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苦难,我的大学-第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在回家经过芜钢路的时候，继父停下来，到一个烟酒门市部里买最便宜的红梅香烟，那家小店铺的收音机里正在播放一首歌——“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天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是你抚养我长大，给我一个家……”这首叫《酒干淌卖无》的歌我曾在矿山上的广播里听到过，我没有看过这场感人至深的电影，但我知道这是一个养女唱给养父听的歌。我在心里默记下歌词，我想，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把这首歌唱给继父听。
　　1987的大年初一是个值得纪念的一天，也是刻骨铭心的一天。那天我第一次喝酒，第一次喝醉，第一次喝伤。
　　腊月里，家里就磨了豆腐和年糕，炸了肉圆子，买了一条鲢鱼，割了几斤肉，准备了蔬菜，过年的菜肴基本上准备好了。我和妹妹也一人做了一身新衣服，尽管只是花了十块钱给旧棉衣做了一件新外套，还是令我们欣喜不已的。
　　年三十一大早，继父去镇上买回一瓶“醉大圣”白酒，继父回来说花了三块五毛钱。下午四点还不到，村里的家家户户就争先恐后地放鞭炮吃年饭了。农村有种说法，年饭吃得越早，来年光景越好。许是过年的缘故。父母的心情都比较好，说话的声音比往常温和了许多，这比过年更令我开心。
　　继父洗了两个喝白酒的小杯子，让我陪他喝一杯。家里能陪继父喝一杯的也就是我了。年三十，我们一家四口，围着热气腾腾的煤炉吃“一锅熟”。锅里有咸肉，有青菜，有豆腐，有粉丝，有肉圆子，十分丰盛。母亲喜欢吃豆腐，妹妹喜欢吃肉圆子，继父喜欢吃咸肉，我什么都可以吃。过年真好，父母不吵架了，还有肉吃，又不会挨骂，还不用干活，世界上任何时刻都没有过年幸福。要是天天过年就好了。我想天下所有的小孩子都有这种希望。
　　继父往两个小瓷杯子倒满了酒，白酒像清水一样清，但是酒味浓烈极了。我先举杯对继父说：“爸爸，祝你身体健康。”继父愣了一下，似乎还没习惯被祝福。母亲把一块肉夹到我碗里说：“只要你的腿快点好起来，比我们身体健康更重要。今天还是你的18岁生日，你好我们一切都好。”妈妈的话让我鼻子一酸，我一仰头，把一杯酒倒进嘴里。18岁的第一天，我第一次品尝了白酒的滋味。那酒真辣，像一条抹了辣椒的小蛇，一直钻到肚子里。
　　后来我和继父一人又喝了两杯，两人大约一共喝掉了三两。酒瓶里还剩下白晃晃的大半瓶。我感到头有点腾云驾雾似的晕，晕的感觉特别美妙，像有一双棉花似的手在眼前拂来拂去，优雅，奇妙，梦幻……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第一次领略酒的神奇。所以，大年初一那天下午，当父母和妹妹都去姑妈家吃饭时（我因为腿行走不方便，所以留在家里），我又拿出了那瓶头天喝剩下的白酒，蒸了一碗肉圆子，然后一个人坐在小桌旁，吃一粒肉圆子喝一杯酒，开始的时候，似乎还很潇洒，一杯一口。当一碗肉圆子吃光的时候，六七两白酒也见底了。白酒并不好喝，但是头天领略了微醉之后的美妙感觉，我以为多喝点，感觉会更加美妙的。我并不知道，醉酒之后会生不如死。
　　喝到后来，我一边喝一边哭，我不知道那已经是醉了。我只知道我清醒地想着很多前情往事。我想回家，回江苏老家，想去给父亲上坟，给他的坟头除草，多年没回去，父亲坟头的草一定长成青纱帐了。父亲，父亲，在我心里的一个角落隐隐作痛的父亲呵……一想起父亲，我就控制不住感伤，控制不住泪流成河。如果父亲一直活着，我们一家一定不会经历那么多苦难和坎坷的。亲爱的父亲，你为什么要早早离开我们呢？……
　　边喝边哭。边哭边喝。边喝边想。喝完今天的酒，我就跨进18岁的门槛了，可哪扇门可以通往春暖花开呢？
　　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跌跌撞撞地倒在了父母的床上，我想打开十四寸的小黑白电视看春节联欢晚会，刚一抬头，胃里忽然翻江倒海，我无法自控地吐起来，一塌糊涂。我知道父母回来我会挨骂的，但我顾不得了，身不由己了。
　　我心里很明白，我醉了，但思想清醒着，只是肢体被麻醉了。我披头散发，狼狈不堪地坐在父母的床沿上，吐得翻天覆地，撕心裂肺，像有一只手抓住我的胃，把它翻了过来，要把里面的东西全都倒出来……
　　不知道父母什么回来的，只记得后来头上了有热毛巾，有了母亲恼怒的责怪。我还记得我抓住母亲的手，固执地喊：“我想回江苏，我想回江苏……”后来想想，我潜意识里对故乡的感情从来没有因为过去的那场噩梦而变冷，相反，却因为在安徽生活的艰辛而越发思念故乡，思念死去的父亲。那种乡愁，是比醉酒还伤人的一种哀愁。
　　我18岁的生日就在这场宿醉中度过的。没有蛋糕，没有许愿，没有祝福。一个惨淡的生日就像那天晚上的鞭炮纸屑一样，很快被冷冷的北风吹走了，一去不返。
　　我就这样一头栽进18岁的门槛，尽管还没春暖花开。
　　我的腿直到春节以后才逐渐可以下地行走，那时候门口的河水已经开始解冻了，躺在床上也能听到河畔传来的妇女们的棰衣声。从后窗望出去，地里的油菜也发育良好，屋后的柳树也开始吐苞萌芽，一切迹象显示，春天来了。我18岁的春天就这样如期来临。腿好点之后，我依然上山砸石头。
　　祸不单行，我的腿刚好，母亲就生病了。从四五月份开始，妈妈便经常性地躺在床上呻吟了。她一会说胸口疼，一会说肚子疼，一会说胃疼，继父吼着叫她去医院看病，妈妈却倔强地躺在床上不肯去医院，也不肯吃饭，不是不想吃，是吃不下。我了解妈妈，她是在硬撑着，不想浪费钱，能挺就挺过去。农村人对待生病都是这样硬撑的。直到实在撑不过去，才会心不甘情不愿地去医院，往往会因为病情的加重而吃更多的苦头，花更多的钱。
　　那些天，妈妈的呻吟实在让人胆战心惊，每天，当我从山上回家的时候，就习惯性地远远看望自家的屋顶，如果屋顶上的烟囱在冒烟，我的心便会愉快起来，那说明妈妈起床了，她在为我们做饭了。可多半我是失望的，往往我回家的时候家里依然冰锅冷灶的，连一口开水都没有。偶尔，妈妈会有气无力地喊一声：美萍啊，我疼得架不住了。于是，我就找来汪医生，给她打一瓶生理盐水消炎，她就会安静下来。
　　多少次，我都劝说妈妈去医院，但她就是不答应。我也很恼火，偶然也冲“不听话”的妈妈发脾气。不是我不心疼妈妈，而是她从来都拒绝我们送她去医院看病，她心疼钱。但她不知道，她的呻吟对心疼她的亲人来说，是多么大的心灵煎熬和折磨！那时，我就有个刻骨铭心的感受：穷人，是生不起病的。
　　那是1987年7月1日，晚上回家，忽然没听到妈妈的呻吟了，我以为她的病情减轻了些，心情一阵轻松。没想到，我一进房间，一看到妈妈的脸，便大大地吓了一跳——妈妈的脸像一只盖了黄表纸的核桃，多皱而蜡黄。她裸露的手臂和大腿也是一片黄色，我翻开她的上衣，全身也是一片蜡黄！她蜷缩在床上，像一只垂死挣扎的猫！我一下子恐惧到极点：妈妈不会是要死了吧？
　　继父回来了，他也吓坏了，他在屋子里六神无主地转了一圈后，一路喊着叫着去了姑妈家。继父是个没有主心骨的人，遇到任何意外，他都会第一时间跑去姑妈家讨主意。我和妹妹美华围在妈妈床前，心如刀绞。妈妈要是死了，这个世界上，连棵值得我们姐妹俩依赖的草都没有了，还怎么往下活呢？
　　很快，姑父和姑妈都来了，还有汪医生。汪医生翻开妈妈的眼皮看了看，立即下结论：是急性胆囊炎，看样子黄疸已经破了，必须马上送医院，晚了，命就难保了。
　　那个7月的夏夜，那个泛着浓烈汗酸臭味的夏夜，那个在妈妈的病痛中变得极其狰狞的夏夜——让我心有余悸！我、继父、姑夫和年保子（妈妈认的一个干儿子），四个人用扁担抬着沉甸甸的竹床，竹床上躺着几近昏迷的妈妈，在那个无月的深夜脚不点地地奔向市内。然而我们都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两点：一是这时已是深夜，医生也是要睡觉休息的，妈妈送到医院时不是时候；二是病重的妈妈是要住院治疗的，然而我们没有带够妈妈住院所需要的押金。继父的口袋里，只装着146元现金，这是我们家的全部家当。
　　所以，当我们抬了两个多小时，把妈妈终于送到芜湖铁路医院时，那个急诊室的值班医生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现在医生都下班了，只有等到明天早上八点钟上班以后才能治疗。”姑父低声下气地跟医生说：“现在病人都快不行了，求求你先治一下吧。”医生不耐烦了：“跟你说了，现在医生们都下班了，怎么给你治疗？你们带钱没？带钱了就先办住院手续吧！”父亲摸了摸口袋，跟医生说：“医生，我只带了一百多块钱，够不够？”
　　那个医生眼皮都没抬一下，冷冰冰地说：“住院押金300元。交齐才能住院。”继父又懵了，嗓门又大起来，还有一丝哭腔：“这可怎么办哪！这人哪里还活得了……”说着抱头蹲在了地上。竹床上，妈妈蜷缩成一团，悠长的呻吟让人气短。姑父和年保子轮流和那位医生说好话，求情，但没用。
　　那一刻，我恨透了没有人情味的医生。我在牙齿缝里诅咒他们的铁石心肠。后来从很多媒体中知道，中国的很多医院都是这种德行，中国有很多穷人就活活病死在医院的大门外。那个年代，没有一家医院把救死扶伤看作天职，那只是病人们一相情愿的美好愿望而已。
　　求医生无果，父亲和姑父只好回去筹钱了，父亲把146元现金塞到我手里，嘱咐我医生一上班，就先给妈妈看病。他们走了，我和年保子守着缩成一团的妈妈，在医院的走廊上，从天黑等到天亮。那夜似乎特别漫长，有种从地狱等待天堂的感觉。我不停地凑在妈妈耳边说：再忍忍吧，快天亮了，医生就要上班了，你就快有救了……等到天亮时，妈妈已经气若游丝，脸色黄得可怕，手脚冰凉。
　　好不容易，医院里的白大褂们多了起来，我再次跑进急诊室，有位年纪较长的医生正在水池边洗手，我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眼泪“哗”地涌出眼眶，泣不成声地对那位医生说：“医生，我妈妈快死了，你快救救她吧！”真是谢天谢地，这位医生总算有些仁善之心，他问了一下妈妈的基本情况，就随我来到妈妈身边。躺在急救室门外的妈妈已经昏迷了，老医生用手翻开妈妈的眼皮看了看，“病人是急性胆囊炎，黄疸已经破裂，生命垂危！”老医生皱着眉头说。他转而问我：“谁是病人家属？你？你家大人呢？”
　　“回去取钱了。”我抹着眼泪凄惶地回答。
　　“你们没带钱？那病人无法住院啊！”老医生一脸无奈。我急了，双膝一软，就跪了地上，成串的眼泪随之跌落尘埃。我顾不得羞涩或难为情了，此时此刻，只要能救妈妈，让我磕破脑袋我都愿意。我哭着对医生说：“医生，求求你先救我妈妈吧，我爸爸早些年得病死了，现在妈妈又病成这样，她要死了，我和妹妹也活不成了……”我生平跪过两次，一次是多年前，求继父带我来安徽而下跪过，我在冰冷的地上跪了两个小时。而这次，是为妈妈的生命而跪的，这两次下跪都让我刻骨铭心。
　　老医生犹豫了一下，果断地一挥手：“先把你妈妈送进病房，打针消炎。钱来了赶快交到财务室。”老医生原来是外科主任，一句话解决了所有问题。在老医生的指点下，我先去医院的财务室交掉了146元钱，终于将妈妈送进了病房。
　　一群医生很快对妈妈的身体进行了检查，从医生们神色严峻的交流中，我知道了妈妈的情况十分不妙，她身体极其虚弱，又贫血，且还发着烧，人呈半昏迷状态，如果现在手术，会有生命危险。最保险的疗法就是先退烧消炎，然后看情况再动手术。
　　接下来的十多天，妈妈每天在生死边缘挣扎，因为没钱交医疗费，医生们对妈妈不是特别关注。我每天催促医生们给妈妈做手术，医生两手一摊：你们还没交够钱，怎么动啊？
　　直到7月12日，继父借了500元高利贷，总算可以把妈妈送上手术台了。可是，正准备给妈妈做手术时，医生又发现她血压太低，手术过程中至少需要要输两袋血，所以还需要补交300元。继父只得又垂头丧气地回去筹钱。医生一再叮嘱一定要在13日上午将钱补齐，病人必须马上手术了。
　　7月13日上午，医生决定为妈妈做手术，因为妈妈的病情已经不能再拖了。上午8点，我被叫进了医生办公室，一位姓孔的中年医生拿出两张纸，对我说：“现在病人身体很差，贫血，发烧，动手术的风险很大，家属要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同意，我们才能动手术。你能签字吗？”我懵了，我这才知道，动手术的风险是病人家属承担的。
　　医生问我多大了，我说18岁。医生严肃地看着我说：“18岁已经成年，可以承担法律责任了。”必须我来签字吗？18岁的我能够掌握妈妈的生命吗？我低头仔细阅读手术同意书上的字，可那上面写着什么啊？——如果手术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医院概不承担责任。我的眼泪又刷地滴落下来。这张薄薄的纸，会不会是妈妈迈向死亡之路的通行证？而我如果在上面签了字，是不是意味着我同意妈妈走向死亡？
　　我捧着那张纸哭个不停，眼泪把纸都打湿了，我依然不敢签字。直哭到医生都不耐烦了：“这有什么好哭的？快签字吧！签了字我们马上就可以给你妈妈做手术了。如果你不签，我们就没法抢救你妈妈……”
　　我终于颤抖着手，用我稚嫩的笔迹在手术同意书上写下了“同意手术，赵美萍”这七个字。眼泪一串串地滴在那几个字上，慢慢染成一团墨迹……
　　我在帮妈妈换手术服的时候，触摸到了妈妈瘦骨嶙峋的身体，如果不是她的鼻孔还有一丝呼吸，如果不是她的肌肤还有一丝温热，如果不是她间或还有一两呻吟，她就像是一具风干的木偶了……我用热水将妈妈浑身上下擦洗了一遍，她几乎没有什么感觉。连我的眼泪滴在她的后背上，她也浑然无知……
　　上午8点30分，妈妈被推进了手术室，眼看着妈妈越去越远，眼看着那扇门在我眼前缓缓关闭，我感觉到像有一只手在往外掏我的心，巨大的失落和疼痛从胸口部位扩散开来，我靠在手术室门外的墙上，掩面大哭。有个医生刚好从楼梯上来，冲我呵斥道：“医院里要保持安静，别在这里哭，要哭到外面去！”我不敢大声哭了，我抽泣起来，头脑昏沉沉的，我的身体顺着墙根溜了下去。走廊里来来往往的人真多，那一天，一定有很多人看到一个皮肤黝黑的农村女孩子，瘫坐在手术室外的走廊上，眼睛哭肿得只剩下一条缝，眼巴巴地望着手术室的大门，四个小时没挪一步。她在等她的妈妈活着从手术室里出来。
　　手术进行到下午一点多钟，妈妈终于被推了出来。谢天谢地，她还活着。只是肚子上多了一条伤口，同时还多了一个胆液引流袋，妈妈被切除了大半个坏死的胆囊。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在医院里陪着妈妈。其间，医生给妈妈下过三次病危通知。病床上的妈妈像个纸人一样不堪一击，医生最担心的是会有并发症夺去妈妈的生命。7月酷暑难熬，妈妈的病房里没有电扇，除了酷热，病房里蚊子奇多。我那半个月基本上形影不离地守候着妈妈，倒屎倒尿，擦身洗脸，打扇驱蚊，晚上就趴在妈妈的脚头眯一会。那段时间我整整瘦了10斤，不仅睡眠严重不足，还因为吃不饱。医院食堂的饭菜不仅贵，而且量少，我只能每顿吃一只馒头，就家里带来的咸菜。妈妈吃我煮得软软的面条，偶尔放几片猪肝或用小鲫鱼熬的汤。
　　在医院里，最令我揪心和伤脑筋的是，那个胖胖的护士长隔三差五就把我叫到走廊上，要我补交药费，否则就停药。停药对一个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很明白。动完手术后，妈妈有过三次病危。我接到过医院下达的三次病危通知书，随着通知书一起下达的，还有医院财务室催交药费的通知单。每次捧着这些烫手的通知书，我欲哭无泪，只能厚着脸皮一遍遍求医生：先救我妈妈，钱一定会补齐！
　　在医院里，唯一令我感到开心的是，认识了一个和我一样大的女孩子，也是因为胆囊炎住院开刀的，叫方霞，是和县人。方霞是个外秀慧中的女孩子，高中毕业后在一个小学做老师，和我一样爱读书，我俩经常在病房里背诵《红楼梦》里的诗，她还会看手相，会解梦。有一次，她煞有介事地拉了我的手，要给我看相。看了一会，她认真地说我这个人命硬，以后会有大出息，二十八岁时会有感情波折。我边听边笑，谁能预测未来，谁能知道未来的天空是晴朗万里还是阴云密布呢？不过，她的话多少给了我一点希望。在医院那段难捱的日子里，我和方霞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后来，方霞早早结婚，生了儿子，和在铁路上工作的老公恩恩爱爱。唯一不足的是，她本人的身体十分不好，常年生病。有了孩子后便没再工作，把家迁到芜湖，一心抚育起儿子来。但我们的友谊一直保留到现在。当然，这是后话。
　　母亲住院的那些日子，我们一家人都有分工，我在医院照顾妈妈；继父在家一边上班一边想办法借钱；妹妹正好放了暑假，也上山砸石头。一想到妹妹那么瘦小的身体，却像当年14岁的我抡着铁锤砸石头那样拼尽了吃奶的力气，我十分心疼。妹妹曾换我在医院服侍了两天妈妈，结果被妈妈骂了回来，她太小了，连帮妈妈翻身的力气都没有。妹妹生性胆怯，连妈妈的吊针打完了也不敢叫护士来换。
　　家里最累的要数继父了，干体力活容易，但借钱就是万难了。所以，我每次看到继父来医院，从贴身口袋掏出被汗水浸湿的钞票时，我就眼眶发涩。钱是借到了，可何年马月才能还清呢？
　　7月28日，我们已经弹尽粮绝，妈妈不得不提前出院了，连胆汁袋都没摘除，医生说等胆汁流得很少了，再去医院摘除。妈妈住院整整28天，前后总共交给医院1143。51元。一笔巨债！
　　当务之急，是挣钱还债。
　　正巧，当时靠近芜钢的“松园绣花厂”正在招工。于是，我去报了名。绣花厂有规定，进厂要交三百元押金，自己带缝纫机。天！这简直是雪上加霜。但是，绣花对一个农村女孩子来说，似乎是个光明的前途，病床上的妈妈坚持要我去。钱的问题再想办法。
　　结果，我还是如愿以偿地进了绣花厂。钱是一点点借来的，还买了一台长江牌缝纫机。父母都指望我马上学会手艺，很快把本钱挣回来。就这样，十八岁的我从采石女摇身一变成了绣花女。
　　一开始，我花了整整两天去踩动缝纫机，它不太听我的使唤，总是在不该停的时候停了下来，而在该停的时候呼呼乱跑。我是进厂较晚的学员，当其他绣花女收放自如地踩动缝纫机，十指纤纤、针线如飞地绣着花样的时候，我还脸红脖子粗地学着穿针引线。而等到我终于可以自如地驾驭缝纫机的时候，我又发现自己这条路走错了——我满手是茧，粗糙的手指总是把那些绣花用的丝线粘住，漂亮的丝绸也被厚厚的茧子摸起了毛。我的笨手笨脚自然让来自扬州的漂亮师傅伤透脑筋，师傅因此一点也不喜欢我，总是对我呼来喝去。师傅会当着整个车间二三十个绣花女的面，公然骂我的手指难看又笨拙。我的眼泪在眼眶里像潮水一样涨起又落下，落下又涨起……又穷又笨的人，是没有尊严的。
　　我恨我自己的笨，恨自己的手指为什么那么粗糙，像一根根长相粗笨的胡萝卜。为了惩罚自己，我中午不再去食堂吃饭，我要笨鸟先飞。
　　我想绣出一只蝴蝶，但是我手脚的行动根本不在一个节拍上，我的手如此僵硬，绣花绷子根本不听使唤，一只蝴蝶的翅膀还没绣好，已经断了三枚针。过多的接线使蝴蝶的翅膀毛毛糙糙的，这是师傅最见不得的。我只好拆了重新绣。这样拆来拆去，蝴蝶还没绣好，那块绣花布已经报废了，为此，又少不得挨师傅的一顿责骂。
　　我回家对妈妈说，绣花比砸石头还难，我不愿意学了。妈妈骂我没出息，说砸石头不可能砸一辈子，绣花才是女孩该干的活。再说，缝纫机买了，学费也交了，不学会就亏大了。妈妈说的没错，我无可选择。世上可以选择的路有很多，却不是我的。
　　为了将手上的老茧尽快除去，我每天晚上在热水里浸泡好一会，然后一层一层撕掉那些老皮，再抹上五毛钱一袋的雪花膏。精心护理了两个月，手上的老皮总算柔软了些。每每张开手指，自己看着都有点厌恶：骨节粗大，皮肤粗糙，哪里像个女孩子的手呢？难怪绣花师傅会嫌弃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