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白领-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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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万一他等我了，我出去又不跟他了，这太不道德了。”李平说：“因为我没有把握将来有朝一日自己真能嫁给他。”
　　周旭现在已经26岁了，而李平的刑期至少还有十多年。她觉得让周旭等下去非常不切合实际，从心理上、生理上都不够道义。
　　但是，李平想跟周旭断绝来往的努力并没有成功。她自己说，人是会变的。虽然理智上她觉得自己和周旭的情感来往是不会有结果的，但是情感上她控制不了自己。
　　“过去我曾想，即使是他真的等了我好多年，我也不会因为感动而嫁给他，因为那样对他对我都是不负责任的，但是最近我好像有点动摇。”李平这样对我说。
　　她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心理变化，是因为身边曾经发生的一件事。
　　和李平同样在监狱文艺宣传队有一名女犯，因为男朋友而犯罪进了监狱。可以说她是因为爱而做了她自己本不可能做的一件事。她进了监狱以后，男友也被处决，一度她非常痛苦，发誓自己今生不再触摸爱情。
　　偶然的机会，她青梅竹马的一个男同学得知她的事，那位男同学已经大学毕业，做了某报记者。通过关系，那位男同学到监狱探视了他，跟她取得了联系。后来每个月那个记者到监狱看她。
　　应该说那位男同学对她是非常有感情的。但是，这名女犯却怎么也找不到同样的感觉，
　　她对李平说，除了感激她对那位男同学并没有爱情。
　　李平觉得她们两个人的情感当时是非常相似的。
　　但是，那名女犯前年刑满出狱，出狱3个月后，就嫁给那个记者了，一年以后还生了孩子。
　　非常凑巧的是，这名女犯的小孩正好出生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成了一名幸运的“某某宝宝”。就在孩子出生的时候，电视台直播了孩子出生的全过程。李平在电视里看到了她曾经的狱友——那位幸福无比的妈妈。
　　这位女犯出狱以后的变化，对李平的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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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巧遇知音



　　偶尔在北京新生报上，李平读到了这名男犯写的一篇文章，又在偶然的情况下，这名男犯得知了李平的相关信息，两个人都有一种监狱中巧遇知音感觉。
　　李平说，在狱中这7年，她的个性发生了太大的变化。过去她是一个非常不善于与别人交流的，尤其是刚进监狱的时候她几乎不跟任何人讲话。每天参加生产劳动，回到监舍就自己坐在那，有时候本来好好的就哭了。管教问她因为什么总爱哭，她也不说。
　　她说那个时候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她都非常绝望。一想到自己要在监狱里度过自己的大半生，她就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再活下去了。
　　后来她听说同案被枪毙了，于是想：“至少我活着！我还有机会。”
　　目前李平的余刑还有15年，她和周旭的关系能不能进一步发展？十几年之后，周旭能否真的选择李平？周旭的家人是否同意周旭的选择？李平自己也无法做出判断，毕竟刑期太长了。
　　就在本书定稿之前，我得到消息，李平和本市某监狱的一名男犯建立了联系，这名男犯当年为了满足女友的需求而犯了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偶尔在北京新生报上，李平读到了这名男犯写的一篇文章，又在偶然的情况下，这名男犯得知了李平的相关信息。两个人都有一种共同的愿望互相联系，两人都有一种在监狱中巧遇知音感觉，于是他们开始相互写信，相互鼓励。
　　信的内容都是经过双方监狱检查过的，众目睽睽之下，他们不可能谈情说爱，但是他们的信件来往相当频繁，或许那是一种只有他们自己才能领悟的一种快乐，一些内在的情怀旁人无法读懂。



*曾莉：女研究生去美回国做生意，诈骗6亿元


　　她从湖北的一个小城市考进了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大学毕业后直接考上了研究生，拿到硕士学位后，她去了美国。在美国，她结了婚，生了孩子，还把母亲接到了美国。这在她所生长的小城里，几乎尽人皆知。她被当成许多孩子效仿的榜样。然而，由于家庭的矛盾导致最后的婚变，使得她在美国生活了两年之后，不得不留下年仅一岁的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国内。偶然的情况下她又遇知音，闪电结婚一年后，她与丈夫双双入狱。　　她因犯诈骗罪犯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她的丈夫以同样的罪犯被判处无期徒刑。


1。有期徒刑15年



　　“你肯定觉得生活在监狱里的人，都应该是愁眉苦脸的，其实不是。那种状态早在案件审理之初就已经过去了，到了监狱以后，都基本上能够正视所发生的一切了。所以你在狱中看到我们一个个每天还有说有笑的，其实那并不说明我们就不痛苦，却相反，我们非常痛苦，这种痛苦不是用言语能够表达清楚的。”（引自她写给本书作者的一封信）
　　她从湖北的一个小城市考进了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大学毕业后直接考上了研究生，拿到硕士学位后，她去了美国。
　　在美国，她结了婚，生了孩子，还把母亲接到了美国。这在她所生长的小城里，几乎尽人皆知。她被当成许多孩子效仿的榜样。
　　然而，由于家庭的矛盾导致最后的婚变，使得她在美国生活了两年之后，不得不留下年仅一岁的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国内。
　　回国之后，她觉得实在无颜见江东父老，悄悄把母亲送回老家之后，她又回到了北京。
　　北京毕竟是她读书就学的地方，她的母校没有抛弃她，但是她不愿意再回母校。
　　她在北京的大街上流浪了一整天，找了一间平房租住下来，开始了她真正的漂泊。
　　就在她觉得自己山穷水尽的时候，她认识了一个公司的老板。
　　这个老板比她大8岁，一直未婚。相识三个月之后，他们结婚。丈夫把她安排在自己的公司里，负责办公室的一些事务性工作，同时兼任公司里的会计。
　　一年之后，她和丈夫同时因涉嫌诈骗被刑事拘留。
　　案件审理了整整4年。最后因犯诈骗罪，丈夫被判处无期徒刑，她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如今，她在监狱已经度过了整整6年。虽然她的改造表现不错并因此获得了减刑，但是，她仍然有8年铁窗生涯，要她慢慢度过。



2。采访中，她滔滔不绝



　　采访中，她几乎有问必答，不回避任何问题，但是，她滔滔不绝的语言中，想筛出我想要的实质性的细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曾莉是南方人。身高也就1米5多一点，身材属于胖乎乎的一类。她的皮肤非常白，且白中透着粉红。眼睛不大，但是睫毛很长。因为她胖乎乎的娃娃脸，总让人觉得她是一个尚未长成的小女孩。表面上，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出，这样一个类似未成年的小女人会在性别上占有什么优势。
　　像其他女犯一样，她的头发很短。头发虽然短，但给人的感觉却非常女人。说她非常女人，并不全是因为她娇小的身材，更重要的是她讲话的声音和她的行为举止，那一举手一投足，还有她讲话的声音，真的让人觉得很柔软。
　　说这样一个女人，诈骗6亿元人民币，没有人敢相信。
　　我是在见到曾莉之前就了解了她的基本案情。管教民警告诉我说，她是研究生。在女子监狱，大学毕业的女生有几个，但是研究生毕业的却很少。而曾莉，不仅是研究生，她还去过美国，在美国生活了整整两年。她的儿子至今仍在美国！
　　这是怎样的一个女人？！我不禁在心里生出许多的好奇。
　　当曾莉走近我的时候，我发现她比任何一名我曾经采访过的罪犯都要规矩：说话必喊“报告”，回答问题总要先看管教，而且在接受采访的整整一上午的时间，她始终双手放在双膝上，很少动弹。
　　我试着以开玩笑的方式提示她，稍微放松一点，坐在旁边的管教也表示同意，但曾莉却说：“没关系，我习惯了。”
　　就那么坚持着，如同她讲话的声音，她始终让人感觉不到她的情绪。即使是提到孩子的时候，她也是一个腔调。我突然感到她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她不麻木，但是她能做到不表现，而那又非同一般人的“老于事故”。
　　没有人能看得出来她心里想些什么，更没有人能预料到她能做些什么。
　　当一个人站在你的面前，你无法看清楚她的颜面，她的脸上洋溢着热情，而你又分明感觉到她的冷漠的时候，那是怎样的一种心理感受？
　　我试着了解她的心理感受，试着了解她在经历了那一系列的人生体验之后，她对人生的看法和势态。
　　用监狱管教的话说，曾莉非常配合了我的采访。
　　我无法说她不配合。
　　在整个采访中，她几乎有问必答，不回避任何问题，但是，她滔滔不绝的大量的语言中，想筛出我想要的实质性的细节并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位监狱管教曾对我说，在罪犯中间，那些杀人放火的暴力犯，其实最简单，最容易采访，可是那些经济犯，尤其是诈骗犯，要想让他们说出点真话，的确不容易，您得费点劲。
　　在我采访完曾莉之后，我对这位管教的话有了点相同的感受。
　　从犯罪类型上来说，曾莉是我采访过的惟一的诈骗犯，她能就任何一个小的问题跟你聊上半个小时，而你对她所讲的一切几乎不知所云。
　　于是我打断她的话，不住地打断她，有时候甚至让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够礼貌。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让她直逼主题，回答问题的实质。
　　我真的觉得我已经完全尽力了，到最后我甚至觉得她的回答已经有点坦率了。
　　这就是曾莉。
　　她让我明白了，她那么一个小女人怎么就那么大的能量，敢于面对6个亿的资金，面不改色心不跳，在被公安部门抓获之后，还能那么理智的对警官说：我没有罪。
　　不管怎么说，曾莉是一个非常少见的人。她的性格里的确有其与众不同的东西，为了了解这些东西，我耐着性子，和她谈了将近3个小时。
　　在那次采访她之后，几乎每次监狱有活动邀请记者参加，狱方安排的被采访罪犯中多数都有曾莉。曾莉真的像一个新闻发言人一样，讲话有理有据，滴水不漏，她不会给监狱，不，她不会给任何管理她的部门或者机构找麻烦。所以，我在多次采访时都有幸采访曾莉，直到我向狱方提出：能否安排别的人？
　　后来，在我采访曾莉稿子见报之后，她的老师给我打来电话，说：“曾莉对你的报道有点想法，但是她没有说。”
　　我知道她会是这样的反映。因为我自认在多次的采访中，我了解了曾莉，了解了她在任何场合下尽力掩饰或者说不想表现的那一面。
　　她是一个很具特色，值得研究的人。文学作品中，她是一个典型人物，现实生活中，她是一个能给许多人提供人生借鉴的人物。
　　只有二十几岁的曾莉，何以做了那么多、那么大惊天动地的事？



3。拿婚姻做桥梁



　　拿婚姻做桥梁铺就出国之路，两年后因性格不和婚姻破裂，丢下一岁幼子，她携老母回国。
　　曾莉1984年考入北京某大学，1988年本科毕业后直接考上了该校的硕士研究生。1991年拿到硕士学位后，她嫁了一个具有丰富的海外关系的北京人，于当年以探亲为名顺利的去了美国。
　　依曾莉当时的现状她完全可以不走这样的路，但是，她出国心切，同时又有点急功近利，所以她跟许多没有读过书的中国女人一样，选择了一条极具风险，而且在当时令许多青年女子都艳羡的路。
　　在结婚之前，她的丈夫已经在美国工作了好几年。因为曾莉一心想出国，在她读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正好当时她的一位老师的朋友的儿子在美国，想在国内找一个妻子。
　　经这位老师的介绍，曾莉认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那个在美国工作很多年的中国人。在结婚之前，她和丈夫其实没有见过几次面，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中国，他们只能靠鸿雁传书，交流感情。可以说，双方赖以结婚的基础是双方对彼此的硬件的认识。一个想找个中国女人，一个想找个在美国的丈夫。各方面条件比对，双方都比较满意。
　　于是，在曾莉研究生毕业的当年，他们办理了结婚登记。在她把国内的一切安顿好之后，便以探亲为由，顺利的去了美国。
　　到美国的一刹那，曾莉并没有想过要回国。因为当初她对国外的生活是抱有很大的希望的，虽然那些希望没有太多的现实依据，甚至带有一定的幻想成份，但是，丈夫及其家人提供给她的良好的物质生存基础，使得她不可能去为自己在美国的生存状况担忧。
　　然而，一切都没有她想象的那样简单。
　　在美生活了两年之后，夫妻双方感情破裂，婚姻解体。
　　曾莉决定回国。
　　应当说当时回国并非是曾莉的本意。她对我最直接的说法是：当时没有办法，只能回来。至于离婚的原因她说是因为夫妻感情出现裂痕。而所谓的裂痕，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矛盾。她说主要原因“应该是性格上不太合得来。”
　　曾莉说，丈夫家里一向条件好，所以他的个性里有一种很强的依赖性，而且心胸太窄，遇事像个女人，没有大丈夫类的大度。而曾莉的个性是一个相当要强的女人，她希望自己的男人是个大丈夫，是个有力量的人。
　　两个人性格里都有一种不太兼容的东西，互相之间一点也不谦让，彼此要求都比较苛刻。明明知道是骨子里的东西，两个人却都希望对方改变，结果发现谁都没有办法改变，实在无法继续一起生活下去。
　　曾莉说，诱发她最终决定离婚最直接的原因，是丈夫不计情面，跟她的母亲争吵。
　　在生了孩子之后，为了家里有老人照应，曾莉把母亲接到美国。
　　曾莉的母亲原来是教师，退休之后待在家里，本来女儿一个人到了美国老人就有点不放心，正好借生孩子的机会她便同意去美国照顾女儿。
　　从曾莉母亲的角度说，老人对美国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一个老人家，岁数大了本来就不愿意离开故土，而且她还有一个儿子在国内需要照顾。虽然儿子比女儿大几岁，也已经结婚成家，但是做母亲的那分惦念永远无法改变。老人想，既然女儿已经生了孩子，那就先去帮助照料一下，等孩子太了，女儿在美的生活也适应了，她再回来。从心里，老人并没有想过要久留美国。
　　到美国后，母亲和曾莉住一起。丈夫每天上班，回家后一般的家务都是由曾莉的母亲料理。
　　由于两人在结婚前没有太多的时间一起相处，彼此许多个性尤其是生活细节都没有太了解，曾莉和丈夫都同时感到了一种不适应。遗憾的是结婚不久他们就有了孩子。过早的有了孩子，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烦琐的小事。
　　曾莉的丈夫在家里是老小，他的家人早就到了美国，到他这一代已经是第三代了，他的家族在美国也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家庭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好，生活上几乎没有什么压力。所以，丈夫从小就在一种衣食无忧的状态下度过了幼年童年和青年，读完大学后就在自己的家族公司里工作。
　　在曾莉看来，丈夫从小衣食无忧，生活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人生经历也相当简单。他的单纯和幼稚是曾莉无法容忍的。
　　于是夫妻俩经常因为一些琐事吵架。因为和母亲在一起，他们每次争吵母亲都看在眼里，做母亲的不能不为女儿担忧。丈夫爱喝白酒，而且经常喝过量，本来他的脾气就很暴躁，喝了酒以后就更加不可控制。
　　母亲为女儿的生活担忧。
　　在一次激烈争吵之后，母亲把女儿劝回屋里，夜深人静的时候，对女儿说：“实在过不到一起就别在一起对付了。”
　　没有想到这话被丈夫听到了，他不顾一切去跟母亲理论。母亲向他解释说，并没有要拆散的意思，只是看到他们两个天天争吵，对感情不好，对孩子的成长也不好。她只是劝自己的女儿把事情想清楚，那是每一位母亲都会有的良苦用心，但是丈夫依然不依不饶，直至失态竟然对母亲破口大骂，大声争吵。
　　连老人的情面都不顾及了，曾莉觉得丈夫的行为无法原谅，于是她决定离婚。
　　对曾莉来说，这次离婚有点迫不得已。当时她在美国，已经生了孩子，她离婚的时候，儿子还不到两岁。她为了照顾孩子，把母亲也接到了美国，她在美国的一切都是仰仗丈夫和他的家人，没有丈夫和他的家人的关照，她连起码的生活都难以为继。
　　虽然在美国生活了将近两年，但是两年的时间，她几乎没有机会和美国的社会接触。到美国没有几个月，她怀孕待产，一天到晚呆在家里。除了被动的接受全家人的关心和照料，她没有其他的选择。那个时候她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健康、为了孩子的聪明。生了孩子以后，她还可以给自己找出待在家里的理由，即抚养孩子，照顾家庭生活。
　　曾莉说，对那一次婚姻，真的是因为当时年轻气盛，不懂珍惜。其实当时她的生活状态是最好的，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说，她都生活在一种良好的状态下。她不应该那么草率的结束她当时拥有的一切，这一点她非常后悔，她觉得她之所以当时那么不冷静的做出了那么不理智的选择，主要原因是所有的一切都来得太过容易了。太容易了就不知道珍惜，这是许多人都具有的通病，曾莉说这个错误对当时的她来说是没办法避免的。
　　在她提出离婚的时候，丈夫一家人曾经极力挽留，孩子的爷爷奶奶、叔叔大伯全都劝她，劝她好好想想，别耍小孩子脾气。全家人劝她留下来最好的理由是她幼小的儿子。
　　孩子的爷爷耐心的对她说：“你来这个家已经两年了，孩子那么聪明，全家人都喜欢。他爸爸脾气不好，你不要计较。”但当时，曾莉就象是着了魔似的铁了心，谁的话也听不进去。
　　曾莉说，在她回了国之后，她真的后悔了，她想孩子，离开那么小的孩子自己回国，她觉得自己真是太过愚蠢，对孩子是太不负责任了。可是，她已经走了，已经离开了那个家，她不能再回去了。
　　在曾莉回到北京以后，丈夫的家人曾经两次带孩子回国，但是那时候她已经被抓关押起来，家人无法对一个小孩子说：“你的母亲犯了罪”，更不能对他说“母亲在监狱里，不能见面。”所以，虽然那两次家里都想办法告诉了她孩子的行期和日程安排，坐在看守所的硬板上，曾莉想着自己的儿子在他大伯和父亲的带领下，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她是多么想和孩子一起啊，可是她连给孩子写封信的资格都没有。
　　2001年国庆节，孩子的大伯又一次回国，经过多方努力，他带着孩子的照片来到了监狱。在北京市女子监狱，孩子大伯特别挤出时间，还和她一起吃了团圆饭。那天大伯来，一方面为了看看她，了解一下她在监狱的生活情况，另一方面，他带来了孩子的照片，主要跟她商量一下孩子的教育问题。
　　“没有妈妈在身边的孩子是非常可怜的，”大伯说：“小孩子虽然很小，但是他好像很懂大人的事，他从来不跟他父亲问起妈妈，特别想念的时候，他就跟大伯或者大妈问‘别的小孩都有妈妈，我的妈妈哪里去了，为什么老不回来？’”说到这里，大伯的眼里充满了泪花。他对曾莉说：“家里人还都希望你将来能回美国，孩子的爸爸也一直没有再婚，你在家里的一切都给你留着。”
　　大伯的一席话让曾莉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她说那一天她对自己离婚的懊悔达到了最高限度。虽然回国后她曾经不止一次的有过短暂的后悔，但是，心里的那分难受，对自己所做的无法补救的事情的后悔，令她心胸压抑。她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冲动了，虽然丈夫在气头上表现的有些失态，有些过分，但那其实也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她的母亲当时也不是那么的强硬，非要求她离婚。只是她自己觉得母亲那么大岁数了，为了她不惜到异乡忍受生活习惯上的不适应，她不能让母亲忍受委屈。而从当时各方面的情况看，如果当时曾莉不那么快的回国，她和丈夫的关系或许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有所转机。而她当时在美国靠自己生存下去也应该说不是一件太难的事。
　　从曾莉自身的客观条件来说，她是无需别人帮助，也能在美国生存的。她是读完研究生以后去的美国，凭她的学历找份工作，自已糊口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她离婚以后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把母亲送回国，因为母亲已经是快60岁的人了，她不能让母亲跟她一起过漂泊的生活。
　　离婚以后，她肯定不能在丈夫的家里继续住下去，虽然全家人都不会赶她走，但是自己觉得已经不是一家人了，再在一起住下去不伦不类，她不可能那么没有骨气。而她搬出去自己租房子，母亲怎么办？暂时找个住处没有问题，可是她要出去找工作，让母亲在身边眼看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