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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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自耕农逃亡，许多自耕农宁愿依附在地主家里做佃农。

　　比起雇农来，佃农还算好的，因为雇农不但没有土地，更没有农具。他们有的给地主家做佣工，有的甚至在农忙时节，给富裕的自耕农帮佣。他们的生活水准，已经直追当年的奴隶，韩非子的书中曾说，三个雇农的经济收入，都不足以奉养一个老人，足见经济状况之悲惨。

　　战国时期同样是有奴隶的，当时大工商业地主家里，依然豢养着大批的奴隶，他们只有食物，没有收入，有的甚至和牛马一起放养。但这样的局面已经不是战国的主流。战国时期，是地主和农民这一对封建社会关系正式确立的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雏形，已经在这一时期奠定。

　　【三】

　　战国生产体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生产水准的提升，确切地说，就是中国工农业生产科技的高速跃进。如果用横向对比来说的话，战国之前的中国，在生产水准上，与同时代的西方奴隶制国家是同步的，而战国之后的中国，却已经把当时的世界远远甩在了身后。

　　战国首先突飞猛进的生产进步，就是农业的进步。诸侯争霸，表面打的是军事力量，本质打的却是钱粮储备，所以战国时期的诸国，在农业技术改进上都不惜血本。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量铁制农具的使用，根据建国后的考古发现，北到辽宁，南至广东，都有战国中晚期的铁制农具出土。比如河南辉县的战国魏墓，曾经一次出土铁器160件，其中农具有58件，铁农具和先前的石制，木制农具的最大区别，一是生产效率提升，二是可以完成深耕，原先无法被发展成耕地的荒地，因为铁农具的出现，完全可以被开垦成良田，而且越来越多的个体自耕农，也可以因为铁农具的使用大力垦荒，拥有自己的土地，这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的改变，更是一种社会结构的改变。

　　而另一个推动战国农业发展的技术，就是牛耕。战国时期，牛耕已经作为一种普通耕作方式大力推广，用牛耕作，就好比现代农业的机械化耕作。不但生产效率大大提升，而且还改变了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比例。在战国之前，诸国中公认的农业强国，当属中原的晋国和东方的齐国。然而在战国之后，西北的秦国一跃成为头号农业强国，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秦国大力推行牛耕。他们本身就有丰厚的畜牧业储备，耕牛的储量极其丰厚，所以推广牲畜耕作，也就比其他六国得天独厚。当时的秦国不但有牛耕，还有马耕，而且秦国还有“国家福利制度”，只要是开垦荒地的农户，国家给予牛马补贴，即免费提供牛马等牲畜，这就使秦国的农业水准在短短几年内有了飞速发展。秦国之所以能够在数次大战中获胜，特别是打赢诸如长平之战等相持战，其雄厚的国家钱粮储备成为了重要原因。一种耕作方式的改变，使战国时期中国的经济版图出现了颠覆性变化。

　　战国农业的进步，另一个重要创举，就是在肥料上有了大的改变。战国时期已经有了“粪种”，即运用动物的骨头和麻子煮成汁搅拌，作为肥料来增加土地的产量。荀子在他的《富国篇》里也曾说过：施粪肥田，这是农民该做的事情。当时的农业肥料，除了粪肥外，还有把野草烧成灰做成的绿肥。这两种肥料，之后一直不断发展，沿用到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战国时代著名的学派“农家”，对于农业的耕作技术，有非常详尽的总结和阐述，包括深耕技术，粪肥的培育，以及种子的识别和种植，这些在战国时期都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理论。秦始皇时期欲逐六国宾客，李斯就以水稻种植为例，劝谏秦始皇，他说“原本只在南方种植的水稻，都能够在秦国扎根，何况六国的人才呢”。这番话不但使秦始皇改变了“排外”的主意，更足见此时水稻在南方种植之广。

　　战国时期农业产量的变化，我们从魏国名臣李悝的自述里就可看出一二，李悝认为战国初期的魏国，一亩土地的产量是一石半，而在使用铁器农具以及使用肥料后，产量最高可以提升四倍，最少也可以提升一倍。也就是说，战国时期的一亩土地，产量最高当在三石到六石之间。即使是最普通的一石半，根据英国学者李约瑟的记录，比起同时期的欧洲来，也至少要高一倍左右。

　　战国农业的发展，不但增强了当时各主要大国的实力，支撑了他们之间的长期战争，在社会生活上，带来的重要影响，就是社会工商业的繁荣。

　　【四】

　　战国时期的工商业，无论是交易规模还是发展规模，都远非春秋时期可以同日而语。而其中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工商业日益成为一种“全民活动”。

　　早在郑庄公小霸的时候，就曾经通过发展工商业的方式来提升国家实力。但春秋早期的工商业，包括西周时期的工商业，其实只是“奴隶主的游戏”。奴隶制社会下的商人，本身就是作为奴隶主的衍生品出现的，当时商人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奴隶主兜售奢侈品。那时候的中国老百姓贫富差距大，社会地位低，奴隶们连饭都吃不饱，平民和自耕农生活穷困，地位低下，能参与商业活动的，只有有钱又有闲的奴隶主们。

　　但是到了战国时期，这样的局面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春秋到战国的历次变革，带来的收入分配影响，就是社会财富分布方式的变化，大批的社会财富流向了平民、中小地主阶层，甚至自耕农也拥有了一部分财富。农业产量的提高，也让农民们有了更多可以去交换的剩余物资。春秋时代的自耕农，一年的收成也就勉强用于糊口，但战国时代的自耕农，在寻常的年景下，就可以有三分之一的农作物用于商品交换。所以大量农民参与到商业活动中，是这时期中国工商业的一个划时代变革。

　　战国商业繁荣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华夏族活动区域的扩大。西周时代的中原诸侯国，主要的活动区域集中在黄河流域，而随着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延续，华夏族的活动区域日益扩大，原本属于蛮夷地区的江汉平原、江南地区以及关中地区，和中原传统经济区的往来日多。往来多的，货物的相互输送也就多。在春秋末年的时候，中原地区的商品贸易已经很繁荣了，大量原本只属于贵族专利的奢侈品更充斥市面，许多商人通过买卖的辗转，一跃成为新富阶层，其中的典型人物，比如春秋末年的范蠡，他在逃离越国后转行经商，很快富可敌国，成了后来中国本土商人的始祖——陶朱公。

　　这时期参与商品买卖的人物也日益增多。从原先的贵族，扩展到普通的农民、手工业者，不仅是大商人们向农民收购农产品，向手工业者收购手工业品，更出现了平民与平民之间的交易，比如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易。中国这时期工商业的商品流通量，比起春秋时代可谓是激增，而这时期最暴利的贸易行业，就是奢侈品的交易买卖。战国时期，旧贵族解体，新地主大量涌现，暴发户日益增多，对奢侈品的需求量也就日增。比如南方的象牙，卖到北方市场上，差价竟然高达200倍。按照荀子的说法，北方的马匹，南方的象牙，西方的珍珠，在中原的市场都应有尽有。这时期中国的工商业活动，不但全民化，全国化，更加国际化。

　　商品经济的繁荣，也造就了一个新富阶层——工商地主阶层。在春秋战国的风云变化中，他们是游走于各方势力的万金油。工商地主们通过商业贸易，迅速积累起巨额的财富，他们又将财富用来购买土地，成为新富的地主阶层。这些人又做买卖又种地，经济效益利滚利。有些人还实现了跨地域经营，在列国各地设立商号，垄断贸易流通渠道，实现了“跨国经营”。战国的国家没有统一，战国的商业市场，却陆续被他们统一了。

　　有了钱的工商地主们，自然也开始惦记上了权力，他们本身的发家，就是通过结好官僚地主的方式，有了钱以后，他们也开始把钱用于打通政治关节，不但为商业经营谋取便利，更开始谋求操纵国家政权，其中典型的人物就是吕不韦。他在赵国的时候，把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公子异人当“奇货”，又送老婆又送钱，更帮助他回国谋取了秦王位。他的投资很快收到了回报，当上秦王的公子异人，给予了他梦寐以求的东西——权力，他成了秦国的相国，早期的秦始皇，也尊称他为“仲父”。这些早期权力体系的万金油们，随着经济力量的扩大，也从原先权力体系的寄生地位，逐渐变成了主宰地位。

　　与工商地主同时游走于战国工商业圈的，还有信贷地主。所谓的信贷地主，按照民间的说法，就是“放高利贷”的。战国时代放高利贷的都不简单，大多都是地主阶层里的“新贵族”，尤其是新贵族里的君子们。和工商地主相反的是，工商地主们经商是主业，搞政治是副业，信贷地主们搞政治是主业，放高利贷是副业。比如孟尝君的高利贷收入，大多用来馈赠门客，扩大势力，而当上相国的吕不韦，反而利用权力垄断了洛阳的工商业，大摇大摆干起了官僚。

　　繁荣的商品经济下，中国的封建城市化进程，在战国时期越演越烈，且从未因为战国的战乱而割裂。春秋时期，即使是诸侯国的国都，最大也不会超过900丈，跟战国时期的城市比，几乎就寒碜了。战国时代的城市化，是老城区扩张的过程，也是新城市不断涌现的过程。这时期出现的新城市，包括河北易县、河北邯郸、河南开封、河南洛阳，而老城市的规模也在扩大，比如齐国的国都临淄，在战国早期已经有了7万户，人口21万，这个数据今天看不起眼，但是对比一下，一千年后的西欧大城市伦敦，也不过只有10多万人。这是一个值得每个热爱中国历史的朋友骄傲的数字。


　　第二十三章　韩赵魏的没落史

　　战国时代的一大特征，就是旧势力的瓦解，这里的旧势力，不仅包括奴隶主贵族阶层，更包括春秋时代，那些盛极一时的诸侯国们。

　　春秋时代的争霸，虽然霸主有五个，但真正作为主线的，是晋国和楚国的南北争霸，对于春秋时代的诸侯国势力秩序来说，晋国和楚国，就是这个秩序一南一北的天平两端。战国时代的统一过程，首先就是这两个国家的瓦解和衰落过程。

　　相比之下，晋国的瓦解更快，在战国的早期，就通过三家分晋的方式完成了韩赵魏三国的划分。这以后，这三个国家中的魏国和赵国，都曾在中原诸侯争霸中盛极一时。魏国是战国时代第一个通过变法图强强大起来的国家，而赵国的胡服骑射政策，使他们一度成为整个战国时代仅次于秦国的第二军事强国。其中最弱韩国，也是战国七雄之一。但是这三个国家的衰落，最终都无可避免，其中的方式不同，结果却殊途同归——被秦国灭掉。

　　宋朝文学家苏洵在他的《六国论》里，对韩赵魏三个国家的衰亡痛心疾首，他认为这三个国家的存在和强大，就是阻止秦国吞并六国的关键所在，只要崤山以东的中原诸国，能够集中力量援救韩赵魏三国，让他们团结一致抵抗秦国，那么六国就会免于被灭亡的命运。苏辙说得容易，这个过程实施起来又何其难？且不说此时的六国，在无力对抗秦国的局面下，想得更多的是自保，即使是三个国家自身，最后也成了扶不起的阿斗。

　　在秦国统一六国的过程里，韩赵魏三国是遭受兵灾最多的国家，从早期鄙视秦国，到后来被秦国打，再到最后被秦国打怕。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他们衰落的过程。

　　【一】

　　三国中最弱小的，是韩国。从始至终，它几乎都没有强大过。

　　韩国的疆土，包括今天的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在早期瓜分晋国后的“分账”里，它就是实力最弱小的一家，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军事力量，都无法和赵魏两个国家相比。

　　三家瓜分晋国后，早期的韩国一度牛气了一把。在公元前375年，当时的韩哀侯灭掉了郑国，将国都迁移到了新郑。和早期的魏国、赵国一样，战国初期的韩国也进行了变法，不过比起其他诸国采纳了法家思想，韩国的变法却特殊。韩国的变法，起于韩昭侯在位时期，他启用了申不害为相，开始了“修术行道”的变法过程。申不害的变法思想，虽然也有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国君威权等积极内容，但其主要思想，来源于黄老学说，而且注重“术”，即国君需要用各种方式来统御群臣，强化权威，提高国家的行政效率。这样的改革比起魏国、齐国、秦国来，可以说是相当不彻底，申不害在韩国折腾了15年，虽然韩国一度振作，但他并没有建立一个封建化的国家制度，所以即使在变法推行最成功的时期，韩国也不是强国，反而在韩昭侯去世后，韩国陷入内乱，变法就此失败。但是，申不害的改革也是有效果的，也正是这15年的改革，使韩国也确立了他们战国七雄的大国地位。当然，是最弱的一个“大国”。

　　韩国的发展问题，主要有三，一是国家旧贵族力量强大，改革不彻底；二是韩国所在的地区，处于魏国、秦国、齐国等国家的夹缝之间，生存环境非常艰难；三是韩国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诸如齐威王、秦孝公、魏文侯这样的强势君主，如此韩国，从建国开始，就注定了他在战国历史上的弱者地位。

　　其实韩国也有比较好的条件，比如韩国的弩，是整个战国诸侯中射程最远的，他们的重弩，在当时就能达到800米，秦国攻打韩国时，还专门搜集韩国的弩——拿回去自己研究着用。韩国在经过了短暂的鼎盛时期后，很快就陷入了衰弱，尤其是魏国和秦国相继崛起后，韩国的日子就一天不如一天，魏文侯称霸时，对韩国、赵国采取通好政策，成为了韩国的保护国，但到了魏惠王在位时，打击的重要对象就是韩国。魏惠王希望能得到韩国的国土，既作为防备秦国东进的缓冲地带，又能够得到肥沃的土地。但这时期同样强大的齐国，通过“攻其必救”的战术，在马陵重创魏国，总算救了韩国一命。在这一场战争开打前，为了尽可能地削弱魏国，齐国故意迟迟不救韩国，一直等着韩国打得弹尽粮绝了，并表态向齐国效忠，这才大张旗鼓地出兵，魏国被打败了，但韩国也基本被打残了。

　　但韩国的苦日子，这时期才刚刚开始，因为西边的秦国也崛起了。秦孝公在位的时候，一面对魏国发动战争，收复西河失地，一面也大力攻打韩国。公元前359年，刚刚走上变法之路的秦国，在攻打魏国失利后，转而拿韩国开练，多次击败韩国，这时候在位的韩国国君，是韩共侯，他是个够硬的人，打不过秦国，就联合赵国、魏国等兄弟国家一起上，可倒霉的是，这时期魏国自己能对秦国保持军事优势，可每次和韩国联军，都被秦国打得大败亏输。比如公元前366年，当时还没有变法的秦国，就在洛阳击败了韩国、魏国的联军，不久后魏国单独和秦国打，又把秦国打得狼狈逃窜。随着秦国变法力量的增强，魏国也保护不了韩国了，韩国就越发遭到秦国的欺凌，韩昭侯在位的晚期，正是信用申不害改革的时期，他果断地参加了“合纵”阵营，意图联合中原诸侯共同对付秦国，但第一次就抬腿碰了满脚泥。公元前318年，韩国参加了魏国、楚国、赵国、燕国组成的五国联军，企图攻打函谷关，但接着就被打了个稀里哗啦。韩国历史上对秦国的唯一胜利，是在公元前294年，韩国参加了齐国的伐秦联军，经过三年苦战，攻克了函谷关，迫使秦昭襄王归还了侵占韩国的国土，但好景不长，不久之后齐国遭到五路讨伐，势力一蹶不振。秦国不但夺回了归还韩国的领土，还捎带着又占领了大片。在战国时代开始以后，韩国是受秦国欺凌最多的国家，打打不过，躲躲不起。合纵没用，反抗没用，咋办？

　　经过了多次失败以后，韩国干脆想开了，不就是丧权辱国嘛，要丧也不是我一个人丧。在公元前275年，韩国被秦国白起大败，遭斩首四万后，韩国也就彻底歇菜了，对秦国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政策。秦国要打仗，还没打就立刻求和，秦国要钱要地，二话不说统统给，尤其是韩国倒数第二代国王韩桓惠王在位的36年，是对秦国最逆来顺受的36年。这期间秦国多次发兵攻打韩国，韩国连还手的勇气都没有了。特别是公元前262年，秦国攻打韩国的重镇上党，韩桓惠王不敢抵抗，竟然要求上党守军向秦国投降，之后，就有了韩国上党郡守冯亭向赵国投降，引爆了后来长平之战的导火索。在整个战斗里，韩国根本不敢插手，眼睁睁地看着赵国和秦国浴血厮杀，只图一时平安。

　　韩桓惠王在位的时代，也曾有过想法，他在位时期曾经重新推广申不害的改革，但是效果甚微。韩国国内此时已经处于国土严重萎缩，政令不通的局面下了。他干的另一件傻事，就是在公元前244年派工匠郑国进入秦国，假装忽悠秦国修郑国渠，企图想让秦国把庞大的军事力量都消耗在水利工程上。但事与愿违，郑国渠的落成，让秦国从此收获了百年之利，灌溉了万亩良田，军事作战能力大大增强。如此做法，只能是给秦国做嫁衣裳。这位一生有过想法却毫无建树的国君，却有一个杰出的好儿子，战国时代最著名的法家思想家——韩非子。

　　公元前238年韩桓惠王去世后，即位的韩王安继续推行“割肉喂虎”的政策。每次秦国稍微有风吹草动，就忙不迭地割地，割了十几年，最后到了无地可割的地步。公元前231年，秦王嬴政派内史腾率领10万大军南渡黄河，灭亡了韩国，将韩国的国土划为秦国治下的颍川郡。战国七雄里最弱的韩国，就成了其中第一个亡国的国家。

　　【二】

　　三晋大地，对秦国抵抗最为剧烈的，就是赵国。

　　长平之战后赵国40万精锐报销，在当时的秦国眼里，这是最好的灭亡赵国的机会。公元前260年，挟长平之战的余威，秦国起初向赵国提出割地的苛刻条件。山穷水尽的赵国依然硬气，赵孝成王经过和群臣商议后，决定拒绝秦国的无理要求，宁可整个赵国全都战死，也不能接受秦国的强盗条件。此事引起了秦昭襄王的大怒，决定乘胜追击，彻底灭亡赵国。

　　这个决定在当时却引起了反对，带头反对的，就是长平之战的总指挥白起。白起深知长平之战秦国只是惨胜，一场长平血战，秦国的精锐部队死伤过半，国家粮食储备消耗殆尽，如此局面，实在不是打仗的时候。结果反而触怒了秦昭襄王，像白起这种战功卓著的地位，本身就是危险的，后来白起被秦昭襄王杀掉，等于秦国自坏长城。

　　公元前259年六月，秦国动用50万大军，发动了旨在灭亡赵国的邯郸战役，赵国一反常态，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全国军民同仇敌忾，采取依托城池防守、坚壁清野的方式，将秦国大军死死地拖在赵国的邯郸城下。为了这场战斗，赵国拼了血本，他们拒绝了秦国的割地要求，反而割让给齐国6个城池，请求齐国提供粮食，做好了粮食的储备，然后放弃了野战，和秦国打起了城池攻防战，兵力不足，就男女老少齐上阵，非要秦国血债血还不可。骄横的秦军再次在赵国身上尝到了苦头，廉颇再次发挥了他善于打城池防御战的优势，率领40万军民决死抵抗，曾经偷税漏税的赵国平原君，散尽家中的财产和粮食分给军民，把自己的妻妾也编入了军队中，和秦国人决死一拼。惨烈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年，秦军伤亡过半，却仍然不能冲进邯郸城，而这时候的赵国，也打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却还在苦苦支撑。

　　在关键时刻，魏国公子信陵君上演了窃符救赵的故事，偷来了魏国调兵的虎符，调动了8万大军增援赵国，而平原君率领的使团，也从楚国处搬来了援军。在魏国、楚国援军的夹击下，师老兵疲的秦国终于崩溃了。赵国，凭借其坚韧的意志，顽强的抗争，在长平之战的绝境悬崖下，总算爬了上来。

　　长平和邯郸之战，是对赵国的极大削弱，赵国丧失掉了大量的人口和精锐部队，国力一落千丈。公元前251年，连战国七雄中实力比较弱小的燕国都趁火打劫，当时燕国的丞相栗腹出使赵国，借机查看赵国虚实，他认为赵国的人口，大多已经损失在了长平之战以及之后的邯郸之战中了，现在赵国剩下的大多都是孤儿寡妇，青壮年极少，如此局面，正是灭亡赵国的大好机会，自不量力的燕王动心了。公元前250年，燕国发动了对赵国的侵略战争，谁想一开战就败了个惨，赵将廉颇和乐胜两路出击，杀得燕国尸横遍野，最后竟然一路杀到了燕国境内，差点把燕国灭了国。之后的8年，赵国三次和燕国爆发战争，先后迫使燕国割让了十多座城池，在公元前243年的赵燕之战中，年轻的骑兵将领李牧脱颖而出。赵国在燕国的战争里，既重新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