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第1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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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叔叔陈三麦出走的时候，两手空空。走的那天夜雨奔泻，但天空没有塌下来。我叔叔是朝北走的。我婶子却朝南追。我婶子带着那只包裹来到陈记竹器铺，打听三麦的消息。竹匠们说三麦不是想老婆才回家的吗？三麦怎么又走了？我婶子说都是你们害的三麦，好端端的三麦却让你们带坏了。他去哪儿了？你们不告诉我就放火烧了你们的铺子。这日子大家都别过啦！但是我叔叔是朝北走的。没有人看见陈三麦的影子。我婶子在南方小城里找了三天差点急疯了。第四天有人带来了消息，说是在关外看见陈三麦拿着个破碗在讨饭。我婶子就坐上了去关外的火车。那是我头一回坐火车，我婶子说。他们告诉我要在火车上待二天二夜才能到关外，我说就不能快点跑吗我都急死了，他们说那你背上绳子到火车头上去拉好了，我说要是人拉也顶用我真的去拉。那是一九五一年。我婶子说，到处都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呢。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啦，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呢。铁路线上都是兵车，男人都穿上新棉袄大饼吃个饱上前线呢。火车开到丹东停了，车厢门一拉，跳下来的全是去前线的。有个小姑娘一见我就要给我戴大红花，我连忙说：“我不当兵，我来找我男人的。”车站塞满了当兵的，都是男人。我穿上了件小花袄在人群中窜来窜去的，这么多的人上哪儿去找三麦呀？我就在月台上喊起来了，三麦三麦陈三麦。谁也听不见，丹东太闹了，连我自己也听不清我的声音。有个去打仗的小伙子从车窗里探出头朝我哎了一声，他对我说：“我是三麦，你是我小姑吗？”我说：“弄错了，我不叫你，我叫我男人。”那小伙子看上去十七八岁，他懊丧地摸摸光脑袋：“这回见不到小姑了。”我看他瘦骨伶仃挺可怜的，就朝他笑了笑说：“我就做你的小姑吧，喊我一声。”我从包裹里拿出一张大烙饼扔给他，他接住饼真的喊了我一声：“小姑。”我婶子一直坐在月台上等待陈三麦的出现。她不知怎么认定陈三麦要去当兵。她想三麦上了绝路肯定去当兵。当兵有饭吃，她想三麦的脸皮那么薄，三麦怎么肯讨饭过日子呢？我婶子一直坐在月台上凝望丹东的风景，天渐渐黑下来，一列火车从月台徐徐驶出时，我婶子看见一张脸闪在气窗后鬼头鬼脑地看着她。我婶子从货仓上弹起来断喝一声：“陈三麦！”摸过去抓那扇车窗。陈三麦头戴军帽身穿军装木然地看着她，面容疲惫委琐。我婶子说三麦三麦你给我下来。陈三麦听不见，我婶子说三麦你傻了吗你给我说句话呀。陈三麦哑着嗓子说我要去死。我婶子听见火车拚命吼了一下，她再也拉不住了。她紧跑了两步，对三麦喊：“你别去死，给我们分了五亩地种粮食啦。”我婶子哭着叫着看火车往朝鲜开走了，她拉也拉不住啊。从前我叔叔陈三麦是个懦弱害羞的小男人。你从他的一次次逃跑经历中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我爷爷说三麦那狗杂种扶不上轿，你让他吃饭他也逃，让他洗澡他也逃，你抓着鞋底揍他他更要逃，三麦长大了给他娶媳妇他还是逃。你就不知道三麦除了想逃还要干什么。三麦真是个狗杂种。我叔叔娶我婶子时十九岁。我叔叔十九岁时只会踩水车。他的两条腿粗壮有力像两棵树。但他的两双手却像孩子一样羸弱细嫩。我婶子回忆说握着三麦的手就像握住她儿子的手一样很不放心。三麦的手冰凉冰凉的。我婶子回忆她和我叔叔的头一次床第生活还啼笑皆非。三麦说我不困我还不想睡呢。三麦说你先睡我去上茅房，三麦穿着新衫新裤就跑出去了。你猜他上哪儿去了？他去踩水车了。他把新衫新裤脱下挂在树上，一个人摸黑踩水车。爷爷奶奶找到他都气疯了。你猜三麦怎么说？他说你们先回去睡，这地里的水没灌够哇。我不想睡。我婶子说，三麦那狗日的，你有金腰带也拴不住他。三麦就是活不安稳。那年秋天三麦去乌桥镇卖红薯秧，碰到城里来收竹子的几位竹匠，他就带着铜板跟人家走啦。我婶子说城里那地方是他陈三麦去得的吗？想想三麦染上一身脏病回来也是罪有应得。狗日的活该呀。
　　　　　　　　　　　　
　　枫杨树村子多么遥远，一九五一年的空气仍然青涩潮湿弥漫了竹笋腐烂的气息。谁也不知道朝鲜战场打得怎么样了。我们家的男人女人吆喝着一头牛耕种五亩地。人要吃饭穿衣就得干活，好好伺弄五亩地，你犯不上为陈三麦牵肠挂肚的。乡政府在我家的老柏木门板上，贴了张红幅，上面写着“保家卫国革命军属”八个字。我爷爷说不知道三麦那狗杂种端起枪来是什么熊样，三麦要是为国捐躯也算死得光荣了。我爷爷摸着红幅说，死就死吧，没什么可伤心的。吃饱肚子去死总比饿着肚子种地轻快多了。
　　　　　　　　　　　　
　　那是一九五一年，说起来已经很陌生啦。我婶子说。我婶子天天夜里在煤油灯下做棉鞋，送到乡上做了妇女标兵。我婶子做的棉鞋结实耐穿，运到朝鲜大受欢迎。我婶子的手被针线磨出了血痂。那么多棉鞋总有一双会穿到我叔叔的脚上。我婶子说她做好三麦牺牲的准备了，她拚命给前线做棉鞋就是为三麦牺牲做准备。我婶子说人死了脚上可不能冻着，脚上应该穿得暖暖和和的。我叔叔陈三麦第一次出走后的日子就是这样描述的。第二年冬天我叔叔出现在枫杨树时光着两只脚。打击最大的莫过于我婶子了。她跪在地上揉着三麦冻裂肮脏的脚说：“棉鞋呢，我做的棉鞋呢？”我叔叔冻得说不出话，光是摇着头。我婶子就哭起来。“他们怎么不给你穿棉鞋，我做了一车厢棉鞋呀！”她扶着我叔叔朝家走，一路上发誓以后再也不给前线做棉鞋了。
　　　　　　　　　　　　
　　我叔叔陈三麦回乡时带了一枚和平勋章。陈三麦的小腹上被朝鲜的炮火弹片刻上了一枚紫色蚯蚓，依我看那也是一条光荣的勋章。遥想一九五二年我叔叔陈三麦是多么意气风发多么受人爱戴。枫杨树村子杀鸡宰羊迎接陈家门庭的英雄。我爷爷在陈三麦的庆功会上一连喝了八碗高梁酒，狂笑不止，笑着睡过去，睡过去就没有醒来。我爷爷是枫杨树第一个因欢乐而死的老人，直到现在人们还记得我爷爷临终前惊蛰雷一般的狂笑声，记得红方帕下他的松弛活泼的面容。你想想一个乡村的老人活了六十一岁，还有怎样的死比我爷爷更欢乐呢？我叔叔陈三麦回乡后就被我婶子和我奶奶供奉了起来。两个女人养活一个男人是反常规的事情。但这涉及到我们家庭成员的自由问题。谁也无权对我叔叔陈三麦说三道四。你走过我家门前，看见陈三麦穿着土黄色肮脏不堪的军服靠在墙上晒太阳。陈三麦的脸瘦如猕猴，像一块废铜烂铁锈迹斑驳，陈三麦双眉紧锁，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有一种可怜的无依无靠的神情。好多人都听说陈三麦的右手坏了，没法干农活了。陈三麦用左手抚摸着右手对人说：“让大炮震坏了关节，手臂抬不起来了。”别人问：“踩水车还能踩吧？”陈三麦笑笑说：“不能踩了，该干的事情都干不成了。”你看见陈三麦靠在墙上晒太阳，他的姿态表情与从前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陈三麦毕竟是个闯荡过来的人了。
　　　　　　　　　　　　
　　温柔的春天如期来到枫杨树乡村。我叔叔陈三麦开始迷恋风筝的制作。在春耕的季节里陈三麦躲开我家的五亩地迷恋于风筝的制作。墙上房梁上床头挂满各式各样的风筝。风筝点缀了枫杨树宁静的天空，使古老呆板的乡村变得活泼生动起来。陈三麦带着几个孩子在村子四周放风筝，彩色的神鸟盘桓在乡亲们的头顶，那是吉祥的美妙的天国使者，它来自遥远不可知的仙境也来自我叔叔那条被战争折断的手臂。陈三麦抓着风筝在野地里疯跑的时候，他的懒汉嘴脸变得英气勃勃，呜哩哩的喊声中充满智慧和魔力。陈三麦和风筝一起随风飘荡。我真的看见陈三麦和风筝一起随风飘荡，他快要腾空而起飞过春耕的人们头顶啦。
　　　　　　　　　　　　
　　苦命人要是幸福了决不是好事。我婶子说从一开始她就觉得不安。她看见三麦的风筝越飞越高，她觉得三麦的魂魄也离她越来越远。我婶子说她料定三麦那狗日的有什么事又瞒着她了。谷雨那天我婶子在门前挑种子的时候看见三麦朝家狂奔过来，三麦拽着一只鹰形风筝跌跌撞撞地狂奔过来，把她推进家门。三麦把门插上倚着门大声地喘气，脸都变紫了。“你怎么啦？”“他们来了，他们追来了。”
　　　　　　　　　　　　
　　“谁来了？”“他们追来了。他们抓我回去打仗。”
　　　　　　　　　　　　
　　“是兵吗？你什么时候看见的？”
　　　　　　　　　　　　
　　“我在乱坟岗上放风筝看见他们从坟后站起来了。”“有几个人？”“两个。”我叔叔的风筝掉落在地，“他们躲在坟后像鬼一样站起来了。”“跟他们拚了。”我婶子尖叫起来，“坏了一条手臂还不够还要搭上命吗？”“他们把我带回去就一枪崩了。我知道他们肯定要把我崩了。他们在朝鲜就专门抓逃兵抓到就一枪崩了。”“三麦你是逃兵？”我婶子突然顿悟，她一把揪住三麦的衣领摇着他僵立的身子，“三麦你狗日的是逃兵吗？”陈三麦闭紧眼睛任我婶子摇晃，他像风筝一样飘着突然对我婶子说：“我不愿意死就逃回家了。”
　　　　　　　　　　　　
　　“为什么去了又要逃？”
　　　　　　　　　　　　
　　“我想逃就逃，我为什么不能逃？”
　　　　　　　　　　　　
　　我婶子跌坐在一簸箕谷子上，她哭起来抓起谷子一把把朝陈三麦脸上打过去，陈三麦倚着门一动不动。他用左手遮住脸一动不动。我婶子没有看见三麦流的那滴浑浊的眼泪。大概过了两分钟之久，我叔叔陈三麦飞快地拉开门栓冲了出去。我婶子追出门发现他挟走了那只鹰形风筝。他像羚羊那样跑过村弄，一路上发出喑哑衰弱的吼音：逃……逃……逃……我叔叔陈三麦就是这样一去不回的。
　　　　　　　　　　　　
　　蹊跷的是没有任何人见过那两个追踪陈三麦的人。那两个人是否在枫杨树乡村出现过呢？这是我们家的古老的话题。我叔叔出逃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你经常能在野地里水沟边房舍烟囱上发现陈三麦制作的大大小小的风筝。那都是被风吹断了线的风筝，一如我叔叔变幻莫测的命运。我婶子发现自己怀孕了。那是我叔叔失踪一个月后的事情。我婶子欲哭无泪。她想告诉陈三麦这个消息却不知道他在哪里。你想想一个女人怀了孩子却不知道她男人在哪里，这对我婶子来说多么悲怆。“陈三麦狗杂种，我追到天边也要把你千刀万剐把你的心扔给狗吃了把你的皮放锅里炸了。”我婶子一边吐酸水一边对我奶奶说。而我奶奶却埋怨着我婶子：“你个骚娘们你怎么就拴不住三麦的心说来说去三麦还是让你赶走的。”我婶子就跳起来抓我奶奶的头发，用头撞她。我奶奶仓卒应战，顺手操起竹笊蓠勾破了我婶子的衣裳，我婶子的乳房露在外面，我婶子愣了一下，然后裂帛般哭起来，她双手掩着乳房倒在草堆上，一动不动绝食了三天三夜。据说她腹中的婴儿就是这样饿死的，后来发现是个死胎是被我婶子饿死的。一九五二年我婶子如遭五雷击顶，她在这一年丧失了美貌和黑发，从此变成了一个未老先衰的驼背丑女人。我婶子说她想改嫁也嫁不到好男人。她只是想找到陈三麦抱着他一起跳岩上吊投河怎么都行，你说说我还能怎么办呢？我婶子解开盘在头顶上的灰白发髻，用手握住那些苍老的头发给人看，你说说我还能怎么办呢？在漫长的五十年代里，枫杨树和外面的世界一样发生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我婶子牵着一条牛一条狗，带着陈三麦的那枚勋章和土地证参加了合作社。她后来成了枫杨树名声赫赫的女乡长。这是一种苦难的造化。人们指着女乡长说那就是陈三麦的女人，那就是陈三麦丢下的女人。你可以看到我婶子和我叔叔之间宰割不断的关系，即使我叔叔逃到天边生死未卜，他和我婶子的精神关系仍然是宰割不断的。
　　　　　　　　　　　　
　　我曾经看到过我婶子的一张土地证，那是她参加妇女识字班后第一次写的字，字迹歪歪扭扭，让我惊诧的是她没有先会写自己的名字而是写了我叔叔的名字。
　　　　　　　　　　　　
　　土地证
　　　　　　　　　　　　
　　户主：陈三麦土地：五亩家庭成员：陈三麦我
　　　　　　　　　　　　
　　孩子（死了）
　　　　　　　　　　　　
　　可是有谁能告诉我婶子陈三麦逃到哪里去了？他为什么不回家来了？收到我叔叔的信是在好多年以后，实际上那也不能算信。我婶子说是一九六○年的秋天，乡邮员送来了那个沉甸甸的信封。信封上署了“东北陈缄”四个字，她拆开来一看里面是一叠黑龙江省粮票，别的什么也没有。我婶子说她一下子就从粮票上闻到三麦手上的味儿。她说她真的闻到了三麦的味儿。陈三麦知道闹粮荒了，他寄了二百斤黑龙江粮票啊。我婶子的手抖个不停说我要黑龙江粮票有什么用我要陈三麦你的心啊。我婶子又哭又笑地辨认信封上的邮戳，邮戳刻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名：黑龙江伊春。
　　　　　　　　　　　　
　　我婶子第二次坐火车北上就是到伊春去。她对伊春之行的叙述令人肝肠寸断，我有时候怀疑它的真实性而情愿那是我婶子做的一个梦。我永远不会相信遥远的伊春是我叔叔一辈子的归宿，那里到处是森林和冰雪，并不是枫杨树人适宜生存的环境，但按照我婶子的说法，我叔叔就是死于伊春的森林中的，我婶子的说法是千真万确的。
　　　　　　　　　　　　
　　我婶子到达伊春的时候那里在下雪。
　　　　　　　　　　　　
　　在伊春没有人知道陈三麦的名字，有人让我婶子朝北走，说南面来的人都在林子里干，你看见伐木工就仔细认认有没有你男人。我婶子就朝北走，踩着半尺深的雪，一边啃干粮一边打听陈三麦的名字，天傍晚的时候我婶子遇见了一群搬运倒木的工人。他们打量着我婶子，突然说：“你是来领尸的吗？”“怎么？陈三麦死了吗？”我婶子倒抽了一口凉气。“还有一口气，快去吧。”
　　　　　　　　　　　　
　　“他到底怎么了？”“昨天让倒木砸了。喊他闪开他听不见。”“他在哪儿？”我婶子尖叫起来，“是谁把他骗到这鬼地方的？”“你朝那只风筝那儿走就找到他了。有什么你去问他吧。”我婶子看见一只风筝挂在远远的树梢上。我婶子朝那只风筝拚命地跑着闻见陈三麦的气味在伊春的风中拂荡。陈三麦做的风筝像一面旗帜挂在树梢上，你不妨把风筝看成灵魂的召唤。我婶子跑到那座木头房子里已经泪眼朦胧，她看见火炕上躺着一个人，全身埋在肮脏的棉被里，白花花的脑袋侧向窗外。“你还是追来了，我逃到天边也逃不掉了。”我叔叔在弥留之际只对我婶子说了这一句话。我婶子把他的脑袋转过来摩挲着享受最后的夫妻情爱。她发现我叔叔出走后相貌起了奇特的变化，他的头发虽然斑白，面容却变得清澈而年轻。即使在垂死的时候他的眼睛仍然黑光四射，富于强盛的生命力。我叔叔竭力挣脱婶子的怀抱，把头侧向窗外。我婶子说三麦你到底要等谁。我叔叔摇着头，用手指了指窗外。窗外是伊春的风雪，无边的森林覆盖着白银，油锯伐树和倒木的声音从寂静中诞生，仿佛是天外传来的诗歌，窗外的一排白桦树上挂着那些断线的风筝，八只风筝静默于风雪之中，纸带在悠悠飘动。我叔叔凝视着八只风筝。你说他在等谁？也许他在等待八只风筝从树上飘落下来。我婶子在伊春参加了我叔叔陈三麦的葬礼。她按照枫杨树的习俗披麻戴孝跟在棺木后面朝深山里走，抬棺的是素不相识的四个伐木工。他们在一条雪路上走，沿途有人在烧荒，火焰在坡地上燃烧而天上又降大雪。那就是火烧雪的情景，世界是雪白的，火是金黄的，送葬的人是黑色的。我婶子按枫杨树的习俗哭夫十里。但是她说该哭的时候已经没有眼泪了。她看见鹅毛大雪落在火上，看见火燃烧在大雪上真是神奇美丽。她想起陈三麦狗日的已经死了，心里就干干净净再也没有牵挂了。
　　　老冬爷的一生对我们来说是个谜。他的坟头如今孤单单立在河的左岸，与童姓家族的祖坟隔河相望。水在长长的河床上流过，流得很苍凉。去年春天下了很久的雨，雨水把故乡之河拔高拉宽了，有时候水上突然漂来一只精致的竹箩或者篮子，你就知道那是老冬爷的遗物。据说他临死前做的竹器全扔在两岸的河滩上，每逢涨水，那些竹器就像美丽的鱼类潜入水中，朝下游漂去。　
　　　　　　　　　　　　
　　老冬爷的一生在故乡一直是个谜。他在世时是村里最好的竹匠。可是人人都知道他不是童姓家族的人。我祖父跟老冬爷爷差不多做了一辈子朋友。给老冬爷做完七七忌日那天，祖父神情恍惚，看见已故的老朋友把自己藏在堂屋的每一件竹器里，脸上露出他特有的平淡而悠远的笑容，他的灵魂就缩在竹器里向我祖父叙说着什么。祖父说他头晕，于是爬到刚编好的一张冰凉的篾席上静坐着，坐了整整一个黄昏。我家人平素缄默不语，从来不恨谁。但我们总觉得祖父对老冬爷的感情来得不寻常。在我们故乡，一切都可以追根刨底，就在那个有风的黄昏，我们听祖父讲了一个外乡人的故事。在淡青色的天光里，那家蓬头垢面的外乡人渐渐走近了我们的村子。我第一次看见的时候，他蜷缩在一只露顶的松木箱里。冬子的父亲把他挑在肩上。那个奇怪的担子颤悠个不停，迟疑地爬上铜炕桥的石阶。冬子的脑勺上翘一根小辫，小辫在晨风中无力地飘起来，也显得疲惫不堪。大概是一个秋天的早晨，冬子和他父亲走过了五个桥孔的铜炕桥，走过我家的木格子窗。“来了一家人。”我踩着堂屋里满地的篾条往外钻，碰翻了家里人编好的一堆竹筐。围坐在一起干早活的家人都腾出一只手来拽我，不让我出门。
　　　　　　　　　　　　
　　我竭力把头探出门外，看那个坐在松木箱里的男孩。我听见他在大声地咳嗽，脸涨得紫红紫红的。他的眼睛像羊羔一样，有点暗绿（也许从一开始就是冬子的眼睛使我一次次走近了他）。“爹，竹子都长在哪儿呢？”冬子说。
　　　　　　　　　　　　
　　“这四周的树就是竹子。”挑担子的汉子说。除了我，家里人谁也没注意远道而来的这家人。也没听见他们对老家的最初评论。他们到来的那个早晨，村外河滩上下了霜，一只竹鸡从竹林深处逃奔，在白茫茫的霜地上飞飞走走，一路鸣叫，后来落下一只蛋沉在河滩上。他敲了村里所有德高望重者的家门。他倚着人家的门檐，朝屋里沙哑地说话。“我是这村里的人，我老爷爷那辈走的，走了好多地方，后来到了东北，他们临死前告诉过我，我们是这个村的人……我也姓童，真的，我姓童，这姓少有，在哪里都孤单，只有回老家，回老家就全是姓童的……”
　　　　　　　　　　　　
　　那就是冬子的父亲。他絮絮叨叨对人说话的时候，树皮般粗糙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我也看清楚了他的眼睛。他是一只老羊，老羊的眼睛是灰黄的，俯视着自己沾满泥浆的旧布鞋，偶尔抬起来，就有一种深深的忧患掉落下来。可是村里人都说那外乡人怎么是童姓的后代呢？坐在松木箱里的男孩总是把我们村长了几百年的竹子叫树。他们没有大头篾刀。他们没有我们血统的四方脸膛和平和舒展的眉目。只见一杆奇怪的双筒猎枪竖在灰尘蒙蒙的家当担上，亮锃锃的，散发出不祥的气息。
　　　　　　　　　　　　
　　“你来到底想干什么呢？”
　　　　　　　　　　　　
　　许多乡亲都这样问冬子的父亲。他又嗫嚅着说不出什么名堂，偶尔强笑着，骆驼似苍老的脸显得委琐起来。他不甘心，还是像游魂一样从这家走到那家。傍晚时分，外乡人站到了我家屋檐下。我家的屋檐下吊着全村最古老的篾圈，一年四季抗着风吹雨淋。又高又笨的外乡人把那个篾圈撞了一下，然后就受了惊。他瞪着疯狂摆动的篾圈，样子很让人发笑。家里人停下手中的活计，满怀敌意地注视着冬子的父亲。那家伙被屋檐下的篾圈搞得惊慌失措的，等了老半天，才听见那套喑哑无力的叙述。年近八旬的祖父眼睛依然很亮。他默默地打量着冬子的父亲，发现他有着灰狼般深不可测的神态，对村里村外的竹林、竹篾，竹器一点也不敏感。老祖父张开掉了半边的牙齿，嘿嘿笑着，对着我们摇头：
　　　　　　　　　　　　
　　“一个外乡人，他不是我们这里的人。”
　　　　　　　　　　　　
　　那家伙的眼神黯淡了，突然变得虚弱。但他的手还是紧紧地抓着我家的门框，固执地和我们对峙着。“你有大头竹刀吗？”老祖父抓起家传的大头竹刀朝他晃晃，“你要是姓童的后代，走到哪里也要带着它。”“没有这刀。我只有猎枪，也是祖传的。”冬子的父亲这时古怪地笑了笑，他的南方少见的高大身影在昏黄的暮色中显得很孤独。好像外面有风，我家屋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