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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全景纪实-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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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东珠已出落得更加妩媚妖艳，而且精力充沛，善于交际，无所不好。
许多留学生被她搞得神魂颠倒，她也获得了“杨贵妃”的美称。
1930年底，在她24岁时，她与一个日本议员姘居，一同去上海旅行。
这个议员为了讨她的欢心，不久便把携带的大量钱财花光了。
在一次新年的晚会上，她碰上了上海特务机关的田中隆吉少佐。
她立即被田中少佐健壮且魁梧的身躯和军人风度吸引住了。
她说，她在12年前，也就是她12岁时，在东京一次佛家和尚为一家超度亡灵的仪式上见过田中。
田中听了很惊讶。
当晚，东珠就想勾引田中，但被田中拒绝了。
田中对她说：“你是一位公主，而我只是一个平民，配不上你。”
为了解除田中的自卑感，东珠决定成为田中的债户。
第二天，她就跑到田中办公室向他借了相当于160美元的钱，以后几天又向他借了许多钱，然后向田中献媚说：“你是一位巨人，而我在各方面都是渺小、可怜的。”
田中从一见面就被她的漂亮和妩媚所征服，这时便忍不住将她紧紧搂在怀里。
8。人间地狱（3）
对田中来说，他与东珠纯属肉欲关系。
东珠却倾慕田中，爱他身上的一切。
田中有一双漂亮的高统黑靴，东珠总要让他穿上这双靴子陪她跳舞。
两人睡觉时，她还特意把这双靴子挂在床头，让它随着床的摆动而摇晃。
田中为了与东珠继续鬼混，便想把东珠培养成一个日本间谍。
1931年夏，送她到一所中国学校学习英语，并以此名义向日本特务机关申请了一笔搞阴谋活动的经费，他从中提取款额供二人玩乐。
一年以后，东珠已经深深理解了她所扮演的角色。
她继续当田中的姘妇，同时也与裕仁天皇党羽小集团内的陆军军官普遍发生了暧昧关系。
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1948年她被处死为止。
当电话把土肥原的邀请传达给东珠时，东珠还睡在床上。
她立刻给一个日本飞行员打电话，让他驾飞机把她送到天津。
她起床后，熟练地把美丽的短发塞进一顶便帽，穿上中国的绅士长袍，女扮男装飞往天津。
当天午夜，她来到土肥原在天津的特务机关总部。
土肥原听说一个“只能把名字告诉他本人”的人求见，便把左轮手枪放在案上，叫这个秘密的人物进来。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土肥原问。
“我叫什么无关紧要，我是来帮忙的。”
东珠以她最低沉的嗓音小声说。
土肥原已对来人猜出大半，故意说：“你的声音像个太监，你是不是溥仪手下的人？”东珠朝着他媚笑，故意摇了摇头。
“那好吧！
如果你不愿告诉我你是谁，那让我来看看你是谁。“
说着，他拔出指挥刀，用锋利的刀尖灵巧地把东珠长袍的钮扣一一割开。
东珠毫不畏缩，继续朝他媚笑。
土肥原割开她的长袍后，走上前去，抓住她柔软的双肩用力摇了摇，然后噘着鼻子下的一小撮黑胡，发出日本武士的嚎叫，猛地扯开了东珠用来紧束乳房的红色丝巾。
土肥原哈哈大笑，一把将东珠搂在怀里狂吻。
第二天，东珠来到溥仪居住的静园。
与抽鸦片烟成瘾、神经十分衰弱的婉容重温旧情，滔滔不绝地讲述上海的小道新闻。
这天，婉容吃饭没发过一次脾气。
溥仪的大臣们说：“这下静园又安静下来了。”
溥仪感谢东珠来看他们，让东珠把静园当做自己的家。
东珠使尽绝招说服婉容尽快到东北去，但婉容一会儿同意，一会儿又变卦了，终没下定走的决心。
四天后，东珠便与土肥原来了个里应外合。
东珠在里面做说服工作，土肥原在外面搞恐吓活动。
他收买了一个咖啡馆的侍者，叫他向溥仪报警，说“张学良的党羽就要来刺杀他”！
同时让溥仪每天都收到老朋友写来的警报信，或者接到恐吓电话，东珠又安排人把两条不咬人但样子可怕的蛇，在溥仪临睡觉前，放在他的床上。
11月8日，一位满人老相识送给溥仪的水果筐内发现了两枚炸弹。
东珠立即叫来一小队日本宪兵，故意把气氛搞得非常紧张。
日本刑事警察检查后告诉溥仪：“炸弹是张学良的兵工厂制造的。”
土肥原以此为借口，让日军司令宣布日租界戒严，用护卫队和铁甲车把外界和“静园”隔离开来。
到这时，溥仪和婉容已被吓得魂不附体，迫不及待地告诉日本人员：“赶快去满洲！
“
东珠则非常镇定，劝溥仪单独先走，让婉容以后再去。
于是，在土肥原一伙的精心策动下，溥仪躲在敞篷汽车后的行李箱里，让一个勉强会开车的随侍充当司机，把溥仪拉出静园。
一出静园，吉田忠太郎的汽车便悄悄跟在他们后面。
由于日租界和邻近的中国营区一带整日戒严，任何中国车辆不得通行，这就为溥仪“出逃”创造了极为顺利的环境。
但司机是个二把刀，一出静园大门，车就撞在电线杆上。
溥仪的脑袋与箱盖狠狠撞了一下，很快就肿起一个大包。
车开到敷岛料理店后，吉田打开行李箱把溥仪扶出来，进了料理店。
已在这里等候的日军迅速把溥仪重新打扮了一番，让他穿上日本军大衣，戴上军帽，由吉田陪着坐上一辆日军司令部的军车一直开到码头，上了一只叫做“比治山丸”的汽船。
此船船头船尾均堆着沙袋和钢板，沙袋上架着机枪。
船里暗藏了一大桶汽油，如果事不成功，就让人和船同归于尽。
汽船往下游出海口开去，沿岸有中国的防御工事。
一次中国的岗哨命令汽船靠岸检查，舵手把船速放慢，漂向堤岸。
待岗哨松懈时，突然加大马力开跑了。
“比治山丸”号开到海口，日本的商船“淡路丸”早早在那里升火待发。
第二天，在日本南满铁路公司的营口码头，溥仪受到日本秘密警察刽子手甘粕正彦为首的代表团的热情欢迎，代表中有一大批溥仪身边的要人。
此后，溥仪像一个受到优待的俘虏被豢养着。
8。人间地狱（4）
他先在旅顺，后在奉天大和旅馆的高级套房居住。
12月中旬，婉容在东珠的哄骗下也来到奉天。
溥仪被劫持到东北后，日本政府即电示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可以考虑组织新政权之时机。”
于是，关东军组织新政权的工作便紧锣密鼓地进行起来。
1932年2月，他们拟定了伪满洲国的国策、政府机构构成等，操纵汉奸张景惠、熙洽等成立了“东北最高行政委员会”，召开了“建国会议”。
决定长春为伪都，改称“新京”，国家元首叫“执政”，以红、蓝、黑、白、满地黄的五色旗为国旗，年号“大同”。
然后发表了东北脱离中国而独立的宣言和伪满洲国“诞生”通电。
溥仪原来坚决主张帝制，但在关东军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同意共和制。
3月1日是清世祖顺治皇帝登基288周年纪念日，坂垣安排了“请驾”活动。
然后，溥仪于3月6日携婉容在坂垣和汉奸们的簇拥下，从旅顺来到长春“执政府”。
3月9日，举行了“执政就任”大典。
日本“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坂垣等人及汉奸郑孝胥、罗振玉、张景惠、熙洽、臧式毅、张海鹏以及清室遗老遗少参加了“典礼”。
溥仪在初春的阳光下，穿着笔挺的西装礼服，带着眼镜，接受了“满洲民众代表”张景惠和臧式毅二人献上的“执政印”，正式做了日本天皇的儿皇帝，大汉奸郑孝胥做了“国务院”总理。
两年后，即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为“满洲帝国”，“执政”改为“皇帝”，年号“康德”，郑孝胥改任国务大臣。
溥仪任“执政”的第二天，春风得意的“国务院”总理郑孝胥，便拿来以溥仪的名义写给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信，请溥仪签字盖章。
信的内容是：“谨启者：此次满洲事变以来，贵国竭力维持满蒙全境之治安，以致贵国军队及人民均受重大损害。
本执政深怀感奋，且确认此后敝国之安全发展，必赖贵国之援助、指导，为此，对于下列各项，特求贵国之允可：一、敝国关于日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托贵国，而且所需经费均敝国负担。
二、敝国承认贵国军队凡为国防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之管理权及新路之修筑，均委诸贵国或贵国所指定之机关。
三、敝国对于贵国军队认为必要之多种设施，竭力援助。
四、敝国参议府挑选贵国知名卓识的国民任为参议，其他中央及地方官署之官吏，亦可任用贵国人，而其人选之选定，由贵军司令官保荐，其解职亦应商得贵军司令官之同意。
前项参议之人数及参议总数，若贵国有所建议，则依两国协议增减。
五、将来由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即以上列各项宗旨及规定为立约之根本。“
溥仪看了这封信后，心里凉了半截，但他脸上毫无表情。
他缓慢地拿起笔来签上自己的名字。
从表情和动作看他内心是十分矛盾的，签字是违心的。
因为这封信对于新成立的“满洲国”来说，就是一纸卖国条约；对于他个人来说，等于是交出了自己的卖身契。
大概所有的傀儡和儿皇帝都不好当，溥仪执政的第二天就开始扮演了表面上是主子，实际上是奴才的角色。
溥仪在给本庄繁的这封信里，把“满洲国”的军、政、财，及用人等大权全部交给了日本。
后来的事实也是如此。
比如：人事安排问题，表面上是按照“满洲国的组织大纲”产生的，实际上完全是由关东军提名内定的，政府重要人员是清一色的汉奸卖国贼，政府各个部局主要职务均由日本人担任。
伪满洲国中央政府里最重要的机构是国务院的总务厅，它下辖企划、法制、人事、主计、统计和弘报六个处局，是“满洲国”政府的一个纲架。
政府里最关键的位置是总务厅长官，他负责政策制定，指挥政府管理，有任免官吏、编制预算等一系列权力。
而总务厅长则由驹井德三、中野琥逸和甘粕正彦三个日本人把持着。
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全权大使、关东厅长官。
后来又取得了对“满铁”的监督权，集四头政治于一身，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的总代表，伪满洲国的太上皇。
在伪满洲国的各个部都有日本人担任次长或顾问，每个部还有总务司或秘书处，这些司、局级领导人以及工作人员，大都是日本人。
“满洲国”成立时政府工作人员总共600人左右，而日本人就占了一半。
不久，本庄繁司令官还嫌日本人太少，又增加了120人。
这个政府从1932年成立到1945年崩溃，经历了长达14年时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它直接对东北人民进行血腥统治，犯下了滔天罪行。
日本侵略者为了建立和维护自己的统治，除在各地驻有关东军外，还把它的宪兵、警察和特务遍布东北各城市和乡村。
他们动辄以“抗日嫌疑”屠杀、犬食、活埋中国人民，制造了大量惨案。
1932年6月15日，在辽宁抚顺平顶山，一次屠杀了400多户3000多人。
8。人间地狱（5）
同年在丹东南岗头村屠杀了270多人。
1935年，在吉林省舒兰县屠杀了300多户5000多人。
从1932年到1944年，据不完全统计，日伪仅以“反满抗日”罪名就杀害了67万多名东北爱国同胞。
他们还制造了大规模的“无人区”和“人圈”，采用“以华制华”、“以夷制华”等手段进行统治。
男子14岁以上40岁以下一律服兵役，有违抗或反日行为者，杀其家属及保人。
他们在广大农村实行保、甲政策，即以区为单位组织保，设保长；以村或数村为单位组织甲，设甲长；10家为一牌，设牌长。
让土豪劣绅充当保、甲、牌长。
保、甲、牌内各户相互监视，实行连坐。
倘若一牌中发现有一户有反满抗日活动，或者与抗日游击队有联系，就要株连牌内其他九家，叫做“十家连坐”。
日军侵占东北的目的之一是把东北变成他们扩大侵略战争的资源补给地。
所以侵占东北后，大肆掠夺经济资源。
他们依照所谓的“日满经济一体化”方针，完全控制和操纵了东北的经济命脉。
日本政府与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垄断财团相勾结，把魔爪伸向东北的铁路、钢铁、水泥、电气、制铝、化学、军工、金融贸易和农业等各行各业，使他们的资产由1931年的11亿日元增至1937年的21万亿日元，6年时间，猛增近两万倍。
伴随着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掠夺，就是中国劳工的血泪和累累白骨。
日本侵略者根本不把中国劳工当人看。
他们把骗招和抓来的劳工投入有铁丝网和高压电网的矿里，每天早上3点左右起来，给一碗发了霉的高粱米饭，吃完在门前污水沟里喝几口水，就被赶着下井了。
矿井条件极差，空气稀薄，不少人被憋死。
矿里随时都会发生塌顶和瓦斯爆炸，生命毫无保证。
在这样的条件下，每天要干12到14个小时。
夜里睡觉身子必须朝一个方向睡，不准脸对脸，不准睁眼，不准说话，即使在梦中翻个身也要遭到毒打。
一个叫谭金章的童工，冻得不行，悄悄向另一个童工说了声“冷”，日本监工便把二人拖下炕，跪在地下强迫他们相互打嘴巴。
他们不忍心下手，监工便举起镐把将二人打得血肉横飞。
不论刮风下雨，日本监工都不准矿工晚上穿衣服上厕所，即使冰天雪地，也必须光着身出去。
一个老矿工因解手时间长了点，便被监工一脚踢进了冰冷的粪坑，活活淹死。
日本侵略者为了强迫矿工们卖命，施以跪砖头、冻冰人、吊挂、坐电椅、灌辣椒水、用火炉烤、喂狼狗等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
有个姓刘的小伙子刚到方家柜煤矿时，得了泻肚病，拉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要求休息一天。
日本监工便领着几个人来到他住的地方，把大铁锹烧得通红，强按着他坐在上面。
随着一声声惨叫，一缕缕腥臭的青烟升起，这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一会儿便被烙死了。
日本侵略者在东北霸占了40多处煤矿和大量铁、金、镁、油页岩等矿产。
从1932年到1944年间，掠走煤22300多万吨，生铁1100多万吨，钢580多万吨，石油100多万吨。
在掠夺这些资源的同时，仅在鸡西、鹤岗、辽源、抚顺、阜新、北票等煤矿和鞍山、本溪南芬、弓长岭等铁矿以及丰满东山、大石桥虎石沟、金县龙王庙、石人、河龙、拉古哨等地，就制造了59处“万人坑”；掩埋了60多万中国矿工的尸骨。
仅在抚顺，日本人就留下了30余个“万人坑”，残害矿工30万人，平均每天有21具劳工的尸体被扔进“万人坑”，平均每掠夺700吨煤，就累死一个中国矿工。
在阜新煤矿，甚至每掠夺走200吨煤，就留下一具尸体。
在鸡西煤矿除留下7处万人坑外，还修建了5座炼人炉，10多万矿工被化为灰烬。
吉林省辽源矿区太信煤矿西南方的方家柜“万人坑”尸骨密密麻麻，一个挨着一个，一层压着一层。
在一处约200多平方米的地方，竟埋着三排矿工的尸骨，共179具。
他们肩靠着肩，腿压着腿，有的头骨、臂骨、腿骨上留着深深的刀斧砍痕；有的双腿用铁丝捆着，有的惨遭电刑，骨头呈黑色。
据幸存的工人回忆，很多人还未断气，就被拖到这里活埋了。
日本侵略者为了从思想上麻醉、肉体上残害东北人民，诱骗东北人民广种鸦片，大批良田变成毒地，到处设有官卖和零售所，仅沈阳一市就有零售所730多家。
据1937年敌伪调查材料，东北仅登记吸鸦片有瘾者就有590余万人，尚未登记及有嗜好者不计其数。
日伪仅1937年从销售鸦片所得盈利即达1800余万元，等于这一年伪满政府专卖盈利总数的一半。
随着毒物的充斥，娼妓、赌博、犯罪遍布了各地，极大地摧残了东北人民的身心健康。
日本侵略者为了永久地霸占东北，把25万户汉族和满族农户赶走，建立日本移民区，其手段极其无耻和残忍。
日本特务机关首先收买中国土匪，包围当地的村镇，强迫农民在村镇里建造日本式的房屋，并欺骗他们说，等房子盖好后，分给他们新地、新农具和种子。
8。人间地狱（6）
但新房一旦盖好，就让日本正规部队把他们押走。
这些部队的士兵则被告知说：“这批中国人是已判死刑的土匪家属，必须赶进集中营，用机枪扫射。”
另一些农民则交给日本步兵中队供新兵劈刺训练。
一个名叫奥列格·优尔金斯的白俄大学生，1920年由于仇视布尔什维克，同家人一起逃难来到中国东北。
奥列格和他的母亲把日本侵略者看做是“艰苦朴素的武士”。
后来，奥列格参加了日本特务组织，他的秘密警察教官加藤问他：“你钓鱼吗？”他说：“有时候去钓。”
加藤便对他说：“没有人替鱼难过，你今后一定要采取这种态度。”
此后，他便参加了一系列残害中国人的罪恶勾当。
但一年后，他的母亲成为日本人的人质，他的妻子成了妓女，他也成了日本人的奴才。
他醒悟后，把所见到的事偷偷写成文章在西方发表，但他也随之消失了。
他在文章中详细描写了日军用中国人做劈刺训练的血腥场面。
日本兵把“靶子”捆在木桩上，强迫新兵端着刺刀去刺。
一些新兵开始十分胆怯，茫然不知所措，军官和老兵便对他们又打又骂，或用恶语刺激他们。
于是这些新兵便端起刺刀轮流向“靶子”冲刺。
“靶子”的鲜血溅了这些新兵一身。
劈刺练习直至“靶子”的躯体支离破碎，从捆绑的绳索上掉下为止。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公然违反国际法，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部队，用中国人做试验，犯下了滔天罪行。
石井四郎中将本是东京军医院医生，曾专门学习过病理学和细菌学。
为了适应战争需要，曾到德国学习和研究细菌武器，回国后极力鼓吹细菌战。
1933年，石井来到中国东北，组建了进行细菌战的“细菌实验所”，又称“石井部队”。
1935到1936年间，在石井部队的基础上，在哈尔滨以南20公里的平房镇组建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又称731部队；在长春市以南10公里的孟家屯组建了“关东军兽疫预防部”，又称100部队。
这两支细菌部队以活人代替动物进行试验，专门培植、制造鼠疫、霍乱、坏疽、伤寒、结核、破伤风、鼻疽、牛瘟等疫病细菌。
为了建设731工程，动用了中国3000多名劳工。
工程竣工之时，为了掩盖其罪恶勾当，将全部劳工秘密杀害。
为做试验死在这两个部队的中国人、蒙古人、朝鲜人和苏联人不计其数。
仅在731部队这个秘密魔窟，1942年11月到1945年8月的近3年时间，就有三四千人在试验中丧生，死后即被投入炼人炉。
石井把抓来的人统统称为“原木”，进行编号。
以他们进行的试验名目繁多，手段极其残忍。
有的是把细菌液注入人体，推进透明的隔离室里，在外面观察“原木”病变情形；有的是让“原木”饮用染菌水和口服染菌食物，然后观察他们的病变情景。
还进行毒气试验，冻伤治疗试验，真空环境试验，及活人解剖。
石井对菌液注射实验特别重视，每天都指使部属对“原木”进行试验。
他们把“原木”的衣服脱光，关在透明的隔离室，强行往他们身上注射鼠疫菌液。
数小时后，这些人便淋巴腺红肿，面部和胸部变成紫黑色，其余部位皮肤呈暗红色。
这些“原木”在极其痛苦中死后，便被投入炼人炉灭迹。
他们把成熟的西瓜、甜瓜等水果注入伤寒菌液，测量细菌繁殖程度，然后让“原木”吃。
在透明密闭的试验室内进行毒气试验更是灭绝人性，一次就能夺去十几个到几十个人的性命。
一天，石井指使部下把母女二人投入密闭室，然后让毒气渗入。
小女孩突然从母亲怀里抬起头，瞪着一双不解的大眼睛，痛苦惊慌地四处望。
母亲拼命保护孩子，她们很快就被毒死了，母亲在临死前的痉挛中还死死地抱着孩子。
而进行试验的日本人则手拿秒表，冷漠地观察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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