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 编辑部的精彩故事:十年-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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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路翎。〃我。
〃你喜欢这个作家嘛？〃他。
〃不喜欢。〃我。
〃那为什么写他？〃他。
〃因为还没什么人写他，我可以胡说八道。〃我。
然后我就被录取了。那时候，正好〃三联〃在酝酿从半月刊变成周刊，由一个圈子化的泛文化半月刊，转型向一个大众化的有硬新闻的周刊，所以需要许多能跑新闻的记者，尤其是时政社会口的。我本来呢，是很想干文化的，但文化并不缺人，只好临时去弄社会，结果，就没能再文化回去了。
社会部一口气培训了12个新人，半年之后，真正留下来的似乎只剩下了我，这并不是在强调说我有多牛，而是，好像整个非体制内的新闻系统就是这样，大家都在不遗余力地寻找一个合适自己的地方，为此东挪挪西挪挪，我的优点是不懂得该行业规则，不知道挪了以后能去哪里。但多数去〃三联〃的人，有如下准备：理想主义，觉得这是个挺不错的杂志，进不了这地儿还有其他若干地方可去的〃护记符〃，想混一阵子到别地儿当主编，不想到别地儿当主编但最终还是硬生生被挖走了……
我有一个缺点，对自己呆过的地方向来并不待见，虽然里边混杂了一段类似于婚姻的复杂情感。而我不只一次跟更新的新人传授经验，开始的时候，要把自己当孙子看，像张爱玲说的：低下去低下去，低到尘埃里头，吃灰。
　　二
培训的内容，主要是请资格老的记者来跟我们新人谈话，实际上，最后只有高昱、邹剑宇跟吴晓东跟我们正经讲了，他们三个，在当时的我印象中，都是非常青年才俊的，年龄适中言谈飞扬，虽然肤色深浅略有不同。我分给了高昱那房〃管帮带〃，他每两周〃幸〃我一次，稿子传过去，过一两个小时，那边就打过来一个急切的、痛心疾首的电话：〃巫昂啊，你，你这样写不行，你知道吗？〃
然后哒哒哒说了一通如何如何不行，该怎么怎么写。这边厢，我听得心如刀绞，悲观绝望。
〃这样吧，时间也太紧了，我还要出差，我帮你改了，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啊？〃高善人最后扔下一句诸如此类的话，突然挂断了电话。高善人眼下在《商务周刊》当主编，不久前接受了一个外国记者的采访，采访稿是英文的，我没耐心看，但大抵说他是个〃左派〃代表；〃左派〃为何物？是他的平民思想和宏大叙事吗？是他的宽边眼镜和一小时两三百字的写字速度吗？
后来培训不了了之；〃三联〃的各种政策一向具有鲜明的不持续性，大家都习惯了，所以，每当快发钱的时候，上边便开始修改发钱的法律条文，但你不要着急，过不了几个月，这个条文就会失效。我在的那段期间，起码还有如下短命的制度：轮班接听读者热线（实际上一天也没几个读者打过来热线，他们宁可给《京华时报》打），打卡坐班制，新闻突击攻坚小组，主笔轮流当主编，记者轮流当主笔，等等，等等。
　　三
第一次去外地出差，是采访山西一个被误会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女人，这个新闻有一个怪拗口的名字：国内首例艾滋病初筛结果泄密案。故事女主角是一个从浙江远道到山西忻州那样一个很小很封闭的小城镇去做生意的，她去当地医院做腰椎尖盘突出的手术，被做了下HIV检测，结果居然是阳性，但这是初筛实验，照理应当到省一级的指定实验室去做确诊实验才能算数，但是，如我们所知，在一个小地方发现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哪怕并不是确诊的，那都是很轰动的新闻，这个消息很小道而迅速地从医院流传到社会上，一路影响了她的生活，她很快成为当地名人，上街买把瓜子，小贩都不敢接她的钱，我采访的时候，她为类似的遭遇哭了几次。
回北京后，我写出来初稿，自己觉得采访扎实各方都有说法，看起来四角俱全挺那个的，但没有中心思想，也就是说，任何文章；〃三联〃当时的习惯是要提炼出来一个主题的，文章的结构大抵都是三段式：第一部分讲事情本身；第二部分，让几个矛盾方在那里冲突冲突；第三部分，就得升华了，升华的手段实际上很有限，多数人想到的就是找些专家来胡扯，这个专家说两句那个从另一个角度再说两句，所以每个记者实际上都有自己的御用专家，万金油也似，但当时我还没有，只好求助于高昱。




巫昂：生是三联人死是三联鬼（2）

当时升华出来一个很牛的主题，叫做：个人隐私与公共安全的交锋。我记得好像就是这个报道，导致我转正的。所以，高昱是我的贵人。他也是我在〃三联〃期间非常佩服的一个人，爱思考有理想，保持了一贯的平民主义立场，而有时候，主编会把这种立场说成是农民思想，高昱有若干著名报道，早期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四
〃三联〃的G点，一是讨论权力与权利问题；二是追究一个人的经历，和他成为新闻人物之间的古怪关系，三是新闻事件中的知识分子立场，四是对所谓的新兴中产阶级一厢情愿式的讨好跟迷恋。最后这点，也是时代风尚使然。好些新媒体讲自己的办刊所针对的读者群体，往往说是白领和中产阶级，为了这个东西，发了疯地讨论来讨论去，跟SM差不多。
权力问题实在复杂，世无英雄，遂使权力得英雄之名，分析一个新闻事件中各色复杂关系的结果，往往为了偷懒，落到权力这叠干稻草上。权力，成为万金油，某样方法论某种思维方式，也系一个人见人爱百发百中的词儿。在我亲历的2000年前后，半月刊转成周刊的初期；〃三联〃热衷的是知识分子化的权力问题，大约是2000年，讨论警察权、大熊猫的特权、一个班级的权力体系……
后来，大概就是李鸿谷做社会部主笔以后，社会新闻跟封面故事趋向于硬朗，跟时效性强，本来泛文化的办刊方向走向了硬新闻，我们这个部门的记者，为了新闻的硬，开始奔走于各种事发现场，但去的时候往往也还是并非第一时间；〃三联〃的强项是做后点报道，因为先发制人自然是赶不过日报跟各色网站的，惟有在后边跟着，拿只冷眼看这看那，最后总结出来一个很〃三联〃的立场跟观念来。
个人体验上讲，做硬新闻需要一个人具备对新闻无条件的热情，甚至于善于遗忘类似事件。但作为一个喜欢发明创造的人，我是无法忍受重复的，所以第一年，大概是2001年，我还热衷于第一轮硬新闻，比如自然灾害、案子、腐败事件等等；第二年，我就开始为新发作的空难和投毒案怎么做出新鲜感费脑子；到了第三年，许多类型的报道，都开始无法刺激我的神经，而新鲜的形态，在很短的时间内，也无法一一建立。
但是当时，我做得还是很有些乐趣的。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都是后来总结出来的，一切过去的，都容易变得不怎么美好。在灾难现场，接触死难者家属，去跟当地政府部门纠缠跟斗智斗勇，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关键采访对象，说服他们接受采访，这些都能够调动出一个人的潜在能量，我才发现自己身上，有极端冷静甚至近乎冷酷的一面，我从不在工作场合，因为某个悲惨的场景动容。也绝不为了显示敬业熬夜工作，这可能是我这么多年，对写东西能够保持体力与精力的一个要点，晚上一定是娱乐时间，假如朱伟深夜来电话，我就会装成点灯织布的骗子应付之，通常，早起工作效率更高，也不至于造成作息上的恶性循环，最后把自己弄成一个疲乏万状的中年人。
　　五
有一回，浮兰克苗炜（苗炜的ID……编者注）在吃饭的时候跟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能分裂得这么好，一边写小说，一边当记者？〃
我私下里觉得自己很傻，在很多问题上，一个具体而卑贱的人爱怎么分裂怎么分裂，对局面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当个记者，特别是社会新闻的记者，整天哀伤哪愤怒哪着急上火哪，还往往得不到任何真相或者说真理，记者嘛，永远生是事实的人，死是事实的鬼，但是多数情况下，大家都在欺骗你，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的，所以临到头了，只好绕来绕去，写出一篇安全系数较高还能交差的啰唆报道。
我的记者生涯，因为一场官司的开庭，到达了转折期。我甚至不知道哪个环节出问题了，从以前连屁股上被蚊子咬了一口都要哼哼半天的小青年，变成了一个坚强而僵硬的新闻战士。一个人做点啥总要有那么点目的的，那么除了谋生之外，我肯要在〃三联〃这本杂志的小温床上，长出那么点经验的虱子，在此之前，我一直不想当个职业作家，也一直劝周围的朋友参与火热的社会生活，但我现在发现他们过得都比我好，整日里饭局来酒吧去，周日傍晚还包了车去郊县party。
当记者跟当文艺工作者毕竟是两回事，一个作家可以是封闭矫情虚无的，一个记者却注定要牺牲自己那点审美趣味，变得功利无耻冷得有点漠，我常常提醒自己要跟上次帮了我的忙的某采访对象保持终生的联系，但是下礼拜就忘光了，直到下回有事又去骚扰他们。
我看到美国老牌记者麦克唐纳在70岁时做的一篇翻案文章……《也许这个案子中还有一个女人》，他的工作方式像个侦探，独自调查到了一个陈年旧案的元凶，一个律师因为有外遇，精心谋杀了他的老婆孩子（他那么大年纪了还在当一线记者，要在我们这里，准当主编享受特殊津贴了）。读这种报道，其实跟读小说也差不多，他在那里不温不火津津有味地讲一个关于残酷人性的绝妙例子，我们在这里享受破案过程带来的阅读乐趣，如果有什么新闻能跟像世上硕果仅存的几部小说那样永垂不朽，这样的稿子就是。
但是，哪怕我有天大的耐心一直活到70岁而且继续当个记者，谁愿意听一个中国老大妈讲述她拼着老命颤颤巍巍搞到的故事呢？在我国，很少见到白发苍苍的记者，中国的记者到了40岁上还不能当上主编，那就是很没面子的事，因为记者在很多人看来，与JI类似，都是青春饭。大家觉得，假如到了中老年，还去参加新闻发布会，还去跟那些人套瓷还去挖空心思采访别人，而最终还要写稿子，这都是做人做得很不成功的标志。




巫昂：生是三联人死是三联鬼（3）

　　六
我为什么离开〃三联〃，这个事情说起来颇有些复杂，最大的原因大概是我渐渐感到了身心的分裂，自由写作的力量拉扯着我，到了我当记者的第四个年头，逐渐成为一个很干扰我的事。主编朱伟经常在谈话中，用海明威的例子来教育我，让我跟这个时代保持密切关系，并成为一个兼具记者与作家身份的人才。
但是，我所在的，并非美国。并不是报报名就可以去报道美伊战争，也并不能在杂志文章中展示我脑子里那些近乎反人类的、疯狂偏激的想法。我不得不收敛自己，尽量做到克己为人，为了大局，和一种跟我并不合适的知识分子趣味，而工作。
而契机，就是众所周知的〃三联事变〃，还改革了稿费制度，猛地说要裁掉一半稿费，居然工资变少，文章又要被改得非常标准，某日早起，心血来潮，我便发了一个很简单的辞职电子邮件，把自己给自由掉了。
〃三联〃不是一个媒体集团，像南方报业或者时尚集团那样，一个记者在业务能力上上升了以后，他想当官了，可以去孵化一个新的子媒体，不想当官了，也许可以做里边的自由人，因为媒体集团里头人多，可以躲藏一些自由人并不至于招致别人的反感。但三联不同，它的小作坊气味与缺乏人才上升空间的客观条件，一直都阻碍着它挽留住一批批成熟的记者，所以，社会上流动着一大批从〃三联〃这个鸟巢飞出来的孤魂野鬼，他们身上有类似的气质：不甚合群、孤傲而精英、比较热爱精细生活、在关注新闻的同时对文化有研究、怀疑主义、自由主义、自嘲反讽、在有些事情上有点儿怯懦。
说的并不是我。我这种东西，另当别论。一个素有反骨的人，是上不了台面的。
但最最起码，对我而言，假如并不倡导自由也不张扬个性，不与某些东西保持距离，不知觉或者有意识地去跟风，去做清客和代言人，这个杂志将毫无魅力可言。




陆新之：我在生活周刊的日子（1）

陆新之　2000年11月加盟《三联生活周刊》，任主笔，2001年12月离职。此前在深圳任职某日报的财经版负责人，之后历任《中国证券期货》月刊主笔、《经济观察报》财经主笔、驻华南首席记者。现为上海东方早报《全球财经观察》首席观察员，编委。出版著作有《王石是怎样炼成的》、《魅力之城》和《巨商是怎样练成的》。
　　入伙
2000年秋天，我误打误撞加盟《三联生活周刊》。当年10月份，我正式认识了网上交流已久的〃三联〃旧人邹剑宇，刚刚结婚的他住在安定门内的菊儿胡同，算得上是很小资的住处。我那时候正好闲居北京等候出国，常常去他家搅扰。其间他和访客常常说起《三联生活周刊》正准备正式改为周刊，版面选题如何如何。我听了技痒，于是也忍不住插进去臧否褒贬一番，结果邹觉得我有时说的还是有几分道理，说经济那边还需要人，你反正有时间，不如一起来搞。我想想也对，于是便跟着邹剑宇，走进那条长得看不到终点的净土胡同，然后看到了刚刚装修未久的小楼。
记得去之前，还专门问过邹剑宇：〃'三联'也是一个老牌子刊物，招人有什么程序？我要做什么准备吗？〃
答曰：没有什么特别的程序，就是做一篇稿件，合适就留下了。
我心想，这样也干脆，不合适也就马上知道了。
到了那栋小楼所在的院子，还没有进入大院，旁边有个店面，邹剑宇指着说，这就是我们的饭堂了，还有大师傅专门做饭的。我心想，这个地方，倒是很有人文关怀阿。
上了二楼，看到新装修后的办公室搞成了格子间，有点写字楼的感觉。再上三楼，转到一间小屋子，里面一个平头的北京小伙子，邹剑宇介绍说这就是苗炜，主编助理。我脱口而出，我知道啊，这就是著名的布丁啊。苗炜那时候正在电脑上下围棋，见我停了下来，没什么表情地攀谈了几句，说欢迎我来入伙。当时我心中暗道，好酷啊。后来熟悉了才知道，他就是这么一个喜怒脸上看不出来的人。
于是就像打网络游戏一样，邹剑宇把我引荐给苗炜，苗炜又把我带到下面去见主编朱伟。这又是一个我在上世纪90年代看《人民文学》就听说过的大腕啊。朱伟在办公室非常严肃，匆匆跟我谈了两句，就扬声道，那就先做一篇稿件看看再说吧。我想，爽快！
于是出来外面的大办公室，找了一个格子坐下，写什么呢？苗炜和邹剑宇商量了一阵，说刚好不是出来一个富豪排行榜嘛，你就根据这个写一个吧。我想了想，说这么短时间，好像不方便采访，写个评论如何？苗道，你就按照你觉得合适的路子写吧。
我看看表，大约也十点多了，说好吧，我就吃饭前交稿吧。于是在电脑上噼里啪啦地写将起来，大约半个小时，搞了1000多字，跟苗炜说完了。苗有点吃惊，说打印出来拿给主编看吧，你就先回去。邹剑宇也说，我得忙着写稿了，中午你就自己照顾自己吧。我便徐徐踱步出胡同，那天正是秋日，阳光明媚，这一条肮脏的胡同也分外安静，感觉有些奇妙。
到了下午，我跑去另外一个朋友的公司闲聊，接到邹剑宇打来的电话，说稿件主编挺满意，而且了解你的财经背景，你就算是正式加盟了啊，第二天就来上班吧。我说我可是什么证书都没有带来啊，要什么手续吗？邹剑宇说，你就赶紧人到就是了。
第二天，我起个大早赶去，结果被拉到朱伟的办公室，七八平方米的房间，挤进来了9个人，那就是朱伟、方向明、苗炜、舒可文、李鸿谷、邹剑宇、高昱、吴晓东和我。第一次参加编委会很新鲜，大家谈的选题构思都很独特，和我以前六七年做的方向大不一样，我看到大家慷慨陈词，也给感染了，神神道道跟着摆活。
例如把编前会的时间提前，用周刊的节奏来处理选题和稿件，尤其是经济部门训练新人培养记者的一些做法，好像都是我想出来的，似乎也有点效果。
于是，在那一个号称是北京历来最多雪的冬天，我开始了在〃三联〃火红的媒体生涯。
　　大干
入伙杂志之后，除了工作，偶尔也有娱乐。其中主流的集体娱乐只有两种，其一就是互相联网打星际，其二就是一起去吃烤串。
那时候杂志由双周刊改为周刊，而人手只是加了两名主笔数名见习记者，而且那时候市场上也没有一本成功的综合周刊，因此真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内部气氛很好，但是真的落实到版面的时候，很多东西就很不一样了。真正是应了那一句笑话：〃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好在大家的斗志都很高昂，64页的全彩色杂志，排版加印刷就要三天时间，留给记者的采访写稿时间，不过四天。这本杂志又坚持记者亲自采访写作，很少外稿，结果每期差不多40页，5万多字，就是靠10个左右的记者撑着。那时候改版正是新年，北京的那一年冬天号称是雪最大的，由11月下到转年3月，一场连着一场，大家就常常在冬夜里写稿到整个城市都安静下来，杂志社之中单身汉很多，加上美术和制作人员，于是几乎每天晚上的编辑部都有七八个人在。然后总有一个人提前嚷嚷起来，不写不写先歇歇，于是大家纷纷响应，一起开打星际。大多数时候是我们联合着一起对战电脑，主要是大家都觉得干活太辛苦，自己人互殴的话那就太不人道了。有时候实在心情好也会相互交锋。记得在那个冬夜里面，先后和我们对战的有专栏作者、漫画作者、其他同行以及闲着没事路过的出租车司机。所以，即使星际争霸怎么激烈，怎么刺激神经，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难得的放松了。




陆新之：我在生活周刊的日子（2）

原来，世界上最血腥和不人道的游戏，很可能就是让人去办一本有理想的周刊。
所以，那时候打完游戏和做完一期杂志之后，和两三个疲惫的同事，踩着肮脏的雪，走出胡同口，在那一家无名的小店，吃上四五串羊肉和鸡胗，偶尔加上两只大羊腰，那就是莫大的乐趣。一口气吃完了这些物事，不过十多二十元结账，然后大家懒洋洋地出门，往往已经是两三点辰光，吸一口凉气，踏着掩盖了垃圾的大雪，隐约觉得深夜的北京，竟然有着一种别样的魅力。
2001年时，生活周刊里面的人大都极有个性，主编就不消说了，连很多新来的年轻人，干起活谈起内容来都特有主见，杂志里面一派干劲。
记忆之中，招来的两位女翻译，一位姓纪，一位姓甄。本来只是希望他们做好编译就是了，但是没有想到，她们虽然不是记者出身，但是却很警醒，拿到外电资料，还能配合着做采访，搞出来的报道还很有〃三联〃风格。还有一位经济部我们招来的年轻女子张姑娘，那时候她才刚毕业，有干劲但是确实不懂写稿，更加不懂写〃三联〃味道的稿，所以一度我们觉得她不行了。按照〃三联〃的游戏规则，如果一个记者老不上稿件，就意味着除了底薪之外没有其他收入，也就基本上呆不下去。不料张姑娘韧性十足，即使经常和我们的意见不一样，但是总能隔三岔五写出一些有特色的报道，硬是坚持下来了。给任何人机会，这样也是〃三联〃的好处。到我离开时，她已经是蛮成熟的财经记者了。这两年也在一线财经媒体历炼，现在已经是一家杂志的副主编了，也是佳话。
编辑部最大的牛人是苗炜。他是很典型的北京大老爷们，很少见他生气，脸上也没什么表情，但是总能够突如其来一句把人噎住。一般的新同事都有点怕他，不是怕他骂，而是怕他眼光〃毒〃。哪些题目做得水了，在编辑会上，他常常会很不屑地对太多的题目一扬眉毛，半天憋出一句话来；〃这事情没啥意思，你丫咋这么多话。别做好了。〃
苗炜的文笔有口皆碑，脑子也活。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翻着《时代》周刊琢磨杂志应该怎么做。隔三岔五的，就看到他吭哧吭哧地写关于国际化科技化以及人文类的东西，换了很多笔名，不过总能看出是苗氏出品，好生抒情和显着机灵的字里行间，很有点渴望国际大同大家发财大家都能找到女fans的良苦用心在里面。我后来常开玩笑，说他的《生活圆桌》类文章是〃心灵星巴克〃。
和他的文章不一样，苗炜平时很少说笑话，但是喜欢听笑话，一起工作的时候，我常常用〃前中年期〃来形容我们几个主笔的尴尬年纪和心情，他每回听了都嘿嘿一咧嘴笑笑，大摇大摆地踱回他自己的小办公室去打游戏了。
自称布丁以及使用无数武侠小说人物名字的苗炜，这个和《三联生活周刊》血肉相连已经七八年的后青春期才子，2002年提了副主编，也出了一本《有想法，没办法》的黄皮书，不过十几万字。
想来也有点让人感慨，这么几年积累下来的《生活圆桌》随笔，也就是这么薄薄的一册，和街上老是认识不过来的N个青年小说家一篇篇的大部头没法比。不过，布丁的这些透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