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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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期的楚国，在版图上也处于一个极盛时期，楚国此时已经完全占有了江东地区，吞并了越国故地，此时楚国地广人多，可以募集百万大军，而此时的齐国，又拥有富庶的经济条件，两家一个有人，一个有钱，自然一拍即合。公元前313年，齐宣王和楚怀王举行会盟，结成同盟共同对付秦国。但这个如意算盘，却很快被秦惠王给打散了，秦惠王只派来了一个张仪，凭借巧舌如簧，以六百里土地作诱饵，就让楚怀王轻易背盟，撕毁了和齐国的盟约。恼怒之下的齐宣王，反而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抉择，他主动联络秦国，提出结盟共同对付楚国，这个愿望在第二年就实现了。楚国在撕毁了和齐国的协议后，才知道被秦国忽悠了，所谓秦国许诺的六百里土地，完全就是哄你玩的。盛怒之下的楚怀王发兵8万攻打秦国，在丹阳与秦国名将魏章部鏖战，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原先的盟友齐国竟然也出现在秦国阵营里，和秦国一道将楚国杀得大败。齐宣王出了气，但出气的后果却是严重的，齐国和楚国之间的联盟就此破裂，而两家谁都没有力量单独抗衡秦国，齐宣王和秦国联合大败楚国的结果，就是秦国趁机夺取了楚国在蓝田境内的土地，齐宣王忙活一场，两手空空。

　　通过和秦国的接触，齐宣王真正意识到秦国的强大，让他感慨万分的，就是六国的人才怎么都跑到秦国去了。为了能够招揽人才，齐宣王加大了对稷下学宫的投入，结果诸子百家的英杰在此荟萃，包括墨家、道家、法家的各路代表，都曾在稷下学宫游学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儒家杰出的思想家孟子。孟子初到齐国时，曾经非常兴奋，他对外宣告说：“管仲只让齐国成为了霸主，我要让齐国统一天下。”对于孟子所坚持的儒家思想，齐宣王却不感兴趣，战国时代刀兵无情，儒家那一套是不吃香的。孟子在游学齐国几年后，最后黯然离开了。比起秦惠王招纳的实用型人才，齐宣王身边的英杰们，学者居多，文化人士居多，他自己也喜欢诗文唱和，但安邦定国的人才，却凤毛麟角。

　　齐宣王在位的初期，秦惠王完成了他人生中对外扩张的重要一步，于公元前312年彻底击败了匈奴义渠部落。义渠部落是匈奴的一支，在战国早期经常侵扰中原。在这一年，秦惠王决定解决义渠侵扰问题，消除东进中原的后顾之忧，秦国采取焦土政策，用层层推进的办法，最终重创义渠部落。也正是在这一年，秦惠王和齐宣王还发生了两次“对话”，都以齐宣王的失败而告终。一次是秦国联合曾经尊奉齐国的韩国和魏国一道讨伐楚国，在击败了楚国，夺取了楚国江汉平原的大片国土之后，突然改弦易辙，向齐国发起了进攻，结果齐国在苏北地区大片国土丢失，遭到了挫败。另一次对话，是齐宣王自己挑起来的。趁燕国内乱的机会，齐宣王对燕国发动了闪电战，仅用了50天就打下了燕国的国都。可是燕国此时的易王后，是秦惠王的女儿，这正好给了秦惠王出兵的口实。结果秦国两路大军，一路攻伐燕国本土，一路攻伐齐国，皆获得了胜利。齐军在短暂占领燕国后，不但被赶了出来，本国也遭到了秦国的侵扰。在这时期的齐秦争霸中，齐宣王是处于下风的。

　　当秦惠王连年用兵的时候，他却于公元前311年英年早逝，年仅46岁。之后即位的秦武王，是一个赳赳武夫，天生神力，是个霸王角色。在做国君上，他粗中有细，暂时停止了对齐国的大规模用兵，转而开始对六国的分化瓦解政策。对魏王，他主动修好，拉拢魏国倒向秦国；对楚国，他扶植楚国治下的越国部落，掣肘楚国。这时期的齐宣王，在经过了两次对秦国战争的失败后，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内政上，他在位的最后五年，对内发展生产，倡导文教，训练士卒，对外对魏国、韩国、赵国，采取或打或拉的政策，将其尽可能地拉在齐国一边。在齐宣王的晚年，秦武王英年早逝，秦昭襄王即位，他即位的早期，大权掌握在太后以及穰侯魏冉的手中。在齐宣王临终前的倒数第二年，即公元前302年，在魏冉的奔走下，齐秦之间结成了联盟。这时候的齐秦两国，暂时实现了“和谐”。

　　【三】

　　公元前301年，齐宣王过世，其子齐湣王即位，这位齐王在位的17年，既是齐国霸业的最后绝唱，也是齐国衰落的开始。

　　经过齐宣王晚年的休养生息，早期的齐湣王拥有强大的实力。这时候“连横”、“合纵”两大团队奔走于列国，要么联合抗秦，要么依附于秦，成为大多数诸侯必须作出选择的“二选一”难题，此时楚国屡败北于秦国，无力北上，魏国早已衰弱，“合纵”的大旗，也就被齐湣王扛了起来。

　　齐湣王即位初期，遇到了和秦昭襄王类似的形势，这时候齐国的大权，被战国四君子之一的孟尝君所掌握，锐意进取的孟尝君，开始频繁地发动对外战争，积极介入到各国的内部事务之中。公元前301年，齐湣王先是介入到韩国的内部争位斗争中，凭借着齐国的军事力量，扶持韩国太子咎登基，使韩国成为听命于齐国的傀儡政权。之后又动兵楚国，以楚国与秦国结盟，违反合纵协议为由，在垂沙与楚国交锋，双方沿着楚国的方城对峙六个月，最后齐国趁着江水退潮的机会，从浅滩处发动猛攻，一举击溃楚军，此战消灭楚军2万多人，杀楚将唐昧，一时之间，楚国很难再对齐国构成威胁。

　　齐国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是为了大举进攻秦国做准备。经过在中原地区的扩张，齐国终于建立起了以自己为核心的反秦同盟。公元前298年，齐国会同韩魏联军猛攻函谷关，秦国依托有利地形拼命抵抗，双方鏖战长达3年。结果，齐国主将匡章选派敢死队进行偷袭，终于在公元前296年占领函谷关。秦国的关中平原，已然在齐国面前一马平川。但在这关键时刻，齐国却再次见好就收，满足于秦国向齐国谢罪，随即拔兵东撤了。合纵联盟成立以来最好的击败秦国的机会，就这样被齐国自己放弃了。

　　齐湣王显然不这么想，相反，他认为自己已经为父亲齐宣王雪耻。齐湣王主动放弃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战争主要是由此时主持齐国国政的孟尝君田文发动的，对于齐湣王来说，他不愿意看到田文通过这些战争来扩展势力，两人的矛盾也日益公开化。为了对付田文，齐湣王重用从燕国投奔来的苏秦。苏秦是合纵运动里的重要人物，最擅长舌辩，而且他在齐国没有根基，在齐湣王眼里是好控制的。但齐湣王不知道，苏秦来齐国，是为燕国做卧底的，燕国在齐宣公时代差点遭齐国灭国，这时期的燕国，是燕昭王在位的时候，一直在锐意复仇，苏秦，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通过苏秦，齐国的内部矛盾、军事情况，源源不断地被燕国得知了。而且燕国同时和秦国也有姻亲，所以当齐湣王对秦国不断采取攻势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头上已经悬挂着一把凶器。

　　公元前294年，正锐意扩张的齐国发生了内讧。因为贵族田甲发动劫持齐湣王的事件，齐湣王趁机对齐国的田氏贵族进行打压，孟尝君田文的相国职务也被剥夺了。接替孟尝君职务的，就是苏秦。和孟尝君拉拢东方六国，全力对付秦国的国策不同，苏秦为了完成燕昭王交付的卧底使命，反而反其道而行之，竭力劝说齐湣王四处扩张，尤其是拿着自己的盟友下手。这时期也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赵国崛起的时期，之后的几年，苏秦竭力挑拨齐国和赵国的关系，让这两个铁杆盟友逐渐交恶，同时积极劝说齐湣王攻打韩国、宋国等国家。齐湣王一连串的军事征战的胜利，使秦国不得不对齐国侧目。这时期是秦国处于守势，齐国咄咄逼人的时期，为了笼络齐国，秦昭襄王主动要求和齐国并称为帝，秦昭襄王称西帝，齐湣王称东帝，这几乎就是春秋末年晋国楚国平分霸权的翻版。对平分霸权的要求，齐湣王很高兴，但苏秦知道，如果此举成功，齐国和秦国联手，其实力将更加强大。因此在苏秦的劝说下，齐湣王主动取消了帝号，把秦昭襄王结结实实地“闪”了一把，示好不成的秦国，与齐国的交恶也就是必然了。

　　公元前287年至286年的齐湣王，是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这时期，他通过对赵国和韩国的战争，把胡服骑射后军力日益强大的赵国打得落花流水，又进一步削弱了韩国，这其实是帮了秦国的忙。公元前286年，齐湣王又灭掉了宋国，灭宋一事激起秦国大怒，宋国是秦国当时在中原的重要盟友，宋国被灭等于拔掉了秦国安插在中原的钉子。这时期齐湣王身边的邻居们，无论是北边的燕国、赵国，还是东边的魏国、秦国，没有不被他打过的，盟友都得罪光了的齐湣王，很快招来了报应。公元前286年，齐国刚刚灭掉宋国，秦国就在西线发动了进攻，借韩国的道路突袭齐国，将齐国打得大败，之后秦国、燕国、赵国、魏国、韩国五国联合伐齐，在济水边与齐国决战，经过连年征战，已经强弩之末的齐国大溃。之后齐湣王被楚将杀死，齐国70多个城市沦陷，虽然后来田单用火牛阵击退联军，拥戴齐襄王复国，但遭到这一轮灭顶之灾的齐国，也就彻底失去了争霸的资本。秦国，在与齐国经过58年的“两极格局”之后，终于借中原诸侯之手，搬掉了他们东进中原的最大障碍。


　　第二十二章　战国时代的“生产革命”

　　要说春秋和战国之间有什么不同？恐怕可以罗列出很多来。国家政治结构的不同，军事组织形成不同，官职分布不同，甚至诸侯国的统治者不同，战争的规模不同，战争的目的不同，社会的文化思潮不同，但是所有的“不同”，归根结底到一点上，却只是一件事：经济基础不同。

　　我们说战国时代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归根结底，其实就一件事，这是整个中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的转型期。按照政治学的说法，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转型期，种种大变革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最终还要落实到老百姓生活状态上的变化。纵观从春秋到战国的所有变化，根本上说，战国，改变的是中国人的生活。

　　且去看看，战国究竟改变了中国人生活中的哪些方面？

　　【一】

　　战国改变中国人生活的一大方面，就是基层社会关系的变化。如果国家的经济体系是一个房屋的话，那么奴隶制的屋顶，是奴隶主，地板是奴隶，这也是春秋的社会关系。而在战国时代，这个关系随着变法的深入，各个国家的转型，奴隶制小国的被平灭，早已经不复存在了，拔地而起的是一栋新房屋：封建社会关系。这个房子的屋顶，是地主；房子的地板，是佃农；房子的墙壁，是大大小小的自耕农。

　　在战国时期的风云变幻里，那些大大小小的活动家，纵横捭阖的国君们，挥斥方遒的将领，或许立场不同、阵营不同、观点不同、敌友关系不同，却有一点身份是相同的，他们都是百分百的地主阶级。

　　有关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型问题，各类史料讲过很多，讲的比较少的却有一点：这个社会转型期的各类新阶层，他们究竟是怎么来的？比如，地主是怎么来的？

　　战国时代的地主，是战国风云的绝对主角。在战国早期瓜分奴隶制国家的狂潮里，主角是地主；在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中，那些持不同政见的学子们，背后的利益团体，也大多是地主；在战国时代风云变换的变法运动中，那些或刚硬或阴柔的改革家们，他们真实的身份还是地主。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地主更不是一天冒出来的。战国时代扮演中流砥柱角色的地主们，其实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形成过程。

　　战国时代的地主，主要来源于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原先的奴隶主贵族，他们的身份，很像后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新贵族。在一个社会转型的大势所趋里，他们的鼻子比较灵，嗅到的风向比较准，很早就主动转化了生活方式，虽然本属于体制内的奴隶主，摇身一变重新做人，在这个社会转型期里谋取了新的利益，成为新型生产方式的既得利益者。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如瓜分了晋国的韩赵魏三族，取代了姜氏齐国的田氏家族。

　　这些“新贵族”的普遍特点，就是脑子很灵光，而且在原来的奴隶主贵族内部，也大多很不受待见。在旧体制下，他们虽然拥有封地，甚至和统治者有亲戚关系，但是不具备世家大族那样的特权，没有对军队、政权的掌握能力，他们最主要的权力，就是在封地里收取出产，保持富足的生活。因为地位低，既得利益少，所以在这个社会的转型期，他们的脑袋敢于转弯，比如在自己的封地里，主动改变了剥削的方式，变以前的奴隶关系，为后来的地主与农民关系，尽可能地给予各种政策，提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这个变革中，他们最早尝到了甜头。尝到了甜头，就要争取更多的甜头，所以他们就要扩大自己的权力，向旧的贵族抢班夺权。甚至执掌一个国家的政权。这部分人的共同点是，他们本身就是从旧体制内蜕变出来的，身上无法割裂与旧体制之间的联系，这也注定了他们进行的各类转型活动，发起的各类封建化改革，最终是不会彻底的。战国时期齐国、魏国、赵国、韩国的国家政权，都属于这种情况，按照过去历史书的话说，他们最后的衰弱，也是因为“保留了大量奴隶制残余”。

　　在整个的春秋战国时代，“新贵族”们还有另外一个群体——君子。这里的君子，不是指的道德高尚的好人，而是说战国时代脱胎于旧贵族，又在新经济形势确立后，实力迅速壮大的新贵族群体。这些人的普遍身份，就是各个国家的王族宗室，他们的普遍特点，就是拥有大量的土地，其财富富可敌国，经营大量的新兴产业，包括农业和工商业，也放高利贷。他们自己的庄园里，也有一套完全忠诚于自己的势力班底，普遍的叫法叫“门客”。门客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几千人，有时候甚至可以左右国家局势，在中央集权制度初建的战国时代，他们是中央集权制度下的衍生品，又是一群掣肘中央集权的“异类”。这些人与国家的统治者之间，既互相利用，又互相制约，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的势力，随着战国时代的结束而结束，门客盈门的盛况，也只能给后人徒增谈资。这些人里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战国四君子”——楚国春申君、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齐国孟尝君，他们活着的时候，大都是本国的骄傲，他们身后的几千年里，一直被后人看做传奇，但是真正完成统一大业的，却是改革最为彻底，没有君子的秦国。

　　地主阶层的第二个类型，就是战国时代的官僚阶层。他们取代了过去的旧贵族，成为战国时代国家政权的执行者，成为国君中央集团的帮手，而他们成为地主的方式，就是通过建立功勋，得到国君的土地赏赐。战国时代，国君对于臣下的最主要赏赐就是土地，尤其是在三晋地区的韩赵魏三国，当年曾经是商鞅主人的魏国丞相公叔座，魏王一次性赏赐给他的土地，最高的时候就有100万亩。吴起当年因为守备西河要地有功，也被魏王赏赐土地20万亩。这一类地主的成分比较复杂，有的是旧贵族转化来的，出身比较高贵，比如公叔座；有的却是百分百的草根出身，通过建立功业一步登天，吴起就是这一类型。

　　除了国君赏赐之外，有些官僚也很有投资眼光。在这时代里，他们喜欢把所得的俸禄用来购买土地，比如那位纸上谈兵的赵括，对土地的热爱程度就很高，甚至外出带兵，一路看到好的土地就买下来。他母亲也因为这个，断定他没有带兵之能。而在当时，官僚阶层的这种情况很普遍，钱是容易贬值的，土地却是永远不会贬值的，有了土地，不止是身份的象征，也是经济的保障。

　　官僚地主阶层的扩大，也和战国各类变法中的一项重要政策有关：奖励军功。这项政策最早实行在魏国，后来商鞅在秦国发扬光大。这个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把土地作为奖励方式，授予那些在战场上立过功的人。这些通过军功、战功获得土地的官僚地主，和普通的官僚地主身份截然不同，他们往往是战国政坛上的重要力量。

　　地主阶层的又一个类型，是很有“励志意义”的，那就是布衣地主，这一群体有两个类型，一种是平民中小地主，一种是从自耕农、手工业者，甚至奴隶转化而来的地主。他们获得土地的手段，主要是土地买卖。这个群体中比重最大的，就是工商业者出身的地主阶层，战国时代一句流行语是：以经商来发财，以土地来保财。在秦始皇登基初期权倾朝野的吕不韦，就是这一类型人物里的杰出代表。

　　而更有励志意义的另一个群体是，许多自耕农通过个人的辛勤劳动，逐渐拥有了土地。这一群体主要分布在早期人多地少的秦国、赵国地区。当时的统治者，普遍采取了奖励垦荒的政策，国家给予垦荒者法律上的保护，并提供农具，特别是秦国，只要你敢刨地，要什么支持国家就给你什么支持。商鞅在秦国实施的“废井田，开阡陌”运动，更成为这一过程的催化剂，许多早期的自耕农们通过锐意地耕作，占住了大量土地，摇身一变成为地主阶层。在当时的中国，秦国之所以人口迅速增长，六国人口大量涌入，是因为那里是从自耕农变成地主难度最小的地方。

　　【二】

　　有了地主，自然对应着要有农民，作为被地主踩在脚下的群体，战国时期的农民，主要包括自耕农、佃农、雇农三个群体。

　　其中自耕农的来源，有两类：一是奴隶社会的平民阶层，但更多的却是奴隶社会的逃亡奴隶，那些早期摆脱奴隶主统治的逃亡奴隶们，通过积极的垦荒，流亡到新的地区开辟新土地，逐渐成为了拥有合法财产的自耕农。这一类自耕农，普遍分布在当时的秦国和楚国以及吴国地区，随着中原地区的战乱频繁，大批奴隶逃亡，他们开始往地广人稀的地区迁移，今天的华东、关中、江汉平原，就是最好的目的地。

　　战国时期不同国家的变法，内容虽然不同，但其中一个目的却是相同的，那就是拼命增加自耕农的数量。因为自耕农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国家可以收取税收的税源扩大，保证新兴的封建制国家建立完备的财政收支体系。这一点上，战国变法的宗师李悝曾经有过精辟的概括：农伤则国贫。但是对于各路诸侯国来说，自耕农的增加是最困难的，因为国君下面的地主阶层，都在想方设法地隐瞒人口，把大量的人口变为自己的佃农。所以魏国变法的时候，采取的是国家提供农具和法律保护的方式，来增加自耕农数量，而到了秦国商鞅变法的时候，却采取了更加严苛的措施，严苛到一户农家里，兄弟成人后不分家，都要遭到法律的处罚，且大力推行保甲连坐制度。赵国名将赵奢早年做税官时，之所以开罪了当时权倾朝野的平原君，也是因为平原君故意隐瞒人口，逃避赋税。一个封建制国家勃兴的时期，势必是自耕农数量甚多的时期，而一个封建制国家衰落的主要起点，就是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这个经济规律从战国时期就开始了。

　　战国时期的自耕农，在富裕程度上，还不能和后来的汉唐宋明相比，那时候生产落后，土地产量低，一家自耕农的土地，大约在30亩左右。他们拥有种子、农具，也要承担繁重的赋税。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的税率不相同，以魏国强盛时期的魏文侯时代为例，当时的魏国改革家李悝曾经估算过，一家有30亩土地的自耕农，按5口人计算，每亩的粮食产量是3斗，他们需要承担的税赋，大约是十分之一。交完税的粮食除了自己吃外，剩下能拿去卖钱的大约有三分之一。卖到的钱，算上每年的衣服等花销，也就能勉强维持一个温饱。这还是普通的生产年景，如果遭到水旱灾害，自耕农破产就会成为普遍的事情。所以战国时代，各国都非常重视水利的修筑，用以维持生产的稳定。即使如此，战国时代的自耕农，在贫困程度上，要远远大于后来统一封建王朝下的中国农民。

　　比自耕农更惨的，就是佃农。佃农，基本就是奴隶制社会的奴隶转化而来的，比起奴隶们的悲惨生活，他们的境况显然好得多，他们租种地主的土地，有自己的生产农具。但是每年收成的一半要交给地主，同时还要承担土地的赋税，这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维持温饱就更加困难了。佃农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破产的自耕农，他们遇到水旱灾害，无力承载国家的赋税，只好扔下土地逃亡，依附于地主家中。《吕氏春秋》里就曾记录过：在秦赵长平之战时，由于秦王朝不断通过增加赋税的办法来保证前方供应，造成大量自耕农逃亡，许多自耕农宁愿依附在地主家里做佃农。

　　比起雇农来，佃农还算好的，因为雇农不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