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迷墙-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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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迷墙》
作者：佚名
第1节：序
体制与人，人与体制
……读熊丙奇《体制迷墙》
陈丹青
熊丙奇先生的这本书，连同他上一本专著《大学有问题》，给我们的大学教育算了一笔清清楚楚的糊涂账。
说它清楚，是因为其中搜罗列举了当今大学几乎所有层面的问题，简直是一部“百科全书”，凡在职在校大学师生日常熟知的种种弊端、恶迹、丑行、怪现象，书中都有翔实的交代与评析。卷首那张妙不可言的《大学利益结构图》，更是当代教育研究的珍贵资料。
说它糊涂，则书中的议论者虽然提呈了大学教育的症状与处方，可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却是无解的、被悬置的……谁造成这一切？谁愿意出面辩护？谁承担责任？最后，谁能够改变局面……然而问题可能真是无解的，只能被悬置：在议论者口口声声的教育“体制”中，确实看不见“人”，即便当议论的内容几乎对准具体的“人”，焦距便会自动模糊、闪开，回向那作为全景观式的教育“体制”。
我并非是在苛求本书的作者，相反，书中有那么一位真名真姓的人，便是熊丙奇。尽管十六位发表意见的人士同样有名有姓，然而要不是熊丙奇在茫茫体制中站出来、找同道、做采访、发议论，又将纷杂的议论煞费苦心作出梳理、分类、注释、评点，便不可能呈现出书中令我们触目惊心的“体制迷墙”。
大家都在议论体制。有待追问的是：人与体制，体制与人，本来应该是什么关系？如今又是什么关系？在我看来，不论这体制被称为是“行政”的、“管理”的、还是“教育”的，总之，它成功地致使“人”在其中处于空前暧昧的位置：作为制定者，“人”被隐去面目，难以指认；作为接受者……也就是千千万万希望被教育体制接纳的人……都明白：必须解读体制，进而占有它、利用它。因此，我们受制于体制的模式大致相似：既受惠，也受困；既受用，也受罪。要之，现存体制是所有教师存活的饭碗（而不见得是志业），也是万千学子追求的饭票（而不见得是教育）。按理说，“人”进入体制原本是为了实现自己，结果人人发现自己被实现为体制。
这是一种可以称之为“非人化”的体制。当我们翘首回顾……不论是试图推诿抑或奋起责问……我们都撞在体制这堵墙面上，找不到一位能够求助或与之说理的“人”。于是我们以不同的心态指着那看不见的墙面叫道：一切都因为“体制”！
而那墙面上密密麻麻的砖块，显然就是我们自己……众所周知，在无微不至无孔不入的体制格局中，人人必须“找人”。你找了人么？你找对了人么？不然，你如何有效对付高考、毕业、留任、评职、晋升、提拔等等等等一连串游戏规则？看来，这非人的体制并非不通人性，以至人性紧紧依赖并牵制着体制……十多年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体制以教育的名义成功劫持了人性，又以这被劫持的人性，成功地劫持了教育……如果我们难以找到为此负责的“人”，岂不意味着人人都有责任？倘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今日大学教育的种种问题，便是“活该”！
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从未面临的奇境。
教育家办教育的时代，也随风而逝。北大校长好几位，我们说来说去还是首倡“学术自由”的蔡孑民蔡先生，他以校长的权位开一代办学新风，这风气虽则早已荡然，毕竟还是遥远的美谈：此亦“人治”也。而西南联大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三位大人物相与办学，实亦“人治”，不然西南联大艰苦卓绝而人才迭出，又何从谈起。至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辉煌与短命，先是王国维、梁启超相继谢世，其后烽火离乱，毕竟还有陈寅恪与吴宓在……
政治强人的人治，或是历史与国情的不得不然；教育精英的人治，则是国家民族的大幸。最近《南方周末》公布当今学子评选百年杰出大学校长的名单，前数名便是以上几位早已作古的民国教育家，还加上20世纪40年代短期出掌北大的胡适之。参与评选的年轻人谁曾亲身蒙受以上校长的恩德？况且昔年的大学实行哪种“体制”，我们未必清楚、未必记得……然而教育史清清楚楚记得那几位卓越的“人”。
现在呢，现在的教育局面弄成这般繁荣而荒凉，倘若以上教育家活转来，谅必也是一筹莫展，便是再强的强人怕也无计可施。历史的进退，诚哉此一时也彼一时：在健全制度的过程中，“人”的效能被刻意消解，我们又走到历史的另一极端……平心而论，“人治”的独断早经抑制，然而我们也不再拥有卓越的“人”。“人”的集体平庸、被迫平庸，是现行体制的前提与后果，可是体制总得假手于“人”，怎么办呢，妙得很：它将昔日独断分明的“人治”拆卸为无数隐形的“人”，又将“人”的性能一概设置为体制的零部件，尔后冠之以体制之名，治理大学。这治理的统一模式，便是有权利而没担当，有政策而没主张，有计划而没理想。其过程，是人性持续地被磨损、被扭曲、被抵消，教育的主体及其主事者终于全盘“体制化”，至此，体制不再体现为教育，而是教育体现为体制。
第2节：体制与人
在熊先生与十六位受访者剀切痛陈的“大学问题”中，纠缠交错着人与体制、体制与人的复杂关系和深刻矛盾。它的能量以失控与纵容兼而有之的方式，渗透到大学教育的每一层面、每一环节，以至触及人的问题，便归结为体制的弊病；触及体制的弊病，便发现终究是人的问题……在人治与精英的时代，“人”的作用能够左右、塑造，以至颠覆体制，使之改道易辙；在体制主宰一切的今天，则体制有效地把持、控制、及至百般支配“人”，使之就范而合作。今日教育告别了人治的是非与独断，换来精英的缺席与真空，其代价，其效应，是面对庞大的体制，人人怨责，而人人无能为力……除非是那些利用体制、舞弄权谋并堂堂隐匿的人。在这本书中，众多议论者虽然怀揣种种好办法，但我发现，正因为众人明知没办法，即便有办法，也明知谁也没办法实施那些好办法，于是嘤嘤求友，徒托空论。
我们愿意默认这大尴尬么？在被议论一方，情状恐怕尴尬尤甚：在本书后记中，熊先生说他特意约请了六位国内著名大学的校长参与议论，结果无一例外被婉拒……这一层，我不同情熊先生，而宁愿同情校长们：他们又忙又累，哪里顾得上谈教育？要知道，不是他们在办教育，而是教育体制在“办”他们；他们虽则是执行体制的人，其实每走一步无非被体制所“执行”。或曰：今日校长的权力不是很大么？不，那是受制于行政机器的小权利，不是教育的大权力，不然，为什么贵为校长，都不便为教育本职说几句真心话？
夏初，我在香山宾馆“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研讨会”中斗胆描述：“今日中国高等教育，有大学，没有大师；有教育官员，没有教育家；有教育政策，没有教育思想；有教学大纲，没有教育的灵魂；有教育的地位，没有教育的尊严。”言过其实么？我但愿自己大错特错：假如大学校长们愿意出面为体制作辩护，我们洗耳恭听。
而体制恢恢，仍竟有零零星星不甘于无能为力“人”。眼下这本书明目张胆戳穿大学教育这张纸，而且将要付印了。我不敢说这是教育的希望，仅止审慎地看作“人”的希望：半年来，我因辞呈而被渲染的媒体闹剧并非全然虚空，不少有名有姓的“人”迅速给予清晰的回应，如徐友渔、杨东平、顾海兵……还有一位深圳市高级中学科研处的刘伟特意跑来北京对我说：大学还算好啊，有人敢说话，中小学乃至幼儿园的教育其实更糟糕、更畸形、更可怕。书中的议论者多半无权无势，即或曾经有权，今也身退，退为发议论的人。他们个个耿介认真，显然无法根除人性深处的倔强和愚蠢……请恕我使用“愚蠢”这个词……其中尤为倔强者，便是本书作者熊丙奇。
我至今不曾见过熊先生。今年4月间，他打来电话，自报名姓，随即寄来他所写成的《大学有问题》，详细读过：原来大学这笔烂账早就有人在算，算得很到家。不久收到他的新书稿，并嘱作序，我不禁感奋而惭愧：我之议论教育，最是资格浅；我之提出辞呈，其实是自私；我之所以仍在议论仍在写，盖因写作的快感与深深的沮丧。熊丙奇多年来不依不饶地追究大学教育无数令人沮丧的事：瞧这架势，他心里从来不沮丧。
教育需要批评，批评不需要如我这般沮丧而退却的人。本书指证的渊深“黑洞”或足令人更沮丧，而这书之能够编成功，我承认，适足令我们有理由免于无谓的沮丧，并隐然闪烁着顽强的希望……这希望，不在书中的议论，而在抬头议论的“人”。这些议论处处宣泄着对教育体制的失望，同时宣告，有那么一小撮人不肯对教育失去希望。
是的，我们毕竟难以弃绝对教育的希望。教育的希望，终究在人。倘若对“人”不再抱有希望，我们还剩什么希望？
2005年7月29日
目录
第一章权力至上，一种官僚化的教育机制
我们正面临一种缺乏人文气息、机械化、官本位和急功近利的教育机制
教育问题，并不重要
国情的塑造力
没有文化的教育机制
大学，一级行政机构
一切行动听“命令”
建一流大学的热情
“大楼”路线
躲不开的历史
第二章行政导向，一个等级森严的学术环境
在一个行政化、等级化、权力至上的生存环境里，只适用丛林法则。政绩思维抹杀学术思维，所谓自由和兼容的学术精神被扼杀
特权的民主逻辑
滥用的学术标准
教授，被行政等级化
指标学术
评估经济
第三章利益驱动，一场挑战道德底线的诚信危机
第3节：权力至上
所谓丛林法则的最高和唯一的道德标准是生存。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我们甚至无法要求大学教授们去坚持“做人”、“做学问”的底线
多栖教授
做好分内事也难
遭遇严重的诚信危机
课堂，学不到东西
说谎的教育者
“杀鸡给猴看”的管理模式
永远不败的研究
学术成为赚钱的绝妙载体
第四章工具理性，一种断送所有层面教育的思维方式
教学环境如此不堪，以至于“教育”二字己沦为教师与学生的谋生和竞争的工具。以标准化考试为重要表征的“非人”教育方式正在破坏我们所有层面的教育。更严重的是，这种方式将永久割断一个民族人文关怀的传递
教育，成为生存竞争的工具
上大学，人生的唯一出路
考试断送教育
补不回来的人文情怀
浪费精力的教育要求
教育是“出口”
学费如谜
拔高的就业期望
第五章形式主义，一次叶公好龙的病态改革
大学必须进行改革和自救！但是这种改革必须是实质性的、触到痛处的改革。换句话说，改革的实质应该是教育机制的创新而不是教育形式的翻新
怕出乱子
讲究排场
排名的“利好”
方案这样出笼
洋人的权威判断
谁向自己“开刀”
第一章
权力至上，一种官僚化的教育机制
我们正面临一种缺乏人文气息、机械化、官本位和急功近利的教育机制。体制迷墙第一章权力至上，一个官僚化的教育机制
原因1：教育问题，并不重要
中国问题太多了，教育问题、文化问题、艺术问题，其实都是很次要的问题，没有人顾得过来，出问题就出问题吧。
这几年的教育界，新闻不断。就是圈外人，提起大学，也不由想起好多“事件”：被公安部列为A级通缉犯全国大追捕的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杀人事件（专题：马加爵杀人案追踪，搜狐新闻；百度搜索“马加爵”相关网页308000篇。）；笔试总分在法理学考生中列第一，却在复试中被淘汰的甘德怀北大考博风波（透视甘德怀北大考博事件，新浪教育；百度搜索“甘德怀”相关网页12800篇。）和奥运冠军刘翔免试硕博连读（《特殊人才特殊对待？透视刘翔“硕博连读”事件》，张嫣，《外滩画报》，2004年11月6日。）交织在一起形成的大学招生公平事件；广西考生被索要10万元换北航录取通知书，以及与之呼应的兰州理工大学、西安财经学院、西安科技大学等高校的招生丑闻事件（北航广西高考招生丑闻，新浪网；百度搜索“北航招生丑闻”相关网页36500篇。）；南京师范大学学生陪舞事件（《南京师大女生停课陪舞事件调查》，《新周报》，2004年10月26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嫖娼事件”（《复旦大学教授知名经济学家陆德明嫖娼事件始末》，《外滩画报》，2004年11月8日。）；年复一年的高考作弊事件；国家四六级考试“枪手”事件……
每当一个事件被媒体曝光，都会引起全国网民们的积极参与，讨论今日大学之种种弊端，指点今日社会之种种龌龊。这也成了一种习惯：先是某家媒体报道，接着是一批媒体加入，然后是专家、学者、大众讨论，最后，时间成了平息问题的最好武器，只剩下网上留着的成千上万条帖子还提醒大家这件事曾经发生过。过一段时间，又一个具有“炒作”意义的事件又被某媒体发现……如果留心一下，大家会发现，对于不同的“事件”，讨论的语气、内容，几乎就是拷贝，2005、2004、2003、2002，只是换了时间，换了地点，换了主角，主题却是一样的，这也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2005年3月，著名画家陈丹青先生请辞清华大学教授一事被《中国青年报》报道（《教授自白……我不想在清华呆下去了》，包丽敏，《中国青年报》，2005年3月23日。），这又成为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教育新闻事件。而用陈丹青先生的话说，这其实不是新闻事件，而是教育问题。
对话观点：
媒体成功地使教育问题变成新闻事件，然后被新闻蒸发掉。可是如果没有媒体，就发不出声音，教育问题就闷在学校里。
二十年来，一种看不见的势力构成今天这种状况：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教育的所有弊端，所有问题，显得那么“活泼健康”，它照常运行，不受社会制约。
我们批评某个教育问题，哪怕只是局部问题，但这一问题往往体现为全国所有学校的问题。
对话人：陈丹青
第4节：教育问题并不重要
熊丙奇最近陈丹青先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原因在于请辞清华大学的教授。这件事从2005年3月被媒体报道之后，到现在已经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想知道陈先生这一期间的感受。
陈丹青这件事变成了新闻。新闻过去了，就是旧闻。可是教育问题不是新闻。媒体成功地使教育问题变成新闻事件，然后被新闻蒸发掉。可是如果没有媒体，就发不出声音，教育问题就闷在学校里。
熊丙奇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教育事件出来后，媒体非常热闹，网民也十分踊跃，可过了一段时间，媒体对这件事的关注度下降，大家也以为这件事成了“旧闻”，于是不再关心这个问题。还有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就是几乎每年出现的“教育事件”，都给人似曾相识之感。问题其实在“周而复始”地出现。有一种感觉是，媒体的报道和社会民众的关注，与教育问题的解决好像并没有关系。
陈丹青教育的现实，教育的批评，现在变成平行的事物，两者不交叉。二十年来，我想一直有人在批评教育问题，可是教育的现实不理会教育批评，现实不会因此发生改变。二十年来，一种看不见的势力构成今天这种状况：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教育的所有弊端，所有问题，显得那么“活泼健康”，它照常运行，不受社会制约。
熊丙奇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似乎不受任何人干扰。
陈丹青是的。在民国期间，南开大学如果出了问题，南开大学会着手解决，或者把这个问题公诸社会。但这并不等于北大、清华、浙大、交大也出了同样的问题。同样，假如哪天交大出了问题，交大可能又会变成一个焦点，但其他学校会继续做他们的事情。
今天情况不同了。我们批评某个教育问题，哪怕只是局部问题，但这一问题往往体现为全国所有学校的问题。
熊丙奇你请辞清华大学的教授，其实是一个个体行为；你谈的大多也是你们美术工作室的局部问题。但是，你个人的行为，你所在美术工作室的问题，似乎可以放到全国所有大学中去，大家对这样的问题都深有同感。
陈丹青其实我没有资格谈论教育问题。第一，我教书的时间比国内大部分老师短得多。第二，我看到的只是局部问题，譬如招生问题。我的感受只限于自己的工作室。当然，我看出背后的大量问题。这些问题在全国大学中已经司空见惯，所以应该是大家来参与讨论。我辞职，引发这么多议论，其实并不是因为我辞职，而是太久时间没有发生大面积讨论。可是新闻只有时效，时效过后，一切照旧。
熊丙奇对于你的辞职事件，有两种评价，一种是说陈丹青败退，他水土不服；还有一种讲陈丹青的败退是我们教育体制的悲哀，教育体制的耻辱。你觉得哪一种评价更中肯？
陈丹青我在任教第一年就败退了。招生失败，除了败退，没有任何选择。所以五年后我决定辞职并不是败退，而是将自己从不断败退、注定败退的情况中抽身出来，所以我不认为悲哀。
我也不认为这是教育体制的耻辱，全国多少万教师，走个把人，其实正常。
熊丙奇你一进来时有没有想过就撤离？
陈丹青第一，我刚接工作立刻走，非常不礼貌、不负责。第二，我毕竟对国情还是不太了解。在刚刚遭遇局部问题时，你不会去把它设想成是这么普遍的一个大问题，你不应该夸大你的挫折。但是年复一年，我看到这是所有教师早就面临的老问题。这次辞职事件，我所得到的回馈都告诉我，每一所学校，每个教师，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而且，我发现所谓教育问题、文化问题、艺术问题，在当前中国其实是非常次要的问题。
作者补记2005年6月，我与葛剑雄教授谈起陈丹青先生辞职一事。葛教授说：应该各打50大板！陈丹青当画家当得好好的，你来蹚这浑水干啥？我们研究历史的，没办法，只能如此。清华呢（应该是原来的中央美院），也根本不该请他来当教授。画家，没有必要去学院当教授、当博导，画画的，也没有必要去攻读博士、硕士。现在不管搞什么的，都以高学历为荣，记者要读新闻学博士，作家要读中文系博士，干部也纷纷要读研究生、读博士生；教授现在的名声虽然不好，但是大家还是渴望当教授，官场上的、商场上的、舞台上的，都希望能沽一点“教授”的“名”，这其实是一种社会病。葛教授说，不但没必要这般病态地去追求博士学位，而且，大学也没必要人人都要读。
熊丙奇人们都在讲教育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基础，甚至说，如果教育出了问题，它将动摇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将来生存、发展的根基。据我所知，发达国家之所以有今天的发达，在于他们当初重视教育投资，发展教育提高全民素质，直至今天，发达国家的政府依然将发展教育作为政府工作十分重要的内容。为什么在我们这里，教育却变得如此的次要？
第5节：穷国办大教育
陈丹青这就像一个家庭，家长知道孩子顶重要。但他还小，还活着，没关系，家里其他问题比这孩子更紧迫，更重要，更难办。比如说吃饭问题、经济问题等等。中国问题太多了，三农问题、司法问题、上访问题、自然环境问题、台海关系问题，等等等等，你顾不过来，你得先抓最棘手的问题解决。教育问题，只要学校开着，课在上着，出问题就出问题吧，你顾不过来，谁也顾不过来。
熊丙奇如果说在我们国家整体还比较贫穷的时候，我们是“穷国办大教育”，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大家都要有饭吃，还没有办法重视教育，有问题是很正常的，那么，最近几年来应该说我们国家有所发展，经济情况相对来说有很大的好转，即便依然是“穷国办教育”，也应该比过去有一些“进步”，但是，我们发现教育在退步，教育的氛围比以前还差。
作者补记“穷国办大教育”，这是教育界评价今天教育发展的基调，这个基调决定了很多的问题其实都不是“问题”。与此同时，在我们国家，与“穷国办大教育”相对应，有一句口号，叫“再穷也不能穷教育”，感觉教育很受领导重视似的。后来大家发现，越是口号叫得响的，往往越是执行不了，或者执行难度很大。而到现在，有学者已经质疑，“不穷也要穷教育”（《国家财政难道“不穷也要穷教育”？》，王东仁，《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7月1日。）。以下数据来源于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所作的关于２００４年中央决算的报告：２００４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２６３９６�保矗芬谠�，比上年增长２１�保叮ィ�完成预算的１２％；全国财政支出２８４８６�保福挂谠�，增长１５�保叮ィ�完成预算的１０６�保矗ァ８�据报告提供的中央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