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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苦难,我的大学-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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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我刚好驻上海《知音》记者站，专门在上海及周边地区组稿采访。当我得知这个催人泪下的真情故事后，我立即赶到瑞金医院采访了阿旦和阿乐，然后含泪写下了《爱还年轻啊，怎奈何苦恋岁月风雨飘摇》一文，发表在了《知音》2000年第1期上。这个动人的故事立即借助《知音》的影响，在社会上掀起了不小的轰动，一颗颗滚烫的爱心向阿旦涌来，一笔笔捐款汇往阿旦所在医院的账号……她的病情暂时被控制住了。可是，在此后两三年间，阿旦的病情一直反复不定。
2003年2月8日（大年初八），上午9点多钟，刚刚上班的我接到了阿乐从北京打来的求助电话：“赵老师，我是阿乐啊，阿旦的肺部和腰椎又出现了病灶，我们去年底来到北京人民医院治疗，现在钱都花光了，还欠了医院四千多元，我们只好出院，住在北京的一个地下室里，阿旦的情况十分不妙，请你再帮帮我们好吗？……”
我的心沉了下去，我能怎么办呢？《知音》上已经先后刊登过两次阿旦的故事了，再刊登一次希望不大了，因为《知音》每天都会接到很多求助电话，哪里能一个个都刊登呼吁呢！
可我又不能见死不救。我只好一边向《知音》领导汇报阿旦的病情，一边上网，到我常去的腾讯网站的“灯下文字”论坛，与版主草儿商量，希望利用腾讯在广大网友中的力量，在网上为不幸的阿丹进行募捐。令我感动的是，我把此意一说，草儿十分赞同，并立即在“灯下文字”发帖子呼吁爱心捐款。与此同时，我用电话与所有身在北京的朋友们联系，希冀他们先期帮助阿旦度过眼前的生活难关。我的一个北京朋友听我说了这件事情后，立即托表弟给阿旦送去了1000元钱，以解阿旦和阿乐生活上的燃眉之急。随后，我和北京fsktxt。com商务网站的总裁王俊涛联系上了，这个热心的CEO立即拿出1。3万元，派员工送到阿旦手中，第二天，阿旦得以顺利住进北京解放军304医院血液肿瘤科接受治疗。
3月1日晚上，我登上了从武昌开往北京的K38次列车，准备去帮阿旦一把。至于能帮多大的忙，我心里实在没底。
到北京之后，我先找到血液肿瘤科王留树主任，向他了解阿旦的病情，王主任说，阿旦的病情目前比较严重，如不及时加大剂量化疗，后果会很严峻，目前的化疗和随后的干细胞分离大概需要7…8元，化疗之后，再实施手术切除病灶。天啊，7…8万，一下子到哪里去筹集？
我只好发动起自己所有的社会关系，一边找北京的媒体帮忙呼吁，一边找北京的朋友帮忙募捐，一边连夜写好一篇《爱比死亡更坚强》的文章发在了“灯下文字”论坛。令我大为吃惊的是，这篇小小的网文在短短的数小时内已经超过了5000多人次的点击量，还有数十位网友在文章后面回复，强烈要求版主草儿立即开通“阿旦捐款账号”。第二天一早，草儿就到深圳好几家银行都分别开了账户，这是为了方便全国各地的网友捐款。为了将活动做到万无一失，草儿还定期在版面上公布账户所得捐款明细，做到账务公开，并公开各账户的查询密码，以便接受各位网友核查监督。等捐款达到一定数目后，草儿便统一汇往阿旦在304医院的医疗账户上。令人感动的是，账户公开后不到半天，网友们的捐款便像水流一样从四面八方慢慢地汇集过来，第一天共收到捐款2351元，第二天收到1447。88元，第三天收到2823。20元……
腾讯的管理者对此事也十分支持，第二天，他们不仅在内部员工中募捐，还在极短的时间内，为阿旦做了个漂亮的主页，主题就是“让爱为生命画出奇迹”，这个特殊的爱心捐助活动在互连网世界飞速传递，好几家知名网站纷纷进行友情链接并积极参与。谁说虚拟的网络世界没有真情与爱心存在？爱心绝对可以感动爱心。哪怕我们素不相识，哪怕我们远隔万水千山，哪怕我们身处逆境，但我们与生俱来的善良与爱，会让我们在陌生的时空里成为携手前行的朋友！
我每天负责为阿旦写病房日记，拍照片，贴到网站上，让所有关心阿旦的好心人随时了解她的消息。我每天白天在医院里陪阿旦，晚上就回招待所写日记，发照片，每天要忙到两三点才能睡觉。
在短短的十来天时间里，设立在腾讯“灯下文字”论坛的网上捐款便达到三万多元，有人五十，有人一百，有人两千，还有人捐献出了寓意美好祝愿的6666元……这些，都是素昧平生的网友们捐献的。在乍暖还寒的三月，有一种感动让我泪流满面……
同时，社会上的爱心捐款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北京一位叫赵淑琴的大姐，她在个人捐款1000元后，又四处发动她亲戚朋友、老板客户前来捐款，她一个人就帮阿旦募捐了一万多元；一位建筑公司的老板，派人送来了两万元；一位大学老师送来了两千元；就连一个月收入不到四百元的建筑工人，也派代表送来了散发着汗味的十元、二十元……
这些爱心救命款终于将阿旦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但这只是暂时将病情稳定住了，医生说，阿旦这病，治愈的希望太渺茫了……
如今，已经换过几次手机的我与阿旦他们失去了联系，但我依然牵挂着他们，衷心祝愿不幸而又幸运的阿旦——早日康复，一生平安！
2001年，我被知音集团评为优秀员工。因为这一年我的发稿量在二十多名编辑里位居前四名。因此我被晋升为执行编辑，还获得了第二次出国的会——参加《知音》韩国笔会。这一次，杂志社共有两名员工参加，还有一名就是与我同一天应聘的罗志松。这位老大哥与我同一天被录用，在工作上也一直不相上下。
这一次笔会，我有两位作者参加了。也就是说，这一年，这两位作者对我贡献巨大。因为杂志社为了回报作者对《知音》事业的大力支持，规定只要每年在《知音》上发表三篇以上的稿件，就可以参加《知音》海外笔会。后来，笔会越办越远，西欧和北美都去了。
那次韩国之行回来之后，我的暗箭就来了。
至今，我仍无法想通一个问题——为何流言总会流行？为何被流言所伤的人都是在某些方面比较出色的人？也许，就是因为嫉妒？
也许是我的成绩，也许是我的“优秀”，也许是领导对我比较赏识，于是，一些阴暗的、无来由的流言开始在我没有防备、毫不知觉的情况下如瘟疫般滋生。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说我某天中午在办公室打电话，跟作者在电话中打情骂俏要稿子。说得有点隐晦而暧昧的，说是我与某领导关系不错，因而某领导对我比较关照，所以稿子才发得多。
我几乎要气得晕过去！别说我从不会跟作者打情骂俏，即使会，我怎会在办公室里公然打情骂俏？再说打情骂俏还不是我的性格。
而与某领导关系不错，得到关照，天呐——我们稿子是四审制，编辑一审，主任二审，雷总三审，胡总四审。如果如流言所说，我是跟领导关系不错，才能顺利发稿，那我不是得把二审、三审、四审的环节都要搞掂？
无耻得令人恶心！！！
这些诽谤和流言，是在时隔半年或大半年或者更久以后，才传进我的耳中。它来无影，去无踪，摸不到头，抓不到尾，你无法考证，无从查定。只能活生生把一口浊气憋在心里，终日抑郁。
有一天，我读到王安忆的《长恨歌》，里面有段关于“流言”的描写，看得目瞪口呆。王安忆不愧为大作家，把个“流言”的实质描绘得如此淋漓尽致——“流言总是鄙陋的。它有着粗俗的内心，她难免是自甘下贱的。它是阴沟里的水，被人使用过，污染过的。它是理不直气不壮，只能背地里窃窃喳喳的那种。它是没有责任感，不承担后果的，所以它便有些随心所欲，如水漫流。它均是经不起推敲，也没人有心去推敲的。它有些像语言的垃圾……”
是的，它们就是垃圾！
读罢这段文字，我如醍醐灌顶——是的，我何苦去为一堆语言垃圾伤神，何苦去嗅别人口中冒出的臭气呢？他们想嚼就嚼好了，臭的是他们的嘴巴。如果我凑着鼻子去嗅，正中他们的下怀，他们的目的不就是想用臭气薰死我吗？我偏不上这种卑劣而恶心的当！我依然做我的稿子，写我的稿子，发我的稿子，对于臭气我充鼻不闻，对于流言我冲耳不听，活活憋死始作俑者！
渐渐地，流言不轰自散了。我还是我，臭气没薰倒我！倒把冒臭气的人暴露了出来。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但得知真相的我还是比较吃惊，口中冒出臭气的那个人，还是表面上看起来对我比较友好的人。不过，事过境迁，我已经懒得去与此人辩驳，或去质问什么。好在时间是最好的证明，身正不怕影子斜！
我还是记得我曾说过的那句话——如果狗咬了你一口，是不必去咬狗一口以报复的。狗毕竟是狗，它不讲道理，它的特长就是咬人！如果它不咬人，就不是狗了。一个明智而大度的人，是不必去跟一个满嘴冒臭气、又喜欢咬人的狗计较什么的。因为闲得无聊的狗是求之不得你陪它玩的。
我看过一本书，叫《别跟猪打架》。其中有一句话，十分绝妙——如遇困境，正如蠢猪挡道，是智者，别跟猪打架，逐之即可，能食其肉者更佳。
经受过多的暗箭之后，我多少有些受伤——因为我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没有受过高等学府的熏陶教育，没有沉鱼落雁的容貌，甚至没有一份香气四溢的爱情，一切都平凡得让人沮丧而自卑。
直到那一天，我越过了一座山。山有时不是山，是心障。翻过一座山，你就会看到另一种风景。
那是秋天，在黄山之巅的天都峰。我从天门坎上的天都峰，这条路共有1560级石阶，其中最险要的是著名的“鲫鱼背”，此段长约30米，宽仅1米，光滑如鲫鱼之背，两边都是幽邃莫测的万丈深渊，稍不小心，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那天的天气不太好，山上云雾缭绕，阴雨连绵，海拔1800多米的天都峰在阴雨中神秘莫测。我参加的那个旅行社的导游和所有游客都放弃了爬“鲫鱼背”的项目，准备乘索道下山。但我坚持要爬，在苦劝我无效的情况下，导游让我给他写了份“生死契约”，说明我爬“鲫鱼背”发生任何意外和后果都与旅行社无关。这样，我才得以孤胆而行。
有时，执迷与胆魄无关，是自己向自己宣战。
当我爬上“鲫鱼背”，才真正理解导游所说的“命悬一线”何等恐怖。“鲫鱼背”的坡度在80度以上，即使天气晴朗，人也根本不能直立行走，只能手脚并用往上爬行。再胆大的人行经此处，也难免心惊胆战，不寒而栗。而这天，凶险的“鲫鱼背”在阴雨的冲洗下更为光滑，我只能像一只壁虎一样贴山而爬，一寸寸地移动四肢，如果山有生命，它一定听到了我地动山摇般的心跳。我不敢看两边的悬崖，怕自己一阵头晕，然后就会像一片数叶一样无可救药地飘落下去。冰冷的石壁摩擦我滚烫的脸，汗水和雨水交融在石壁上……仅仅30多米上的“鲫鱼背”，我整整爬了50分钟。抬头仰望，雨中的山顶近得比什么都近，远得比什么都远。这时我已经不是我了，上前一步是人，退后一步是鬼。
当我终于惊魂未定地结束了这段死亡之旅到达山顶时，迎面却碰上了一个猝不及防的闪光灯，一个老外举着相机对我说了一句蹩脚的中国话：“嘿，你真棒！”
棒？这个字像雷声一样滚过山谷。这刻的我顿然明白：翻过山，你就成了风景中的风景。就那一个字，颠覆了我所有的卑怯。
我还趁着“十一”假期，去过一次西藏。当我的双脚终于站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当我面对布达拉宫磕长头的虔诚藏民，当我站在高原圣湖——纳木错湖边时，我的热泪滚滚而下。在那块离太阳最近、天空亮得透明的蓝天白云下，我控制不住地失声痛哭。我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何而哭，为何把泪水洒落在这个与神佛近在咫尺的地方。我像个饱经沧桑的孩子，把所有委屈、忧伤和疼痛一古脑地向心中的神灵倾泻而出……
在拉萨，我去了所有的寺院。在布达拉宫，在大昭寺，在色拉寺，在扎基寺，在药王山……我也像个虔诚的藏民，双手合十，匍匐跪拜。我也随着转经的藏民，在布达拉宫外围的转经路上，一圈又一圈地转着转经筒，口中默念着六字箴言——唵、嘛、呢、叭、咪、吽……那一刻，内心纯净无比。无欲无求。
在色拉寺，我还认识了一个小喇嘛。那是下午四点多钟，偌大的色拉寺似乎只有我一个游客，走在任何一条小路或房子的拐角，都能看到一片灿烂的鲜花迎风绽放。下午的阳光也是那么热烈而灿烂，整个寺院宁静安详，像一座午睡的城堡。只有偶尔从房子的拐角处闪出一两个身穿紫红僧衣的喇嘛，他们一路说笑着，往寺院的深处走去。
当时，我一个人顺着辗转曲折的窄小台阶不停地往寺院的最顶上爬。我压根没想到，寺院顶端那些看起来十分破旧的小“阁楼”的窗台上，居然还开满鲜花。当我气喘吁吁地爬上寺院顶端，把镜头对准窗台上的花朵时，一个身披红色僧袍的小喇嘛在我背后“嗨”了一声，吓了我一跳。因为我是下午去的，此时游客十分稀少，而像我这样斗胆爬上寺院顶端看风景的游客就绝无仅有了。那个小喇嘛看起来十分友好，皮肤黝黑，牙齿洁白，眼睛里闪着纯洁宁静的光泽。我问他：“你住在这里吗？”他点点头。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了一句藏语，我没听懂。我问他，我能去你房间看看吗？他再憨憨地点点头。
小喇嘛的房间真小，只有五六平米左右，却用花布隔成两个小间，一边一张单人小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床头放着厚厚的经书。我问小喇嘛：“你家在哪里？”他简洁地回答：“青海。”“你是来这里学经吗？”他似乎不太会汉语，说话极慢。但我总算明白，他是来色拉寺“进修”的，两年后就回去，然后在当地的寺院里做喇嘛。他今年17岁。这让我大大吃了一惊，因为他看上去有二十五六岁。我知道，这都是高原强烈的紫外线所造成的。我在小喇嘛的温馨卧室里拍了两张照片，就挥别了他。我下去很远，还看见小喇嘛的紫红僧袍在高高的“小阁楼”上隐现。那天的阳光很灿烂，一如我的心情。小喇嘛窗台上的鲜花，和他小小的温馨卧室，无不让我感动——无论在怎样简陋贫瘠的环境里，只要有一颗敬畏生命、追求美好生活的心，他的生活就会充满馨香。
我还在西藏结识了几个藏族朋友——八角街“玛吉阿米”藏餐吧的老板泽朗王清和他的北京太太向晖；西藏著名诗人、“怪才”贺中；一家藏香公司的老板龙日江措……这些豪爽洒脱的藏族朋友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节日——过林卡。这个节日说来有趣，一般都是一些要好的朋友在拉萨郊外租一个度假村，抛下工作，丢下烦恼，每天在那里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大声唱歌，不亦乐乎。一周过后，大家返回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但是，晚上还会不时聚在某个酒吧里一醉方休。“怪才”贺中有句喝酒的至理名言——看谁喝到最后！
离开西藏那天，我在拉萨新华书店买了好几本藏传佛教的书籍。龙日江措送了好几盒藏香给我。回家之后，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点上一支藏香，读一会书，然后安然睡去。
西藏，一个净化人类心灵的地方。我想我还会去的。
2002年，我被评为第三届武汉市杰出外来务工青年。被奖励了一个武汉市户口。我的农村户口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调进了武汉市，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父母家人自然是由衷高兴的，但我却没什么太大的惊喜，似乎这一切早就命中注定，迟早会来的。因为我自始至终坚信：我生活中的挫折与苦难都能好转，我迟早能摆脱生活的困境，能够破苦为乐。
好事情接踵而来。单位在民主路建了一幢知音花园，四个单元，近百套住房。除一楼是办公区之外，一至八楼全部分给员工。自1996年至2002年来杂志社的员工都有份。按照资历排名，我排在享有分房资格待遇的第21名，这样，我得以优先挑选了二单元五楼一套133平米的大房子，错层的，三居两卫。这是我梦中的家啊！是漂泊无定的我的落根之处啊！
在装修之前，我就亲自操刀，画好了与众不同的装修设计草图——我要从门口到客厅之间铺上一条蜿蜒曲折的鹅卵石小路；要在餐厅和客厅之间的错层处种上翠绿婆娑的竹子；要用一根长长的原木均匀截断做栏杆；要用一根粗粗的麻绳结成朴素的绳链穿过原木；地板要用原色的竹漆地板……
然后找装修公司，价格谈判，买材料，监工，忙得焦头烂额，一边还要上班。里外全是一个人。原本想把继父叫来监工的，但我担心他受不了武汉夏天的热，怕他累病了，没叫他来。装修是5月8日开工，到7月8日结束，正是武汉最热的月份。我每天忙得像打仗。瘦了五六斤，黑得像运动员。
两个月后，艰苦卓绝的装修工程终于完成。一切如我所愿。鹅卵石是我从小东门装饰材料市场买来的；原木和麻绳是装修队长从他的黄梅老家寻觅来的；至于竹子，则费了一番大劲，是我从千里迢迢的广州扛回来的；而竹子根部那十来颗大小不一的粗砺的圆石头，是我花10元一颗从咸宁请人带来的。
为了寻觅适合的窗帘，我从汉正街扛回一块四米多长的风景画布，画面上是远山隐现的江南水乡，一位戴着草帽的老农牵着一条老黄牛从一座拱桥上回家，远处的山坳里正炊烟袅袅。这样的画面，正是我久违的故乡的景色，每当看到这幅窗帘，我浮躁的心情立即会平静下来。
客厅里最精妙的设计我认为还是屏风，这是我从一本外国杂志上看到的，把它“移植”到我家来了。它由18块方块玻璃组成，每层玻璃的两面都贴上了我放大的照片，这是一个展示自我魅力的小空间。它正好隔开了阳台与客厅。既可做屏风，又可展示我的玉照，两全其美。
阳台很大，我早就预计安放一只藤制吊椅。为了寻觅一只中意的藤制吊椅，我几乎跑遍了武昌的所有家具店，最后还是一咬牙、一狠心，从本已瘪瘪的钱包中掏出1200多元，从中南路金马家居广场搬回一只来自香港的翡翠藤椅。沙发也是藤制的，电视柜、餐桌和床都是原木的。来自农村的我，始终对乡土气息的家具比较钟情。
为了点缀美化我的家，而又必须解决我经常出差、不能善养花草的问题，我煞费苦心地说动了在洪山广场从事花卉批发的戚先生开始一项新的业务——租花换花。这样，我每月只需要花45元，戚先生就为我家每月换两次花卉，大大小小20多盆。散尾葵、海芋、巴西木和绿箩等大叶植物一进屋，加上竹子、木桩和鹅卵石的呼应，生硬古板的家马上鲜活温润起来，整个成了一座小小的空中花园。
每天下班回家，我常常望着满屋的花草快乐地旋转，体会着随遇而安的幸福。虽然自己身居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却分明呼吸着来自山野的泥土芳香，这种幸福只有亲近自然才能体会。
夏天有风的时候，我就把小玻璃桌搬到阳台上，听着音乐，嗅着花香，看书，吃饭，和朋友聊天，干什么都行，反正有风从背后的大窗户后轻拂过来，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有时候，吃过晚饭的我如果不下楼去散步，我就赤脚在鹅卵石小路上走几个来回，不仅有助于消化健身，还可以阅读喜欢的小说，或者转几百个呼啦圈，一切都那么妙不可言。
我终于有了一个家，一个真正属于我的家，一个户主是“赵美萍”的家。住了那么多年的租房，住了那么多年的宿舍，忽然一下子有了自己的大空间，简直幸福得不知所措了。几乎每个到我家参观的同事一般都会说两句话——天呐，你家像公园！天哪，你可真自恋！
第一句指的是我家的花草多，加上竹子和木桩，真有点公园的味道。而第二句话，却是指我家的照片多，墙上有，屏风也有。全是我的。自恋有什么不好呢，经历如我般坎坷的人，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连生活都不爱，还能爱谁呢？还会被谁爱呢？
当爸爸妈妈被我从老家接来武汉，看到我这个新家之后，久久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我从他们的眼神里，读出了他们的欣慰，读出了他们的骄傲。一辈子含辛茹苦的妈妈抚摸着我满屏风的照片，哽咽着说：“老家的人，现在谁不眼红你啊！在老家，人人都说我有福气，有这么个有出息的女儿，看到你现在的样子，我死也瞑目了……”
妈妈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记忆中尘封的仓库，过去的点点滴滴像浪花一样汹涌而来，每一朵浪花都泛着咸涩的味道，涌向眼睛的浅海……眼前一下子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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