来，她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块毛巾手绢。我看到那块手绢很旧，但却洗得非常干净。
“大学毕业……”我看到她在努力克制着自己，试图继续说下去，但是哽咽再次使她停顿下来。
“您先喝口水吧。”我说。心里也有点发酸。
她感激地朝我点点头，并没有喝水。
“一生中，我是勤奋向上的。”她继续说：“我的家境也挺好，一个大儿子今天回到国外了。他在北京某大学毕业后，又在国外读了硕士、博士，留在国外工作了。儿媳妇大学毕业后也跟着去了国外。他们跟我一样，也都是搞建筑专业的。小儿子是学经济的，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小儿媳妇跟小儿子学的同一个专业，两人工作都非常好。我的老伴一直在市政府工作，是个局级干部。家里还有一个95岁的老婆婆，跟我们一起生活了40多年，都很好。我真正是四世同堂，一大家子人。可是因为我犯罪入狱，全家人的生活都改变了，我给家庭带来了很大的不幸。”说到这里，她抑制不住哭出了声。
“每当我想起这一生，因为自己的犯罪而断送了全家的幸福，那种复杂的心情，是无法言表的。”她哭着说。
“但是人都要面对现实，否则就无法生活。”她像是在鼓励自己。
“所以，当我接到判决书的时候，虽然当时真的觉得天塌了似的，但是我顶住了。在那种极度绝望的情况下，我自己没有倒下。接判决的时候我在公安局的看守所。因为管教知道法院的判决有点重，所有人都怕我想不开。管教跟我谈了三个钟头，她对我说，既然法院已经判了，事情更改的可能性就很小了，与其再做无益的努力，不如面对现实。她鼓励我安心‘下监’，别再有其他的想法。到监狱以后如果好好的表现，还可以减刑，同样能够争取早日出狱。”林一凡半闭着眼，我看到她的眼神非常遥远。
“我从心里感谢公安局看守所里的管教。她当时真的很同情我，如果不是她那么细微的照顾我、开导我，也可能我活不到现在，尽管我是一个能够面对一切的人。可是我已经快退休了呀！一个为党、为国家奉献了大半辈子人，临了、快退休了却被送进监狱，这对任何人来讲都是无法接受的。”说到这儿，林一凡顿了顿，好像是在控制自己的情绪。
4。七天抄完一万字监狱法规
入狱后第一件事，是背诵58条监规。年近七旬的她，用了整整7天的时间，把7部监狱的法律法规共计一万多字全部抄写一遍。
1998年12月10日，林一凡被送到北京市某监狱，开始了她作为一名罪犯真正的改造生活。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间，无论他（或她）受到怎样的待遇，从本质上来说，他们都不属于罪犯，最多是犯罪嫌疑人。而法院判决后，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质的改变，意味着他们成了真正的罪犯。管理部门对待罪犯和犯罪嫌疑人在态度应该说还是有所区别的。
初到监狱的时候，林一凡有许多事情不适应，甚至她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适应。但是，这种不适应没过多久就过去了。因为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她真正意识到了自己是一名罪犯，罪犯在监狱就是被强制接受教育和改造的，对于监狱里的所有规定，她必须无条件的接受和服从。
过去在公司里，她是老总，她可以发号施令，对手下的任何一个人。在家里，老伴对她非常好，家人都尊敬她，因为她是一家之长，她也可以“发号施令”。但是在监狱里，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不能说她必须夹着尾巴做人，至少她要严格按着监狱的管理规定做任何一件事。尽管，因为年龄的关系，管教队长很照顾她，但这种照顾是有限度的，必须在不违反监规的前提下，更不能让其他的罪犯误以为管教队长是她在狱中的“托儿”。“托儿”在狱中是不少罪犯对管教们的一种误解，甚至有时候即使管教办事客观公正，有些罪犯也会疑心：队长为什么对她那么好？林一凡自己很清楚这些情况，所以她尽力适应，从不向管教提过分的要求，她不想给管教队长们找麻烦。
监狱的生活是刻板的。每名罪犯入狱后的第一件事，是要背诵58条监规等一万多字的条例，这对年逾半百，记忆力早已开始消退的林一凡来说，难度实在太大了。
但是，林一凡并没有因此而退怯。她用了整整7天的时间，把7部监狱里面有关罪犯管教的法律法规全部抄写了一遍。这些法规按要求都是应该背诵下来的，但是依她当时的身体条件，她不可能像年轻的罪犯那样背诵下来的。所以她用了一种最原始，但是对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来说最有效的记忆方式：逐字逐句地抄写。她把这些规定反复阅读，把前后联系起来。心想：“我这么大年纪的人，在监狱跟年轻的罪犯同一轨道，在同一个车上赛跑，困难是很多的。因为年纪太大，我有很多的弱势，反应迟钝，体力不支，在劳动等各方面，自身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她都比不过年轻人。”
对监狱里完全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和封闭式的管理，她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行为各方面的可塑性不如年轻人适应的快。但是，她是一个能够给自己找到出路的人。她想，虽然年龄大了，但她在许多事情上还是有一些优势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在监区筒道里的黑板报上，看到了这样一篇文章，题目是《变刑期为学期》，她很纳闷，怎么变刑期为学期？她站在那儿，一口气把文章读完，原来，监狱方面为了更好的教育改造罪犯，给罪犯们提供了各种学习的机会和条件。每一名罪犯都可以自学参加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林一凡心想，依她自己的个性和爱好，加上她的年龄，与周围的人都有很大距离。没有多少共同的语言，她们讲话她不愿意听，想听也听不进去。但是她不能每天就那样呆坐着，她必须给自己找点事干。
经过几天的思考，她决定参加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林一凡是搞工程设计的，当过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过去在外面的时候，她是一个公司的老总，有车接车送，被称为女强人。
到了监狱，各方面的情况：处境、心情、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位置全都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她很不适应。监狱在各方面的管理很严格，全部军事化管理，她们的被子每天都要叠的有棱有角，不能有丝毫马虎，否则就要被扣掉生活卫生的加分。
按规定，监狱对罪犯采取集体行动制，任何一名罪犯未经特别准许都不得单独私自行动。一个班十几名罪犯三至五人分成一组，被称为“互监小组”。洗脸、刷碗、走路、上厕所、劳动、学习，甚至在监舍里也不能相互脱离。一天24小时一切都要统一行动，她觉得这些做法没有必要，甚至觉得有些好笑。她认为，这样你等我，我等你，很浪费时间。
于是她去找监狱的领导去提意见。
她说：“罪犯日常生存必需做的事情，能否不让大家等来等去？如此浪费时间，实在是不值得。”林一凡对我说，当时她真的没有意识到上述所有的一切是监狱的性质决定的。
监狱领导告诉她：监狱是教育和改造罪犯的地方，所有监规每一罪犯必须无条件服从。
监狱规定，罪犯进入管教队长办公室必须喊报告。她第一次去找队长，站在队长办公室的门口，那声“报告”却怎么也喊不出口。当时队长的门开着，队长分明看到了她，但就是不理她。就那样，林一凡站在门口，过了好几分钟，管教队长还是不说话。她想：“队长已经看见我了，为什么不让我进去？”见她尴尬站在那里，一名罪犯走到旁边，小声提醒她：“喊报告呀。”她憋了半天，轻轻的喊了一声“报告”。可队长还是不理她。又有人提醒，说：“大点声。”她又是一番酝酿，声音稍微大了一点。可还是不够洪亮，队长依然不理她……就这样，她一连喊了5次，最后几乎是用尽了力气，她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声嘶力竭了，这个时候队长才允许她进来。
林一凡说，她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在一名20多岁的年轻管教面前，要立正喊报告，在一般的人看来，简直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可是在监狱里，她是一名罪犯，她必须按照监狱的要求做，她必须做到很多在正常生活状态下做不到的事。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林一凡便明白了什么叫监狱生活。监狱，就是一个强制罪犯接受教育改造的生活环境。她对我说，在以后她报考了心理学专业的高自考以后，其中有一门课程是《美学》，通过对这门课的自学，她明白了：被子叠整齐，走路排成队，某种程度上代表的是政府的威严，应当属于一种庄严的美。
难能可贵的是，这位老知识分子，在狱中看到了强制改造状态下的诸多美好。
即使如此，适应环境，心态调整，这对林一凡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她决定学心理学。选定这个专业，她并没有过多的去想学科本身的难度，而是希望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她能尽快调整自己在狱中的心态，她要学会看周围的事物，要学会与周围的人相处，学会适应监狱这个特殊的环境。她要学习知识。
促使已年过半百的林一凡涌跃参加学习的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是：监狱规定，参加高自考过关之后，可以加分减刑。加分减刑对她来说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同时，学习本身，对她在狱中的服刑生活是一种丰富和调解。
5。第一次考试不及格
两个月后，她开始参加全国“高自考”，报了两门，结果一门也没有通过。那是她此生第一次考试不及格。
1999年4月，她第一次临场考试。那次她报了两门，结果一门也没有通过。一门是51分，一门是49分。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考试不及格。
在考试刚刚结束的时候，她的自我感觉并不差。她为自己估测的成绩，应该是在七八十分左右。她高高兴兴的回到监舍。
当考试成绩单发下来的时候，她一下懵了。她简直不敢相信那是真的。因为过去她从小学到大学，在十几年学生生涯中，从来没有得过不及格，她是永远的三好生。为什么到了监狱以后考试竟然不及格了呢？两门都不及格，而且分数差的都不多。第一次，她尝到了自己付出了努力，却没有获得所期望回报的痛苦滋味。
从性格上来说，林一凡是个非常要强、永远不服输的人。她想，既然报名了，那她一定要努力，一定要坚持学下去。她参加考试，有渴望加分减刑的因素。但是，这绝对不是她的唯一或者说是全部的动力。她不会单只为了这一点去应付考试。她打算认认真真的学下去，有始有终的学一门新的学科，也算是她在狱中的一种收获。所以，为了这次考试，她付出了工余生活的全部时间和精力。
在监狱里的自学，应该说是真正的自学。没有任何辅导，讲座，提示等等。在外边考试的人可以参加很多辅导班，临考前还会有教师划出一些复习重点。监狱里则一切只能靠自己苦学。
心理学，不像其他学科，它没有题库。她只能拿着一本教材，自己从头至尾学。没有人替她划重点，更没有给她划复习范围。什么地方有可能是重点，哪些地方是非重点，她只能靠自己去判断。
那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学。其他罪犯娱乐的时间、自由活动的时间，别人用来闲聊玩乐的时间，甚至别人用来休息的时间……凡是能够利用的时间，林一凡都用在了学习上。
按监狱规定，罪犯每晚9点就寝，但是她却每天最早要到12点钟，最晚的时候要到一、两点钟。而监规里明确规定任何罪犯“不得影响他人睡觉”，这样，她在夜里学习的时候，不能有一点响动，连翻书的声音都不能让人听到。所以她只能用一个小夹子把书页夹住，轻轻的翻……
从年龄上来说，她最需要良好的睡眠和休息，可是每天平均她比别的罪犯都要少睡2到3个小时。
林一凡说，这样做，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算不上太难。但是对于她这样一个那么大年纪的老人来说，真的是一种考验和磨练，有时候她也觉得累，也觉得苦，但是她坚持下来了。令她无法接受的是，她付出了那么大的努力，却没有得到预期的回报：两门课程一门也没过。
同一监舍的罪犯看她太苦，有意劝她：“算了吧，这么大年纪，把身体搞垮了不值得。”
她想，无论如何自己不能放弃。
最后林一凡坚持下来了。同年下半年，11月份又考试的时候，她又报了两门，其中有一门是《医学心理学》，是难度非常大一门课程。因为这门课有很多内容涉及到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需要准确的记住它的原始意义，不能有任何发挥，只能按照课本的要求去死记硬背。这门课程，她以60分的成绩过关，这对她来说是极大的鼓励。虽然分数不高刚刚过线，但对她来说意义重大。这么难的课程她都过了，无形中她的自信增强了。她决定继续考下去。
第二年的四月，她又继续报考，结果一次又通过了两门。
正当她在高自考场节节获胜的时候，她突然得了一种病：重症肌无力。这种病直接影响到她的视力。医生劝她不要再看书了，要注意休息，但是她听不进去，还要继续考试。最后，为了她的身体，监狱决定让她卧床闭眼休息，严禁看书写字并派人监督她不许看书，如有违抗，按违反监规论处。几个月的静养之后，她的病情得以控制。她决定继续参加高自考。我采访她的时候，她已顺利的通过了七门。
她对我说，她的病在冬天气温低的时候比较严重，气温高的时候会得到缓解，去年正赶上报名的时候，她的病重，监狱大夫不给她开证明，监狱不批她去报考，所以她错过了一年的考试机会。她所报考的专业一共有14门课程，她原来是大学本科毕业，可以免考三门。她已经过了7门，她说，她的身体好些之后，她还会报考。因为她只剩四门课程她就可以拿到专业文凭，如果放弃，她会终生感到遗憾的。
心理学专业的自学考试，不仅使林一凡掌握了相关的知识，还给她加了2100分。因此，2000年，她获得了监狱嘉奖，被有关部门批准减去7个月的徒刑。2001年，她又获得监狱表扬，还将获得一定幅度（可能是4个月）的减刑。
6。回忆往事，遗憾良多
“回忆自己的一生，我发现自己做错过很多事。”
虽然林一凡非常不愿意提及案情，但是我必须要了解她的犯罪心理。于是，我再一次委婉地提到了她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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