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和-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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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玄宗开元年间，胡服之风盛行，妇女多着胡装。（）唐代所谓的"；胡服"；，指的是包括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服饰和印度、波斯等外国服饰。妇女在着胡服的同时，腰间还系有革带，再饰以胡装，大有娇健英武、跃马扬鞭之势。与此同时，胡舞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娱乐方式，所以才有了安禄山为讨好唐玄宗、杨贵妃而拖着他几近垂地的胖肚子飞快地跳起了胡旋舞的故事。
　　　　唐代女服的领子也有种种不同的款式，比较常见的有圆领、方领、斜领、直领和鸡心领等。盛唐以后，还流行过一种袒领，里面不穿内衣，袒胸脯于外，唐诗中的"；粉胸半掩疑暗雪"；，"；长留白雪占胸前"；的句子形容的就是这种装束。
　　　　另外，还有一种更加开放的服装，"；绮罗丝缕见肌肤"；，里面不着内衣，仅以轻纱蔽体，在中晚唐代时十分流行，并且一直延续到五代，这可从唐代另一位著名画家周盼的"；簮花仕女图"；中看到。这种大胆的装束在中国封建社会是极少见的。
　　　　唐代妇女服饰按时代可以大约分这么几种：一种是传统的襦，裙装。这种风格一般流行在初唐时期，基本上是沿袭了自东汉以来华夏妇女传统的上衣下裳制。
　　　　我们现在总说到的衣裳二字，其实衣是衣，裳是裳，衣是上身穿的，裳其实是指现代所说的裙子，衣与裳分开。这种妇女的服饰不是连衣，而是分两截的穿法一直延续到明末。
　　　　上衣的穿法基本上是右衽交领或对襟系上带结，下面的裙子围起来系上长长的裙带，上衣或者掖里面或者自然的松散着，后来这种松散的上衣不断加长，一直覆到膝盖部，就后来发展成了明代的背子。
　　　　随着发展。唐代地妇女上衣种类一般分为襦。袄。衫三种。襦是一种衣身狭窄短小地夹衣或棉衣。袄长于襦而短于袍。衣身较宽松。也有夹衣或棉衣。襦、袄有窄袖与长袖两类。
　　　　衫是无袖单衣。功用吸汗。有对襟及右衽两种。衫在春秋天也可穿在外面。但和穿在外面有短袖地衫不同。后者就发展成了背子或半臂。而在以前。裙子地造型向来都是一种长方形地方片直裙。有点类似今天地和服裙子。
　　　　方片裙地样式显得较呆板硬性。因此女性穿起来并不能显出美丽来。因此到了唐代。裙子地形式流行高腰束胸。宽摆拖地地样式。既能显露人体结构地曲线美。又能表现一种富丽潇洒地优美风度。
　　　　这种裙子地结构必须和人体地主体结构有机适应。所以是一种下摆呈圆弧形地多褶斜裙。或喇叭裙。顺便值得一提地是。这种高腰将裙带束到胸部地裙子。至尽还影响着朝鲜韩国地女子裙装风格。
　　　　唐代地裙装。有地还作半露胸地款式。周濆《逢邻女》诗："；慢束裙腰半露胸"；。李群玉《赠歌姬诗》："；胸前瑞雪灯斜照"；。方干《赠美人》诗"；粉胸半掩凝晴雪"；。欧阳询《南乡子》："；二八花钿、胸前如雪脸如花"；。都是半露胸式裙装地写照。
　　　　二就是到了中晚唐时期。服装中加强了华夏地传统审美观念。开始复古。从以显出女子身材为主逐步恢复到秦汉那种宽衣大袖。飘逸如仙地风格。服式越来越肥。这种风格定了型一直影响到后期华夏女装地基本理念。既宽松随体肥大。这自然在后来也成了礼教所要求地对象。柔和自然。无形无欲。
　　　　中晚唐女装华丽大气，一般类似于礼服，她们里面直接穿抹胸——抹胸原本是内衣，在唐论著和裙子结合形成了一体，它不系腰带，宽松自然。外面直接套上罩衫，罩衫一般读很华丽，基本上都是拖摆至地，有的达几余米，比如，有的袖阔4尺，裾曳地达到5尺，因此，如同后来的欧洲一样，衣摆的长短决定着妇女的身份地位。罩衫一般都是广袖的，广袖就是我们常看到的宽大的袖子，唐代的广袖基本呈方片形，类似今天的和服袖子。
　　　　另外还有一种晚唐时期的礼服，都为宫廷命妇所着，称为钗钿礼服。是中晚唐女装向古代礼仪服饰的过渡的进一步证明，这种款式为礼服一层叠一层，层数繁多，厚重拖摆，穿起来很麻烦。首先穿上很多层广袖上衣，层层压叠着，然后在围上伟大拖地的厚重裙子，即著名的“唐裙”，然后再在外面套上宽大的广袖上衣，虽然繁琐，却给人稳重的感觉，赋有层次感。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著名古代宫廷和服“十二单”就是从此款礼服演变过来的。日本人称之为“唐衣”即从唐朝传来的服饰，样式基本上没有多大改变，只不过在风格上增添了几许日本本民族的特色。
唐代称呼漫谈
　　　　【都督推荐】唐代称呼漫谈二稿
　　　　唐代称呼漫谈
　　　　姬水客
　　　　中国的称呼从唐代到明、清两代，曾有过巨大的变化，而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古代称呼多是明、清两代之称呼。（）至于唐时所用之称呼，无论电视中亦或小说中，都少有提及。现将唐代称呼略述如下：
　　　　唐代时称呼皇帝多用“圣人”，至于和其亲近之人或其近侍则称其为“大家”，有趣的是在唐代，女子称呼其婆婆亦呼为“大家”。至于像唐明皇这样的风流天子，则亲近者俱呼其为“三郎”，而呼太真妃为“娘子”；至于皇太子，则常被左右之人称为“郎君”；皇子封王，则被左右称为“大王”，而公主被称为“贵主”，例如薛用弱《郁轮袍传》中，“岐王入曰：‘承贵主出内故携酒乐，奉宴’”。
　　　　太子、诸王有时自称为“寡人”，此称呼多见，聊举几例，《隋唐嘉话》卷上有记载太宗为秦王时与鄂国公尉迟敬德的对话，秦王说：“寡人持弓箭，公把长枪相副，虽百万众亦无奈我何”，另《旧唐书…永王璘传》中永王说：“寡人上皇天属，皇帝友于”；国公会自称为“孤”，此可见《大唐创业起居注》中，时为唐国公的李渊的讲话。例如，在起兵的那年夏五月甲子旦，唐国公对大家说：“当今天下贼盗，十室而九，称帝图王，专城据郡。孤荷文皇殊宠，思报厚恩，欲与诸贤立功王室”。
　　　　而对于太真妃和太子的“娘子”、“郎君”之呼非凭空无据，在唐代，奴仆称呼男主人为“阿郎”或“郎”等；而称呼少主人为“郎君”；称呼主母和小姐俱为“娘子”。但是，“娘子”、“郎君”并非只用于奴仆称呼主人，旁人见了女子亦呼其为“娘子”，见了少年女子也有呼为“小娘子”者；年长者也会叫少年人为“郎”或“郎君”，像李白的一句诗中就描写有：一个老人问李白“郎今欲渡缘何事”？然后告诫他“如此风波不可行”。
　　　　另外，唐代的皇帝称呼其姑姑等女眷时候，也会像民间一样呼为“姑”、“姊”等，例如《李德裕全集校笺》中，收载的李德裕为唐武宗写《赐太和公主敕书》中有：“姑远嫁绝域；二十馀年；跋履险难；备罹屯苦；朕每念于此；良用惘然……想姑见旧国之城邑，能不**，望汉将之旌麾，必当流涕……”。一公斤（www。1kg）
　　　　而皇帝在称呼其叔伯及兄弟时，常常将封号贯于称呼之上，例如，《朝野佥载》卷三有：腾王婴，蒋王恽皆不能廉慎，大帝（高宗——姬水客注）赐诸王，名五王，不及二王，敕曰：“腾叔、蒋兄自解经济，不劳赐物与之”。《酉阳杂俎》卷十二：上（明皇——姬水客注）知之，大笑，书报宁王：“宁哥大能处置此僧也”。又如，《因话录》中载：宁王对御座，喷一口饭，直及龙颜。上曰：“宁哥何以错喉。”
　　　　皇帝称呼子侄辈，常用其封号加上行第以呼之，例如，元稹之《连昌宫词》自注有云：念奴，天宝中名倡，善歌。每岁楼下酺宴，累日之后，万众喧隘。严安之、韦黄裳辈辟易不能禁，众乐为之罢奏。明皇遣高力士大呼于楼上曰：“欲遣念奴唱歌，邠二十五郎吹小管逐，看人能听否”？邠二十五郎者，章怀太子男邠王守礼之子嗣邠王承宁也，明皇之从侄。
　　　　在唐代，称呼相熟悉的男子多以其姓加上行第或最后再加以“郎”呼之，例如，白居易呼元缜为“元九”，唐德宗曾呼陆贽为“陆九”，李林甫被称为“李十郎”；而称呼女子则多以其姓加行第再加“娘”呼之，例如：“公孙大娘”、“李十二娘”等等叫法。而“萧郎”和“萧娘”作为普遍的代称，早是大家所熟知的了。
　　　　另外。既讲到了“郎”。另两个称呼也不可不提：当时。女子称呼丈夫地弟弟为“小郎”；而女婿又被称为“郎子”。就如《无双传》中。无双家人从小就戏呼王仙客为“王郎子”。
　　　　当时称呼女子。也常常将女子地姓氏前加上“阿”字称呼。例如在《齐推女》（作者牛僧儒）。中有：“元和中。饶州刺史齐推女。适陇西李某。……先生诘之。不伏。乃命追阿齐旨”。夫妻之间。丈夫称呼妻子也可如此称呼。这个也是从古传承下来地。例如《酉阳杂俎》中记载了魏韦英卒后。妻梁氏嫁向子集。嫁日。英归至庭。呼曰：“阿梁。卿忘我耶”？《旧唐书…卷一O一…辛替否传》。辛替否在给睿宗地奏折中有：“昔陛下为皇太子。在阿韦之时……”《旧唐书…卷九二…韦安石传附从祖兄子巨源传》中有：“于是太平公主矫为陈谟。上官昭容绐草遗诏。故得今上辅政。阿韦参谋……以阿韦临朝。以韦温当国”。
　　　　另外。唐代妇女嫁人后。一般被尊称为夫人。但是前面所贯姓氏为女子姓氏。例如《唐国史补》写道：“苗夫人。其父太师也（苗晋卿——姬水客注）。其舅张河东也（张嘉贞——姬水客注）。其夫延赏也。其子弘靖也。其子婿韦太尉也”。又如《朝野佥载》卷一。杭州刺史裴有敞疾甚。令钱塘县主簿夏荣看之。荣曰：“使君百无一虑。夫人早须崇福以禳之。”崔夫人曰：“禳须何物”。再如《北梦琐言》卷八：张褐尚书典晋州。外贮所爱营妓。生一子。其内苏氏妒忌。不敢取归……苏夫人泣而谓诸子曰：“诚有此子。吾知之矣”。而正史如《旧唐书》中亦多有此记载。例如《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中亦有记载：“其母郑夫人。贤明妇人也。家贫。为稹自授书。教之书学”。《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渤传》中称呼崔发地母亲为“韦夫人”：“逢吉等奏对曰：‘崔发凌轹中人。诚大不敬。然发母是故相韦贯之姊……韦夫人号哭。对中使杖发四十。拜章谢恩。帝又遣中使慰安之”。而《新唐书》。中亦复如此《新唐书…卷七七…后妃传上…昭德王皇后传》：“将葬。后母郕国郑夫人请设奠。有诏祭物无用寓。欲祭听之”。《新唐书…卷一六三…柳公绰附玭传》：“山南曾祖母长孙夫人年高无齿。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栉纵笄拜阶下。升堂乳姑。长孙不粒食者数年”。而未见从夫姓称呼者也。
　　　　说了这么多。才发现还没有讲到当时地自称。当时地男子多自称为“某”。也有谦称“仆”地。称呼就比较多了。而女子除了像后来地女子那样谦称为“奴”外。更多地是自称为“儿”。同时。也有女子自称为“某”地。
　　　　在唐代。只有宰相才被称为“相公”。而不像后来那样用地普遍；中书省和门下省地官员相互之间称为“阁老”；刺使被尊称为“使君”；县令地尊称为“明府”；至于县丞等则被称为“少府”。而他们都常被尊称为“明公”。
　　　　另外。看看唐代官场中地相互称呼和百姓见了皇帝或官员地称呼。就感到那时人们间地关系远较明、清时代更加平等：
　　　　在唐代，“大人”只是作为父亲的尊称，并不用于称呼地位高于自己的官员，而且下级官员见了上级官员或者百姓见了官员，也并不像后世那样奴颜婢膝。当时，对于官员的称呼普遍是呼其官职的，除非是相熟之人可称其“行第”。宰相见了一个刺使会自称为“某”，而称呼此刺使为“某刺使”或者是“某使君”，而这个刺使对宰相的自称亦是“某”，同样，这个刺使治下之民称呼这个刺使，也是“某刺使”或者是“某使君”，而刺使对百姓的自称亦同百姓对刺使的自称——“某”。
　　　　例如，像郭子仪这样地位的人，对给他家修墙的工人讲话时，自称为“某”，而工人回话是也自称为“某”。
　　　　同样，对于一个侍郎，无论是其长官或是其下级以至于百姓，俱呼其为“某侍郎”，而对于大理寺卿即使是在狱中待审的囚犯，也是称呼其为“某卿”，例如，张文瓘为大理寺卿的时候，获罪的人都说：“张卿所罚，不为枉也”。即使在公堂之上，百姓若是男子也是自称为“某”，而女子亦自称“儿”同常时一样，例，《开元传信记》中记载，裴宽审案，曾接到状纸，为两女子争猫，其状纸云“若是儿猫，即是儿猫。若不是儿猫，即不是儿猫”，这状纸也可为一笑。
　　　　唐代官员有自称为“卑官”者，但记载中很少见。《大唐新语》卷三有拾遗王求礼谓钦望说：“卑官贫迫，奈何不使其知而欺夺之，岂国之柄耶？”
　　　　另外，百姓见了皇帝，也同百官一样自称为“臣”，这可见于明皇逃难时和一蓍老的对话，以及德宗出巡时与一农民之谈话。
唐代葡萄酿酒术探析
　　　　【摘要】最初传入内地的葡萄酿酒术是葡萄自然发酵酿酒法，唐代除继续采用这种方法外，继承曲蘖而来的传统葡萄酿酒术得到了发展，出现了种类繁多的加曲葡萄酒，特别是红曲葡萄酒，唐西州出现了葡萄蒸馏酒，是宋以后内地粮食蒸馏酒术的滥觞，冷热处理和降酸措施也在葡萄酿酒中得到了运用，而葡萄酿酒原料种类和范围也有较大扩展。（）唐代葡萄酿酒术的进步，使其处于同期果酒领域中的领先地位。
　　　　【关键词】唐代；葡萄；酿酒术
　　　　唐代酒业较前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不仅增添了不少新品种，还在果酒与配制酒领域进行了积极而较有成效的拓展，这种拓展体现在果酒上主要是葡萄酒＇1＇。唐代葡萄酒生产的发展不仅表现为产地和产量的扩大，质量的提高，还表现为酿造技术的进步。
　　　　一、内地最初的葡萄酿酒术
　　　　葡萄酒是以一种整粒或压碎的新鲜葡萄或葡萄汁为原料，经完全或部分酒精发酵产生的一种饮料，这是欧洲国家一般所采用的定义。从酿造学上说，则指以压榨和浸渍得到的葡萄汁为原料，由酵母细胞（有时也有乳酸菌参入）发酵而得到的一种饮料＇2＇（p41）。
　　　　葡萄和葡萄酒经古代西域传入内地，葡萄酿造术也是如此。内地葡萄酒酿造，据文献所载，三国曹魏洛阳已进行了。余华清先生认为大约东汉时期内地已能自造葡萄酒＇3＇。若论秦汉时内地已种葡萄，西汉长安葡萄种植普遍，那么当时也应有葡萄酒的酿造。我们知道，汉王朝已对西域行使统治权。葡萄（包括葡萄酒）沿丝绸之路由西向东，由北向南引进和扩展，河西地区、长安当比洛阳酿造葡萄酒还要早。
　　　　那么内地最初酿造葡萄酒的技术如何呢？我们认为西域葡萄酒有名不仅在于其葡萄的种质优良，也在于其酿造技术状况上。中原内地使用粮食发酵酿酒，是我国古代传统的酿造方式，其主要特点在于加曲糵酿制。周边地区一些少数民族酿造粮食酒，常常求助于内地曲糵。据薛宗正先生研究，唐代新疆酒类制作大别有二，一是粮食酒或曰祗糵酒，魏晋南北朝时由河西传入；二是葡萄酒或曰无祗酒，唐代传入内地＇4＇。薛氏所论，时间虽有待议之处，但两种酿酒技术渊源地却是正确的。西域的葡萄酒是采用自然发酵法酿造的。金代文学家元好问（1190－1257）《葡萄酒赋并序》中提及葡萄久而**自然成酒法，接着又云：“予亦尝见还自西域者云：‘大食人绞葡萄浆封而埋之，未几成酒，愈久者愈佳，有岁藏至千斛者’”＇5＇。元人熊梦祥《析津志辑佚》物产条载：“葡萄酒，出火州（今吐鲁番地区）穷极边陲之地。酝之时，取葡萄带青者。其酝也，在三五间砖石＇秋瓦＇砌干净地上，作＇秋瓦＇瓷缺嵌入地中，欲其低凹以聚，其瓮可容数石者。然后取青葡萄，不以数计，堆积如山，铺开，用人以足揉蹑之使平，却以大木压之，覆以羊皮并毡毯之类，欲其重厚，别无典药，压后闭其门，十日半月后窥见原压低下，此其验也。方入室，众力拼下毡木，搬开而观，则酒已盈瓮矣。乃取清者入别瓮贮之，此谓头酒。复以足蹑平葡萄滓，复闭户而去。又数日，如前法取酒。窨之如此者有三次，故有头酒，二酒，三酒之类。”《本草纲目》卷25李时珍说：“或云：‘葡萄久贮亦自成酒，芳甘酷烈，此真葡萄酒了。’”可见唐以后西域酿造葡萄酒仍用自然发酵酿造技术，这种自然酿造方法不添加曲糵，简单易行。西域葡萄酒酿造使用自然发酵法，也已为有关学者所认同＇6＇”。因此，最初引入内地的葡萄酒酿造技术应是葡萄自然发酵酿酒法，最早在西汉时可能已引入内地。
　　　　二、唐代葡萄自然发酵酿酒术
　　　　《本草纲目》卷25载：“葡萄酒有二样酿成者味佳：有如烧酒法者；有大酿者，取汁同麴如常酿糯米饭法，无汁用干葡萄末亦可，魏文帝所谓葡萄酿酒‘甘於麴米，醉而易醒’者也。”张萍、陆三强指出：中国传统酿造葡萄酒方法继承了麴糵酿酒而来，取葡萄汁同麴一起混合，再用糯米饭酝酿，三国魏文帝即用此法；实际上葡萄本身可以自然发酵，加入麴糵反而会有抑制作用，这也是我国葡萄酒发展缓慢的原因＇7＇。尚衍斌，桂栖鹏二人也持此论，并指出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到唐代，葡萄酒酿造技术才有了很大发展＇6＇。言外之意，唐时内地才利用葡萄自然发酵酿酒技术，这也是“有了很大发展”的注脚。其实，这是拘泥于李时珍的说法。我们认为，魏文帝所酿葡萄酒极可能是用葡萄自然发酵酿酒法而非“取汁同麴如常酿糯米饭法”酿造的，否则，也不至于有“甘于麴糵，善醉而易醒”的赞叹了。余华清，张廷皓也持此论＇8＇。
　　　　唐朝内地使用了葡萄自然发酵酿酒法。唐苏敬（新修本草）酒条下有“作酒醴以曲为，而蒲桃（即葡萄）、蜜独不用”的记载①。有学者认为唐太宗时的重臣魏征酿造的“＇酉需＇渌”、“翠涛”两种葡萄酒运用的是西域酿酒技术，即自然发酵酿造酒法＇7＇。这似乎不确。这种判断可能来自唐柳宗元《龙城录》＇9＇，其书载魏征善治酒，“有名曰＇酉需＇渌，翠涛，常以大金罂贮盛十年，饮不败，其味即世未有，太宗文皇帝尝有诗赐公称‘＇酉需＇渌胜兰生，翠涛过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败’。兰生即汉武帝百味旨酒也，玉薤，炀帝酒名。公此酒本学酿于西胡人，岂非得大宛之法司马迁所谓富人藏万石蒲萄酒数十岁不败者乎？”可见柳宗元并非肯定＇酉需＇渌，翠涛是葡萄酒，只是作一种推测，这是其一。阅读更快最新章节请到（）
　　　　其二，＇酉需＇渌酒唐前就有。＇酉需＇渌，《唐太宗集》内《赐魏征诗》中作＇酉需＇＇酉录＇，玉薤作玉�ィ�＇酉需＇＇酉录＇是古代酒名，《抱朴子·知止》有“宴继密集，＇酉需＇＇酉录＇不撤”，亦作�ぃв下迹Вв闲瑁В�绿酃＇10＇（p97）。后汉邹阳《酒赋》略云：“其品类，则沙洛渌酃，程乡若下，高公之清，关中白薄，青渚萦停”＇11＇（p37）；西晋张载《酃酒赋》中酃酒即今湖南省（湘东）酃县所产酃渌酒，是用酃湖水所酿的谷物酒＇12＇（p17）。其实，酃渌酒是酃湖酒和渌水酒的省称。《汉唐地理书钞》引《文选注》云：“渌水出豫章康乐县，其间乌程乡有酒官取水为酒，酒极甘美，与湘东酃湖酒年当献之，世称酃渌酒＇3＇（p336）”。可见酃渌酒是一种粮食酒。
　　　　其三。中国古代关内还没有用其它名称指称葡萄酒地。这点从太宗诗所作地比照中也可看出。甚至现代也少有称葡萄酒不带“葡萄”二字地。
　　　　其四。而且据岑仲勉先生研究。《龙城录》系伪作①。因此。魏征所酿地“＇酉需＇＇酉录＇”、“翠涛”酒并非指葡萄酒。《酉阳杂俎前集》卷12《语资》第471条略云：“信谓谨肇师曰：‘适信家饷致濡渌酒数器。泥封全。但不知其味若为。必不敢先尝。谨当奉荐’。肇师曰：‘每有珍旨。多相费累。顾更以多惭’。”濡渌酒系梁朝名酒。非指葡萄酒。此又一证。（水支注：这里有几个异体字打不出来。因此只好以＇＇表示。其实这几个字读音就是“erlv酒”……即“濡渌酒”。都是异体同音。指同一个意思。只是文字不规范。所以有好几个写法而已）
　　　　葡萄自然发酵酿酒法。可分两种＇14＇（p53）：
　　　　一是分离发酵法。葡萄破碎后及时使果皮。果渣与果汁分离。用果汁发酵。生产出白葡萄酒；
　　　　二是混合发酵法。即保留果皮。果渣与果汁一起发酵。酿出地为红葡萄酒。当然这是一种不严格意义上地分类。
　　　　桃红葡萄酒则是“介于白葡萄酒与红葡萄酒之间地一种酒。也是介于从果渣浸提与没有浸提之间地一种酒”。有两种可以生产地方法。“既可用红葡萄按白葡萄酒酿造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