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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青史尽成灰-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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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要了解田氏代齐的来龙去脉，需得从事件的主角——田氏家族说起。
对于齐国来说，田氏家族其实是个外来户，田氏家族本来姓陈，是春秋时期陈国国君的后人，因为陈国发生变乱，他们避难到了齐国，此后几经发展，成为了齐国的重要宗族之一。
田氏逃亡到齐国，是公元前672年齐桓公在位时期。当时的田氏祖先，就是陈国公子陈完，早在陈完出生的时候，就有算命先生为他算过一卦，大体意思是说这个孩子的子孙将来要建立一个国家，但这个国家会在陈国之外，按照卦象的指示，这个国家的诞生地，就是齐国。后来陈国内乱，陈完逃亡到齐国。齐桓公知道后，对陈完很器重，任命他为管理百工的公正。在这个职位上，陈完夹起尾巴做人，工作兢兢业业，待人接物谦虚有礼，很快在齐国站住了脚。而真正确立他在齐国贵族地位的事件，是他和齐国宗族懿仲的联姻。作为齐国宗族的懿仲，在决定把女儿嫁给陈完之前，也曾找人算过一卦，得到的结果是这个陈完的子孙在5代之后就要昌盛发达，八代之后其在齐国的地位，无人可比。这个算卦结果让懿仲打定了主意，把女儿许配给了陈完，就这样，改为田姓的陈完家族，从此确立了和齐国王室的姻亲关系。
正如卦象上所说，陈完家族开始兴盛，起于陈完身后的第五代。陈完的五世孙陈虚无被齐庄公册封为正卿，这个家族也因此取得了在齐国国内和高、鲍等世家大族平等的高贵地位。陈虚无去世后，他的儿子田桓子继承了爵位，此人，正是田氏代齐过程中的一大关键人物。
田桓子继承爵位的时代，是姜氏齐国历史上最乱的一段时期。这时期的齐国连遭内乱，几任国君被杀，田桓子早期联合晏婴，推翻了崔杼、庆丰等士大夫势力，扶植齐景公登基，田家因此成为齐国贵族中的勋贵之一。之后的齐景公当政期间，是齐国又一段回光返照时期。齐景公任用贤相晏婴，几十年来励精图治，意图重新恢复齐国的霸权地位，齐国的经济、生产得到迅速发展。而齐景公本人，是一个权力欲很强的人，他对于多年以来齐国宗族当道，王室衰微的局面很不满意，因此上台初期，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清理齐国的当道勋贵上，根基甚浅的田桓子，就成了他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打手。公元前532年，齐景公借田桓子之手驱逐了此时齐国把持国家大权的栾、高两大家族，并且迅速平定掉他们的势力，为齐景公立下头功，也踢开了田家夺权之路的第一块绊脚石。其在齐国的政治地位，开始蒸蒸日上。
与蒸蒸日上的政治地位相对应的，还有田家蒸蒸日上的经济实力。齐景公在位时期的春秋时代，是弭兵之会结束后的暂时和平期，中原诸国的战乱大为减少，各国都把主要精力放在整顿内政和发展生产上，齐国尤其如此。但是在新兴封建制经济勃兴的局面下，田桓子顺应形势，很快采取了新的发展模式。他采用减轻租税的方式，招募农民前来投奔，特别是在收租子的时候，他特意设计了一套新工具，采取小斗进，大斗出的方式，给老百姓以实惠，这和当时齐国旧贵族的残酷剥削形成了鲜明对比。所以齐国的老百姓们纷纷投奔到他的门下，一时间“归之如流水”，他的这些做法，一方面使田桓子迅速增强了家族的实力，积累了后来颠覆齐国政权的本钱；另一方面大批的老百姓宁可逃亡，也要附身在田桓子的门下，这些老百姓，在当时叫做“隐民”，他们的逃亡，使得齐国能够缴纳赋税的老百姓数量大为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以及齐国政府对财政的控制权，从此都大为削弱。
而这时期在位的齐景公，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外重树霸权上，他所采用的方式，还是以和平为主，通过和晋国、楚国等大国的“和平对话”，以齐国日益强大的经济政治实力压服对方。公元前530年开始，齐景公首先通过外交手段，和晋国、楚国等国国君接触，参加了公元前529年晋国与楚国举行的平丘会盟。之后开始了对外用兵，相继平灭了周围的莒国、徐国等国家，开始趁楚国实力衰弱的机会，与晋国争夺北方的霸权。公元前502年，齐景公在经过了几十年准备后，终于同晋国开战，齐国以猛虎下山之势，一举拔除了晋国重镇聊城，之后迫使晋国的盟友鲁国与齐国结盟，北方的局势，形成了齐国一家独大的局面。之后的12年里，齐景公通过扶植晋国权臣傀儡，以及主动进攻的方式，数次发起对晋国的战争，虽然节节胜利，但除了加剧了晋国内部的分裂外，却始终没有彻底战胜晋国。公元前490年，齐景公去世。
齐景公在位的57年，前半段一直在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最后的10年破茧而出，与晋国大打出手，这也是春秋时代齐国最后的风光。而就在这风光之下，田桓子一脉势力也在悄悄做大。对田桓子的威胁，齐国君臣也不是完全没有察觉。比如辅佐齐景公的良相晏婴，就曾多次劝说齐景公采取行动，但齐景公总是敷衍，他的主要精力，还是希望在有生之年实现齐桓公的霸业，至于身后的事，哪管他洪水滔天。田桓子是早于齐景公去世的，但他又有一个杰出的儿子——田乞。结果齐景公尸骨未寒，田乞就联合士大夫发动政变，驱逐了齐国从齐桓公开始确立的两大宗族——国氏和高氏，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政变的成功，源自田氏得到了当时临淄“国人”的支持，田家几代收买人心的举动，这时候开始得到回报，不但诸多士大夫倒向他们一边，城中的百姓还自发的帮助他们。政变成功后，田乞拥戴齐悼公即位，自封为国相，从此把持了齐国的大权。
【二】
田乞成功夺权，拥戴齐悼公，是田氏代齐的开始，但是这时候的田氏，距离夺取政权，却还有一段路要走。
此时的齐国，齐悼公完全倚重于田乞。但是国内的旧宗族势力仍在，田氏虽然控制了军事、经济、政治大权，却还不能任意行事。这段时期，田氏权威的日益扩大，已成傀儡的齐国国君们，当然也不甘心大权旁落，齐悼公做了4年傀儡后，被鲍氏杀死了，而田乞也在同时期过世，田氏的下一个掌舵人，就是姜氏齐国的真正掘墓人——田常。
齐悼公过世后，即位的齐简公，是由当时的齐国宗族共同推举上去的，比起前任齐悼公来，齐简公的权力要大得多，这时候继承爵位的田常，被齐简公任命为右相，依然属于掌握大权的人物。可是担任左相掣肘他的，就是另一个官员监止，这时期的齐简公雄心勃勃，意图解决田氏尾大不掉的问题，而田氏多年来大权独揽，也引起了许多旧贵族的不满。一股反对田氏的暗流，正在形成。
对这样的局面，田常自然不能漠视。比起祖父田桓子和父亲田乞来，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但像祖父一样会收买人心，也有父亲的果敢。齐简公登基后的四年里，田常一面延续了祖父收买人心的政策，继续通过减轻租税，在封地内实行仁政的做法，招揽大批百姓前来投靠，而比他祖父父亲两代做的更出色的，就是他加强田氏宗族内部的团结，整合田氏宗族的力量。对田氏宗族里的杰出人物，他也广泛招揽，委以重任，很快形成了一套更加强大的政治班底，如果说在他之前的田氏历代英杰们，都是通过联合旧贵族的方式一步步扩大权力的话，这时期的田氏家族，已经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了。
到了公元前481年，图穷匕见的时刻终于到了，田常于是年夏天发动了政变，对齐简公展开了攻击，其实这时候田常完全属于“赌一把”。当时忠诚于齐简公的大臣以及军队还是很多的，只要齐简公能够当机立断，集合所有反对田氏的力量发起反扑，这时候的田氏还是无力对抗的。齐简公的反应起初很果断，准备亲自主持镇压叛乱，宣布田氏的罪状，但临近行动的时候却犹豫了。田常起先的表现，远没有父兄那样的果敢。当监止率领的政府军向他进攻时，田常抵抗不力，甚至想过逃命，关键时刻他的族人田行拽住了他，要他千万不能优柔寡断。在田行的激励之下，田常索性决死一搏，带头率兵冲杀，一举击溃了监止。闻听监止兵败，此时尚有力量抵抗的齐简公立刻吓破了胆，当场扔下随从们逃往藤县，却没逃掉，被抓了回来。而那些忠诚于齐简公的大臣们，随后也陆续被田常逮捕，田常对旧贵族采取了严苛的打压政策，将齐国的旧贵族尽数杀戮，包括当年与他一起夺权的盟友鲍氏等贵族尽皆灭族。田氏代齐的天王山战役，就在这样的偶然与必然中完成了。
杀掉齐简公的田常，此后又立齐简公的弟弟为齐平公，他自己以国相的身份继续掌握大权。这时期他的政策，除了推进封建化改革，发展生产外，最重要的就是对外寻找盟友。他和此时晋国新兴的势力赵氏、魏氏、韩氏都建立了友好关系，相互之间互相承认对方的地位，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为了争取他们的支持，更把原先占有他们的土地归还给了他们。对南方正咄咄逼人的吴国，他也采取隐忍政策，主动遣使通好。但这时候的中国，宗法制的社会结构并未完全消失，废除国君依然是大逆不道的行为。田常虽然大权独揽，但终其一生，也没敢走出这最后一步。
田常去世后，田氏掌握政权的局面，又持续了69年。他的儿子田盘拥立了齐宣公，孙子田和拥立了齐康公。这期间田氏的威权日益扩大，田家宗族的各类人物，已经陆续接替了齐国旧贵族地位，以新贵族的身份把持了国家大政，田氏的接班，已经是时间问题。
这个接班的时间，最终在公元前392年到来了，这一年田和将傀儡国君齐康公迁移到了海边居住，随后通过与他一直要好的魏文侯向周天子上奏，要求按照三家瓜分晋国的例子，册封他为齐国的国君。公元前386年，田和正式成为齐国国君，田氏代齐的过程，就此彻底完成了。
在春秋到战国的过渡阶段，地主阶级抢班夺权的行动很多，但田氏代齐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一环。三家瓜分晋国的行动，虽然开天辟地，但毕竟是三家权臣势力均衡的产物。以一家权臣独大的形势，最终完成一个国家从里到外的改朝换代，田氏代齐开了一个先例，它的成功，也标志着西周时期建立的宗法秩序彻底崩溃。承认田氏代齐既定事实的周王室，不知是否预感到下一个事实：最终被取代的，就是周天子自己。
第十五章 战国变法的“祖师爷”——李悝
春秋到战国时代，后期的夺权方式，就是变法。无论是那些改变了国君宗族的诸侯，还是保留了国君名号的诸侯，在这个大变革时代要想生存下来，变法都成为唯一的选择，不变法者，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被淘汰。
说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变法，在战国的早期，是当时中国各诸侯国中的“时尚”，几乎所有强大的诸侯国，都采取了各种变法的措施。现代人耳熟能详的，包括魏国和楚国的吴起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但各类变法运动中，真正具有开天辟地意义，并成为之后战国诸侯变法“范本”的，却是最早的魏国李悝变法。
【一】
李悝变法，起于战国时期的新兴国家魏国。作为从晋国分离出来的魏国，立国初期的运气很不好，魏国的国土，包括今天的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以及陕西、河北的部分地区，基本都位于中原的腹地，分到这样的领土，在战国群雄并起的局面下，地利上的劣势是显而易见的。魏国的东面是齐国，西面是秦国，南面是楚国，北面是赵国，夹在中间的魏国，可以说是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这样的局面下，要生存下来，环境是非常艰难的。
但幸运的是，魏国的第一代开国之君，是这时期中国各诸侯国里最杰出的君主魏文侯。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国的国君，被周天子承认，完成了三家瓜分晋国的最后一步，这其中最杰出的人物，就是魏国的国君魏文侯。在当时的诸侯国君中，他是以善于礼贤下士，眼光独特著称的。如同当年的晋文公一样，他的身边也聚集了一批杰出的人才。比如子夏这样的儒家学者，吴起这样继孙武之后的杰出军事家，还有西门豹这样善于治理地方的英才。比起魏国劣势的地理条件，魏文侯的人才储备，却是绝对的优势。
但这其中，最著名的却是李悝。不仅仅对于魏国，即使对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他都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
李悝是子夏的学生，现代留存的各类史料里，有关他的记录少之又少。甚至连著名的《史记》上，都没有他的传记。之所以如此默默无闻，主要还是因为魏国的霸业最终只是昙花一现，而后来吴起变法的悲壮殉难，商鞅变法的异军突起，都大大盖过了他的锋芒。但是这无法掩盖他的重要地位，李悝的变法内容，奠定了战国时期整个中国大变革的雏形，在这个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期，它是历史的先声。
而从当时的局面看，标志着奴隶制最终消亡、封建制度最终确立的战国变法，最适合的发生地，也只能是魏国。因为相比于其他国家旧贵族势力强大的局面，从原先晋国脱胎而出的韩赵魏三国，本身就是新兴的国家。这时期的齐国，正在完成田氏代齐的最后过渡；西边的秦国，不但尚无东进的进取心，本国的大权也主要把持在旧贵族的手里。而三个新兴的国家中，韩赵两国的君主，在能力和眼光上，更远远不能和魏文侯相比。更何况，魏国此时面临的生存局面，比其他两个新兴国家都要严重得多，生存的压力，也使得魏国必须要选择变法图强的道路。
而当时的魏国，在变法之前面临的局面，也可以用内外交困来形容。外部环境上，诸侯之间的征战日烈，外部的军事压力日益增大；内部经济上，魏国本身就是晋国中相对落后的地区，在富庶程度上，魏国不如韩国，在军力的强悍程度上，魏国又不如赵国。这样的压力下，魏国必须采取措施，走变法图强的道路。而李悝，就是完成这个使命的最合适人选。
在魏国立国的早期，李悝并不在魏国的权力中枢之中，他曾经担任过中山相和上地守，这两个地方，都是在毗邻秦国的西北边境上。早年的李悝，曾经多次率军和秦国交战，而他得到魏文侯的赏识，一是因为他的老师子夏是魏文侯的重臣，二则是因为他的变法思想，切中了魏国的时弊。
在经历了数年地方官磨砺后，李悝最终成为魏国重臣，开始全面推行他的变法主张。他的变法内容主要包括四大项：第一是废除奴隶制时代的世袭制度，根据能力来选拔官吏，取消旧贵族原本享受的世袭俸禄，用来招募贤才，发展生产。第二是正式废除了中国传统的井田制，采取“尽地利之教”的政策，鼓励老百姓垦荒，废除原本井田制制度下的土地界限，允许土地私有买卖。同时对国家境内的所有土地进行测评，估算国家的土地产量，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按照土地的贫瘠标准，分配给农民土地，鼓励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第三是实行法治，建立完备的魏国法律，对于国家法令、政府职能、官员的升迁奖惩、军功的奖励，都做了最完备的规定，这个法律的名字叫《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封建制度下的法律。第四就是改革军事制度，建立“武卒”制，即对军队的士兵进行考核，奖励其中的优秀者，并且按照不同士兵的作战特点，重新将他们进行队伍编排，发挥军队的作战优势。
这四项措施，从表面上看，似乎平淡无奇，但真实的意义，却影响深远。李悝变法的第一条，是对残存的奴隶贵族世袭制度的最后颠覆。在经过了春秋末年的一系列动荡之后，传统的奴隶主贵族，势力早已经日益萎缩，而西周时代传承下来的奴隶世袭制，就是他们最后一层遮羞布，凭借这个制度，他们在战国的早期，还能够保持表面尊崇的地位。世袭制的废除，使他们最终被历史所淘汰，彻底淡出了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与此同时，魏国用原本奉养这些社会寄生虫的开支，用来向各国招纳贤才，从此以后很长时间，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几乎都把魏国作为建功立业的首选。魏文侯统治时期的魏国，由此了英才荟萃的局面。李悝变法的第二条，是对中国传统井田制度的最后颠覆。井田制度经过春秋时代的连续动荡，早已经名存实亡，也成为奴隶主贵族维护封建制度的一个口实。尽地利之教的实施，使魏国的土地面积在这一时期如滚雪球一般增长。传统的奴隶主贵族经济被彻底打破，大批原本属于奴隶主贵族的庄田，通过开阡陌的方式转入了新兴地主阶级和农民的手中。魏国经济的全面转型，在此过程里完成。李悝变法的第三条，影响更加深远。李悝制定的《法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雏形法典，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方方面面的建制，虽然其内容在今天已经失传，但是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里，它都是被后世各类学者推崇的法律典范。第四条的作用，对于当时的魏国是最直接的。通过武卒制度的确立，魏国拥有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在当时的战国军事界，有“齐之技击不可遇魏之武卒”的说法，即魏国的武卒战斗力，一度是整个战国版图上最强大的。这四条的实施，不但在当时成就了魏国的腾飞，也成为不久的将来，诸多变法家奔走列国，进行变法图强的内容范本。
【二】
作为战国时代最早的变法，李悝变法的效果是成功的。
在三家分晋的局面形成以后，三国中最早走上扩张道路的，是赵国和韩国，两个国家都企图趁着国家初兴的机会趁热打铁，尽可能地扩展地盘。但现实是残酷的，当魏国埋头发展的时候，韩赵两国在对外战争中处处碰壁，赵国多次被秦国击败，韩国更受到了齐国和楚国的夹击，立国没有多久，生存局面却陡然艰难了起来。外战打不好，韩赵两国还想内斗，都想着兼并掉对方的土地。在魏文侯埋头发展的时候，韩国和赵国都曾经通过外交渠道找到魏文侯，提出和魏文侯合作，兼并掉对方的国土。对这些要求，魏文侯不但拒绝，更苦口婆心地劝说，提出现在三晋国家，当务之急不是内斗，而是集中力量，对外进行扩张。只要三家能够相互呼应，共同进退，就能在残酷的诸侯争霸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看看最后秦灭六国的历史，不得不承认，魏文侯在这方面的眼光，是相当准的。
在团结了韩赵二国之后，经过20多年的休养生息，公元前419年，魏国开始了扩张之路，他们的打击重点，就是西面的秦国。虽然晋国已经成为“过去式”，但继晋国后崛起的魏国，依然延续了晋国时代对秦国的挤压政策。像秦国这样一个尚武成风、战争潜力巨大的国家，必须牢牢地把他堵在关中平原之内。一旦让他突破了关中平原的阻碍，对于整个中原诸侯国来说，那都是如洪水猛兽一样的灾难。
公元前419年，魏国首先在少梁铸城，和秦国边军拉锯，但出师不利，魏国虽然占领了少梁，却始终无法消灭秦军，和秦国之间形成了长期相持的局面。关键时刻，魏文侯启用了一个名声不好的将军——吴起。吴起因为当年在鲁国的“杀妻”事件，一直都是正人君子眼中不齿的小人，但魏文侯用人用其长，就看中了他能打仗的优点。这个决定的效果立竿见影。公元前413年，吴起一举攻破了秦国的西河防线，击溃了秦国的西河守军，将整个西河尽数纳入到魏国的版图中来。这场胜利在当时的意义非同小可，魏国占有了秦魏两国边境之间的战略要地，对秦国的战争主动权已经形成，秦国别说是东出进攻中原国家，只要魏国不来进攻，就已经阿弥陀佛了。
西河的失去，引起了秦国上下的震动，咬牙切齿的秦国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西河，但有决心是不够的，李悝变法多年以来的成果显现了出来，魏国凭借其远远优于秦国的经济实力，可以在战争中大打消耗战，借此来拖垮秦国人。到了公元前408年，魏国不但占有了河西地区，更向北占领了陕西代郡，向南夺取了河南三门峡，秦国从关中进入中原的所有要道，至此完全被魏国人堵死。秦国不得不暂时放弃了收复西河的打算，转而在边境修筑堡垒，防御魏国的进攻。魏强秦弱的局面，成了战国初期双方实力对比的写照。
在压制秦国的同时，魏文侯也对南方的另一大强国楚国、东方的齐国进行了打击。公元前405年，趁齐国田氏宗族内部发生内乱的机会，魏文侯联合赵韩两国出兵，斩杀齐国军队3万人。占领了齐国物产丰富的鲁西南地区，特别是收复了齐景公当年占领的晋国重镇聊城。此战的胜利，使此时正在忙着“代齐”的田氏家族，再次选择了对魏国的暂时臣服。齐国后来向周天子要求册立的文书，也是托魏文侯代呈的。而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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