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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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本是满面春风地站立着，静等飞机升空，发觉周围异常，左右望望，再回头一看，勃然变色了。他不喊不叫，只向我动动手指头：“你跑步去，告诉机场门口，一个也不许放走，谁也不准离开，都给我叫回来。”
　　我赶紧跑到门口，吩咐警卫不许放走一个人，然后招呼那些高级将领：“总理有事，叫你们都回去。”
　　“哎呀，开场是看不上了。”
　　“没关系，精彩的还在后面。”
　　“有时候越往后越精彩，有时候越往后越没意思，要看比分咬得紧不紧……”
　　将军们说说笑笑地返回来，站在总理身后。总理始终正直站立，目注飞机，看着飞机起飞，在机场上空绕一圈，摆摆机翼，然后渐渐远去，渐渐消失……
　　总理并不看那些将军们，自顾和前来送行的外交使节告别。直到外交使节全离开了，才面对那些将军站好：“你们都过来。”
　　刘亚楼是有名的乐天派，走到哪里哪里有笑声。他们说说笑笑地走近总理时，猛听一声喝问：
　　“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有？”
　　笑语声夏然而止。将军们发现总理面色冷峻，立刻都屏声禁气，就地立正站好，恢复了典型的军人姿态。
　　“步兵条例里哪一条规定，总理没有走，你们就可以走了？你们当将军能这样？在部队里，首长没有走，下边全走了，行吗？”
　　机场上静悄悄，将军们再没人去想看球的事了，只剩了应付眼前的挨批。
　　“客人还没走，机场已经没人了，人家会怎么想？你们是不是不懂外交礼节？那好，我来给你们上课。”总理声音不高不低，讲话不紧不忙，就那么讲起了基本的尽人皆知的外交礼节：“按外交礼仪，主人不但要送外宾登机，还要静候飞机起飞，飞机起飞后也不能离开，因为飞机还要在机场上空绕圈，要摆动机翼……”
　　刘亚楼是空军司令员，他能不明白这种礼仪？罗瑞卿等高级将领参加外事活动都很多，也全明白，但现在总理不厌其详不厌其烦地亲自讲，反复讲，他们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反复听。
　　总理讲了足有15分钟，才缓缓拾腕看一眼表，缓缓说：“我知道你们是着急想看足球赛，我叫住你们，给你们讲这些你们早就知道的道理。我讲15分钟，为什么？就是要让你们少看点球赛才能印象深一些。好吧，现在咱们一起去吧，还能看半场球。”
　　总理就用这种少看半场球的办法，“惩罚”了失礼的将军们，使将军们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说起这件事都是笑，没人气，但也再没人发生失礼的现象。
　　类似的还有一次很典型。就是总理在怀仁堂宴请印度总理尼赫鲁。两国政府首脑举起酒杯，正往一起碰呢，忽然断电了，怀仁堂顿时一片漆黑。
　　事后有人开迷信玩笑，说中印关系后来发生紧张，有一段黑暗，这次断电就是预兆。
　　玩笑归玩笑，灯又亮起来后，两国总理还是碰响了杯，宴会继续进行。总理从容大度，不露声色，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一样。
　　但我心中有底。这样重大场合，出这么大“洋相”，总理心里肯定有气，宴会后肯定要追究，好戏还在后头呢……
　　可是，宴会结束后，总理根本没提断电的事，回来西花厅，照样批阅文件，好象已经忘掉了这件事。
　　我们都感慨，一向严格细致的总理这次怎么了？泰然处之，完全无所谓，这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例外。
　　当我们也把这件事丢在了脑后时，没想到，凌晨3点钟总理突然停止了工作，命令我们立刻发通知，把外交部、中央办公厅、北京市电力局等部门的负责人都叫来开会，一刻也不许耽搁。
　　这些部门的领导人在急促的电话铃声和总理办公室的紧急通知声中，纷纷爬出热被窝，冷水擦脸，仍然哈欠不断，全身难受地赶来西花厅。王炳南还以为国际上发生了什么大事，刚问半句，总理已经严肃责问：“中南海怀仁堂的电力都没有保证，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上？”
　　大家面面相觑，这才明白深夜惊梦的原因。
　　总理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追查原因，一个人一个人地追究责任，根据责任大小作出不同的批评，并一道研究杜绝此类事件重新发生的措施。
　　记得追到亚洲司司长陈家康时，总理问：“你是亚洲司司长，这个事你怎么解释？”
　　当时会场气氛一直很严肃。印度在亚洲、总理问亚洲司司长不能说没理由。但陈家康又能承担什么责任啊！他说：“总理啊，我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哪。亚洲司管与印度的关系，可管不了电灯啊。”
　　一句话说得总理笑了，大家也都跟着笑了，气氛才缓和下来。总理看看大家，又不无几分得意地看看窗外；窗外的天空已经发亮了。
　　“你们没少打哈欠，知道吗？我有意在这个时候把你们找来。”总理惩戒性地用指头在空中敲敲，像敲打那些缺少睡眠的脑壳：“是要让你们印象深一些。你们是从被窝里爬出来的吧？”
　　这一来，大家不由得都笑起来；有的苦笑，有的捧腹大笑，一夜的疲劳全消失了，留在脑子里的只剩下总理不乏严肃的笑容和对这次事件的深刻教训。
　　六个办公室
　　国内国外许多有名有影响的人都著文说：“无疑，周恩来是这个世界上工作最忙，工作最多的一个人。”
　　跟随总理几十年，我最强烈的感受也是这一点。工作忙主要体现着他的奉献精神，而工作做得多，则不但体现了奉献精神，同时也体现出他过人的聪明才智。
　　总理忘我工作的文章人们写过很多很多，我不想重复。我只想讲讲总理的“六个办公室”。不要误会这“六个办公室”是西花厅、人大会堂、钓鱼台、新6所等等不同地点都有总理办公的地方。我要讲的六个办公室，是我们身边工作人员根据总理的生活及工作规律，自己总结出的六个“办公室”。
　　被我们称为总理的“第一办公室”的，是厕所。建国后叫得文明些，是卫生间。
　　总理的生活规律：睡觉醒来，第一件事就是上厕所。他是两眼一睁就开始工作的人，所以厕所就成了他的第一办公室。就我所见，早在1940年，从我调到他身边开始，就发现是这样。
　　那时在重庆，没有坐式马桶，“第一办公室”的条件很简陋。我们在房东的菜园子里，距住房10米左右搭个小棚子，在棚子下挖个地坑，再垫两块蹲坑时脚踏的砖，这就是“第一办公室”的全部建筑和设施了。周恩来起床后，抓起报纸和临睡前准备待办的文件就直奔厕所，也就是第一办公室。他在坑上一蹲好，开始解手也就开始了办公。
　　总理解手时间比较长，不像有人能3分钟“解决战斗”。总理快则半小时，慢则一个多小时，这么长的时间若不办公，一生将损失多少？所以他进厕所时总要带很多报纸和文件。在“第一办公室”里办公的时间长短，取决于解手时间长短；同样的，解手时间长短，有时也取决于公事办完投办完。
　　有些人把上厕所叫去1号，而我们这些人，特别是部队和机关里一些同志，把上厕所叫作“办公事”。典故就出在周思来这里。
　　周恩来在解手时办公事，也是有个顺序：先处理那些急件急电，然后看报纸。有时边看报纸还要边听秘书及工作人员的汇报，并同时作出各种指示。一般看完报纸或没看完报纸，解手就已经完成了。偶尔报纸看完了，解手还没“完全彻底”，那就按轻重缓急继续批阅文件。
　　记得我刚调周思来身边任警卫时，由于同时来了不少人，所以他并没直接同我个别谈话，就由延安出发了。到重庆后，我去“第一办公室”报告事情，才作了个别谈话。
　　“你是叫何树英吧？”
　　“是的，周副主席。”
　　“原来在哪个部队？”
　　“385旅。”
　　“噢，你是四方面军的。”
　　我有些不自在。四方面军出了个张国焘，搞得我们都好象比别人差了点什么。
　　周恩来像是看出我的心思，笑着说：“四方面军就是张国焘不好，广大指战员还是好的么，中央是信任的。张国焘这个人不会打仗，又指挥得很具体，连营一级都要去插手。”周恩来讲到这里摇摇头，然后对我说：“欢迎你到我这里工作。”
　　他没有因为我是四方面军出来的而不信任，留我在身边，不久又提我担任他的副官，建国后又先后任他的机要秘书和卫士长。
　　进城后，“第一办公室”的条件得到改善。过去蹲坑式，周恩来办完公事，站起来半天迈不了步，腿蹲麻了。进城后改为坐式马桶，坐时间长了虽然还会腿麻，毕竟比蹲着要舒服省力，办公效率也提高很多。
　　由于夺得了政权，周恩来必须总理整个国家，所以进城后比战争年代不但不轻松，反而更忙了。需要在“第一办公室”里处理的事情也比过去复杂，比过去多。
　　总理如果是凌晨3点上床，那么7点多便起床了。当然，并非总能这样规律地睡眠，睡眠问题后面专门谈；他起床后，带报纸、文件、大参考直奔“第一办公室”，在厕所马桶上一坐，一天的工作便开始了。
　　我们秘书都十分重视这一小时左右的办公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么。为这一小时的办公时间，我们秘书都是预先有准备和协商的。
　　首先，我们秘书将各自负责的急件拿出来，“争夺市场”，谁先送谁后送，要争一争，排排顺序。往往是那些立即需要批办的电报放在前面。这么大的国家，总理只要睡下3、4小时，就会发生一些急事要办，何况还有国际风云，瞬息万变；何况地球是圆的，我们是黑夜，那半个球正是白天；战争、谈判、大选、政变、地震、水灾、空难、车祸，没有一分钟清闲。这一切都连着总理的“第一办公室”，要在坐马桶之时就加以处理和决策。
　　总理前脚进“第一办公室”，我们后脚便跟入，环立他左右，将急电、急件、急需批转的报告，按轻重和事先协商的顺序呈递上去。总理这时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他的办公效率是超人而又惊人的，但凡见过总理办公的人，无论你自己本身也是怎样的超群，怎样的出类拔萃，都不得不拜服在总理之下，叹为观止。
　　我们常说；总理有3个脑子同时工作，彼此通气又决不紊乱。世人可能难以置信，但有条件者可以随便问总理哪个秘书；他们无不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具体些说，总理是同时进行三项工作。他的眼睛在看电报、文件，并且不时在上面作出批示；他的耳朵同时在听我们的汇报，这个汇报往往与他批阅的文电毫无关系，因为有些电话请示及我们总结出的问题是常需口头汇报的，该汇报而没汇报就要挨批评；在我们汇报的同时，总理还会不时将自己夜里考虑好的一些重要决定及指示，口述给另外一个秘书。我不知多少次见他手里批阅着外交部的急件，耳朵里听着财经方面的请示汇报，嘴里交待着国防军事上的指示。三方面的工作可能风马牛不相及，但总理样样记得牢，批得明，说得准；条条件件分清楚，彼此不紊乱，事事有着落。
　　对此，有人不相信，我并不责怪。是难以置信，但又千真万确是事实。且不说听的人难相信，就是工作在总理身边的人，那些初来不久的秘书，开始都曾惊疑这样的办公，以为总理正在批阅文件肯定记不住自己的汇报，或以为总理三心二用，跟别人交待工作肯定对自己的文件批阅不清。往往是经过多次实践证明，经过时间和事实的考验，才终于惊呼一声：“服了服了，总理真是神人啊！”
　　现在国家档案馆里有数不清的总理墨迹，其中的急电急件，大量的是在“第一办公室”里批阅，你可以从前查到后，再从后查到前，看有哪件批得不清？看有哪个错字或是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总理没有改正过来？总理一生严格、细致、谨慎。举个批阅文件的例子：
　　总理阅读文件，除逐一圈点外，当看完一页时，必要将这一页掀起；以此页末行压在下页首行之上，看完上页右下角末一个字，再看下页首行左角第一个字，这样来保证两页连接处不会多字缺字。
　　我搞的文件曾多出字来，军事秘书王亚志、郭英会等同志缺漏过字，问题都出在两页连接处，被总理在边听汇报，边交待工作的紧张状态中，同时批阅文件而同时发现改正。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成普同志，给新来的同志介绍情况时，有几句话每次都要讲，所以大家都记住了，并在实际中很快得到证实：你们不要从一般常识出发去想总理、看待总理，他有个特殊的脑筋，不可思议的能力；他有惊人的记忆力，非凡的洞察力，无比机敏快速的反应力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所有这些能力可以同时在几个方面充分发挥，表现出来就是工作的高效率、条理层次明晰，互不紊乱，件件周密、细致、精确。我们全加起来也赶不上他……
　　我们报批的文电及汇报，一般是外交和军事排在前，这两个方面突发性事件多，急情况多，而农林系统一般靠后，除非发生了灾情。有重大灾情就要首先报。
　　记得有次汇报，负责农业的秘书对负责外交的秘书打招呼：“喂，你快点啊。今天国务会议上，总理听农林口汇报，基本情况我得先报给他。”
　　等进了“第一办公室”，外交和军事方面的秘书很快完事，留时间给农业秘书汇报。可农业秘书有些犹豫，因为总理正在批阅文电，并且不时交待机要秘书发电，口述电文。等在农业秘书后面的还有负责文教体育的秘书，见农业秘书犹豫，就想先汇报。农业秘书知道总理永远是忙，等是不行的，只好汇报了。
　　也难怪农业秘书犹豫，那时是计划经济，他汇报有一连串的数字，比如粮食、棉花、油料等等的产量数字，征购数字，已完成数字，分配数字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汇报总理怎么可能记得住呢？
　　让人目瞪口呆的是，到了国务会议上，总理听汇报，居然给汇报者纠正了一个念错的数字2而且在问答中，一涉及数字，那位副部长就得重新翻材料，而总理就很不耐烦地帮他说出准确数字。事后这位副部长说：“我们没法跟总理比。那么多数字，我们只能记到纸上，总理全能记在心里。”我说：“你还不知道呢，总理就是早晨听了一次汇报就全记住了。”
　　我没多说。我要是说总理听汇报记数字时，手里还在批阅文件，他肯定不相信。还会错误地以为总理不重视他们的工作呢。
　　当然，全国报来的文电和情况每天多似海，不可能全叫总理看，全向总理汇报，首先要经过我们秘书的筛选过滤，有选择地呈送，有选择地汇报。
　　有次国务会议结束后，一位副总理问周思来有关黄河水利的问题：“总理，这个文件我们报上去了，不知您有什么意见和指示？”
　　总理马上摇摇头，肯定地说：“这个文件我没见到，也没听秘书讲过。”
　　他找来有关秘书李岩，果然，是被李秘书筛选下去了，没报总理。但凡报上来的，总理都是“过目不忘，过耳不丢。”此后，为避免筛选出差错影响工作，我们改变了作法。就是对筛下来的文件报告，得空时便向总理唠叨几句。不要小瞧这几句唠叨，总理听过就不会忘，万一哪位负责人向总理问及这件事，总理就不会不知道。
　　由于“第一办公室”的特殊环境，便难为了陈浩、杨纯她们这些女秘书。她们不便进，有了急件只能求我们男秘书代劳往里送。如果可能，她们也把那些十分紧急的电报预先送进“第一办公室”，等总理起床后，进了卫生间就能及时发现处理。那种特别重要的电报，收到就要马上送总理，如果总理已经进了“第一办公室”，就只能喊人，请我们往里递，一刻不能耽误，耽误了就要挨批。有次陈浩收到某驻外大使馆发来的一份关于边界问题的电报，电报上注明是特急。陈浩考虑总理正在休息，没有马上送，也没事先送到“第一办公室”，结果挨了总理一顿严厉的批评。那以后，再没人敢耽误急电，“第一办公室”在秘书们的心目中也有了特殊的位置。
　　总理“第一办公室”里还准备了茶几和椅子，放材料，放报纸文件。椅子是因为有领导同志需要立即见总理时，能坐着汇报，接受指示。所以，有时总理坐马桶，对面椅子上就坐了副总理或部长，这边汇报，那边指示，迅速解决一些紧急事务。
　　有一次廖承志赶来见总理，值班卫士说：“哎呀，总理今天的活动全排满了，实在找不出一点空儿，恐怕谈不成。”
　　“这事很急，不见不行。”廖承志着急问：“现在总理在哪？”
　　“在厕所大便呢。”
　　“好，好，”廖承志也知道这个“第一办公室”，立刻放下心，说：“不要紧，不要紧，我去去就出来。”
　　说着，不管卫士是什么意见，自己就闯入了“第一办公室”，在总理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开始请示汇报。
　　事后，廖承志也只说他去了总理第一办公室，已经请示汇报了，而不会说去厕所向总理请示汇报。
　　由于我们这些秘书常说“第一办公室”，渐渐地，国务院及各部委办的许多同志都知道了，都把总理的卫生间称呼为“第一办公室”。
　　一般情况下，总理在“第一办公室”只处理急电急件，大事要事。那种日常性公事，不能拿到这里办。因为总理还要看报纸，可以说一次也没缺过。
　　总理主要看四种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和解放军报。他读报速度比一般人快3到4倍，至少是比我们这些秘书快3倍。这是在长期接触中我们悄悄对比过的。他的目光飞快地扫过字里行间，耳边哗哗地响着翻报纸声，他对每个版面登什么内容，有哪些专栏，了如指掌；有的看标题，有的粗读，有的细读，一阵工夫，天下大事基本都了解了。
　　从“第一办公室”出来，若没有紧急会客或毛泽东电话约见，总理可以做5分钟的操。由于作操不属于办公，所以卡时间很紧，多半分钟也不行。
　　不过，无须人监督时间，他作的是一套自己编练的保健操，作完全套动作准准是用5分钟，动作的节奏速度他很有数。
　　这套自编的保健操主要动作有：双手卡腰，两脚站立与肩同宽，然后左右扭腰，然后旋转腰，然后左右扭头，然后仰头低头，然后伸臂，然后扩胸，然后抬腿，然后踢腿，然后收式结束。
　　做完操，他用两分钟的时间洗漱，然后就进入了“第二办公室”。
　　所谓第二办公室，就是总理的餐桌。说餐桌不说餐厅，是因为总理无论在哪里吃饭，都不停止工作。有人间，宴会也不停止工作吗？不停止。无论宴请外宾内宾，本身就是做工作。
　　当然，我要讲的还不是宴会谈话那种工作，我讲的工作仍然是指处理各种公务。包括读报、看文件，批电报、听汇报，开小会，作指示等等。所以，“第二办公室”主要还是指他家中的客厅兼餐厅。
　　第二办公室远不如第一办公室名声大，因为赶早不赶晚，急事大事都赶在第一办公室处理了，没有特殊情况，不是临时发生急事大事，秘书们轻易不忍心在吃饭时间去打扰总理。何况邓大姐是为此发过话的：“你们20多个秘书对着他一个，轮番作战，也得给他个吃饭喘气的时间啊。”
　　话是这么讲，我们还是无法给总理安排出吃饭时间。总理的办公桌上摆有台历，值班秘书事先都将总理一天的活动安排记在台历上，台历的正反面都记得满满的，写不下还有一块小黑板，小黑板也常写得满满的，所以总理的工作也排得满满的。开会、汇。报、谈话、会见、接见、批阅文件、作报告，时间是以分钟来计算。比如毛泽东主席约周恩来下午4点见面，我们可以把总理的活动表一直安排到3点58分，剩2分钟是总理走路的时间。他走路快似一阵风，从西花厅到菊香书屋，两分钟就一溜小跑地赶到了。
　　1981年1月20日，邓大姐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将周恩来总理留下的20多本工作日历交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这是周恩来1950年1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所使用过的日历，叫作工作日历。因为记满了26本日历零8页日历纸的内容，全部都是工作。翻遍日历，一分钟追一分钟，一天接一天的，只是各种工作，唯独找不到吃饭时间安排在哪里？
　　因为总理吃饭多数是见缝插针，因为总理吃饭从不脱离工作。
　　毛泽东吃饭没有规律，周恩来吃饭也没有规律；毛泽东吃饭手不释卷，周恩来吃饭也手不释卷。周思来主要是看报，在第一办公室末及细读的文章，都要在第二办公室细读一遍。
　　不过，周恩来与毛泽东也有不同。当年去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时，毛泽东带的一班人基本都是搞哲学的，所以谈判中，有关援建项目和中国经济生产的现状，毛泽东和他带的一班人都讲不清。在场的同志曾告诉我，斯大林对毛泽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