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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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利时一位记者说：—“简直忘了是在看电影，好象我也到了梁祝身边。”
　　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还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这种时期就拍出这样充满美好感情的影片，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而所有这些对中国戏剧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确实是靠了总理那一句话。
　　而这一句话，又说明总理。对我们民族，对世界各民族，对整个人类，有着何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啊！
　　在总理的文娱活动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作诗。可以说，从1940年我到他身边，直至他老人家去世，总理基本没有停止过作诗。不过，从我来到他身边后，基本也没见过他保留下一一首所作的诗。
　　现在公开发表的周思来的诗作，都是他年轻时的作品。其实，他当总理以后作诗，远比青年时期作诗多，特别是晚年，常看到他念念有词，并将新诗写下来。
　　总理一般是作格律诗，偶尔也作自由体诗。他对古诗词非常熟悉，无论我们提到哪首诗词，他都可以出口便背诵下来，当我们为此惊讶时，他总是很动感情地说：“这要感谢我的母亲，4岁时她就教我识字，5岁时已经教我背诵了几十首唐诗……”
　　我常想，周恩来的喜欢读诗作诗，是否与他的母亲有关？他在读诗作诗的时候一定可以寻找回来那遥远的记忆，重新感受母亲的慈爱与保护，重新从母亲那里得到新的启示……
　　周恩来作诗，或者是对什么事有感，对什么人有感，对什么景有感，或者是看到主席或陈毅或董必武等战友的新诗，反复品味之后唱和一首。他一旦要作诗，吃饭走路乘车这种时间就会被充分利用起来，嘴里偶尔吟出一句。这样的一天忙里抽空儿，反复索句，或睡前，或起床后，新诗就出来了。
　　他作的新诗都是一挥而就地写在纸上，然后独个儿拿起来欣赏、品味，偶尔也提笔改几下。我们只能远远看那诗行，偶尔听他吟出一句，无法拿过来细细欣赏，他就像秘密地藏着什么珍宝一样不愿叫外人看。
　　他把作诗当作了消遣似地，消遣完了，概无例外地撕碎，而且撕得太碎了；先撕成许多小碎块，再将小碎块一叠叠分别撕成更碎的碎片；撕到一般人再也无法拼对起来时，才用手弄成雪片飘落一般扔进废纸篓。
　　总理心细，作诗极讲平压工对押韵，撕碎时也从不大意。我一次也未能将他的诗作拼对出来。直到他病重后，仍然是这样，不愿留诗给后人。
　　外出参观游览，所过名胜古迹的工作人员都希望他留下墨迹。他一概拒绝：“找郭老去，叫郭老写。”
　　我很后悔，那些撕成粉碎的诗作，如果我都用牛皮纸袋装好，现在将这上百纸袋的“碎诗”交有关部门，一定能拼对出来，从中定可以进一步了解总理的思想情感。
　　周恩来会下棋，象棋、围棋、国际象棋都会下，还会打桥牌，在重庆与董必武等同志玩过，后来都“戒”了。
　　总理对“戒棋”“戒牌”的解释只有三个字：“没时间”。
　　在他晚年，病重住院后，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减轻一些痛苦，我们拉他玩牌。他在“戒棋”“戒牌”20多年后又拾起来了。他很会算牌，随随便便就能赢了我们这些认认真真的人。赢了便轻声一笑，没有精力多说话。
　　只有一次，他看看表，说：“下棋打牌，过时间不觉，有个故事说，樵夫看两个老头下棋，一盘棋下完，身旁的斧头把儿已经烂了。这盘棋下了多少年？干事业的年华，千万不可沉溺其中。”
　　在文娱活动中，总理最喜欢的似乎还要算跳舞。我们也喜欢让总理多跳舞。这项活动后来被我们称为“三结合”，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中青三结合，而是：文娱、体育、工作的三结合。
　　跳舞本身既是娱乐活动，又能锻炼身体，这是无须解释就很明白的事。医生主张总理每天跳一场舞，活动活动身体各部的肌肉关节。但他太忙，做不到。
　　总理跳舞极少去春藕斋，一般是在紫光阁和人大会堂山东厅。50年代在北京饭店也常跳。到这些地方来跳舞的还有李先念、陈毅、余秋里、何长工、吕正操等国务院及各部领导。舞会8点开始，总理如果参加，常常10点左右到，跳几圈就提前走了。他舞姿潇洒，会跳三步、四步，能跳出花样，不像毛主席、朱老总那么单调地踩点走步。
　　总理跳舞从不固定舞伴，他很理解文工团来的那些女演员，尽量勤换舞伴，满足尽可能多的女演员“陪总理跳一圈”的愿望。
　　总理参加舞会，首先是作为社交的场合与机会，不忘结交朋友，不忘调查研究，不忘讨论工作。
　　每次跳舞，周恩来必要同国务院机关和各部委领导打招呼，通报情况。若是有大事复杂的事，就在舞会休息时将有关领导叫入舞厅旁的小屋里谈话。跳舞时，周恩来换舞伴勤，也包含有多认时人，多听到一些情况的考虑。
　　每次跳舞，对于新舞伴，周思来必要问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对单位里的领导及工作有什么意见？等等。对于认识的老舞伴，他常提出一些文艺政策方面的问题，征求意见，或者将自己考虑中的有关文艺工作的内容讲出来听听群众意见。
　　总理在跳舞中是怎样调查研究，怎样做工作呢？随便举个例子。
　　郑淑云是总理的保健护士。她第一次见总理，就是在北戴河的舞场上。谈话是在舞会休息时开始的。
　　“你什么时候来北戴河的啊？”周恩来问过姓名、年龄及家庭情况后，放慢了讲话速度。
　　“中央异地办公，从开始我就跟打前站的同志们一起过来了。”
　　“这个地区的地方病是什么？”
　　“哎呀，不知道……”
　　“你是医务工作者，领导没给你介绍吗？”
　　“光是从安全方面介绍一下，地方病可没说。”
　　“没介绍你也没调查？这就是问题。安全也要以预防为主。到一个地方就要调查研究这个地方的状况，作为医务人员特别应该查清这个地方的发病情况，这样才好开展工作，做到有的放矢。你说对不对？”
　　“对的。”
　　“那么地图你看仔细了？”
　　“看了，否则找不到首长。在杭州我给罗部长做蜡疗就迷了路，摸黑转了半天……”
　　“哈哈哈，就是么，吃一堑长一智，这就提高了……”
　　“哎呀，舞曲开始了。总理，你去跳舞吧。”
　　“你会跳吗？”
　　“我不会。”
　　“一次没跳过？”
　　“跳过两次，也是人家带着我……”
　　“那好，这次我带你，我来教你跳。”
　　“哎呀，我，我会踩你的。”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稍稍后仰，一边笑一边指郑淑云脚下：“不要紧么，你穿的是软胶鞋。”
　　郑淑云脸红了，把手递给周思来。跳出第一步时，仍在喃喃：“可是，可是，您带我跳会很累的。”
　　周恩来放低了嗓门，小声说：“放心跳吧，累点正好运动。”
　　像周恩来那样的大工作量，若不搞点运动，若不坚持体育锻炼，是无法长期胜任的。
　　每周的周末舞会，周恩来去跳几圈；每天起床后，从第一办公室出来，做5分钟的自编体操；如果只是这一点运动，肯定起不了多大作用。周恩来还有其他许多运动方式。
　　第一种运动是办公室里的运动。这就是前面章节里写到的5分钟自编体操以及办公疲劳时，起身绕办公桌快走几圈。除此两项运动外，第三项运动是踢室内足球。
　　天津人爱踢球。建国初期，天津的足球是很有名气的。周恩来在天津读书时就喜欢踢球，当总理后，医生和身边工作人员天天要求他保证运动，他就想到踢球上，买来一个足球。他没有时间去足球场踢，他的年龄和工作情况也不允许他去踢比赛，他就想出了踢室内球的办法。
　　这办法也简单，就是办公室的一面山墙腾出一块空地方，不放办公用具。他的那个足球，少打一点气，弹性不要大，然后放在办公室内。每天工作累了，周围人一再劝他活动活动时，他就起身，两脚盘带足球，在那几平尺的小天地里激烈运动一番，时时朝墙上射门。球没气，弹不远，每次射到墙上都能及时用脚控制住球，不会碰坏门窗或办公桌上的东西。
　　不要小瞧这种运动，由于动作的迅速，活动量是相当大的，不要说总理那样的高龄，就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陪他练5分钟，也会流出汗来。周恩来有时踢球要个“陪练”，拦在那堵山墙前，总理盘带过人。如果被截住球，算输一分；如果晃闪过对方，把球带过人，射到墙上，那就赢一分。
　　这项运动总理很喜好，坚持很长时间。因为他的运动同他的睡眠一样，必须围绕工作进行。室内足球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有几尺地面就可以运动起来，见缝插针，效果很好。
　　除了足球，总理还喜欢玩玩“卫生球”。
　　总理的喜欢玩乒乓球，同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那批优秀球员为国争光是分不开的。这批运动员打出了国家和中国人民的威风，吸引得像董必武这样古香古色的老人，也扔下毛笔，去玩了一段时间的乒乓球。周总理这样更具现代色彩的领导人，当然要比毛泽东、董必武这些老派些的领导人玩得多些，好些。
　　总理的不利条件在那条伤臂。由于右臂在延安摔伤后，接骨不正，落下残疾。他的右臂弯不到头，伸不到底，不像正常人可以180度弯臂直臂，他只能在弯曲30度，伸直到150度这样的范围里正常发挥，超过就要活动受限。
　　总理难得有时间玩玩球，主要在饭前饭后的10分钟左右，在我们一再劝说下，可以答应一声：“好，玩几下卫生球。”
　　讲“卫生球”，无非是形容乒乓球小。陪总理打球是件高兴事，因为我们太爱他了，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自我感觉是超过世上任何一种爱，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对总理有好处，只要有利于他的休息或健康，那么，再小的事我们也愿意全力以赴去做，做了就会产生幸福和愉快。
　　我们都抢着和总理打球，为了不让他打着费劲，常常有意将球往他右手附近的台面上送，而且要送得不高不低，便于重扣或抽杀。球的位置合适时，总理常常能抽杀出第一流的漂亮球。
　　可是，总理没有抽杀，左手将“卫生球”一把捞过来，冲着对家嚷：“不干不干，尽给我容易的，那不行。我不要照顾球，我能够输得起。”
　　总理认真得很，我们只好更认真地对待，既要真打，不让总理觉得是让球，又不能一下子打死，必须给总理一定的招架和还手余地。这种球打得艰难而又令人兴奋不已。
　　每逢球下网或出界，总理常常显出一脸的惋惜：“哎呀，输了，输了！”如果一记重扣或一个大力抽杀击中了，我们未能接回去，总理会为自己漂亮潇洒的击球欢呼鼓掌：“打中了，漂亮！”“你输了，哈哈，你输了！”
　　总理喜欢玩几下乒乓球，更喜欢看别人打乒乓球，特别是国内外有乒乓球大赛时，贺老总都要派人给总理送几份秩序册。册子上详细列出分组情况，谁与谁对阵，怎样淘汰怎样出线。总理看得非常细。
　　到了比赛开始，那个册子每天摆在总理的办公桌上，他每天在办公桌旁一坐，总要先问问：“谁被淘汰了？”“谁出线了？”“下一轮谁跟谁比？”
　　我们随时将进展情况报告他，帮他用红笔勾出来。他一边听报告，一边自己也动手，勾去淘汰的，勾出新的对阵关系，那种认真关心的劲头儿，不亚于处理军国大事。
　　偶尔我们也劝总理一声：“有时间勾他们，不如咱们多打两下呢，咱们还是以锻炼身体为主。”
　　总理笑着说：“历来看棋的比下棋的累，我这也是运动，这样紧张一下，转回头再办公，精力特别足。”
　　总理打球、看球都是围绕工作运转，如果影响了工作他是决不答应的。
　　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后，全国乒乓球热升温到最高，点，西花厅里的秘书们打球也打到了最高潮。
　　这天，乒乓球正打得激烈，一位外事秘书忽然惊叫起来：“哎呀，不好了！把一件大事忘了！”
　　他扔下球拍就跑，还是把事情误了。
　　这下子惹火了周恩来，将全体工作人员召集一起，狠狠批评了一番。大家心里都不好受，挨着做检查，保证引以为戒，不再发生类似情况。
　　于是，总理态度缓和下来，望着大家，带出感慨万千的语气：“唉，时间不饶人哪。你们看，你们年轻轻跟了我，现在都有了白发。我也老了……记性都衰退了。”他朝我吩咐一声，让把准备好的小笔记本取来，亲手发给每个秘书，然后宣布：“以后你们就用这个本子备忘。我交待的事，外面反映来的重大事情，你们就把它记下来，不要再误事。”
　　打乒乓球之外，总理还曾想增加一项游泳运动。
　　1954年在广州，毛泽东每天去越秀公园游泳，都要请总理一道去。总理也下过几次水，似乎有了一些兴趣。他曾表示态度：“我听你们的，争取学会游泳。”
　　为了教会总理游泳，还为他请来体委一位同志当教员。教员当然积极性很高，很快教会总理在水中憋气，并漂起来。可是再往下学，他那只伸不直的右臂便带来一些不便。兴趣有点减弱。但并没停止学习，庐山会议时，有点空闲时间他又下两次水。
　　当时北京医院的院长是周泽召先生。有次总理游泳上来，坐在藤椅上休息，周院长发现总理脚底出现许多小红点。他就替总理做了一下检查，说总理的身体不适合游泳，以后还是少游，最好不游。否则不利于健康。
　　以后，总理就放弃了游泳这项运动。虽然这项运动是毛主席所提倡，中央首长多数都学会游泳，并且热情很高，总理却退出了这支游泳大军。无论在北戴河、广州还是北京，他最多不过坐在岸上看看别人游。偶尔忍不住下次水，也是坐船下水。我曾陪他在中南海划过几次船。
　　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总理将一切体育锻炼都停了，只剩了一种运动，就是从这个“救火现场”赶到那个“救火现场”，这种匆匆赶赴现场的急行，客观起到一种体育锻炼的作用。
　　但由于“救火”的心焦情急，这种“运动”对身体其实是弊大于利。都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这种“救火”没完没了，一个比一个急。都说总理是累死的，这话一点不假。
　　在我的记忆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总理的休息有时已经是带了抢救性质。
　　1967年春天的广交会上，红卫兵要砸烂广交会，总理轮流找各派红卫兵谈话，作他们的工作，30小时没离开现场，没停止谈话。劝说完红卫兵，接着又连续工作70多小时，前后达100多小时没睡一觉，没休息一刻。
　　他在办公桌前突然面色苍白，额上沁出一层冷汗；由于痛苦，脸上的肌肉绷紧，嘴巴抽缩着想挺过去那难忍的胸闷和心绞痛。
　　保健医生张佐良闻讯起来，一摸脉搏，早搏很多。马上给总理做心电图。当时301医院的一位专家黄教授正陪胡志明主席在广州的小岛疗养，张医生就拿着心电图给黄教授看，确实早搏频繁。两个人研究之后，决定给总理用药和吸氧。
　　从此，总理每天多了一项帮助他休息并恢复精力的内容，就是睡觉前吸一会儿氧，改善血液的供氧状况，以维持他超负荷的大工作量。
　　就是天天吸氧，总理仍然发生过几次缺氧和心脏病发作。比如红卫兵火烧英代办处那次，总理又急又气愤又过度劳累，心脏病就发作了。医生进行了抢救。
　　对于久坐不动或少动的人，洗澡无疑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毛；泽东就是坚持搓澡。在1956年以前，他是泡澡；1956年以后，由于年岁大了，主要是搓澡。他搓一次澡，全身血液流畅，是很解乏，很有效果的休息。
　　周恩来也常洗澡。但他不像主席由卫士侍候，由卫士帮忙搓澡；他一向是自己洗，从不要人帮忙。
　　在他发生过两次心脏病后，大家就都担心了。总理毕竟年事已高，身体远不能比当年，万一洗澡出了什么事，外边不知道，这个责任可不得了。
　　我们与保健医生商量后，决定以后不能再让总理一个人洗澡。第一次帮总理洗澡是张医生和卫士小高去的。他们进入卫生间时，见总理正坐在浴盆里喘呢，忙上前帮忙。
　　“我没事，你们去，我不习惯，我自己能洗。”周总理不让外人帮忙。
　　“总理，你心脏不大好，万一犯病身边没人怎么行？”张医生劝说：“我们已经进来了，还是帮你一把吧。”
　　说话间，小高已经动手帮总理搓泥。在这种情况下，总理才勉强接受了服务。
　　从此，我们再没让总理一个人洗澡，我和小高及张医生，总要有人陪他进卫生问。而这时，总理实际上已经患了癌症，在我们开始帮他洗澡前，就已经查出了癌细胞。
　　就在身患癌症后，有次总理又是工作30多小时没休息。我忍无可忍地进去说：“总理，你必须休息了……”
　　总理从眼镜框的上边望住我，小声说：“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我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总理终于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声音天天在我耳边回响：
　　“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夫妻之间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夫妻关系，无疑可以为人楷模。既是反封建的，又继承了民族的传统的优秀道德；既是反资产阶级腐朽化的，又焕发出解放的现代文明的新气息。
　　对于恋爱与婚姻，周恩来像大多数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认识和态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周恩来15岁进天津南开学校，19岁毕业，在一所教育比较进步，并且很有特色的学校里，度过了对一个人思想性格的形成有极为重要影响的时期。
　　南开学校是今日南开中学和大学的前身，于1940年在严氏学塾的基础上，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创办的私立学校，创办人严修在清朝做过翰林和学部侍郎，思想比较开明。校长张伯苓是从北洋水师学堂以第一名毕业，又到日本欧美考察过，办教育很认真。
　　周恩来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并且成绩优异。“心算比一般同学笔算还快”，并且在全校不分年级的作文比赛中，以《诚能动物论》获第一名。
　　卷子上的姓名是密封的，所以完全以文论取，不会像现在的许多文学评奖，掺杂人际关系的因素。名次是由学校创办人严修亲自选定，当他揭开评为第一名卷子的密封时，看到了“周恩来”三个字。他深深喜爱这个学生，因为过去的两年中，周恩来代表南开学校参加天津市各中等学校的校际演说比赛，都夺取了第一名。
　　严修十分器重周恩来的人品和才学，经过长期观察，慎重考虑，决定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周恩来。并亲自托人向周恩来提亲。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正式面对了婚姻大事。以严修的名望和社会地位，能娶他的女儿为妻，无疑是令人羡慕，甚至是某些人所求之不得的。令人不解的是。周恩来却很有礼貌地辞却了这次提亲。
　　对此，周恩来的同班同学张鸿浩曾有回忆。说周恩来在一次散步时，对张鸿浩谈了自己的想法：“我是个穷学生，刚入学时，学习和生活费用靠伯父支持，现在虽然靠成绩好，作了免费生，生活费用还要靠自己解决。以我这种情况，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的前途一定会受严家支配。所以我辞却了这门亲事。”
　　周恩来的想法对于一名有救国抱负而又自尊自强的热血青年来说，是很正常，不难理解的。
　　那正是血性、锐气、容易冲动，容易偏激的年龄。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随即投入五四运动的洪流中。周思来参加组织了革命团体“觉悟社”。激进的青年学生们相约：不恋爱、不结婚，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结婚受拖累或给后人添麻烦。
　　邓大姐对此曾回忆说：“他们那个团体有20多人宣布抱独身主义，周恩来也是其中之一，还为此发表过文章。”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各方面的不断趋于成熟，周恩来在赴欧勤工俭学期间，自然而然地放弃了因一时激情而宣布的独身主义，自然而然地面临了恋爱与婚姻这件人生大事。
　　旅欧初期，周恩来曾经有一位比较亲近的朋友，是个漂亮的姑娘。然而，好朋友未必适合作妻子。一旦作为婚姻来考虑，这，位漂亮的姑娘就不行了。因为她仅仅是同情革命，而周恩来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
　　周恩来曾对他的侄女周秉德说：“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指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周恩来与邓颖超认识、交往及后来通信，确定关系的基本情况，前面章节里写过。我这里主要想就自己的所见所闻，谈谈他们婚后的夫妻关系。
　　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