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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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近十万人，这个规模已经超过了春秋时期大多数大国之间的战争。除了在外面互相掐以外，各国国内的不同卿大夫，也频繁地发生夺权战争。比如齐国就是因为连续7次的夺权战争，差点导致亡国。而随着卿大夫威权的扩大，那些卿大夫的土地、人口、军队规模也在不断增大，家臣们所执掌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为了不让家臣们有样学样，学自己去架空领导，卿大夫们也势必要在其“国”内进行各种行政上的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把权力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里。

　　春秋卿大夫的“家”内改革，开始于春秋时代中后期，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建立自己的绝对集权。在春秋中后期，卿大夫的改革方式，主要是统一赋税，确立军队的绝对指挥。卿大夫下面的家臣们，一般不具备独立指挥军队和掌握赋税的权力，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于卿大夫的授权，这样一来，封建制中央集权国家的雏形，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卿大夫有了绝对控制的权利。当时的春秋，卿大夫的势力，也就日益牢固起来，成为架空诸侯国君的主要力量，那些卿大夫们，也不再满足于让自己的“家”尾大不掉，相反非常期待能够给自己的“家”前面再加一个字——“国”。

　　而卿大夫们的崛起，还和春秋晚年越来越激烈的奴隶暴动有很大的关系。随着传统奴隶制阶层的瓦解，大规模的奴隶暴动频繁发生，在这样的局面下，奴隶主贵族的实力遭到了进一步的削弱，那些拥有“家”的卿大夫们，顺应这一潮流，采用收买人心、减轻赋税、采取新的土地租赁关系等方式，招募大量的逃亡奴隶为自己所用，甚至有的卿大夫，还主动策动奴隶造反，再趁机从中渔利。比如齐国田氏的田桓子，就是通过策动政敌高氏属地里的奴隶造反，顺利地诛杀了高氏，并将其属地和人口收归己有。而对于当时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们来说，他们并不懂得伦理纲常，也不在乎谁是正统，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谁对自己更好，卿大夫们收买人心，减轻民力的做法，很容易就得到了底层老百姓的心。春秋时候的诸侯国里，那些实力膨胀，尾大不掉的卿大夫们，不管身后的评价如何，在当时他们都是名声非常好，深受底层老百姓欢迎的人，得民心的卿大夫们，也注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他们梦寐以求的江山。

　　【三】

　　卿大夫们夺权的另外一个助推力量，就是士。

　　士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阶层，从奴隶制开始时期，他们就存在，但是很长时间以来，士都是一个非常低级的阶层。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士的地位空前提高，最终成为了卿大夫阶层夺权的利器，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的说法，就是从春秋开始肇始的。

　　士的群体，在夏朝和商朝两朝的时候并不多，只不过是少数奴隶主家中豢养的保镖，他们的地位，也仅仅是比底层的奴隶们稍微高一些，甚至不如城市的平民和自耕农。士的开始崛起，是在西周取代殷商之后。当时的西周政权，就是一个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而西周时代的士，大多数都是西周原始社会末期各路酋长的亲兵武士。随着西周的建立，原来这些原始社会的酋长，一下子变成了新兴的奴隶主贵族，士的身份也就水涨船高。西周时期的士，已经有了和平民们平等的地位，但是他们的真实身份，还是奴隶主贵族的私人财产，只是在当时，他们已经作为一种“批量化产品”存在，不再是夏商时期的稀缺品种，西周时期分封诸侯，与夏商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被分封的每个诸侯，不但可以获得土地，还可以被赐予大量世代为他们效力的“士”，这些士，大多数都是在战场上立有战功的士兵们。这样，原本是仅仅比奴隶高一个等级的士们，就成了西周奴隶主阶层里的最底层，虽然此时的士，已经有了自己的土地和财产，甚至有了高于平民的社会地位，但是在奴隶主贵族内部，他们还是不被人待见的群体。人都是希望被人待见的，渴望得到更多权利的士，在春秋时代开始后，逐渐找到了能够满足他们心愿的主人——卿大夫阶层。

　　士和卿大夫的合作，归根结底，还是由被架空的国君们自己造成的。作为“最弱贵族”，士在国君的眼中还依然是“使用品”，想扔就扔想送人就送人，所以这些士，在春秋早期，经常被国君们用来赏赐属下的卿大夫。一些比较出色的士，因此成了卿大夫的家臣。虽然从行政关系上说，这是从中央“贬”到了地方，但是从身份上说，这却是宁为鸡头不做牛尾。成了卿大夫家“鸡头”的士们，很快如鱼得水，凭借其出色的能力，渐成卿大夫们最为倚重的势力，比起旧奴隶主贵族对士们的不待见，这些新兴的卿大夫们，很注意对士的拉拢，对于那些为他们效力的家臣，他们不但给予地位上的提升，绝对信任的荣宠，更通过通婚等方式，密切双方的联系。士与卿大夫的最早通婚，发生在鲁国季氏，当时的季氏将自己偏房生的女儿嫁给家臣，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但宗法制时期所形成的奴隶制等级关系，也就在这个过程里一步步被打破。

　　在当时春秋的等级体系里，士的地位位居卿大夫之下，位列平民之上，属于春秋社会的中坚力量。在当时的晋国，在晋文公重耳时期，第一次出现了士掌握土地的局面，当时的说法叫“士食田”。《左传》上更记录在鲁桓公时期“士有奴隶子弟”。也就是说这时候的士，不但已经拥有了足够的土地，也拥有了可以供自己驱使的奴隶，成了整个春秋时期的新富阶层。而士的这些所有，大多都是牢牢捆绑在卿大夫的“家”中，是卿大夫集团内部集权体系的附属品。经济地位的提升，也让士的实力进一步增强。春秋时候的士，在参加战斗的时候，他们的武器和粮食都是自备的，在卿大夫实力比较弱的时候，他们只能当炮灰，但是随着卿大夫阶层的崛起，在卿大夫和国君之间的权力博弈中，士，却成了压弯天平的最重要的一棵稻草。

　　在春秋的早期，士固然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和财富，但是他们的角色，只是替奴隶主贵族冲锋陷阵，可以说送死他们要去，黑锅他们也要背，而一旦士阵亡了，个别没良心的奴隶主们，还会趁机收回他们的土地和人口。世态如此炎凉，奴隶贵族控制的士，自然大量流失，与此相反，卿大夫阶层对士却大加笼络，原本在奴隶主贵族内部身份低贱的士，到了卿大夫的“家”中，却得到了绝对的信任和权力，卿大夫“家”内部的家宰等要职，都是由原本地位低下的“士”来担任的，对于士来说，这是一种很强的激励：虽然只是卿大夫的家臣，但一旦卿大夫的“家”变成国家，那么作为家臣的他们，也就能够摇身一变当上公务员，成为地位崇高的“卿”。这样的诱惑力，对于长期遭到歧视的士来说，无疑是非常巨大的。这比土地和金钱更加具有诱惑力。

　　所以在春秋后期，士的追求，就从原先的为奴隶主贵族“执王命”，变成了这时期的“陪臣执王命”。也就是说，打着“执王命”的旗号，真实的做法却是“陪臣”。而且也有很多的士，在长期的积累中，随着实力的提升，开始去反抗自己头顶的卿大夫。比如鲁国季氏的家臣阳高，在背叛自己的主人时，他的手下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小政府，并且自己豢养了大批的家臣，他和季氏的战斗打得异常惨烈，可见当时的士，已经具有了相当强的实力。而且许多的士，在地位提升以后，也开始自由地去选择自己的主人。比如晋国时候著名的“死士豫让”，他最早是范氏的家臣，因为范氏对他很轻慢，所以就离开了范氏，投奔了另一个卿大夫智氏，因为智氏给予了他崇高的礼遇和待遇，所以他之后誓死为智家效力。良禽择木而栖的观念，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在春秋后期，士的变化有两种，一是不再处于奴隶主贵族的底层，相反成为了新兴卿大夫阶层的中坚力量，对于卿大夫来说，谁能拥有出色的士，谁就能在争斗中从此立于不败之地。第二就是士已经不再是奴隶主们可以随意转送的产品，相反拥有了独立的地位，可以自己选择效忠的主人，并且在遭到主人的不公正对待后，他们也有足够的实力进行反抗。对于急于夺权的卿大夫们来说，士既是他们忌惮的力量，又是他们急于拉拢的对象。从利益共同点上说，士和卿大夫有着相同的利益，他们都是从旧体制里脱胎而出的新阶层，传统的国君奴隶主们，是他们共同的敌人。这种利益关系，也使得他们因此结成了统一战线，在后来的卿大夫夺权运动里，士其实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在这个过程中，士本身阶层也在分化瓦解之中，高下的分化特别厉害，比如著名的儒学宗师孔子，他和他的学生都是士，都是穷得叮当响的士，他们周游列国，得不到土地和人口，一生不得志。但是在当时，士已经不仅包括那些横刀立马的武士们，还有武功高强的游侠，更包括了大量文化群体，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几乎都是作为“士”的身份出现的。他们的来源也更加驳杂，比如孔夫子，他的祖先是鲁国的大贵族，但是到他这一代却成了士，等于是破落了。又比如孔子的弟子子贡，他原本只是一个普通平民，但靠着经商致富后，他有了士的身份，而且富可敌国，成为能够带着大批车马招摇过市的“暴发户”。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子路更惨，他是自耕农出身，后来也在鲁国做到了高官，这些鲜明的事实，昭示了整个西周宗法制社会完全崩溃的过程，对于中国新国家体制的确立，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对于春秋时代的伦理纲常冲击最大的，是大批没有任何贵族背景，出身卑微的士，不断有人飞黄腾达，做到诸侯国的高官，卿大夫的家臣，建立自己不朽的功业，这不止是这些人本身的“个人励志故事”，更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变化，中国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从此开始出现了条条缝隙。在这个乱世之中，哪怕是卑微的小人物，也有可能成为凌驾于贵族之上的人上人，这个任何人都能成功的时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代。而受到冲击最厉害的，就是从夏朝时期开始确立的中国世官制度，即官员的世袭制度。比如孔子，他和他的学生都在鲁国做官，但是他们的官职并不是世袭的。因世官制度国家行政体系的划分也因此出现了重大变化。在春秋初期，官员并没有“文官”“武官”的区别，通常都是文武合一的。随着士的出现，尤其是士的身份的分化，大批士进入权力的高层，中国传统行政官职的划分，也开始出现了分化，文职和武职之间的区别日益明显。比如春秋晚期的鲁国、齐国，最早出现了文官和武将之间的区别，同样级别的官员，也从此有了文职和武职的不同分工。而更重要的是，因为大批士的活跃，在当时的各国出现了一批出身于宗法制度之外的，不具备任何世袭官职的武装力量，这些力量往往从属于卿大夫，成为卿大夫扩充权力的重要保证。宗法制的崩溃和新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都是从此开始的。而随着卿大夫权力的日益膨胀，国君被架空，在春秋后期，比如晋国这些国家，他们的国家大权，主要掌握在执政的卿大夫手中。卿大夫们的真实角色，就是国君，而从属于卿大夫的士，即卿大夫的家臣们，也就变成了原来的卿大夫。但是这些人更希望能够获得名分，为了这个名分，大规模推翻原有国君的政变，也就变得不可避免。


　　第十一章　吴越争霸细解读

　　在向戎弭兵之后，作为春秋诸侯争霸“主旋律”的晋楚战争，已经基本停止了，大规模的争霸战争暂时停歇，但是局部战争却依然在继续。北边的晋国和齐国之间时有战争发生，南方的楚国和吴国也爆发了军事冲突。实际上，春秋诸侯的争霸，并没有真正偃旗息鼓，只是转移了主战场而已。而春秋晚期的争霸主角，也由早先的晋国、楚国、齐国、秦国，转化为这时期的吴越两国。

　　说到吴越两国，后人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伍子胥攻破楚国国都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说陌生，是因为长期以来，许多历史资料中并没有讲明这两个国家的来龙去脉。对于不熟悉春秋历史的朋友来说，他们仿佛是突然冒出来的新势力。其实这两个春秋战国早期的小角色，却是历史悠久的诸侯。在弭兵之会后，晋国和楚国都已经无力再继续争霸战争，中原大地获得了暂时的平静，争霸战争的主战场，却转到了中国东部的江南地区——吴越争霸。这两个早期的小角色，却是晚期春秋争霸的主角。

　　【一】

　　吴越霸业中第一个冒头的，是吴国。与一直压在他们头上的楚国相比，吴国虽然比较小，却是一个根正苗红的诸侯国。

　　吴国的政治中心，就在今天的江苏苏州一带，吴国人的祖先，就是周文王的叔叔季历。当年在周王室的内部争权中，季历这一支宗族逃到了江苏南部，在当地扎根安家，和当地的“荆蛮”杂居，并在当地蛮族的拥戴下立国。到了吴国第五代君主周章在位的时期，西周王朝已经建立，西周开国国王周武王得知吴国立国之后，索性顺水推舟，册封他为当地的诸侯，此外周章的弟弟被封在虞国，成为虞国的国君。虽然是根正苗红的周王室宗族，但在中原诸侯眼里，吴国同样一度是“蛮夷”。当时的江南地区蛮族林立，生产力落后，吴国的经济实力和国土版图，都无法和中原诸侯国相比，春秋早期，吴国露脸的机会很少，大多数时候都是看热闹的角色，没有实力参加中原争霸。

　　吴国开始冒头，是从春秋中期开始的。当时的吴国，经过几代君王的励精图治，已经是春秋列国中的“中等发达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吴国虽然一直被看作“蛮夷”，但历代国君执行的，都是“华夏化”的政策，努力学习中原先进的礼仪，文化制度，并积极学习中原的农业生产经验，吴国实力的壮大，起于他们积极在江南推广农耕文化，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到了春秋中期，吴国的礼仪、经济、文化，都基本与中原诸侯国无异，已经是一个华夏化的文明国家。春秋中期，吴国开始了第一次北上扩张，他们向北攻打中原小国朱国，并且顺势杀入到鲁国境内，一路势不可挡，后来在齐国的干涉下，才不得不退兵。当时鲁国的执政者季文子感叹：“中国不振作，以至蛮夷入侵。”此时在中原士大夫眼里，吴国虽然是周王室后代，却还是一个蛮夷国家。

　　但此时的吴国，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已经相当发达。当时吴国的冶炼业独步春秋诸国，吴国青铜剑的锋利程度，也是远近闻名的。吴国本土也开垦了大量的荒地，值得一提的是，吴国还完成了春秋时期著名的水利工程——刊沟。它连接了长江与淮河，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条著名的人工运河，后来隋炀帝开挖京杭大运河时，也首先选择了疏通这一条水道。这时期的吴国，已然成为一个经济繁荣，军事实力强大的新兴势力。在晋国楚国实力衰弱的局面下，吴国注定会有扮演主角的一天。

　　最先体会到吴国实力的，就是楚国，这是吴国的老邻居。春秋早期楚国扩张时，吴国一度被打得很惨，甚至吴地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楚国占有。但吴国人非常顽强，楚国虽然数次动兵，却不能将吴国彻底平灭，相反吴国却越战越强，成为楚国的大敌。在弭兵会议召开的时候，吴国已经开始转守为攻，不断骚扰楚国边境了。吴国的崛起，也引起了楚国的宿敌晋国的注意，吴王寿在位的时候，和晋国正式互通使节，建立了联盟关系，晋国大臣申巫臣还帮助吴国训练军队。尤其重要的是，在和晋国建交之前，吴国军队还是以步兵为主，这种部队组合方式应付山地战绰绰有余，却无法抵御中原诸侯的战车。申巫臣将战车作战的战法以及战车的制造方法都告知了吴国，这在吴国军事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在晋国和吴国建交以前，吴国名义上还是楚国的附属国，虽然小有摩擦，但大多数时间还是听命于楚国，在晋国的策动下，吴国与楚国之间战争的规模日益扩大，获胜的次数日益增多，楚国之所以接受“弭兵”的要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吴国的掣肘和攻击。

　　虽然地位日益重要，但这时期的吴国，在春秋版图里还只是一个搅局者，并非主角，他成为主角，源于一个事件：公元前514年的公子光刺杀事件。

　　这个事件说来话长，简单点说，就是楚国在位的楚平王听信谗言，废掉了原来的太子建，杀害了太子建的师傅伍奢，伍奢的儿子伍子胥亡命到了吴国，为报血海深仇，伍子胥决心借吴国之手来灭楚。但这时期的吴国，在位的国君是吴王僚，这不是一个胸怀大志的英主。吴国的国力也暂难与楚国抗衡，为了达到目的，伍子胥与吴国宗室公子光合谋，启用刺客专诸刺杀了吴王僚，拥戴公子光登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子光刺杀事件”。之后公子光成为吴国国君，他就是吴王阖闾。

　　吴王阖闾在位的时期，是吴国霸业达到顶点的时代。这时期的吴国，要想争霸，尤其是要想击败强大的邻居楚国，面临的困难还是很大的。一是地方狭小，战略空间有限；二是经济落后；三是军事力量差距太大。吴王阖闾的政策，首先在于稳定内政，他任命伍子胥为相国，发展生产，伍子胥在这时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兴修了江南地区的水利系统，江南地区“鱼米之乡”的地位，就是从这时期开始形成。与此同时，吴国大力奖励垦荒，拓展荒地。值得一提的还有另一个人——伯喜。此人也是楚国逃亡贵族，经过伍子胥的推荐被任命为大夫，一直以来，他都被看做一个奸诈小人。但此人能力极强，吴国发展经济的种种方略，大多由他参与执行，特别是后来吴国的历次用兵，他对保证物资供应，转运粮草等贡献颇多，是个称职的“后勤部长”。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阖闾也没有忘记对军队的整顿，大军事家孙武因伍子胥的推荐被任命为将军。孙武到任后，首先整肃军纪，杀掉了不服从军令的阖闾宠妃，树立了军中的绝对权威，继而制定了严格的军事条令，使原本涣散的吴军，渐成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

　　饶是如此，小小的吴国想战胜强大的楚国，依然是很困难的。楚国地广人多，可以募集百万军队，中原诸侯联合抗楚尚且困难，以吴国一国的实力又谈何容易？吴国的主要策略是剪除楚国的羽翼。在与楚国全面开战前，吴国已经北上灭掉了原本附属于楚国的许国，并迫使蔡国、唐国倒向吴国。此时势力衰弱的楚国，对这一切虽然郁闷，却无可奈何。到了公元前506年，楚平王去世后楚国内乱，讨伐楚国的时机成熟，吴军以孙武为大将，伍子胥为副将，沿着淮水流域西征，以6万大军向楚国的百万大军开战。在这场战争中，吴国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以大军事家孙武领军，一路牵着楚国鼻子走，五战五捷，相继重创楚国主力。特别是在柏举之战中，通过各个击破吃掉了楚军主力，大破楚国数倍于己的大军，一举攻克楚国首都郢都。春秋时代的超级大国楚国，就这样被吴国端了老窝。

　　郢都之战，让吴国的威望达到了顶点，之后虽然楚国在秦国的帮助下成功复国，但元气大伤，暂时退出了春秋争霸的舞台。此时北方的诸侯国中，晋国苦于内乱，齐国势力衰微，秦国偏安西北，放眼望去，似乎已经无人能和吴国抗衡。但新的对手，却在吴国霸业达到顶点的时候悄然出现了。就在吴王阖闾驻兵楚国，享受着横扫天下的快意时，却不料后院起火，吴国南方的越国趁机偷袭吴国老窝，阖闾不得不回兵救援，彻底灭掉楚国的机会，就这样功亏一篑。

　　不甘心的阖闾，决心解决越国这个麻烦。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亲率大军征讨越国。吴国开局顺利，节节胜利。但越国国君勾践也不是省油的灯，在浙江嘉兴南部设伏，一举击败吴军，吴王阖闾本人也在战斗中受伤，归国之后不久就去世了，结束了他短暂的霸王生涯。

　　这个在吴王阖闾霸业顶点时期，给予他致命一击的越国，又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呢？

　　【二】

　　越国同样是春秋早期的一个小角色，比起吴国的“根正苗红”来，他们的身份很不起眼。按照许多史料的说法，越国的宗族，是大禹的后代，被夏朝的少康封在了浙江会稽地区。也有说法是，越国的宗族是楚国王室的一支，所以在南方的版图范围里，吴国亲晋国，越国亲楚国。与吴国相比，越国，确实是春秋时代一个位置更加偏远的诸侯国。

　　越国的强大，和吴国基本是同一时间段，也就是春秋的中期。但比起吴国的地理位置来，越国要想北进争霸，吴国却是他们必须要突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