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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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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不用对我说这话，”她说。“我丈夫一告诉我她可以放出来，我就大吃一惊。既然她没有罪，为什么要把她关起来呢？”她正好说出了聂赫留朵夫想说的话。“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看到玛丽爱特在同外甥调情，觉得很好玩。
“你听我说，”伯爵夫人等他们沉默下来，说，“你明天晚上到阿林家去，基泽维特要在她那儿讲道。你也去吧，”她转身对玛丽爱特说。
“他注意到你了，”她对外甥说。“我把你说的话全告诉他，他说那是好兆头，你一定会走到基督身边的。你一定要去。玛丽爱特，你叫他务必要去。你自己也去。”
“我呀，伯爵夫人，第一，没有任何权利指挥公爵的行动，”玛丽爱特盯着聂赫留朵夫说，并且用这种目光表示，在对待伯爵夫人的话上，在对待福音派的态度上，他们之间已经有了完全的默契，“第二，您知道，我不太喜欢……”
“不论什么事你总是顶牛，自作主张。”
“我怎么自作主张？我象一个乡下女人那样信教，”她笑嘻嘻地说。“第三，”她继续说，“我明天要去看法国戏……”
“啊那你看到过那个……哦，她叫什么名字？”察尔斯基伯爵夫人说。
玛丽爱特说了那个著名法国女演员的名字。
“你一定要去看一看，她演得太好了。”
“那我应该先去看谁呢，我的姨妈，先看女演员，还是先看传教士？”
“请你别找我的碴儿。”
“我想还是先看传教士，再看法国女演员的好，要不然就根本没有兴致去听讲道了，”聂赫留朵夫说。
“不，最好还是先看法国戏，然后再去忏悔，”玛丽爱特说。
“哼，你们别拿我取笑了。讲道是讲道，做戏是做戏。要拯救自己的灵魂，可不用把脸拉得两尺长，哭个没完。人只要有信仰，心里就快活了。”
“您哪，我的姨妈，传起教来可不比随便哪个传教士差呢。”
“我看这样吧，”玛丽爱特笑了笑说，“您明天到我的包厢里来吧。”
“我怕我去不了……”
一个听差进来通报有客来访，把他们的谈话打断了。那是伯爵夫人主持的慈善团体的秘书。
“哦，那是个很乏味的人。我还是到那边去接待他吧。我回头就来。您给他倒点茶，玛丽爱特，”伯爵夫人说，轻快地向客厅走去。
玛丽爱特脱下手套，露出一只强壮扁平、无名指上戴着戒指的手。
“要茶吗？”她说，拿起酒精灯上的银茶壶，古怪地翘起小手指。
她的脸色显得严肃而忧郁。
“我很尊重人家的意见，可他们总是把我和我所处的地位混为一谈，弄得我心里很不好受。”
玛丽爱特说最后几个字时，仿佛要哭出来。她这些话，只要仔细想一想，并没有什么意思，或者说并没有什么特殊意思，但聂赫留朵夫却觉得这些话异常深刻、诚恳和善良。这是因为这位年轻美丽、衣着讲究的女人说这话时，她那双水汪汪的眼睛完全把聂赫留朵夫迷住了。
聂赫留朵夫默默地瞧着她，眼睛离不开她的脸。
“您以为我不了解您，不了解您心里的种种想法。其实您做的事谁都知道。这是公开的秘密。我赞赏您的行为，对您表示钦佩。”
“说实话，没什么值得赞赏的，我做得还很少。”
“这没关系。我了解您的心情，也了解她……嗯，好吧，好吧，这事不谈了，”玛丽爱特察觉他脸上不高兴的神色，把话收住。“不过我还了解，您亲眼目睹监狱里的种种苦难，种种可怕的景象，”玛丽爱特说，一心想把他迷住，并且凭她女性的敏感猜出他重视的是什么，“您想帮助那些苦难的人，他们由于人家的冷酷和残忍吃尽了苦，真是吃尽了苦……我了解有人可以为此献出生命，我自己也真愿意这样做。但各人有各人的命……”
“难道您对您的命不满意吗？”
“我吗？”玛丽爱特问，仿佛弄不懂人家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来。“我应该满意，事实上也是满意的。不过我心里有一条虫子在觉醒……”
“是不应该再让它睡觉了，应该相信它的呼声，”聂赫留朵夫说，把她的花言巧语当作真心话。
事后聂赫留朵夫多次想到同她的谈话，感到很羞愧。他想到她那些与其说是虚伪的不如说是有意迎合他的话，还有当他讲到监狱里的种种惨状和乡村的印象时，她那副悲天悯人的脸相。
等伯爵夫人回来，他们已谈得十分投机，仿佛老朋友一般。不仅是老朋友，简直是极其知心的朋友。而且在一群不了解他们的人当中，唯独他们俩能相互了解。
他们谈到当权者的不公正，谈到不幸的人们的苦难，谈到人民的贫困，但在谈话时眉来眼去，仿佛在问：“你能爱我吗？”对方就回答说：“我能。”异性的魅力通过想象不到的迷人方式把他们相互吸引住了。
临走时，玛丽爱特对他说，她永远愿意为他效劳，并要求他明天务必到戏院去找她，哪怕只去一分钟也好，因为她还有一件要紧事要同他谈。
“那么，什么时候我再能见到您呢？”她叹了一口气，又说。接着小心翼翼地把手套套在戴满戒指的手上。“您说您一定来。”
聂赫留朵夫答应了。
那天晚上，聂赫留朵夫独自待在房间里。他在床上躺下，灭了蜡烛，可是好久睡不着。他想起玛丝洛娃，想起枢密院的裁决，想起他决心跟她一起走，想起他放弃了土地所有权。突然，仿佛同这些念头作对似的，他的眼前出现了玛丽爱特的脸、她的叹息、她说“什么时候我再能见到您呢”这句话时的眼神以及她的笑容。这些形象是那么清楚，就象他真的看到了她。他不禁笑了。“我要到西伯利亚去，这样好不好呢？
我要放弃财产，这样又好不好呢？“他问着自己。
在这个明亮的彼得堡之夜，月光从窗帘的隙缝里漏进来，但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却是游移不定的。他的头脑里一片混乱。他想唤起原来的心情，继续思索原来那些事情，可是他已无法说服自己了。
“万一这一切都只是我的胡思乱想，我无法那样生活，我对我的行为感到后悔，那怎么办？”他问自己，却无法回答，心里产生一种好久没有过的烦恼和绝望。他理不清这些问题，却渐渐进入痛苦的梦乡，就象以前赌输了一大笔钱后那样。
二十五
聂赫留朵夫早晨醒来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昨天他做了一件卑劣的事。
他开始回想：卑劣的事没有做过，坏的行为也没有，但有过一些想法，一些坏的想法，那就是他现在的种种打算，例如同卡秋莎结婚，把土地交给农民等，都是不能实现的，都无法坚持，都脱离实际，都不自然，他应该象过去那样生活才是。
坏行为确实没有，但有比坏行为坏得多的东西。那就是引起种种坏行为的思想。坏行为可以不再重犯，并为此感到后悔，但坏思想却经常产生坏行为。
一种坏行为只能为其他坏行为开路；而坏思想却会拖着人顺着那条路一直往下滑。
早晨聂赫留朵夫在头脑里重温昨天的思想，不由得感到惊奇，他怎么会有那些想法，哪怕只有一刹那。不论他打算做的事是多么新奇，多么困难，他知道，这样行动是他现在唯一的出路。他知道，恢复原来的生活是多么轻而易举，但那是死路一条。他现在觉得，昨天的诱惑好比一个睡过头的人，他已经不想再睡，却还要赖在床上，迷糊一会儿，虽然明明知道，他该起床去做那些等着他去做的重要而快乐的事。
今天是他在彼得堡逗留的最后一天。他一早就到瓦西里耶夫岛去看望舒斯托娃。
舒斯托娃住在二楼。聂赫留朵夫按照扫院子人的指点，找到后门，顺着陡直的楼梯上去，一脚踏进闷热的食物味道很浓的厨房。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戴着眼镜，系着围裙，卷起袖子，站在炉子旁边，在一口热气腾腾的锅里搅拌什么东西。
“您找谁？”她从眼镜架上边瞅着来客，厉声问。
不等聂赫留朵夫报名，那女人脸上就现出惊喜交集的神色。
“哦，公爵”那女人用围裙擦擦手，惊叫起来。“您怎么走后楼梯呀？您是我们的恩人我就是她的母亲。本来他们会把我们的姑娘完全给毁掉的。您是我们的救星啊”她说着抓住聂赫留朵夫的手，拚命吻着。“我昨天到您那儿去过。是我妹妹特意要我去的。她就在这里。您跟我来，这边走，这边走，”舒斯托娃的母亲说着，领聂赫留朵夫穿过一道狭门和一条黑暗的小过道，一路上放下掖起的衣襟，理理头发。“我妹妹叫柯尔尼洛娃，您大概听人说起过吧，”她在门口站住，轻声加了一句。“她被牵连到政治事件里去了。她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
舒斯托娃的母亲打开一扇走廊门，把聂赫留朵夫领到一个小房间里。房间里放着一张桌子，桌子后面的长沙发上坐着一个身体丰满、个儿不高的姑娘，身穿一件条纹布上衣，一头淡黄的鬈发围着一张苍白的圆脸，相貌很象她的母亲。她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坐着一个男青年，腰弯得很低，穿一件领子绣花的俄国式衬衫，嘴唇上和下巴上都留着黑色的胡子。他们两人谈得津津有味，直到聂赫留朵夫进门，才回过头来。
“丽达，聂赫留朵夫公爵来了，他就是……”
脸色苍白的姑娘紧张地跳起来，把一绺从耳朵后面披下来的头发撩回去，睁着她那双灰色的大眼睛瞪前来客。
“那么，你就是薇拉托我营救的那个危险女人吗？”聂赫留朵夫说，笑眯眯地向她伸出手来。
“是的，我就是，”丽达说，露出一排好看的牙齿，象孩子般善良地笑了一笑。“我姨妈很想见见您呢。姨妈”她用婉转悦耳的声音对着门叫了一声。
“薇拉因为您被捕心里很难过，”聂赫留朵夫说。
“请坐，或者这儿坐舒服些，”丽达指着青年刚才坐过的那把破沙发说。“这是我的表哥扎哈罗夫，”她发觉聂赫留朵夫打量那青年的目光，说。
那青年也象丽达一样和善地微笑着，同客人握手问好。等聂赫留朵夫在位子上坐下，他就搬过窗口一把椅子，坐在旁边。从另一扇门里又进来一个浅黄头发的中学生，大约十六岁的样子，一声不响地坐到窗台上。
“薇拉是我姨妈的好朋友，可我简直不认识她，”丽达说。
这时从隔壁房间里进来一个女人，生有一张讨人喜欢的聪明的脸，身穿白色短上衣，腰里束一条皮带。
“您好，您特地跑到这儿来，真是太感谢了，”她在长沙发上挨着丽达坐下，说。“哦，我们的薇拉怎么样？您见到她了？她过得怎么样？”
“她不抱怨，”聂赫留朵夫说，“她说她的自我感觉好得不能再好了。”
“唉，我的薇拉，我了解她，”姨妈笑着摇摇头说。“应该了解她。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心一意为别人，从来不替自己着想。”
“是的，她自己什么要求也没有，她只为您的外甥女操心。
她说，她难过的主要是您的外甥女无缘无故被捕了。“
“确实是这样，”姨妈说，“这事真糟糕说实在的，她是在为我受罪。”
“根本不是的，姨妈”丽达说。“即使您没有托我，我也会保管那些文件的。”
“这事我可知道得比你更清楚，”姨妈说。“不瞒您说，”她又转身对聂赫留朵夫说，“这是因为有人托我暂时保管一些文件，我自己没有房子，就把那些文件送到她那儿。不料当天晚上就来搜查，那些文件和她都被带走了。她一直关到现在，他们逼她说出这些文件是从谁手里拿来的。”
“我始终没有讲出来，”丽达慌忙说，神经质地撩一下头发，虽然那绺头发并不碍她的事。
“我又没有说你讲出来，”姨妈反驳说。
“他们逮捕了米丁，那也不是我把他供出来的，”丽达说，脸涨得通红，心神不宁地向四下里打量着。
“这事你不用提了，丽达，”做母亲的说。
“为什么不用提，我偏要讲，”丽达说，已经收起笑容，但脸色还是通红，她不再撩头发，却把一绺头发缠在手指上，不住地往四下里张望。
“昨天你一提到这事，不是出了岔子吗？”
“根本没有……您不要管，姨妈。我什么也没有说，一直没吭声。他两次审我，问到姨妈，问到米丁，我什么也没有说。我还对他声明，我什么话也不回答。于是那个……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是个暗探，是个宪兵，是个大混蛋，”姨妈插嘴给聂赫留朵夫解释说。
“于是他，”丽达慌慌张张地继续说，“他就来劝我。他说：”不论您对我说什么，都不会损害什么人，正好相反……您要是说出来，那么，那些也许是被我们冤枉受罪的人就可以获得自由。‘哼，可我还是咬定不说。于是他就说：“嗯，好吧，您不说就不说，但我说出来您也别否认。’于是他就举出一个个名字来，也提到了米丁。”
“啊，你别说了，”姨妈说。
“哎，姨妈，您别打岔……”她不断地拉扯她那绺头发，老是往四下里张望。“到了第二天，真是想不到，忽然有人敲墙头告诉我，米丁被捕了。唉，我想这是我把他出卖了。我难受极了，难受得简直都快疯了。”
“其实他被捕同你完全没有关系，”姨妈说。
“可我当时不知道。我还以为是我把他出卖了。我从这边墙跟前走到那边墙跟前，走过来，走过去，脑子静不下来。总以为是我把他出卖了。我躺下来睡觉，盖上被子，就听见有人在我耳边说：”你把米丁出卖了，你把米丁出卖了，米丁是你出卖的。‘我知道这是幻觉，可是又无法克制。我想睡，睡不着；我要不想，又办不到。哦，这真是可怕“丽达越说越激动，把一绺头发缠在手指上，再把它松开，不住地往四下里张望。
“丽达，你安静一下吧”母亲说着碰碰她的肩膀。
可是丽达已克制不住了。
“这种事可怕就可怕在……”她又开口说，但不等说完就哇地一声哭了。她从沙发上跳起来，衣服在圈椅上钩了一下，从房间里冲出去。母亲跟着她跑出去。
“把那些混蛋统统绞死”坐在窗台上的中学生说。
“你说什么？”母亲问。
“我没说什么……我只是随便说说，”中学生回答，抓起桌上的一支香烟，点上火，吸了起来。
二十六
“是啊，对年轻人来说这种单身牢房真是可怕，”姨妈说着摇摇头，也点上一支烟。
“我看对谁都一样，”聂赫留朵夫说。
“不，不是对谁都一样，”姨妈回答。“我听人家说，对真正的革命者来说，这是一种休息，一种疗养。一个地下工作者总是生活动荡，缺衣少食，并且为自己、为别人、为事业提心吊胆，可是一旦被捕，就没事了，一切责任都卸下，你就坐下来休息吧。我听他们说，被捕时还高兴呢。不过，对没有罪的年轻人——象丽达那样没有罪的人总是首先被捕，——对这些人来说，第一次打击确实很沉重。这倒不是因为你丧失了自由，受到粗暴的对待，伙食很差，空气很坏，总之，这种种苦难都无所谓。苦难即使再加两倍，也可以忍受，难以忍受的是初次被捕时精神上所受到的打击。”
“难道您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我吗？坐过两次牢，”姨妈凄苦而动人地笑着说。“我第一次被捕是无缘无故的。那时我才二十二岁，有了一个孩子，而且又怀孕了。我失去了自由，离开孩子，离开丈夫。这些事再痛苦，比起精神上的痛苦来，简直算不了一回事。当时我觉得我不再是一个人，我变成一样任人摆布的东西。我想同女儿告别，可是他们逼我坐上马车。我问要把我带到哪儿去，他们说到了就会知道。我问我犯了什么罪，他们不理我。受过审问后，我被迫脱下自己的衣服，穿上编号的囚衣，又被押回走廊。他们打开牢门，把我推进牢房，再锁上门。他们走了，只留下一个掮枪的哨兵。他一声不响地走来走去，偶尔从门缝里张望一下，我感到难受极了。当时有一件事使我特别惊讶，那就是审问的时候宪兵军官递给我一支烟。可见他懂得人是喜欢吸烟的。可见他懂得人是喜欢自由和光明的，他也懂得母亲爱孩子，孩子爱母亲。那他们为什么冷酷地把我同我所珍爱的一切拆开，把我象一头野兽似的锁起来呢？一个人受到这样的待遇不可能不受到损害。一个人原来相信上帝和人，相信大家都应相亲相爱，但在经历了这一切以后就会丧失这种信念。我就是从那时起不再相信人，心肠也变硬了，”她说完微微笑了笑。
丽达的母亲从丽达出去的那扇门进来，说丽达情绪很坏，不来了。
“唉，为什么要摧残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姨妈说。“我特别难过的是我竟成了这件事的罪魁祸首。”
“上帝保佑，她呼吸呼吸乡下的空气会复元的，”做母亲的说，“我们要把她送到她父亲那儿去。”
“是啊，要不是您出了力，她会完全给毁了的，”姨妈说。
“谢谢您。我要同您见面，因为有一封信要托您转交给薇拉，”她说着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信。“信没有封口，您可以看看，或者把它撕掉，或者把它转交，总之，您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她说。“信里并没有什么损害人的名誉的话。”
聂赫留朵夫接了信，答应把它转交，然后起身告辞，走到街上。
他没有看信，把口封上，决定把它交给薇拉。
二十七
使聂赫留朵夫逗留在彼得堡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解决教派信徒案。他准备通过军队旧同事、宫廷侍从武官鲍加狄廖夫把他们的状子呈交皇上。他一早乘车来到鲍加狄廖夫家，碰到他还在吃早饭，但马上就要出门。鲍加狄廖夫生得矮壮结实，体力过人，能空手扭弯马蹄铁，但为人善良、诚实、直爽，甚至有点自由主义思想。尽管他具有这些特点，但同宫廷关系密切，热爱皇上和皇族。他还有一种惊人的本领，那就是生活在最上层社会，却只看到好的一面，也不参与任何坏事和不正派活动。他从来不指摘什么人，也不批评什么措施。他总是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声若洪钟地大胆说出他要说的话，同时纵声大笑。他这样大声说笑倒不是装腔，而是出于他的性格。
“啊，你来了，太好了。你不吃点早饭吗？要不你就坐下来。煎牛排挺不错。我吃一顿饭开头和收尾都得吃点扎实的东西。哈，哈，哈那么，你来喝点酒，”他指着一瓶红葡萄酒，大声说。“我一直在想你呢。那个状子让我来递上去。当面呈交皇上，这不成问题。不过我想，你最好还是先到托波罗夫那儿去一下。”
他一提到托波罗夫，聂赫留朵夫就皱眉头。
“这件事全得由他作主。不管怎样总归要去问他。说不定他当场就会满足你的要求的。”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去一下。”
“那太好了。嗯，彼得堡给你的印象怎么样？”鲍加狄廖夫大声说，“你说说，好吗？”
“我觉得我仿佛中了催眠术，”聂赫留朵夫说。
“中了催眠术？”鲍加狄廖夫重复着他的话，呵呵大笑。
“你不想吃，那也听便。”他用餐巾擦擦小胡子。“那么，你去找他吗？呃？要是他不干，那你就把状子交给我，我明天递上去，”他又大声说，从桌旁站起来，画了一个很大的十字，显然象他擦嘴一样漫不经心，然后佩上军刀。“那么，再见了，我得走了。”
“我也要走了，”聂赫留朵夫说，高兴地握了握鲍加狄廖夫强壮有力的大手，并且象每次看到健康、朴实、生气勃勃的东西那样，头脑里留下愉快的印象，在大门口同鲍加狄廖夫分手。
聂赫留朵夫虽然估计去一次不会有什么结果，他还是听从鲍加狄廖夫的劝告坐车去拜访托波罗夫，也就是那个能左右教派信徒案的人。
托波罗夫所担任的职务，从它的职责来说，本身就存在着矛盾，只有头脑迟钝和道德沦丧（托波罗夫正好具有这两种缺点）的人才看不出来。这种矛盾就在于它的职责是不择手段——包括暴力在内——维护和保卫教会，而按教义来说，教会是由上帝建立的，它绝不会被地狱之门和任何人力所动摇。这个由上帝创建并绝不会被任何力量所动摇的神的机构，却不得不由托波罗夫这类官僚所主管的人的机构来维护和保卫。托波罗夫没有看到这种矛盾，也许是不愿看到，因此他百倍警惕，唯恐有哪个天主教教士、耶稣教牧师或者教派信徒破坏地狱之门都无法征服的教会。托波罗夫也象一切缺乏基本宗教感情和平等博爱思想的人那样，确信老百姓是一种跟他截然不同的生物，有一种东西老百姓非有不可，而他即使没有也毫无关系。他自己在灵魂深处没有任何信仰，并且觉得这样精神上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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