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苦难,我的大学-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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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带着虚荣的心理回答人家：“我是从复旦大学自学的新闻专业。现在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
　　让我稍微恢复一点自信的，是《知音》杂志社雷一大副总编对我写作水平的肯定。雷总编是特意从武汉赶来深圳给我们送行的。在当晚的晚宴上，雷总编对每位作者都做了认真的评价和由衷的感谢。在说到我时，雷主编用带着湖北方言的普通话说：“赵美萍是这次作者笔会中年龄最小的，但大家别看她年纪小，这几年却给《知音》做了不小的贡献，大大小小的文章发了六七篇。这个作者的特点就是文笔优美飘逸，故事浪漫动人，擅写心情故事，是个潜力不错的写手，希望你继续支持《知音》，继续支持陈清贫……”
　　有时候，人的虚荣心是很容易得到满足的，就雷总编的这席话，在别人听来也许如春风过耳，但我却铭刻于心了。
　　有时候，人的自信和自卑可能都只源于他人的一句评价。
　　现在的我当然不会如从前那么虚荣和自卑了，我会坦然而大胆地告诉别人：我只有小学毕业，做过采石女，端过盘子，做过缝纫女工……因为我明白了：人之所以活得沉重，是因为自己把心压在心上；之所以活得自卑，是因为总是在光明中注视过去的阴影。
　　悠长而快乐的假期开始了。从香港到泰国，所见所闻让我这个来自安徽农村的村姑眼界大开。而比一路美景更吸引我的，是一个改变我一生命运的机遇悄然来临。
　　这次《知音》杂志社派出的带队人是总编室主任钱钧（现为《知音》集团子刊《打工》杂志执行总编）和编辑郝培文。在香港一次饭后闲聊的时候，钱主任无意之中向同桌吃饭的作者透露：因为发展需要，《知音》杂志社要面向全国招聘记者、编辑了，下一期的《知音》杂志上将刊登出招聘启事。
　　我的心猛烈地跳了一下，像被狠狠敲击了一锤的钟。
　　曾经，我和我的责任编辑陈清贫在电话里说：“我好羡慕你们这些做记者编辑的，成天在国内飞来飞去，见多识广，多神气，多风光。如果我这辈子能做上记者编辑，我会磕头烧高香的……”陈编辑多少了解一点我的出身和学历，他善良地揶揄我：“这个希望有点渺茫哦！没有哪家单位不注重文凭和学历，除非奇迹降临。你还是乖乖地做写手，给我写稿子吧！”
　　编辑、记者，对我来说是多么具有诱惑力的职业！但对一个只有小学毕业的农村打工妹来说，又是一个多么遥不可及、异想天开的梦想！我只能在无望的希望中等待奇迹降临。我就知道，在我人生的拐角处，未必都是灾难和挫折潜伏在那里。
　　现在回头想想，这个奇迹是必然会来临的。因为我早就准备迎接它的来临了——如果我不是天生就喜欢写作，如果我没有给《知音》写稿，如果我没有参加《知音》笔会，如果——如果我不是一个善于捕捉机遇的人——那么，机遇一定不会在拐角处等我，即使等了，也未必被我发现，即使被我发现了，也未必会被及时抓住！一切，都是冥冥中因果的注定！
　　机遇，只为准备着的人而准备着。
　　机遇，时刻在人生的拐角处张望着，等待着一双发现它的眼睛。
　　“我想去《知音》应聘，不知道可不可以？”我在心跳平缓之后，怯怯地问钱主任。他说，这次招聘是有条件的，如果你条件符合，当然可以去应聘的。尤其你给《知音》写过大量稿件，熟悉《知音》的风格，领导一定会考虑优先录取。
　　真是一句令人感激不尽的精神鼓舞。但我出于虚荣和自卑的心理，我没有告诉钱主任我的文化履历只有小学毕业。我想等回去之后，看到《知音》上刊登的招聘启示后再说。
　　有了这个希望的支撑，我的港泰之旅变得美妙无比。
　　8天后，我带着一叠漂亮的照片和大开的眼界回到上海。在广州转机回上海时，我就迫不及待地在机场的书报摊上买了一本1998年第4期《知音》，翻到最后一页，激动人心的招聘启事印入眼帘。可我一看完就泄气了。那看似简单的三条招聘要求，有两条对我来说是致命的。
　　第一条：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第二条：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也就是说必须做过编辑、记者）
　　第三条：发表过十万字以上的作品。
　　如符合以上三个要求，应聘者可在三个月内将简历和作品复印件寄往武汉知音杂志社总编室。
　　这三条要求里，也就最后一条我能勉强符合。这道希望之门，对我来说是一道门槛太高了。
　　回到上海之后，我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辗转反侧地考虑是否该向《知音》毛遂自荐。大名鼎鼎、全国发行量第一的《知音》杂志，会把一个小学毕业生放在眼里吗？人家会不会看到我简历，就把它塞进了垃圾桶，同时鼻子里轻蔑地“哼”一声：开什么国际玩笑，小学文化也想当著名杂志的编辑、记者？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
　　勇气像潮汐一样鼓起又落下，落下又鼓起。
　　终于，我想通了：无论结果如何，我要尝试，我要争取！如果连尝试都不去做，何谈成功的希望？有时候，机遇只给你一丝门缝，关键是你是否有勇气去推开它。机会，有时就是一列失不再来的末班车，如不及时搭乘，将会遗憾终身。尝试很简单，只需勇气。
　　于是，我将我所有发表过的作品全都复印了一遍。然后装订整齐，用特快专递寄往《知音》杂志社总编室。但是，我没写简历。不是忘记，而是故意没写。我希望《知音》杂志社的领导被我的文章打动，而忽略我的学历。邮走资料后，我虔诚地合十祈祷——命运之神啊，请你垂青我吧！
　　就在我为将来的命运默默祈祷的时候，我接到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编导沙碧红的电话，她说是看到《新民晚报》上刊登的《打工妹飞出国门》的消息知道我的，想约我做一档节目。原来，就在我飞往香港和泰国参加笔会的同时，《新民晚报》有个记者不知从哪里得到这条消息，写了一篇通讯，让全上海人都知道：有个仅仅小学毕业的农村打工妹，因为勤于笔耕，被全国著名的《知音》杂志社邀请出国旅游……我回到上海后才知道，“赵美萍”三个字几乎在上海家喻户晓了。我成了上海打工一族的佼佼者，成了所谓的“名人”。
　　沙碧红开门见山地说，她看了我写的刊发在《知音·海外版》的《打工妹难嫁上海人》那篇文章，她想以此文为主线，拍摄一组打工妹在上海的打拼和情感经历。我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打工妹代表。
　　上电视啊，而且是中央电视台。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
　　采访是在我的小屋里进行的。狭窄的房间令摄像师赵布红先生十分犯难。最后，他们让我坐在床上，赵布红将摄像机固定在床对面的角落里，而他自己只能委屈地蜷缩着了。
　　令我难为情的是，我几乎没什么漂亮衣服。沙导在我简陋的衣柜里翻来翻去，只翻出一件白衬衫，配上石川先生送我的那条格子裙裤，加上一条背带，稍微有点洋气的样子。但因为是坐在床上，整个人看上去显得臃肿。我暗暗懊悔，早知道这样，该去买件新衣服的。
　　第一次面对镜头，我紧张得说不出话，脸涨得通红，说话词不达意，结结巴巴，沙碧红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喊停，一次又一次让我放松点，自然点，不要紧张。我想放松，但是灼热的灯光烧烤着我。我不得不频频喝水，使自己放松，但喝水时拿杯子的动作又是那么生硬做作……唉，天生不是做演员的料。我不由想起一句话：生活本没有导演，但我们每个人都像演员，为了合乎剧情而认真地表演着。
　　第一天整整拍了四个小时，直到深夜，总算拍完了一部分。沙导说第二天还要去拍服装厂，她已经和服装厂的王厂长和潘厂长都联系过了。
　　我一夜未眠。因为太过激动和兴奋，我的偏头痛又犯了。每次犯病，左边的脑袋里就像伸进了一只钩子，不停地在里面钩动着神经。有时候，又好像血管堵塞了一样，沸腾的血在表皮下突突地跳着，像要寻找一个缺口，喷薄而出，粗涨的血管隔着皮肤清晰可见。每当偏头疼发作时，百服宁就成了我的救命药。
　　但是，这天的头痛有点蹊跷，我吞了一颗百服宁，用拳头抵着额角，想努力睡过去。可脑袋像一座急于喷发的火山，沸腾着，狂暴着，折腾得我死去活来。我只得爬起来，昏沉沉地再服了一颗百服宁。从此落下祸根，每次头痛，总要两颗百服宁才见效。
　　又想起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难道注定所有“天才”都得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能修成正果吗？
　　第二天的采访十分顺利，出乎我的意外，服装厂领导还设宴招待了沙导一行。有半年没见面的石川先生左右端详我，说我变了，变得自信而有气质了。我笑着对他说：“这都是您教我的啊。去年您给我送行时候，送了几句话给我，我一直记在心里呢。”
　　有些话，是值得铭记一生的。有些人，是值得敬重一生的。无论我走到哪里，我永远铭记与敬重着那些指点过我人生迷津的人！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乐意指点别人的缺陷，修复别人的自信的。惟有那些值得别人指点的人，才能获得如此幸运。
　　采访过我之后，沙导接着采访了我的两个朋友，毛毛和阿华。毛毛是来自江苏海门的女孩，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她身材高挑秀美，是个不折不扣的美女，会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但她的内心却充满对爱情的惆怅和忧伤。在上海几年，与上海男人谈过几场有始无终的恋爱，最后都因为自己是个外来妹而无疾而终。
　　另一个朋友阿华，在我们这帮打工妹里算是十分成功的。来自福建的她不仅在上海开了一家“胎发笔”公司，有房有车，最令人羡慕的是拥有一份美满的爱情。
　　本来，计划中还要采访我的另一个朋友洪泽的，可惜她是个聋哑人，无法在镜头面前顺利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故事，所以作罢。但洪泽的奋斗故事比我们任何人都值得书写，从她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优秀的品质。她的人生经历也曾给过我巨大的精神鼓舞。
　　洪泽出生在东北齐齐哈尔市，幼年丧母。从小她就十分聪慧，在做编辑的父亲的指导下学习绘画和舞蹈，后来她考上了长春大学工艺美术系。大学毕业后，她来到上海打工，在浦东一家中日合资的玻璃艺术品公司做刻花工。经过数年努力，洪泽从小小的刻花工慢慢晋升到为高级设计师。她设计的玻璃工艺品远销海内外，深受圈内人士好评。她多次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外来务工青年”、“首届中国优秀外来务工青年”、“全国自强模范”等荣誉称号。还曾受到过江泽民总书记的接见。她是继张海迪之后又一位令人钦佩的“残疾明星”。我和洪泽在一个外来工的聚会上认识以后，便成了好朋友。见面的时候，我们就用纸和笔交谈。分开的时候，我就给她打传呼留言。我们约定见面的地方永远是淮海路陕西路口的百盛百货公司门口。
　　不会说话的洪泽内秀而腼腆，聪慧而善良。和她在一起，你会感到宽容与博爱，宁静与祥和，谦恭与上进。她永远不会抱怨人生的不美好，永远不会指责他人的不对，永远不会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她只知道感恩，只知道学习，只知道善待她人。虽然后来我们天各一方，我们依然会通过手机短信、QQ和电子邮件联系。只要我一回到上海，我们是一定要见面的。
　　我后来把洪泽的故事写了下来，发表在了《知音》杂志社上。让更多的年轻朋友从这个身残志不残的女孩身上吸取力量，得到启迪。
　　我为有这样一个朋友而骄傲。
　　当时，在上海有四百多万名外来工，而我们几个打工妹的奋斗故事只能算是沧海一粟。那时，我也根本谈不上成功。我认为自己真正的成功，应该是成为《知音》杂志社的编辑、记者以后。对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打工妹来说，这才是她真正的人生高峰。
　　仿佛天意注定我的命运在1998年这个平淡无奇的春天苦尽甘来。《知音》杂志社总编室主任钱钧来电话通知我去面试了，他说老总对我写的文章十分欣赏。在全国各地上千名应聘者里，我是为数不多的十多个得到面试通知的幸运儿之一。钱主任让我赶快将自己的简历传真过去，在所有应聘者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简历。
　　我又惊喜又为难。惊喜的是，面试就意味着有一半的成功希望了，我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知音》杂志社的门槛！而为难的是，我的简历如何去写呢？如果我说出只有小学毕业，刚刚萌芽的希望会不会就此夭折？
　　但我也只能实话实说告诉钱主任：“我没有什么简历，我也没有文凭，我只读到小学毕业。我写文章，全是无师自通，自学而成。”钱主任沉默了一下，然后说：“那你口述一下自己的简历，我帮你写一个吧！这是杂志社规定的程序，哪怕是小学毕业。”
　　于是，我通过电话，简单地把自己的“简历”向钱主任介绍了一遍：1970年1月1日出生（其实是正月初一，但身份证上是1月1日），籍贯江苏，1983年小学毕业，1984年…1989年砸石头，1989年8月至今在上海打工……“
　　简历简历，应该是简单的经历吧。可我的经历却如此的不简单。
　　我忐忑地问钱主任，没有文凭的我，还有希望吗？
　　钱主任叹气：“这就不知道了。所有的应聘者条件都比你好。最低的学历也是大学中文或新闻本科毕业的。你是否能被录用，就看你的运气啦！4月14日上午9点在知音大厦面试，你准时赶来吧！对了，这批应聘者里，你来路最远。我们通知面试的其他人，基本上都是湖北境内的。”
　　心被悬了起来。奇迹能发生吗？
　　那时候，从上海到武汉，坐火车大概二十多个小时。我决定坐飞机去应聘。而且，我还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辞职！
　　直到现在，我都回忆不起当时为何会有如此大胆的举动。是为了让自己背水一战，孤注一掷？还是因为太过自信，认为自己一定会被破例录取？我都不不知道。只知道自己迟早会辞职，迟早会走上梦寐以求的文字之路。
　　辞职的时候，广告公司老总沈刚十分不解，他认为我太冲动了。他毫不怀疑我的写作能力，但是，要去《知音》，去那个人才济济、高学历、高文凭的单位与人竞争，是拿自己的短处与别人的长处拼啊，你能拼得过吗？
　　无论沈刚多么苦口婆心，多么极力挽留，我还是去意已决。无奈之下，他只好接受了我的辞职报告。在告别的时候，他诚恳地对我说：“小赵，我是看着你走上这条路的，我也是从这条路走过来的（沈刚后来从杂志社辞职，彻底下海了）。这条路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走。作为朋友，我衷心祝愿你能被知音杂志社录取，万一录不上，你还回来继续帮助我……”
　　对沈刚，我始终觉得愧疚，他那么赏识我，把我从服苦役般的服装厂劝解出来，可我在他的公司只工作了短短的一年多，就转身离开，觉得自己像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但是，沈刚与我的友谊并没因我的离开而中断或淡化，至今，我们仍然是好朋友。他一再地要求我回上海，他可以让我负责一个部门。他对我的能力，一直深信不疑。
　　如今，唐神文化传播公司在上海三千多家广告公司中，名列前二十名左右，成立了三个子公司，承包了沪上两家知名杂志的广告经营权，买断了上海有线电视台部分节目的广告时段，资产达到数千万。但儒雅大气的沈刚依然与我这个曾经的员工友好如初。而我每次回上海，必然会去唐神公司“报到”。
　　有些友谊，像陈年老酒，越存越香。当然，这样香醇的友谊，也只存在在具有香醇品质的人之间。
　　1998年4月12日，是个云淡风轻的春日。暖风早就吹开了浦江两岸的绿叶。爱美的女孩子早就迫不及待的脱掉了毛衣，穿起了漂亮的衬衫和风衣。天是蓝的，阳光是温暖的，而心情，是愉悦的。
　　这一天，我穿着白衬衣，牛仔裤，藏青灯心绒外套，白色的衣领从里面翻了出来，朴素淡雅，干净利落。而上了摩丝、看起来一丝不苟的短发更让我显得英姿飒爽。我对自己的外表十分满意。
　　这一天，是我飞往武汉《知音》杂志社面试的日子。面试是在14日，我决定提前一天到达武汉，熟悉环境，以免临时紧张。
　　沙碧红导演知道我要去武汉面试，她鼓励我说：“小赵，如果你这次应聘上了，我们就要拍你离开上海，去武汉工作的镜头，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你是优秀的，一定能成功！”
　　我再次带上我的绿色行李箱，带着好心人的祝福，踏上我人生大转折的旅程。武汉，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会以怎样的表情迎接我？
　　也许是应了好事多磨那句话。当天，我并没有顺利到达武汉，而是被困在了上海虹桥机场。不是我个人的原因，是因为一架韩国货机在虹桥机场出事了。那架“肇事”的货机在降落时出了故障，尾巴滑出了跑道，一半身子在跑道上，一半身子在跑道外的草坪上。
　　当天的所有航班被迫取消。上万名旅客被滞留机场。其中就有我。焦急、不安、沮丧、无奈，是所有被滞留旅客的共同表情。随着时间的推延，大家越发怨声载道，有急事在身的旅客已经怒发冲冠，围着机场的值班主任柜台大声地发火，有的说要机场赔偿自己的损失，有的要求退票，整个机场大厅闹哄哄一片。据说这是虹桥机场百年难遇的“意外”，为什么偏偏让我遇上了呢？我的心有点沉，难道这是个不祥的预兆？
　　当夜，机场将所有滞留旅客拉到附近的宾馆饭店住下，等第二天机场解禁后出港。这一来一去中，我认识了一位武汉人。是同济医院的一位老教授，叫余枢，是来上海开会的。闲聊时，余教授问我去武汉做什么。我说去《知音》杂志社应聘。余教授说：“《知音》啊？很有名的，我们全家人都爱看。我儿媳妇去年去美国学习了，还经常打电话回来，让我们买《知音》给她寄过去呢！”我像是真的遇到知音，和余教授围绕着《知音》的话题聊了起来。不知是鼓励我，还是我确实给人的印象很精练能干。余教授说：“你这个姑娘，一定会被录取的。”我问为什么，余教授笑笑，说是直觉。
　　我说，如果我真的被《知音》录取，我一定每个月都给您寄杂志。
　　直到第二天晚上20：40，我和余教授才乘上CZ3572次航班飞往武汉。夜色中的飞翔有点神秘，随着飞机的攀升，感觉自己距离地面越来越远，离天空越来越近。
　　武汉，那个据说夏天热得像蒸笼的城市，会接纳我这个寻梦的外乡人吗？
　　到达武汉时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和余教授一起坐上航班车时，我才知道，原来，武汉竟然分成了三镇。一是汉口，一是汉阳，一是武昌。长江和汉水把大武汉分成了三块。而我，要去的是离机场最远的武昌。《知音》杂志社就在那里。
　　余教授家在汉口。我们在航班车终点站分别时，这个热心的老人居然亲自帮我叫了辆出租车，告诉司机我要去的地方。而后，他又要来车站接他的儿子抄下了出租车车号，让我有事情就打电话给他。然后才与我握手再见，并祝我好运。
　　我心里一暖，这个我第一个结识的、亲切而慈祥的武汉老人，使我对这个城市不再感到畏惧和陌生。
　　夜晚的武汉有些朦胧，道路没有上海的宽敞，出租车没有上海的干净，建筑没有上海的气派，路灯没有上海的明亮……我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有一点点失望。然而心底却有一簇明亮的火焰，不停地闪烁着。那是《知音》给我的希望之光。
　　当晚，住在水果湖省委招待所的我兴奋难眠。不知第二天的运气如何。我像一个虔诚朝拜的佛徒，不远千里，不辞艰辛，来到自己久仰的圣殿。而《知音》，这座我心中的圣殿，会对我敞开它慈悲的胸怀吗？
　　四月的武汉感觉比上海的温度要高两三度，早上起来，就已经感受到太阳灼热的温度了。这是个十分晴朗的天气，东湖路上的法国梧桐正在扬花，飞絮铺满了一路。我知道那玩意儿钻进皮肤或眼睛就会奇痒无比，我很奇怪，上海的梧桐树早就被嫁接成了不会飞花的品种，为什么武汉的梧桐还继续飘扬着这种讨厌的花絮呢？这个城市，处处显示出比上海落后至少20年。
　　我终于站在著名的《知音》大厦门外了。我心中的圣殿啊，它竟然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15层大楼，如果不是大门口的外墙上挂着一块“知音杂志社”的铜牌，根本就无法看出这里就是名扬中外、发行量280多万（当时《知音》还是月刊）的《知音》编辑部。说实话，心里有点小小的失望。在我的想象中，《知音》杂志社应该是像上海的任何一座写字楼，气派非凡，辉煌大气的啊！
　　而来到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