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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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美了，这种华夫饼干，又薄又松。您再给我们一点。”
　　“怎么样，您快走了吗？”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因此我们特地跑来。”
　　“春光可美啦，现在去乡下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米西戴着帽子，身上那件深色条纹连衣裙紧裹着她那苗条的腰肢，没有一点皱褶，仿佛她生下来就穿着这样的衣裳，显得十分美丽。她一看见聂赫留朵夫，脸就红了。
　　“我还以为您已经走了呢，”她对他说。
　　“差一点走了，”聂赫留朵夫说。“因为有事耽搁了。我到这儿来也是有事情。”
　　“您去看看妈妈吧。她很想见见您呢，”她嘴里这么说，心里明白这是在撒谎，而且他也懂得这一层，因此她的脸更红了。
　　“恐怕没有工夫了，”聂赫留朵夫冷冷地回答，竭力装作没有发觉她脸红。
　　米西生气地皱起眉头，耸耸肩膀，转身去同一个风度翩翩的军官周旋。那军官从她手里接过一只空茶杯，精神抖擞地把它放到另一张桌上，弄得身上的军刀不断碰撞圈椅。
　　“您也应该为孤儿院捐点钱哪”
　　“我又没有拒绝，不过我想到摸彩会上让大家看看，我这人有多慷慨。到那时我一定要大显身手。”
　　“嗨，那您可得记住哇”接着就发出一阵装腔作势的笑声。
　　这个会客日过得很热闹，安娜·伊格纳基耶夫娜更是兴高采烈。
　　“小米卡对我说过，您在忙监狱里的事。这一点我是很了解的，”她对聂赫留朵夫说（小米卡就是指她的胖丈夫玛斯连尼科夫）。“小米卡可能有其他缺点，但您要知道，他这人心地真好。他待那些不幸的囚犯就象自己的孩子。他待他们就是这样的。他这人心地真好……”
　　她停住了，想不出适当的字眼来形容她丈夫的善良，——事实上，抽打犯人的命令就是他发出的。接着她笑眯眯地招呼一个走进房来的满脸皱纹、头上扎着紫色花结的老太婆。
　　聂赫留朵夫为了不失礼，照例说了一些客套话，然后起身向玛斯连尼科夫那儿走去。
　　“那么，对不起，你能听我说几句吗？”
　　“哦，当然你有什么事啊？我们到这儿来吧。”
　　他们走进一个日本式小书房，在窗边坐下来。
　　五十八
　　“嗯，来吧，我听候吩咐。要抽烟吗？等一下，我们别把这地方弄脏了，”玛斯连尼科夫说着拿来一个烟灰碟。“嗯，你说吧，有什么事？”
　　“我有两件事要麻烦你。”
　　“原来如此。”
　　玛斯连尼科夫的脸色变得阴郁而颓丧了。那种象被主人搔过耳朵的小狗一样兴奋的神色顿时消失得影踪全无。客厅里传来谈话声。一个女人说：“我绝对不相信，绝对不相信。”客厅另一头有个男人重复说：“伏伦卓娃伯爵夫人和维克多·阿普拉克辛。”再有一个方向传来喧闹的说笑声。玛斯连尼科夫一面留神听着客厅里的谈笑，一面听着聂赫留朵夫说话。
　　“我还是为了那个女人的事来找你，”聂赫留朵夫说。
　　“哦，就是那个被冤枉判罪的女人吗？我知道，我知道。”
　　“我求你把她调到医院里去工作。据说，可以这么办。”
　　玛斯连尼科夫抿紧嘴唇，考虑起来。
　　“恐怕不行，”他说。“不过，我去同他们商量一下，明天给你回电。”
　　“我听说那里病人很多，需要护士。”
　　“好吧，好吧。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给你回音的。”
　　“那么，费神了，”聂赫留朵夫说。
　　客厅里传来一阵哄笑声，听上去似乎不是装出来的。
　　“这是维克多在作怪，”玛斯连尼科夫笑着说，“他兴致好的时候，说话总是俏皮得很。”
　　“再有一件事，”聂赫留朵夫说，“现在监狱里还关着一百三十个人，他们没有什么罪，就因为身分证过期了。他们在那里已经关了一个月了。”
　　聂赫留朵夫就说明他们是怎样被关押的。
　　“你怎么知道这些事？”玛斯连尼科夫问，脸上忽然现出焦虑和恼怒的神色。
　　“我去找一个被告，他们在走廊里把我围住，要求我……”
　　“你找的是哪一个被告哇？”
　　“一个农民，他平白无故遭到控告，我替他请了一位律师。这且不去说它。难道那些人没有犯一点罪，只因为身分证过期就该坐牢吗？……”
　　“这是检察官的事，”玛斯连尼科夫恼怒地打断聂赫留朵夫的话说。“这就是你所谓办事迅速、公平合理的审判制度。副检察官本来有责任视察监狱，调查在押人员是不是都合乎法律手续。可是他们什么也不干，只知道打牌。”
　　“那你就毫无办法吗？”聂赫留朵夫想起律师说过，省长会把责任往检察官身上推，老大不高兴地说。
　　“不，我会管的。我马上就去处理。”
　　“对她来说，这样更糟。这个苦命的女人，”客厅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对刚刚讲的那件事显然漠不关心。
　　“那样更好，我把这个也带走，”另一头传来一个男人戏谑的声音，以及一个女人的嬉笑声，她似乎不肯把一件什么东西给他。
　　“不行，不行，说什么也不行，”女人的声音说。
　　“好吧，那些事让我去办吧，”玛斯连尼科夫用戴绿松石戒指的白手熄灭香烟，重复说，“现在我们到太太们那儿去吧。”
　　“对了，还有一件事，”聂赫留朵夫没有走进客厅，在门口站住说。“我听说昨天监牢里有人受了体罚。真有这样的事吗？”
　　玛斯连尼科夫脸红了。
　　“阿，你是说那件事吗？不，老兄，真不能放你到监狱里去，什么闲事你都要管。走吧，走吧，安娜在叫我们了，”他说着挽住聂赫留朵夫的胳膊，情绪又非常激动，就象刚才那位贵客光临时一样，但此刻不是兴高采烈，而是惊惶不安。
　　聂赫留朵夫从玛斯连尼利夫的臂弯里抽出胳膊，没有向谁告别，也没有说什么，脸色阴沉地穿过客厅和大厅，从站起来向他致意的男仆们面前经过，走到前厅，来到街上。
　　“他怎么了？你什么事得罪他了？”安娜问丈夫。
　　“他这是法国人作风，”有人说。
　　“这哪儿是法国人作风，这是祖鲁人①作风。”
　　①非洲东南部一个民族。
　　“嗯，他向来是这样的。”
　　有人起身告辞，有人刚刚来到，叽叽喳喳的谈话在继续着。聂赫留朵夫的事便自然而然成了今天谈话的好话题。
　　聂赫留朵夫走访玛斯连尼科夫后的第二天，就收到他的来信。玛斯连尼科夫在一张印有官衔、打有火漆印的光滑厚信纸上字迹奔放地写道，关于把玛丝洛娃调到医院一事他已写信给医生，估计可以如愿以偿。信末署名是“热爱你的老同事玛斯连尼科夫”，而“玛斯连尼科夫”这个名字则是用花俏粗大的字体签署的。
　　“蠢货”聂赫留朵夫忍不住说。从“同事”这两个字上特别感觉到玛斯连尼科夫对他有一种屈尊俯就的味道，表示他玛斯连尼科夫虽然担任着伤天害理的无耻职务，仍自以为是个要人。他自称是他的同事，即使不是有意奉承，至少也表示并未因自己名位显赫而目中无人。
　　五十九
　　有一种迷信流传很广，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固定的天性：有的善良，有的凶恶，有的聪明，有的愚笨，有的热情，有的冷漠，等等。其实人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说，有些人善良的时候多于凶恶的时候，聪明的时候多于愚笨的时候，热情的时候多于冷漠的时候，或者正好相反。但要是我们说一个人善良或者聪明，说另一个人凶恶或者愚笨，那就不对了。可我们往往是这样区分人的。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人好象河流，河水都一样，到处相同，但每一条河都是有的地方河身狭窄，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河身宽阔，水流缓慢，有的地方河水清澈，有的地方河水浑浊，有的地方河水冰凉，有的地方河水温暖。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都具有各种人性的胚胎，有时表现这一种人性，有时表现那一种人性。他常常变得面目全非，但其实还是他本人。有些人身上的变化特别厉害。聂赫留朵夫就是这一类人。这种变化，有的出于生理原因，有的出于精神原因。聂赫留朵夫现在就处在这样的变化之中。
　　在法庭审判以后，在第一次探望卡秋莎以后，他体会到一种获得新生的庄严而欢乐的心情。如今这种心情已一去不返，代替它的是最近一次会面后产生的恐惧甚至嫌恶她的情绪。他决定不再抛弃她，也没有改变同她结婚的决心，只要她愿意的话，然而现在这件事却使他感到痛苦和烦恼。
　　在走访玛斯连尼科夫后的第二天，他又坐车到监狱去看她。
　　典狱长准许他同她会面，但不在办公室，也不在律师办事室，而是在女监探望室里。典狱长虽然心地善良，但这次对待聂赫留朵夫的态度不如上次热情。聂赫留朵夫同玛斯连尼科夫的两次谈话显然产生了不良后果，上级指示典狱长对这个探监人要特别警惕。
　　“见面是可以的，”典狱长说，“只是有关钱的事，请您务必接受我的要求……至于阁下写信提出要把她调到医院里去，那是可以的，医生也同意了。只是她自己不愿意，她说：”要我去给那些病鬼倒便壶，我才不干呢……‘您瞧，公爵，她们那帮人就是这样的，“他补充说。
　　聂赫留朵夫什么也没回答，只要求让他进去探望。典狱长派一个看守带他去。聂赫留朵夫就跟着他走进一间空荡荡的女监探望室。
　　玛丝洛娃已经在那里。她从铁栅栏后面走出来，模样文静而羞怯。她走到聂赫留朵夫紧跟前，眼睛不看他，低声说：“请您原谅我，德米特里·伊凡为奇，前天我话说得不好。”
　　“可轮不到我来原谅您……”聂赫留朵夫想说，但没有说下去。
　　“不过您还是离开我的好，”玛丝洛娃补充说，用可怕的目光斜睨了他一眼。聂赫留朵夫在她的眼睛里又看到了紧张而愤恨的神色。
　　“究竟为什么我得离开您呢？”
　　“就该这样。”
　　“为什么就该这样？”
　　她又用他认为愤恨的目光瞅了瞅他。
　　“嗯，说实在的，”她说。“您还是离开我吧，我对您说的是实话。我受不了。您把您那套想法丢掉吧，”她嘴唇哆嗦地说，接着沉默了一下。“我这是实话。要不我宁可上吊。”
　　聂赫留朵夫觉得，她这样拒绝，表示她因为他加于她的屈辱恨他，不能饶恕他，但也夹杂着一种美好而重要的因素。她这样平心静气地再次拒绝他，这就立刻消除了聂赫留朵夫心里的种种猜疑，使他恢复了原先那种严肃、庄重和爱怜的心情。
　　“卡秋莎，我原先怎么说，现在还是怎么说，”他特别认真地说。“我求你同我结婚。要是你不愿意，现在不愿意，那么，我继续跟着你，你被发送到哪里，我也跟到哪里。”
　　“那是您的事。我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她说，嘴唇又哆嗦起来。
　　聂赫留朵夫也不作声，觉得说不下去了。
　　“我现在先到乡下去一下，然后上彼得堡，”他终于镇定下来说。“我将为您的事……为我们的事去奔走。上帝保佑，他们会撤销原判的。”
　　“不撤销也没有关系。我就算不为这事，也该为别的事受这个罪……”玛丝洛娃说，他看见她好容易才忍住眼泪。“那么，您看到明肖夫了吗？”她突然问，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激动。
　　“他们没有犯罪，是吗？”
　　“我想是的。”
　　“那个老太婆可好了，”她说。
　　聂赫留朵夫把从明肖夫那儿打听到的情况都告诉了她。
　　他问她还需要什么，她回答说什么也不需要。
　　他们又沉默了。
　　“哦，至于医院的事，”她忽然用那斜睨的眼睛瞅了他一眼，说，“要是您要我去，那我就去。酒我也不再喝了……”
　　聂赫留朵夫默默地瞧了瞧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在微笑。
　　“那很好，”他只能说出这样一句话来，说完就同她告别了。
　　“是啊，是啊，她简直换了一个人了，”聂赫留朵夫想。他消除了原来的种种疑虑，产生了一种崭新的感觉，那就是相信爱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玛丝洛娃在同聂赫留朵夫见面以后，回到臭气熏天的牢房里，脱下囚袍，坐到铺上，两手支住膝盖。牢房里只有几个人：那个原籍弗拉基米尔省、带着奶娃娃的患痨病女人，明肖夫的老母亲，以及道口工和她的两个孩子。诵经士的女儿昨天诊断有精神病，被送进了医院。其余的女人都洗衣服去了。老太婆躺在铺上睡觉；牢房门开着，几个孩子都在走廊里玩。弗拉基米尔省女人手里抱着孩子，道口工拿着一只袜子，一面手指灵敏地不断编织着，一面走到玛丝洛娃跟前。
　　“嗯，怎么样，见到了？”她们问。
　　玛丝洛娃没有回答，坐在高高的铺上，晃动着两条够不到地的腿。
　　“你哭什么呀？”道口工说。“千万别灰心。哎，卡秋莎说吧”她两手敏捷地编织着，说。
　　玛丝洛娃没有回答。
　　“她们都洗衣服去了。据说，今天来了一大批捐献物品。
　　送来的东西可多了，“弗拉基米尔省女人说。
　　“菲纳什卡”道口工对着门外叫道。“这淘气鬼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她说着抽出一根针，把它插在线团和袜子里，来到走廊里。
　　这时候，走廊里传来一片脚步声和女人说话声。住在这里的女犯都光脚穿着棉鞋，走进牢房，人人手里拿着一个白面包，有的还拿着两个。费多霞立刻走到玛丝洛娃跟前。
　　“怎么样，有什么事不顺心吗？”费多霞问，她那双明亮的浅蓝眼睛亲切地瞧着玛丝洛娃。“瞧，这是给我们当点心吃的，”她说着把白面包放到架子上。
　　“怎么，是不是他变卦了，不想同你结婚了？”柯拉勃列娃问。
　　“不，他没有变卦，是我不愿意，”玛丝洛娃说，“我就这样对他说了。”
　　“瞧你这个傻瓜”柯拉勃列娃声音沙哑地说。
　　“是啊，既然不能住在一起，结婚还有什么意思呢？”费多霞说。
　　“那你的丈夫不是要跟你一块儿走吗？”道口工说。
　　“那有什么，我们是正式夫妻嘛，”费多霞说。“可他们，不能住在一起，那又何必结婚呢？”
　　“你自己才是傻瓜‘何必结婚？’要是他娶了她，就会让她过富日子了。”
　　“他说：”不论你被发送到哪里，我都跟你到哪里，‘“玛丝洛娃说：”他去就去，不去就不去。我可不求他。现在他上彼得堡奔走去了。那边的大臣全是他的亲戚，“她继续说，”不过我还是不需要他。“
　　“这个当然”柯拉勃列娃忽然同意说，一面理着她的袋子，显然在想别的事。“咱们来喝点酒怎么样？”
　　“我不喝了，”玛丝洛娃回答。“你们喝吧。”
　　第二部
　　一
　　玛丝洛娃的案子可能过两星期后由枢密院审理。这以前，聂赫留朵夫打算先上彼得堡，万一在枢密院败诉，那就听从写状子律师的主意，去告御状。那个律师认为，这次上诉可能毫无结果，必须有所准备，因为上诉理由不够充足。这样，玛丝洛娃就可能随同一批苦役犯在六月初旬出发。聂赫留朵夫既已决定跟随玛丝洛娃去西伯利亚，在出发以前得做好准备，现在就需要先下乡一次，把那里的事情安排妥当。
　　聂赫留朵夫首先乘火车到最近的库兹明斯科耶去，他在那里拥有一大片黑土的地产，那是他收入的主要来源。他在那里度过童年和少年，成年后又去过两次。有一次他奉母命把德籍管家带到那里，同他一起检查农庄经营情况，因此他早就熟悉地产的位置，熟悉农民同帐房的关系，也就是农民同地主的关系。农民同地主的关系，说得客气些，是农民完全依赖帐房，说得直率些，是农民受帐房奴役。这不是一八六一年废止的那种明目张胆的奴役，也就是一些人受一个主人的奴役，而是一切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受大地主们的共同奴役，有时还受到生活在农民中间的某些人的奴役。这一点聂赫留朵夫知道，也不可能不知道，因为农庄经营就是以这种奴役为基础，而他又亲自过问过这种经营方式。不过，聂赫留朵夫不仅知道这一点，他还知道这种经营方式是不公平的，残酷无情的。早在学生时代，他就信奉亨利·乔治的学说并热心加以宣扬。当时他就知道这个问题。根据这个学说，他把父亲留给他的土地分赠给农民，认为今天拥有土地同五十年前拥有农奴一样都是罪孽。不错，他在军队生活，养成了每年挥霍近两万卢布的习惯。复员回来后，原先信奉的学说已被置诸脑后，对他的生活不再有约束力。他非但不再思考他对财产应抱什么态度，母亲给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而且竭力回避这些问题。不过，母亲去世后，他继承了遗产，开始管理财产，也就是管理土地，这些事又使他想到土地私有制的问题。要是在一个月以前，聂赫留朵夫会安慰自己说，要改变现行制度，他无能为力，庄园也不是他在管理。这样，他生活在远离庄园的地方，收取从那里汇来的钱，多少还能心安理得。但现在他已毅然作出决定：虽然他不久就将去西伯利亚，而且为了处理监狱里的各种麻烦问题，都需要花钱，他却不能再维持现状，而一定要加以改变，宁可自己吃亏。因此他决定自己不再经营土地，而是以低廉的租金出租给农民，使他们完全不必依赖地主。聂赫留朵夫反复拿地主同农奴主的地位进行比较，觉得地主不雇工种地而把土地租给农民，无异于农奴主把农民的徭役制改为代役租制。这样并不解决问题，但向解决问题迈出了一步，也就是压迫从比较粗暴的形式过渡到不太粗暴的形式。他就打算这样做。
　　聂赫留朵夫在中午时分到达库兹明斯科耶。他在生活上力求简朴，事先没有打电报回家，而在火车站雇了一辆双驾四轮马车。车夫是个小伙子，身穿黄土布长外套，腰身细长，腰身以下打褶裥的地方束着一根皮带。他照一般马车夫的习惯侧坐在驭座上，很高兴同车上的老爷攀谈。他们这样一攀谈，那匹衰老而又瘸腿的白色辕马和害气肿病的瘦骖马就可以一步一步慢慢走，那是它们求之不得的。
　　车夫讲起库兹明斯科耶的那个管家。他不知道车上坐的就是庄园主人。聂赫留朵夫有意不告诉他。
　　“好一个阔气的德国佬，”这个在城里住过、读过小说的马车夫说。他坐在驭座上，侧身对着车上的乘客，忽而握着长鞭的柄，忽而握着长鞭的梢，显然想说些文雅的话来炫耀他的知识，“他买了一辆大马车，配上三匹草黄大马，带着太太一起兜风，嘿，好不威风”他继续说。“冬天过圣诞节，他那所大房子里摆着一棵很大的圣诞树，我送客人到他家去看见的，还有电光灯呢。全省都找不到第二家捞的钱真是多得吓死人他有什么事办不到，大权都在他手里嘛。据说他还买了一份好田产。”
　　聂赫留朵夫想，不管那德国人怎样管理他的庄园，怎样揩他的油，他都毫不在乎。但那个腰身细长的马车夫讲的话，却使他不快。他欣赏这美好的春光，眺望空中不时遮住太阳的浓云，看到春播作物的田野上到处都有农民在翻耕燕麦地，看到浓绿的草木上空飞翔着百灵鸟。树林里除了晚发的麻栎外都已盖上翠绿的萌芽，草地上散布着一群群牛马，田野上看得见耕作的农民。他看着看着，不禁心里又闷闷不乐起来。他问自己，究竟什么事使他烦恼？于是他想到车夫讲的那个德国人怎样在库兹明斯科耶主宰一切，为所欲为。
　　聂赫留朵夫抵达库兹明斯科耶后，着手处理事务，才克服了这种不愉快的情绪。
　　聂赫留朵夫查阅过帐目，同管家谈了话。那管家直率地说，亏得农民缺少土地，他们的地又夹在地主的领地当中，因此地主占了很多便宜。聂赫留朵夫听了他的话，更打定主意，不再经营农庄，而把全部土地分给农民。通过查帐和同管家谈话，他知道情况同过去一样，三分之二的好耕地是他的雇工直接用改良农具耕种的，其余三分之一土地雇农民耕种，每俄亩付五卢布，也就是说农民为了这五卢布，每俄亩土地就得犁三遍，耙三遍，播下种子，再要收割，打捆，或者把谷子送到打谷场。如果雇廉价的自由工人来做这些农活，每俄亩至少也得付十卢布工钱。农民从帐房那儿取得必需的东西，都要按最贵价格折成工役来支付。他们使用牧场、树林和土豆茎叶，都得付工役，因此农民几乎个个都欠帐房的债。这样，耕地以外的土地由雇来的农民耕种，地主所得的利益就比用五分利计算的地租收入还多四倍。
　　这些事聂赫留朵夫尽管早就知道，但现在听来却又觉得很新鲜。他感到惊奇的是，他们这些拥有土地的老爷怎么会看不到这种不合理的事。总管提出种种理由，认为把土地交给农民会损失全部农具，连四分之一的本钱都收不回来，又说农民会糟蹋土地，聂赫留朵夫交出土地会吃大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