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苦难,我的大学-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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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到唐神时，沈刚原本想安排我进文案部门的，但我却想到业务部去实习一下。业务部是整个广告公司最辛苦也最富有挑战性的部门。业务员底薪八百元，拉到广告后拿百分之十的提成。
　　从来没想到拉广告是如此艰苦。我的一些同事有的每天抱着上海黄页电话号码碰运气，有的搜集各种报纸上的广告，按图索骥打电话去“挖墙角”，有的干脆上街瞎逛，看到某个产品经销店就进去跟人磨嘴皮。据说公司里有个“元老”已经连续六个月没拉到一笔广告了，他每天夹着皮包进进出出，一副灰心丧气的样子。有同事私下对我说：“如果你在三个月内拉到一笔广告，就已经破本公司纪录了。本公司里最快速度拉到广告的业务员用了三个月零二十天的时间。”转眼一周过去，我一无所获。心内想着不能辜负沈总的希望，所以越发焦急。
　　八月是一年中最热的月份。我剪掉了长发，短短的发型和当年的郭富城十分相似。我花十五元钱买了一只透明的夏装包，花八十元买了一双达芙妮打折的凉拖鞋，加上公司配备的一只数字寻呼机，就这样全副武装了起来。每天早晨七点就要出门，然后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赶到位于上海火车站附近的公司上班。即使在车上，也是全神贯注地注意着路边的广告牌或各种店铺，把电话号码抄下来，到了公司再打电话联络，我甚至连一家东北叉车厂都没放过。一个月下来，两千多米的共和新路上有哪些店铺我都烂熟于心了。
　　为了尽快拉到广告，我几乎每天都把公司订的报纸抢先翻阅一遍，把广告客户的电话一个个抄下来，然后抱着电话一个个打过去，一开口就说我们公司广告价位比别的广告公司更优惠，设计理念比别的公司更完美，这往往是客户最感关心的事。
　　但并非所有广告客户都很有耐心听我喋喋不休地谈广告的。很多时候，都是被人莫名其妙地吼一顿，然后“啪”地被挂断了电话。连续打了十多天电话后，连脸皮也被磨厚了。
　　刚开始跟人谈广告，我还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
　　有一次，我在《解放日报》上看到一个红酒的通栏广告，那是个刚刚打进上海、需要大力宣传的新红酒品牌。我冒冒失失地打去电话，找到该红酒在上海的总经销商，对方一开口就问我：“如果我想在《解放日报》二版上做广告，你们能在原先定价上打几折？”我随口说：“五折。”“五折？”对方惊讶地重复了一声。我以为对方嫌高了，立即补充，“如果你们有合作意向，我们可以见面谈。”对方停顿了一下，怀疑地问我：“小姐，你能肯定可以拿到《解放日报》的五折广告吗？他们的价位我是很清楚的。”我太急于拉到广告了，我说没问题的，我们的老总跟《解放日报》老总关系特别铁。对方说，那好吧，你带着合同跟我来面谈吧！我欣喜若狂，这么容易就拉到一笔广告了？
　　可等我刚放下电话，一个设计部的同事端着茶杯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冲我挤眉弄眼：“小赵，你真能拿到《解放日报》五折的广告价格吗？”我懵了，大家平时在打电话时，不是都这么说的吗？
　　“你一定听错了。其他人说的都是五个点。也就是九五折，绝不可能是五折，这是任何人都拿不到的。除非你是报社老总的亲戚。”
　　我的脸“腾”地一下红了起来。天！我居然把五个点说成了五折。幸亏当天业务部里没有其他人，否则，我还有何颜面继续呆在业务部？整个上午，我都没有勇气再打电话。我在心里狠狠地骂着自己——没用，太没用了，连基本的折扣都不懂，还能拉什么广告？
　　下午，我不好意思再呆在公司了，于是顶着毒辣的太阳走上街头。附近就是上海火车站和几个大商场。商场里有冷气，透明的玻璃门上诱惑地写着冷气开放几个字，我真想一头钻进商场，享受一下冰凉世界。但在广场转悠了一圈，我还是沿着汉口路走了下去。我知道自己没有休闲的资格。至少是目前。
　　二十天不到，达芙妮的鞋跟就磨损掉一块，我花两块钱到鞋摊钉了块皮。我要靠它们载着我走过这个夏天的。
　　那时候，我周末继续兼职做着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嘉宾主持，每次可获得报酬一百元。每周依然有三个晚上要去复旦大学上夜校。
　　我和时间都马不停蹄地奔波着。它是因为使命，我是因为生活。
　　至今想来，我还是为自己感到骄傲——到公司的第二十天时，我终于拉到了第一个广告客户，虽然标的只有1。5万，沈总还是十分欣赏，当月就将原定的三月之内的八百元底薪加到一千六百元。因为我破了公司业务员在最短时间内拉到业务的纪录。
　　这个让我“起死回生”的广告是济南一家电子广告公司的IC卡电话机。在第一次广告合作之后，我与这个公司的老板成了朋友，出于帮忙，我私下帮他写了几个软广告，免费刊登在了《新民晚报》的“信息之窗”里，该电子公司的IC卡电话机和密码锁在上海几乎卖疯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的广告业务做得得心应手。我像一艘船，终于驶进了可以扬帆远航的港湾。
　　那段日子，写作也顺利得无以复加。几乎写一篇发一篇。并且都是省级以上刊物。自从1995年7月以《飞走吧，我的天空从此破碎》的凄美爱情故事冲开《知音》大门后，磅礴之气一发而不可收，在随后的半年之内，我陆续在《知音》、《恋爱·婚姻·家庭》、《知音·海外版》、《人生与伴侣》等杂志上满面开花。其中，还有一篇三万字的中篇小说《走向深渊》，发表在《上海小说》上。这使我在上海的业余撰稿人圈子里多少有了些小小的名气。
　　接触纪实文学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生活类杂志高昂的稿费令我兴奋，第一笔最高的稿费就是《知音》给我的。那篇发表于1995年7期的《飞走吧，我的天空从此破碎》一文，不过两三千字，却得到了370元稿费。也就是这笔稿费，奠定了我写纪实文学的信心！
　　渐渐地，有全国杂志的编辑主动向我约稿了。这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从低声下气给杂志投稿，到被编辑主动约稿，其间的转变谈何容易！
　　为了学会写纪实稿，我学会了采访。我先是从报纸上找新闻线索，然后按图索骥去联系。没有记者证没关系，我发表过的文章就是最好的佐证。
　　有一次，我在《新民晚报》上看到一则感人的小消息：一对年近七旬的老教师夫妇，终生未育。几年前，她们请了一个安徽小保姆照顾他们的生活。小保姆带着一个出生才几个月的女儿。不幸的是，那个襁褓中的婴儿竟得了肺炎，小保姆害怕为女儿牢命伤财，竟狠心地将婴儿抛弃在医院自己逃之夭夭了。于是，善良的老教师夫妇承担起了抚养弃婴的重任。六年后，这名小弃婴在老教师夫妇的引导和培养下，竟成了一个琴棋书画无一不通的小“神童”……
　　这个感人肺腑的真情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按照报纸上所写的地址，带着一束鲜花，找到位于四川北路昆山花园路的老教师的家，恳求他们接受我的采访，并拿出自己发表过的作品，请他们过目。开明的老教师夫妇被我的真诚打动，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采访。这篇纪实文章后来发表在了《恋爱·婚姻·家庭》杂志上，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
　　至此我相信，生活永远是精彩的。所有精彩的故事都深藏在民间，在普通老百姓的身上。这种认识，为我后来的记者、编辑职业有很大的帮助。
　　在还属于自由撰稿人的时候，我就是用这种简单可行的“笨”办法，采访了很多有价值的纪实文章。有句老话说得十分精辟——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你自己想去做，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发表过我文章的杂志被我一本本珍藏了起来。每当感到困惑或感到疲累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翻一翻，激励自己不能懈怠。每当看到这些文字，就想起那一个个不眠之夜的苦熬，想起那些从心底里流淌出的泪水与欢笑，想起那些被我从粗砺的泥土中刨出的文字宝贝，曾带着我的体香与希望，像是从我血管中剥离的一颗颗珍珠，一点点垒起了我文学梦想的殿堂！
　　生活之所以有滋有味，是因为前面永远是拐角。
　　我的人生不断地出现着拐角，有的拐角呈现在我面前的是灾难和挫折；有的拐角带来的是挑战和机遇；有的拐角却带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好运。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出国旅游。对于一个从小砸石头、拣猪粪长大的农村姑娘来说，这是倒退八辈子也不敢想象的美事。但这种好运却切切实实地来临了。1997年底，我得到知音杂志社的邀请——鉴于我给《知音》杂志写了一定分量与数量的文章，杂志社特邀我参加海外笔会。
　　得到消息的那一刻，我幸福得几乎要晕过去。
　　为此，我最应该感谢一个人——《知音》编辑陈清贫。他也该算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贵人。如果没有他，我也许不会与知音结下不解之缘。认识陈清贫是从1995年4月开始的。那时我还在服装厂里做技术员，业余时间就是爬格子。最大的目标就是要轰开中国最著名的《知音》杂志的大门。不仅因为它名气响，更因为它的稿费也是国内期刊界最高的。受名利的诱惑，我每期都准时去书店购买《知音》，揣摩它的风格，研究它的文章，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名字会出现在它的版面上。
　　第一次给《知音》投稿，我颇费了一番脑筋。不知道把稿子给哪位编辑比较走运。为此，我把《知音》杂志每个编辑的名字几乎都研究了一遍，最后还是决定，把稿子寄给一个叫陈清贫的编辑。他的名字给人的直觉不仅朴素、平易近人，还让人觉得他是个塌实稳重、出身贫寒的可信赖的中年编辑。
　　稿子寄给陈清贫后，我每天盼望着消息。十天过去了，我的稿子像断线的气球，杳无踪迹。我耐不住了，那时我还是服装厂的技术员，有一天中午，趁一楼行政办公室没人，悄悄溜进去拨通了《知音》编辑部的电话。可是，我要找的陈清贫编辑却出差了。
　　又是忐忑不安的一周过去。一个印着“《知音》杂志社”字样和地址的信封终于落在了我的手上。信很薄，似乎没有退稿。我心里一松，迫不及待拆开信口，一张写满字的《知音》杂志社的专用纸露了出来，里面还夹着一张名片。陈编辑的字是用黑水笔写的，不潦草不张扬，像一根根土里土气的木头桩子戳在信纸上。读完这些字，我的脸开始烧灼起来，脑袋也嗡嗡作响——是给气的。
　　那个陈清贫编辑居然如此批评我——“赵美萍你好，读了你的稿子，第一个感觉就是：你对写作真是一窍不通，既不知道用方格稿纸写稿，也不知道写一个优美感人的故事来打动编辑的心……”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陈编辑一定弄错了，因为我向来都是用方格稿纸写稿的，那些稿纸都是我从城隍庙批发来的、500格的上海明星纸厂出产的稿纸。至于不会编一个优美感人的故事——我自以为自己写的故事已经够优美够感人了。是编辑眼界太高了吧！
　　我憋着一股狠劲，晚上一下班，就给陈清贫编辑写了封回信——陈老师，您等着，我一定会写一个优美而感人的故事来打动您，同时还要打动你们主编的心。
　　人的才情很怪。有时候，心灵宁静、快乐祥和反而写不出好文章。但心情如果受到某种情绪的刺激或影响，尤其是受到蔑视或嘲讽挖苦，人的心就像一座憋气的火山，急于喷薄而出！
　　三天后，一篇构思奇巧、语言优美、故事耐人寻味的文章被我寄往《知音》编辑部，依然寄给了那个“傲慢”的编辑陈清贫。
　　两周后，一个特殊的电话打到了技术科，电话那头，一个年轻好听的男声问我：“你就是赵美萍小姐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说：“我是《知音》的陈清贫编辑。恭喜你，你这次写来的故事终于打动了我的心，也打动了我们主编的心。你的文章将刊登在今年《知音》的第7期，标题是《飞走吧，我的天空从此破碎》……”
　　哦！老天开眼！没有哪篇文章的发表让我如此兴奋！我捧着话筒，激动得简直要语无伦次了。陈编辑继续鼓励我：“你的文字十分优美，我们的雷主编还特意赞扬了这篇文章呢！希望你再接再厉。”我兀自点头称是。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
　　想想那时真是自卑而幼稚，只是一个普通的电话，只是与一位知名杂志的编辑说了几句话，我已经激动得满脸绯红了。
　　后来，那篇我在《知音》杂志上发表的处女作《飞走吧，我的天空从此破碎》的文章被好几家报纸转载过，还被广东佛山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反复朗诵。优美的词汇与动人的故事打动了无数读者和听众的心。我第一次收到了从《知音》编辑部转来的读者来信。
　　与知音杂志社的不解之缘由此而始。写作，像一根神秘的红丝线，连起了我与《知音》非同一般的缘分。
　　从1995年7月到1998年初，我在《知音》极其子刊《知音·海外版》就发表了7篇文章。其中《告别最后的伦巴》和《打工妹难嫁上海人》等文章尤其受到广大读者好评。后来，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便以《打工妹难嫁上海人》这篇纪实文章为主线，采访了我和其他两位在上海打工的姐妹。这是后话。
　　《知音》杂志社的出国笔会定在1998年3月。路线是香港泰国八日游。
　　1997年底，我趁着回家办理出境手续，在家里呆了一些日子，还过了一个春节。转眼，我离开家有近9年了。
　　9年，再鲜艳的色彩都会在风雨的冲刷中变得浅淡，再娇美的花朵都会在风霜的洗礼中变得憔悴，再精彩的人生都会慢慢走远。我的家乡和亲人，已经变成什么模样？
　　回家的路必须经过那座洒下我太多血汗的山，令我心痛的是，它已经越来越矮小了，采石场已经一层一层地掏空了它的内脏。站在路边，探头就可以看到千疮百孔、满目创痍的山洞。因为过年，采石场放假了，山便被冷落了下来，被掏空的身体像一张巨大的嘴，无声地述说着苍凉往事。站在路口向下望，我感到一阵眩晕。不是因为恐高，而是想起太多的前情往事……那些被晒干在采石场的青春，就像被掏掉的石头一样，永远也回不来了。但是无论岁月如何变幻，那曾尖锐地刺伤过自己的疼痛永远潜伏在记忆深处，稍一触碰，就会像苏醒的蛇一样，再咬你一口，让你再疼一次……
　　那些和我在不同环境中长大的小伙伴们，个个都结了婚，有的还生了两个孩子。他们的脸庞依然黝黑，但很满足，也很幸福。和我同年的、属狗的庭梅到底还是嫁给了属鸡的小蒋，生了一个像庭梅一样聪明漂亮的女儿，庭梅依然在纺织厂里上班。不过她说现在的效益并不太好，上班时断时续。曾和我打赌爬过山的六九子做了木匠，娶了老婆，也生了孩子。曾经与我家“有不戴共天仇怨”的大伯的儿子女儿也都结了婚，都各自有了孩子，那些所谓的鸡毛蒜皮的“仇怨”也都随着时间的流逝、和长大后慢慢学会的宽容而冰释前嫌。我给他们的孩子买糖吃，孩子们亲切地叫我“姑姑”。
　　而一些村里的老人，却去的去了，老的老了。有些老人走在路上我依然觉得面熟，只是，已经忘记了该如何称呼。而有些我离开村庄后出生的孩子，更是相逢不相识。不由想起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更是万般滋味在心头。
　　少年离家老大还，乡音未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小时候读这些诗，纯粹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直到自己长大后，有了背井离乡的经历，回头再吟此诗，便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有些事情，总要错过了光阴，才能品味出它最初的意义。这就是时间的魅力与无奈吧！
　　田里的油菜生机勃勃，绿油油的菜叶像一张张孩子的脸，微笑着面向天空，贪婪地呼吸着空气，期待着快快长大。这让我想起小时候与母亲在地里种菜的光景。母亲会趁此机会给我输灌一些人生道理，或是朦胧的性启蒙教育等等。母亲总是一再告诫我：没有结婚，千万不要把身子给男人。要不就不值钱了。好像女人的所有价值就在贞操上一样。但母亲的话自有她的道理，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观念。
　　我站在9年前站过的田野上，风在田野里自由地散着步，阳光的巨手温和地抚摩着大地，抚摩着我已经不再幼稚的脸。眼前的一切依然那么熟悉，9年的光阴对于每年出生的新油菜来说，没有什么岁月的痕迹。我想，它们是因为生命轮回得太快了，快得来不及经历苦痛与伤悲。而我面对它们，竟然恍如隔世。
　　父母依然住在破旧的老屋子里，只是他们的头发更白了，皱纹更多了，眼花耳背，脊背佝偻，日益显得老态龙钟。家里那台1986年买的二手十四寸黑白电视和父母一样满脸雪花，只能收到三个台。这9年来，父母唯一的变化是，他们学会了打麻将。赌是小赌，但两人时常为了谁去打麻将，谁给妹妹带孩子而争吵。我一回家，母亲和继父便相继对我“告状”，抢着述说对方的不是。心里的酸楚一浪一浪地涌上来。我终于感到父母老了。9年前，他们只会对我和妹妹呼来喝去，非打即骂。而现在，他们反而像孩子一样寻找我的同情。岁月真是把无情的刀，刀刀催人老。岁月的沧桑变幻不仅仅体现在人的肉体上，更多的却是精神的衰老。
　　最令我们家人欣慰的事情莫过于妹妹的宝贝儿子了。这个叫宋文豪的小家伙是全家的开心果，母亲每天有一大半时间是和小文豪纠缠在一起。有了外孙的母亲像拥有了宝贝的女王，每天抱着两岁的外孙在家附近晃来晃去，给外孙买糖，哄他吃饭。母亲大半辈子灰暗的人生，终于在老年时有了一点鲜活的色彩。
　　因为我是回来办理出境手续的，我要出国旅游的消息在村里掀起了一股飓风。风自然是母亲放出去的。那时候，去香港泰国旅游还是比较新鲜的一件事情。而对有些一辈子没出过县城的农民来说，更无疑于惊天大事了。母亲整天扬眉吐气似的逢人便夸我有出息，惹得那些一辈子都没出过县城的村民们更是满脸羡慕和向往。
　　我已经算是有出息了吗？
　　3月，永远是个美丽而生机勃勃的季节。每天上下班，乘着95路公交车从长长的共和新路上经过，路边一棵棵整齐排列的法国梧桐像冬眠复苏的美女，一个个睁开了朦胧的眼睛，透过嫩绿的叶片注视着满街的车水马龙。我的心也像这些复苏的梧桐，每个毛孔都浸满快乐。
　　3月12日，在上海虹桥机场，有个怯生生的女孩拖着一个深绿色的行李箱，捏着机票，向出境通道走去。机场工作人员彬彬有礼地请她留步：“对不起，小姐，您还没换登机牌，没买机场建设费呢。换登机牌在21号窗口，机场建设费在那边买——”工作人员挥手指点她方向。而她早就面红耳赤了，她像个企图蒙混过关而被抓住现形的犯罪分子，慌乱而紧张地退出队伍，拖着行李箱尴尬地走出去。
　　那就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我。比刘姥姥进大观园还丢人现眼的我。在后来的几年中，我乘飞机几乎飞遍了全国的省会城市，但是，我依然记得第一次在虹桥机场遇到的尴尬。我始终相信，世界很大，而我很渺小。
　　在飞机上，我又遇到了让我如今想来依然脸红的事。先是空中小姐分发饮料和点心，我想，这是在飞机上，东西一定很贵的，所以坚持不要。其实我很渴，也很饿。邻座的一位女士一脸奇怪地问我为什么不要，我掩饰说在家里吃过了，不饿。当我发现这是免费赠送的时候，已经错过机会了。心内懊悔不迭，又不好意思找空姐补要。
　　另一桩尴尬是内急。我根本不知道飞机上会有厕所。也不好意思问身边的旅客。就那么使劲忍着。两个小时后，当我到达深圳机场时，第一件事情就是冲向洗手间。后来想想，完全是自己的自卑在作祟，只要我开口问一问，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何至于把自己渴坏、饿坏、憋坏呢！
　　当我赶到深圳指定的酒店，全国二十多名《知音》杂志社邀请的作者已经从四面八方赶来汇合了，第二天即赴香港，然后飞往泰国。
　　到了深圳，又一层自卑笼罩了我。在那么多的作者里，只有我的身份最卑微——打工妹。其他作者要么是编辑、记者，要么是法官、律师、作家等等。每个人都有着体面的职业。有人在聊天的时候，随口问我毕业于什么学校？学的什么专业？现在做什么工作等等。每个问题，对我来说都那么尖锐。
　　放在如今，打工根本不是什么卑微而羞于启齿的身份。没有学历，也没什么好自卑的。但我当时，这些问题都是我的致命伤。为了我那可怜的自尊心，于是我带着虚荣的心理回答人家：“我是从复旦大学自学的新闻专业。现在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