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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那些事儿1-6-第1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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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此路不通让人苦恼，再加个别无他路，就只能去撞墙了。是的，还会有人说，辽东都丢了，这里只是孤城，努尔哈赤占有优势，兵力很强，动员几万人把城团团围住，光是围城，就能把人饿死。这是一个理论上可行的方案，仅仅是理论。如果努尔哈赤先生这样做了，那么我可以肯定，最先被拖垮的一定是他自己。因为宁远最让人绝望的地方，并不是山，而是海。明朝为征战辽东，在山东登州地区修建了仓库，如遇敌军围城，船队就能将粮食装备源源不断地送到沿海地区，当然也包括宁远。而努尔哈赤先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要知道，他的军队里，没有海军这个兵种。更为重要的是，距离宁远不远的地方，有个觉华岛，在岛上有明军的后勤仓库，可以随时支援宁远。之所以把仓库建在岛上，原因很简单，明朝人都知道，后金没有海军，没有翅膀，飞不过来。但有些事，是说不准的。
应该说，孙承宗所做的这些工作非常重要，但绝不是最重要的。十七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人才。天启二年（1622年），孙承宗已经六十岁了。他很清楚，虽然他熟悉战争，精通战争，有着挽救危局的能力，但他毕竟老了。为了大明江山，为了百姓的安宁，为了报国的理想，做了一辈子老师的孙承宗决定，收下最后一个学生，并把自己的谋略、战法、无畏的信念，以及永不放弃希望的勇气，全部传授给他。他很欣慰，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袁崇焕。
明朝那些事儿（全集） 明朝那些事儿6 朱翊钧篇 一个监狱看守
章节字数：2687 更新时间：08…11…19 19：56
关于东林党的覆灭，许多史书上的说法比较类似：一群有道德的君子，在无比黑暗的政治斗争中，输给了一群毫无道德的小人，最终失败。我认为，这个说法，那是相当的胡扯。事实上，应该是一群精明的人，在无比黑暗的政治斗争中，输给了另一群更为精明的人，最终失败。许多年来，东林党的失败之所以很难说清楚，是由于东林党的成功没说清楚。而东林党的成功之所以没说清楚，是由于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这不是顺口溜。其实一直以来，在东林党的兴亡之中，都隐藏着一些不足为人道的玄机，很多人不知道，知道的人不说。凑巧的是，我是一个比较较真的人，对于某些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不足为人道的玄机，有着很难说清楚，不足为人道的兴趣。于是，在查阅分析了许多史籍资料后，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东林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强大，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过于强大。万历四十八年（1620 年），在杨涟、左光斗以及一系列东林党人的努力下，朱常洛顺利即位，成为了明光宗。虽然这位仁兄命短，只活了一个月，但东林党人再接再厉，经历千辛万苦，又把他的儿子推了上去，并最终控制了朝廷政权。用正面的话说，这是正义战胜了邪恶，意志顽强，坚持到底。用反面的话说，这是赌一把，运气好，找对了人，打对了架。无论正面反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东林党能够掌控天下，全靠明光宗死后那几天里，杨涟的拼死一搏，以及继任皇帝的感恩图报。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绝不是唯一重要的原因。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一般而言，只要皇帝说话，什么事都好办，什么事都能办，可是明朝实在太不一般。明朝的皇帝，从来不是说了就算的，且不论张居正、刘瑾、魏忠贤之类的牛人，光是那帮六七品的小御史、给事中，天天上书骂人，想干啥都不让，能把人活活烦死。比如明武宗，就想出去转转，换换空气，麻烦马上就来，上百人跪在门口痛哭流涕，示威请愿，午觉都不让睡。闹得你死我活，最后也没去成。换句话说，皇帝大人连自己的事情都搞不定，你让他帮东林党控制朝政，那是不太现实的，充其量能帮个忙而已。东林党掌控朝廷的真正原因在于，他们打败了朝廷中所有的对手，具体说，是齐、楚、浙三党。众所周知，东林党中的许多成员是没有什么博爱精神的，经常耍二杆子性格，非我族类就是其心必异，什么人都敢惹。搞了几十年斗争，仇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三党，前仆后继，前人退休，后人接班，一代代接茬上，斗得不亦乐乎。这两方的矛盾，那叫一个苦大仇深，什么争国本、妖书案、梃击案，只要是个机会，能借着打击对手，就绝不放过，且从万历十几年就开始闹，真可谓是历史悠久。就实力而言，东林党势头大，人多，占据优势，而三党迫于压力，形成了联盟，共同对付东林党，所以多年以来此消彼长，什么京察、偷信，全往死里整。可由于双方实力差距不大，这么多年了，谁也没能整死谁。万历末年，一个人来到了京城，不久之后，在极偶然的情况下，他加入了其中一方。他加入的是东林党，于是，三党被整死了。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然而，正是这个小人物的到来，打破了几十年的僵局，这个人名叫汪文言。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人，那是正常的，如果你了解，那是不正常的。甚至很多熟读明清历史的人，也只知道这个名字，而不清楚这个名字背后隐藏的东西。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太不起眼了。汪文言，安徽人，不是进士，也不是举人，甚至不是秀才，他没有进过考场，没有当过官，只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对于这位老百姓，后世曾有一个评价：以布衣之身，操控天下。汪布衣小时候情况如何不太清楚，从目前的材料看，是个很能混的人，他虽然不考科举，却还是当上了公务员——县吏。汪文言的官场生涯，是从监狱开始的，那时候，他是监狱的看守。作为一名优秀的看守，他忠实履行了守护监狱、训斥犯人、收取贿赂、拿黑钱的职责。由于业务干得相当不错，在上级（收过钱的）和同僚（都是同伙）的一致推荐下，他进入了县衙，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开展自己的光辉事业。
值得表扬的是，此人虽然长期和流氓地痞打交道，不光彩的事情也没少干，但为人还是很不错的，经常仗义疏财，接济朋友。但凡认识他的，就算走投无路，只要找上门来，他都能帮人一把，江湖朋友纷纷前来蹭饭，被誉为当代宋江。就这样，汪文言名头越来越响，关系越来越野，越来越能办事，连知县搞不定的事情，都要找他帮忙。家里跟宋江一样，经常宾客盈门，什么人都有，既有晁盖之类的江洋大盗，又有李逵之流的亡命之徒，上门的礼仪也差不多，总是“叩头就拜”，酒足饭饱拿钱之后，就甘心做小弟，四处传扬汪先生的优秀品格。在无数志愿宣传员的帮助下，汪先生逐渐威名远播，终于打出县城，走向全省，波及全国。但无论如何，他依然只是一个县衙的小人物，直到有一天，他的名声传到了一个人的耳中。
这个人叫于玉立，时任刑部员外郎。这位于员外郎官职不算太高，但想法不低，经常四处串门拉关系，他听说汪文言的名声后，便主动找上门去，特聘汪先生到京城，发挥特长，为他打探消息。汪先生岂是县中物，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准备到京城大展拳脚。可几个月下来，汪文言发现，自己县里那套，在京城根本混不开。因为汪先生一无学历，二无来历，档次太低，压根儿就没人答理他。无奈之下，他只好出钱，去捐了个监生，不知找了谁的门路，还混进了太学。这可就真了不得了，汪先生当即拿出当年跑江湖的手段，上下打点，左右逢源。短短几月，上至六部官员，下到穷学生，他都混熟了，没混熟的，也混个脸熟。一时之间，汪文言从县里的风云人物，变成了京城的风云人物。但这位风云人物，依然还是个小人物。
因为真正掌控这个国家权力中枢的重要人物，是不会答理他的，无论是东林党的君子，还是三党的小人，都看不上这位江湖人士。但他终究找到了一位可靠的朋友，并在他的帮助下，成功进入了这片禁区。这位不计较出身的朋友，名叫王安。要论出身，在朝廷里比汪文言还低的，估计也只有太监了，所以这两人交流起来，也没什么心理障碍。当时的王安，并非什么了不得的人物。虽说是太子朱常洛的贴身太监，可这位太子也不吃香，要什么没什么，老爹万历又不待见，所以王安同志混得相当不行，没人去答理他。但汪文言恰恰相反，鞍前马后帮他办事，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除了女人，什么都给了。王安很喜欢汪文言。至于他搞了什么小动作，我确实很想讲讲，可惜史书没写，我也不知道，只好省略，反正结论是三党被搞垮了。此后的事情，我此前已经讲过了，方从哲被迫退休，东林党人全面掌权，杨涟升任左副都御史，赵南星任吏部尚书，高攀龙任光禄丞，邹元标任左都御史等等。之所以让你再看一遍，是要告诉你，在这几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是一个沉默的男人。
明朝那些事儿（全集） 明朝那些事儿6 朱翊钧篇 毁灭之路
章节字数：7692 更新时间：08…11…19 19：59
这就是东林党成功的全部奥秘，很明显，不太符合其一贯正面光辉的形象，所以如果有所隐晦，似乎可以理解。东林党的成功之路到此结束，同学们，现在我们来讲下一课：东林党的失败之路。在我看来，东林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自大、狂妄，以及嚣张，不是一个，而是一群。如果要在这群人中寻找一个失败的代表，那这个人一定不是杨涟，也不是左光斗，而是赵南星。虽然前两个人很有名，但要论东林党内的资历跟地位，他们和赵先生压根儿就没法比。关于赵南星先生的简历，之前已经介绍过了，从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时代开始，他就是东林党的领导，原先干人事，回家待了二十多年，人老心不老，又回来干人事。一直以来，东林党的最高领导人（或者叫精神领袖），是三个人，他们分别是顾宪成、邹元标以及赵南星。
顾宪成已经死了，天启二年（1622年），邹元标也退休了，现在只剩下了赵南星。赵先生不但在东林党内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在政府里，也占据着最牛的职务——吏部尚书。一手抓东林党，一手抓人事权，换句话说，赵南星就是朝廷的实际掌控者。但失败之根源，正是此人。天启三年（1623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因为这一年，是京察年。所谓京察年，也就是折腾年，六年一次，上级考核各级官吏，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万历年间的几次京察，每次搞得不亦乐乎，今年也不例外。按照规定，主持折腾工作的，是吏部尚书，也就是说，是赵南星。赵南星是个很负责的人，经过仔细考察，列出了第一批名单，从朝廷滚蛋的名单，包括以下四人：亓诗教、官应震、吴亮嗣、赵兴邦。如果你记性好，应该记得这几位倒霉蛋的身份：亓诗教，齐党首领，赵兴邦，浙党骨干、官应震、吴亮嗣，楚党首领。此时的朝政局势，大致是这样的，东林党大权在握，三党一盘散沙，已经成了落水狗。很明显，虽然这几位兄弟已经很惨了，但赵先生并不甘休，他一定要痛打落水狗。这是一个很过分的行为，不但要挤掉他们的政治地位，还要挤掉他们的饭碗，实在太不厚道。更不厚道的是，就在不久之前，楚党还曾是东林党的同盟，帮助他们掌控政权，结果官应震大人连屁股都没坐热，就被轰走了。这就意味着，汪文言先生连哄带骗，好不容易建立的牢固同盟，就此彻底崩塌。赵大人在把他们扫地出门的同时，也不忘给这四位下岗人员一个响亮的称号 ——四凶。为此，他还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四凶论》，以示纪念。跟着这四位一起走人的，还有若干人，他们都有着共同的身份：三党成员、落水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既然赵大人不给饭吃，就只好另找饭馆开饭了。就在此时，一个人站在他们面前，体贴地对他们说，在这世界上，赵南星并不是唯一的饭馆老板。据史料记载，这个人言语温和，面目慈祥，是个亲切的胖老头。现在，让我们隆重介绍：明代太监中的极品，宦官制度的终极产物，让刘瑾、王振等先辈汗颜的后来者，比万岁只差一千岁的杰出坏人、恶棍、流氓地痞的综合体，魏忠贤。
混混的幸福魏忠贤，北直隶（今河北）肃宁县人，曾用名李进忠。对于魏公公的出身，历史上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的父母都是贫苦农民，另一种说，他的父母都是街头玩杂耍的。说法是不同的，结果是一样的，因为无论农民或杂耍，都是穷人。家里穷，自然就没钱给他读书，不读书，自然就不识字，也没法考取功名，升官发财。小孩不上学，父母又不管，只能整天在街上闲逛。就这样，少年魏忠贤成为了失学儿童、文盲、社会无业游荡人员。但这样的悲惨遭遇，丝毫没有影响魏忠贤的心情，因为他压根儿不觉得自己很惨。
多年前，我曾研习过社会学，并从中发现了这样一条原理：社会垃圾（俗称混混）是从来不会自卑的。虽然在别人眼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人渣、败类、计划生育的败笔，但在他们自己看来，能成为一个混混，是极其光荣且值得骄傲的。因为他们从不认为自己在混，对于这些人而言，打架、斗殴、闹事，都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抢小孩的棒棒糖和完成一座建筑工程，都是人生意义的自我实现，没有任何区别。做了一件坏事，却绝不会后悔愧疚，并为之感到无比光辉与自豪的人，才是一个合格的坏人，一个纯粹的坏人，一个坏得掉渣的坏人。
魏忠贤，就是这样一个坏人。根据史料记载，少年魏忠贤应该是个非常开朗的人，虽然他没钱上学，没法读书，没有工作，却从不唉声叹气，相当乐观。面对一没钱、二没前途的不利局面，魏忠贤不等不靠，毅然走上社会，大玩特玩，并在实际生活中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性格（市井一无赖尔）。他虽然是个文盲，却能言善辩（目不识丁，言辞犀利），没读过书，却无师自通（性多狡诈），更为难得的是，他虽然身无分文，却胸怀万贯，具体表现为明明吃饭的钱都没有，还敢跑去赌博（家无分文而一掷百万），赌输后没钱给，被打得生活不能自理，依然无怨无悔，下次再来。混到这个份上，可算是登峰造极了。然而混混魏忠贤，也是有家庭的，至少曾经有过。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家里就给他娶了老婆，后来还生了个女儿，一家人过得还不错。但为了快乐的混混生活，魏忠贤坚定地抛弃了家庭，在他尚未成为太监之前，四处寻花问柳，城中的大小妓院，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家里仅有的一点钱财，也被他用光用尽。被债主逼上门的魏忠贤，终于翻然悔悟，经过仔细反省，他发现，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所有——还有个女儿。于是，他义无反顾地卖掉了自己的女儿，以极其坚定的决心和勇气，还清赌债。能干出这种事情的人，也就不是人了。魏忠贤的老婆受不了了，离家出走改嫁了，应该说，这个决定很正确，因为按当时情形看，下一个被卖的，很可能是她。
原本只有家，现在连家都没了，卖无可卖的魏忠贤再次陷入了困境。被债主逼上门的魏忠贤，再次翻然悔悟，经过再次反省，他再次发现，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所有，事实上，还多了件东西。只要丢掉这件东西，就能找一份好工作——太监。这并非魏忠贤的个人想法，事实上在当地，这是许多人的共识。魏忠贤所在的直隶省河间府，一向盛产太监。由于此地距离京城很近，且比较穷，从来都是宫中太监的主要产地，并形成了固定产业，也算是当地创收的一种主要方式。混混都混不下去，人生失败到这个程度，必须豁出去了。
经过短期的激烈思想斗争，魏忠贤树立了当太监的远大理想，然而当他决心在太监的大道上奋勇前进的时候，才惊奇地发现，原来要当一名太监，是很难的。一直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做太监，是迫于无奈，是没办法的办法。现在，我要严肃地告诉你，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太监，是一份工作，极其热门的工作，而想成为一名太监，是很难的。
事实上，太监这个职业之所以出现，只是因为一个极其简单的原因——宫里只有女人。由于老婆太多，忙不过来，为保证皇帝陛下不戴绿帽子（这是很有可能的），宫里不能进男人。可问题是，宫里太大，上千人吃喝拉撒，重活累活得有人干，女的干不了，男的不能进，只好不男不女了。换句话说，太监其实就是进城干活的劳工，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工作地点是皇宫。既然是劳工，就有用工指标，毕竟太监也有个新陈代谢，老太监死了，新太监才能进。也就是说，每年录取太监比例相当低。有多低呢？我统计了一下，大致是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而且哪年招还说不准，今年要不缺人，就不招。对于有志于踏入这一热门行业，成为合格太监的众多有志青年而言，这是一个十分残酷的事实。因为这意味着，在一百个符合条件（割了）的人中，只有十到十五人，能够成为光荣的太监。事实上，自明代中期，每年都有上千名符合条件（割过了），却没法入宫的太监（候选）在京城等着。
要知道，万一切了，又当不了太监，那就惨了，虽说太监很吃香，但归根结底，吃香的只是太监的工资收入，不是太监本人。对于这类“割了”的人，人民群众是相当鄙视的。所以众多未能成功入选的太监候选人，既不能入宫，也不能回家，只能在京城混，后来混得人越来越多，严重影响京城社会治安的稳定。为此，明朝政府曾颁布法令：未经允许，不得擅自阉割。我一直相信，世事皆有可能。
太监之所以如此热门，除了能够找工作，混饭吃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权力。公正地讲，明代是一个公正的朝代。任何一个平凡的人，哪怕是八辈贫农，全家只有一条裤子，只要出个能读书的，就能当官，就能进入朝廷，最终掌控无数人的命运。唯一的问题在于，这条道路虽然公正，却不平坦。因为平凡的人是很多的，且大都不安分，要想金榜题名，考中进士，走着上去是不行的，一般都得踩着上去——踩着那些被你淘汰的人。明朝的进士，三年考一次，每次录取名额平均一百多人，也就是说，平均每年能进入朝廷，看见皇帝大人尊容的，只有三四十人。而决定所有人命运的，只是那张白纸和几道考试的题目。同一张纸，同一道题目，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不同的脑袋，不同的手。
能否出人头地，只能靠你自己，靠你那非凡的智力、领悟力，以及你那必定能够超越常人，必定与众不同的信念。所以我一直认为，科举制度，是一种杰出的、科学的人才选拔制度，它杜绝了自东汉以来，腐败不堪的门阀制度，最大地保证了人才的选拔，虽然它并不完美，却亦无法取代。当然，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因为当你考上了进士，脱离了科举体系，就会发现，自己进入了另一个全新的体系——文官体系。在那个体系中，你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员，还要熬资历、干工作、斗智斗勇，经过几十年的磨砺之后，你才能成为精英中的精英，并具备足够的智商和经验，领导这个伟大的国度继续前进。这就是于谦、李贤、徐阶、张居正、申时行等人的成功之道，也是必经之道。虽然他们都具有优异的天赋，坚韧的性格，坎坷的经历，但要想名流千古，这是无法逃避的代价。在那条通往最高宝座的道路上，只有最优秀、最聪明、最有天分的人，才能到达终点。
但许多人不知道，有些不那么聪明，不那么优秀，不那么有天分的人，也能走到终点。因为在通往终点的方向，有一条捷径，这条捷径，就是太监之路。太监不需要饱读诗书，不需要层层培训，不需要处理政务，不需要苦苦挣扎，他们能够跨过所有文官体系的痛苦经历，直接获取成功，只需要讨好一人——皇帝。皇帝就是老板，就是CEO，就是一言九鼎，总而言之，是说了就算的人物。而太监，就在皇帝的身边，所以只要哄好皇帝，太监就能得到权力，以及他想得到的一切。这就是有明一代，无数的人志愿成为太监的全部真实的原因。但现在摆在无业游民魏忠贤面前的，不仅仅是个录取名额比例，还有一个更为基本的难点——阉割问题。魏忠贤当政以后，对自己以前的历史万般遮掩，特别是他怎么当上太监，怎么进宫这一段，是绝口不提，搞得云里雾里，捉摸不透。但这种行为，就好比是骂自己的儿子王八蛋一样，最终只能自取其辱。他当年的死党，后来的死敌刘若愚太监告诉我们，魏公公不愿提及发家史，是因为违背了太监成长的正常程序——他是自宫的。我一直坚信，东方不败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杰出，也最有可能的自宫者。
这绝不仅仅因为他的自宫，绝无混饭吃、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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