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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青史尽成灰-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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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孙膑是扭转齐魏战争战局的关键人物，不只因为他的才能，更因为他的作战方式，恰恰切中了魏国的“死穴”。在齐魏两国军队战斗力差距暂时不能拉开的情况下，战胜魏国的办法，也就只有一个：必须要用高出对手一筹的战略眼光，牵着对手鼻子走，想尽办法分散敌人兵力，集中自身优势打歼灭战。可魏国的主将不是莽夫，而是同样足智多谋的庞涓，这个狡猾的统帅外加这支彪悍的军队，也只有孙膑能够对付他。
孙膑到达齐国后，虽然成为军师，却很少抛头露面，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训练军队，提升军队战斗力上。这时期的魏国，在东面挫败齐国，西面阻遏强秦后，开始放心大胆地攻打周边的赵国和韩国。特别是对于赵国，他更志在必得，如果占有了位于中原北面的赵国，对中原诸侯，魏国就会形成“坐北朝南”的优势战略地位，当年的晋国就是凭此称霸江北的。
公元前354年，魏国大举进攻赵国，赵国无奈之下向齐国求救，在经过了多年对魏国的隐忍后，这次齐威王决定出手还击了，他以田忌为大将军，孙膑为军师，率领8万精锐火速驰援。就是在这一战中，孙膑拿出了他独特的“围魏救赵”战法，不去救援赵国被围困的都城，相反率军直扑魏国都城大梁，以攻其必救的战法牵着魏国鼻子走。魏国果然被牵了鼻子，近10万魏军撒丫子玩命赶，在赶到桂陵的时候，被以逸待劳的齐军包了饺子。士气高昂的齐军碰上人困马乏的魏军，自然猛虎下山，战斗没有了悬念，齐国大胜！
桂陵之战是齐国崛起道路上的重要一战，齐国通过此战酣畅淋漓的胜利，不但打破了自身多年的“恐魏症”，更向列国诸侯昭示了自己强大的实力。但魏国的元气并没有因此遭到损耗，就在桂陵之战结束2年后，以为魏国元气大伤的秦国、韩国、赵国、楚国组成联军，赵楚韩三国将魏国主力包围在襄陵，秦国主力大肆攻打魏国西河边城。战斗起初进行得很顺利，多线作战的魏军力不能支，陷入到苦战之中，而秦军在西线的进展也顺利，一路收复沦陷多年的西河失地。但绝境之下的魏军，再次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魏国先是在襄陵大破三国联军，接着火速西进，击退秦国的入侵，短短数日奔波南北，将两线的强敌打了个稀里哗啦。齐国魏国之间的争霸，这时其实还没有分出胜负。
在桂陵之战结束后的十几年间，齐国和魏国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公元前342年之前，魏国通过连续对外战争的胜利，再次确立了他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而齐国却在韬光养晦，静看魏国嚣张。公元前342年，魏国又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齐威王火速出手，再次派遣田忌和孙膑为帅出兵救援，这次孙膑故伎重演，再次故意进攻大梁，迫使魏国回军，但庞涓也学乖了，他们并不急于追击，而是慢慢尾随在齐国军队身后，静静等待着机会到来。机会终于到来了，庞涓发现，齐国军队每天扎营后用的炉灶一天天减少，早习惯军旅生活的他立刻做出一个自信的判断：齐国人在崩溃，在逃跑。得到判断的庞涓火速行动，企图一举将齐国军队尽歼，他带领轻骑兵追杀到马陵道时，却发现再次上当了，这里埋伏着大批的齐国士兵，用弓弩不断地射杀魏国军队。痛悔无比的庞涓感叹：“没想到，我还是让孙膑这小子扬名于诸侯了。”感叹完毕后，他主动冲向齐军阵营，壮烈殉国。
经过桂陵、马陵两战，魏国陆续报销了10多万魏文侯改革后精心打造的精锐作战部队。而齐国的强大，此后与秦国并称为二帝，一度共享霸权，也是顺理成章。
【三】
在齐国本身的崛起过程里，身为“总理”的邹忌居功至伟，但也正在这个过程里，他个人的所作所为遭到了太多非议。
邹忌遭到非议最多的，就是他和田忌的交恶问题，按照《战国策》上的说法，这两位同是齐威王励精图治的股肱之臣，多年以来却“不相交”。史料的说法，是邹忌妒忌田忌和孙膑的大功劳，设计陷害。马陵之战后，田忌和孙膑班师凯旋，邹忌故意设套，假借占卜的名义栽赃陷害，诬陷田忌谋反，结果百口莫辩的田忌逃到了楚国，早就预料到邹忌不怀好意的孙膑，在事前劝说田忌无效后，也借故离开归隐了。拜邹忌所赐，齐国失去了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一个算无遗策的军事家。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在后来许多人眼中，邹忌立下的那些功劳，也就不值一提了。但在许多史料里，我们也看到了另一个邹忌，一个胸襟宽广，效忠国君，匡扶社稷的邹忌。在齐国崛起的整个过程里，他其实是齐国各项国策的设计师，才能是毋庸置疑的。而陷害田忌的行为，与他诸多“善举”比起来，看似很矛盾，但其实也很正常。邹忌性格里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阴柔”，凡事讲究兜圈子，正面不行侧面来，放在进谏上，这叫有智慧，放在整人上，这就是狡猾伪善。陷害田忌的行为，就是其中之一。
但比起刚烈的商鞅来，阴柔的邹忌，下场却好得多，他的阴柔，给国君留下了“尊重领导”的好印象，凡事给足了国君面子，又听话又能干活，这样的好干部自然哪个领导都喜欢，所以齐威王、齐宣王两代君主都对他信任有加，又升官又封侯。却也同样因为他的“阴柔”，齐国的所谓变法，温和的过程导致其效果也是阴柔的。和秦国比起来，齐国变法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在行政制度建设和司法建设上，比起商鞅变法来都差距甚远。这样的差别，决定了齐国的变法，只能依赖于国君个人的素质，而不是整个制度的制约。就是这个差距，决定了齐国不可能在战国逐鹿中笑到最后。
第十八章 商鞅怎么改变了秦国
战国时代的变法不少，南北各诸侯国都搞得轰轰烈烈，但是其中公认最成功的，就是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的成功与伟大意义，各类史料上都阐述过很多次了，但是关于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许多人都笼统地总结为秦国国君的支持，商鞅个人的政策和决心，以及其卓越的行政能力。但对比真实的历史，这些看法都略显粗糙。为什么商鞅变法取得了最大的成功，为什么只有秦国的变法能够保持恒久的强大，无论对于过去还是将来，这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
放在当时的背景下，商鞅变法的整个经过，甚至可以被看做是一场童话般的奇迹。商鞅进入秦国以前，列国的变法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唯独秦国还是一片安静。有能力变法图强，开创大业的青年才俊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跨过函谷关，进入秦国这个神秘的国家。因为在所有人的眼里，在秦国实现变法，几乎是不可能的，秦国经济条件落后贫穷，奴隶制贵族势力强大，民风野蛮彪悍，在中原人眼里，同属华夏族的秦人，在当时却是不开化的野蛮人，这样的国家，自然没有人敢涉足。但是商鞅敢，他勇敢地走了进来，最后虽然客死秦邦，但他的变法成功了，他缔造了强大的秦国，成就了秦国横扫六合、灭亡六国的辉煌，无论在生前还是身后，他的这段人生，都被看做一段不可思议的奇迹。
可是，商鞅为什么能创造这样的奇迹？
【一】
说起商鞅能够创造奇迹的原因，第一条很简单，他去的是秦国，宛如一张白纸的秦国。
当时的秦国，既穷又落后，比起中原诸国来，是一张一穷二白的白纸。这时期的秦国，虽然农耕经济已经成为主要方式，但关中平原地广人稀，有五分之三的土地还没有被开发，秦国的农业生产水平，比起中原六国来差距很大。无论是经济的发展程度，还是文明程度，都远远落后于中原国家。而在秦国内部，战国早期的统治矛盾也异常尖锐，大批的奴隶开始成群抗暴，他们有的集体逃亡，有的啸聚山林为盗。在封建化程度上，秦国也同样落后得多，鲁国早在公元前594年就实行了封建化的税收政策——初亩税，秦国到公元前408年，才由彼时在位的秦简公推行了这个政策。比起中原诸国可以自上而下的实行变法改革，秦国的国君权力上却有限得很，战国早期秦国国君的废立都由旧贵族操纵。这样的局面下，要想实现改革，何其难？
但是也同样是秦国的这些条件，让他具备了改革成功的天然优势。首先，秦国经济落后，制度落后，带来的结果就是他们没有中原诸侯国那样严密的奴隶制国家体系。秦国虽然在百里奚时期就引进周朝的礼法，想成为文明国家，但是在国家政治体制的成熟度上，比起中原各国的旧有奴隶制框架，都要差得很远。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改革，虽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阻力，但是比起整个行政体制的阻挠，旧贵族个人的阻挠显然是容易应付的。而秦国虽然生产组织机构松散，生产落后，但是秦国的经济潜力却是巨大的。关中平原土地富饶，只要能够改革生产方式，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短时间内就可以实现秦国生产的迅速腾飞，立竿见影的改革效果，会使改革早期的障碍变得一马平川。
秦国变法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他们的文化。在中原人眼里，秦国人是不开化的“蛮夷”，因为是“蛮夷”，秦国的旧贵族，头脑中条条框框的旧观念要少得多。在这样一个松散的旧体制上，推倒重来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体制，显然要比在齐国这样一个有悠久文化与历史传承的国家进行改革容易得多。比如齐国的改革家邹忌，他之所以采取讽谏的方式推行自己的主张，并且所有的改革内容表面上都不涉及齐国国家行政体制的转变，正是慑于这种根深蒂固的旧体制压力。
秦国改革成功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力主改革的秦孝公本人。纵观当时所有诸侯国的国君，几乎找不到一个像秦孝公一样，具有如此坚定改革决心的国君。他能够给予改革者全力支持和毫无保留的信任，这是任何一个改革者在其他国家，都无法得到的。
这种毫无保留的支持，无可复制的信任，来自于秦孝公个人的性格，更来自他独特的身世。
秦孝公的家世很特殊，他原本不是秦国王室的正统继承人。他的家族是秦国王室宗族中较偏的一支，秦孝公的父亲公子连，早年就因为主张改革，触动了国内旧贵族的利益，被赶出国境。后来公子连不屈不挠，利用秦国发生政变的机会突然回国，在经过苦战后夺取了国君之位。这次政变凶险万状，当时的守旧派已经部署了军队埋伏在边境，准备随时杀掉他，好在军队中支持他的军官临阵倒戈，这才铤而走险夺权成功。公子连即秦国历史上的秦献公，他在位期间废除了野蛮的殉葬制度，制定了五家一伍的保甲制度，并且开始初步推广郡县制，在全国设立了四个县来试点。可惜他的运气很不好，这时候的秦国，东面面临魏国的威胁。此时魏国正处于魏文侯改革后最强大的时期，秦国在对魏国战争里，连战连败，丢失了整个西河地区。改革时代的参与者们，大多没有长远眼光，对改革的看法一向都是功利的，秦献公对外战争的失败，也成为保守派质疑改革的理由。公元前362年，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秦献公在忧愤中死去，21岁的儿子渠梁即位，就是后来缔造了秦国变法的秦孝公。
秦孝公虽然年轻，但是家族的传承，父亲为改革辛苦奔忙的一生，他早就了然于心，而他也是一个胸有大志的人，改革的成功与否，不仅关系着秦国的强大，更关系着父亲的遗愿。所以，秦孝公在登基后，连续多次发布了求贤告示，希望能招揽到推动改革的人才，他将给这个人才毫无保留的信任，让他帮助自己缔造一个强大的大秦帝国。他很快等到了这个人才——商鞅。
对于秦国这个有着特殊成功条件的国家来说，商鞅，也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人物。商鞅原名公孙鞅，是卫国贵族的后人，在西奔秦国之前，他曾经在魏国相国公叔座身边做谋士，那时正是魏惠王登基的早期，身为相国的公叔座，许多重要的谋略，其实都来自作为他高参的商鞅。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商鞅真正接触到了当时战国最强大国家的核心行政机构，他的施政经验和视野，都来自于这段时光。从师承上说，商鞅承袭自李悝的法家学说，对李悝的《法经》非常推崇，并且精心研究，在漫长的思考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施政改革理念。这样一个有深厚理论积淀和丰富施政经验的人物，才是改革者中的最好人选。
商鞅来秦国之前，有两个偶然因素，让他差点来不了秦国，一是长期欣赏商鞅才华的公叔座，临终前将商鞅推荐给了魏惠王，如果魏惠王能够认可公叔座的推荐，那么恐怕就没有强大的大秦帝国了，但魏惠王却认为公叔座老糊涂了，对商鞅的才能嗤之以鼻。第二个意外，是老谋深算的公叔座深怕商鞅不被魏惠王所用，将来势必成为魏国大敌，因此劝说魏惠王，如果你不肯用商鞅，就一定要杀了他。商鞅知道后只是冷笑，他既然不听你的话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来杀我。事实也正如商鞅所料，魏惠王根本没拿商鞅当盘菜。不用也不杀，任他自谋生路去了。
这两个偶然，也包含着一些重要的信息：第一，经过在公叔座身边数年的锤炼，商鞅已经锻造出了深不可测的心机，对于他人心术的揣测，早已做到料事如神，这样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才能承担起那场惊天动地的变法。第二，魏惠王并不是一个英明的君主，以他看人的眼光，即使听了公叔座的话重用商鞅，也不会长期地信任商鞅，这样一个刚愎自用的君王，根本不可能给商鞅以施展才能的平台。
所以这时期的商鞅，将希望寄托在秦国身上，也是情理中的事情。当时的六国里，赵国和韩国还没有大规模的变法，齐国是宗族当道，商鞅更不具备邹忌那般讽谏的本事，自然是去不得。至于南方雄心勃勃的楚国，吴起的例子也摆着呢。所以，秦国，是胸怀大志的商鞅唯一的出路。商鞅，是志存高远的秦国仅有的选择。
公元前361年，商鞅来到了秦国，见到了求贤若渴的秦孝公，经过3天的攀谈，商鞅以其学说打动了秦孝公。公元前359年，秦孝公颁布了变法令，任命商鞅为左庶长。这场改变战国历史的变革，从此开始了。
【二】
商鞅变法，从一开始就注定荆棘密布。在变法令颁布以前，秦孝公曾召集群臣讨论，结果引来了旧贵族们的集体反对，大臣甘龙等人极力阻挠商鞅变法，而商鞅也不是一个好惹的人，当场与甘龙等人展开了辩论，一番唇枪舌剑将反对派驳得哑口无言。明火执仗的反对，就此变成了暗流，无数的明枪暗箭，在商鞅变法的路途上等着。
但商鞅不惧，他之所以有信心，是因为长年的沉浮，让他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变法要成功，必须采取最简单直接的办法，抓住事物的核心矛盾下手，快刀斩乱麻。所以商鞅采取的第一个政策，就是要变法，先变人。所谓变人，就是要树立改革者的绝对威望，让他获得大多数人的足够的信任。完成这个目标谈何容易，你商鞅是谁？秦国有几个人认识你？难道还要一个接一个苦口婆心地劝说，或者是上大街上作报告？
商鞅的办法简单，不用作报告，不用劝说，立一块木头就行了。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南门立木”事件。商鞅在乐阳城南门竖起一根3丈长的木头，并挂出布告：谁能把木头搬到北门口，就给他10两黄金。这事在当时，就好比今天突然接到“恭喜你中奖了”的手机短信一样，很难让人相信。木头不重，路又不远，凭什么奖10两黄金？立了一上午后，奖金已经翻了好几倍，涨到了50两黄金，这时候来了个傻小子，壮着胆吭哧吭哧地把木头抬走了。结果商鞅二话不说，当然兑现奖励。南门立木的典故就这样不胫而走，所有秦国人都知道了一个事实：这个商鞅，说话是算数的。
商鞅的威望就这样树立起来了，然后他趁热打铁，出台了第一阶段的变法内容。事实证明，商鞅不但口号很响，胆子很大，做事更是现实。他第一阶段的变法内容，都是最初级的改革，包括废除传统奴隶制的世袭制度，设立军功授爵制，奖励士兵的作战积极性；实行编户制，建立封建制的基层农村制度，奖励耕作；鼓励小农经济发展，规定家庭里有两个儿子以上的，儿子成年后必须分家另过，这样就增加了自耕农的数量，国家的税源也扩大了。
商鞅的这几条政策，是吴起、李悝等人施行过的，大多没有什么新意，其中的一些，还是对秦献公时期变法内容的补充，比如实行编户制、奖励耕种。但这样做却是很现实的，像秦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生产水平低的国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必须要立竿见影提升经济水平，才能真正收拢人心。另一个原因是商鞅坚持要变法先变人，变人的第一步，是要树立个人的威权，第二步，就要把国家大多数的老百姓，牢牢地抓在政府的控制之下，这样旧贵族对变法的反对，才能成为空谈。变法就这样推行开来，作用也立竿见影，秦国的经济水平飞速提高。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大量引进，秦国的农业、畜牧业都迅速地发展起来，小农经济群体的扩大，更造成了大量贵族的破产和财产的萎缩，世袭制度的取消，让国家节约了开支，有更多的钱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上。能立竿见影，另一个原因就是商鞅够狠，他在建立编户制的同时，规定了保甲连坐制度，即一人犯罪，多人受株连，用残暴的国家机器，来打压一切反对变法的力量。这是之前所有的改革家在变法过程中，都未曾使用的方式。一是他们不会得到这样强有力地支持，二是他们本人也不够狠。
商鞅却够狠，比如有一次在渭水河畔，他一次就杀掉了700多个破坏变法的旧贵族，这其中真正有破坏变法行为的只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被株连的亲族，甚至还有邻居，整个渭水清澈的水面，刹那间被滚滚鲜血染红。连秦孝公的儿子，商鞅也绝不姑息。当时太子的两个老师鼓动太子反对变法，诽谤商鞅，商鞅得知后，做主把两个老师处以酷刑，一个割鼻子，一个脸上刺字，如此一来，整个秦国都吓得打哆嗦了。他连太子的面子都不给，自然谁的面子也不会给了。没办法，老老实实跟着他混吧。
【三】
商鞅第一阶段的变法持续了7年，到了公元前352年，变法的成果已经非常显著，秦国上下出现了仓储丰厚的景象，老百姓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甚至出现了披星戴月劳动的情景。在国家税收方面，大量自耕农的出现，使政府的收入大为增加，国库财大气粗，旧贵族势力遭到了残酷镇压，一时很难对变法形成威胁。变法带来的巨大实惠，已经在秦国上下深入人心。
内政顺利的时候，秦国军队的力量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奖励军功制度的出台，使原本彪悍尚武的秦国人，作战的积极性更加高涨，打仗不用动员。从商鞅变法的第三年开始，秦国就陆续的在河西地区发动攻势，多次击败魏军，原先秦国对魏国战争一边倒的惨败局面，这时候开始攻守易行。原本对秦国采取攻势的魏国，也不得不改变政策，对强大起来的秦国以防守为主，转而把注意力转向东边的中原诸侯国。对于正在上升期的秦国来说，这一事件尤其重要，它使得正在蜕变的秦国，少了一个强大的对手，获得了充足的成长空间，秦国收复西河失地，东进中原，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
商鞅变法的第二阶段，从这时期开始。公元前305年，商鞅再次颁布了变法令，因为变法的卓越成果，此时的商鞅已经成为手握秦国大权的大良造。在秦国国内，这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原本明枪暗箭的反对派们，现在已经无人敢掣肘。
商鞅第二阶段变法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废除井田，开阡陌，这就彻底断绝了奴隶主贵族的经济命脉，打碎了奴隶主贵族对庄田的垄断，勤力垦荒的自耕农们，只要足够勤劳，就可以把原来奴隶主贵族的土地划到自己名下，国家法律会为他们提供绝对的保护。第二个方面，就是正式确立秦国的地方行政体系，即郡县制度，全国划分成41个县，县的长官县令，由中央直接任免，这样对地方的控制权，也牢牢地抓在了国君的手里，原本画地为牢的旧贵族们，从此彻底成了死老虎。第三个方面，是统一度量衡，整合国民经济，建立国家对商业贸易的绝对管理权。度量衡的统一，使国家有了统一的税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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