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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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不韦担任秦国相国期间，开始组织人手编纂著名的《吕氏春秋》，在这本春秋思想集大成的书中，也少不了农家学派的身影。《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鲜明提出了重农的理论。在《上农》中，农家思想家提出了要尊重农民、优先发展农业的理论。《任地》一篇，则细致讲述了农业耕作之中，怎样提高土地的肥力，辨别土地的肥沃程度，怎样改良土壤的质量。对土壤的软硬、瘦肥，都做了非常细致的阐述。《吕氏春秋》中的农家理论，是农家主体思想以及农业理念的浓缩。特别是《审时》之中，对于农业生产的农时，做了非常细致的划分，对种子的品种质量，也做了非常细致的讲解，在当时的中国，简单的四篇文章，却可以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宝典。

　　而另一本对农家思想记录非常详细的著作，就是齐国稷下学宫编纂的《管子》，其中《地员》一篇就是纯粹的农家著作，而在《五辅》《牧民》《八章》等章节之中，也详细阐述了农家思想的各类内容。《管子》对于农家思想的重要意义是，农家思想的主要内容，被放在了其中有关“以民为本”的章节中，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农民是平民老百姓的主体，农家所宣传的重农思想，其实也和以民为本的思想一脉相承。重农和重民思想，本身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正是这样的一种联系，使得《管子》中的农家思想，具有了许多超越农业本身的进步意义。

　　《管子》中的农家思想，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体现出了古代中国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在《管子》的文章中，曾有这样的片段：“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这一思想，鲜明地把民心放在了“政”的高度上，和孟子同时期宣传的“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相比，农家思想显然对民更加重视，民在农家思想家眼里，成了政权存废的关键，这个比儒家思想中的“民为贵”，显得要更加大胆。

　　除了提出了民为本的思想之外，农家还体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这一点应该和中国农业长期以来靠天吃饭的局面分不开。在亲身耕作中尽尝了靠天吃饭辛酸的农家学者们，其身上的忧患意识是很强的。在《管子》中，农家学者鲜明提出了“修饥谨，赈灾荒”的主张，认为一个国家农业要发展，就必须做好对自然灾害的预警和提高抗风险能力。

　　而战国时期农家的最核心思想，在《管子》中也体现得很生动——重农抑商。农家学派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老百姓要吃饭，军队保卫国家，也要靠军粮供应，因此农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重中之重。而商人们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只是拿着别人的财富贱买贵卖，因此，商业活动其实是对国民经济的一种破坏。所以，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要坚决贯彻“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农家学者的重农抑商政策中，他们并不主张取缔商业活动，而是希望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打压手段，限制商业活动的发展，将商业活动的利润大小范围，都能缩小到最小的规模，给予农业充足的发展空间。

　　如果对照后面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农家学者们的美好愿望，在经过秦末动荡之后，最终由汉王朝确立下来。此后重农抑商政策，就成为了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在春秋战国时期并非作为主流学派出现的农家，他们“民以食为天”的主张，却最终成为了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根基。

　　【三】

　　而农家学派的英杰们更想不到的是，他们一生为之奔走的学问，在两千多年后，竟然会影响到另一个他们根本不知道的地方：欧洲。

　　在17世纪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被翻译到西方去，其中包括中国先秦诸子百家的经典著作，尤其是记录了农家思想的《管子》，被当时的传教士利玛窦翻译成拉丁文。中国农家学派在西方社会，很快掀起了不小的波动，17世纪时期兴起的法国重农学派，大力引进农家里有关商业活动的论述，抨击西方的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之间的这场论战，其结果几乎决定了最终欧洲资本主义化的发展方向。产生于中国封建化早期的学说，对于启蒙世纪的欧洲，依然可以起到振聋发聩的效果。


　　第二十九章　秦始皇错在哪

　　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的秦王嬴政，在功成名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给自己换一个名号，天下一统了，诸侯都灭了，再当大王，恐怕也显得寒碜了。如此大的功业，也应该找一个比大王更显贵的称呼。他命令手下的博士们为自己提供封号，那些书呆子们冥思苦想了许多，总算送上一个泰皇。解释说，这个称呼好得不能再好了，泰，意思是大，皇，意思是三皇五帝，加起来的意思，是您老人家比三皇五帝还大。可嬴政还是不满意，想了想折中了一下，留下了后面的皇字，然后自己开动脑筋，加了个帝字，这样一个新名词就诞生了——皇帝。嬴政很满意，就这么叫！好听！就这样，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有了自己的名字——皇帝。中国有了自己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嬴政。他的名号，叫秦始皇。

　　之所以选择皇帝这个词，秦始皇还是费了一番苦心的，皇，在汉语的意思里有“大”的含义，至于“帝”，那是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统治整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天神之首。加起来的意思，就是大大的天神。这等于平白无故地告诉中国老百姓，我，嬴政，这个皇帝，是代表上天来统治你们的，我手中的权力，是上天给予的，一万年也不会变。从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时代开始，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就有了君权神授的色彩。

　　但是这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朝，只维持了区区15年的时间，就在声势浩大的秦末农民战争中毁灭了。当时的秦始皇，自己自称一世，他的儿子要叫二世，他期待他的政权能够绵延万万年，可惜，仅仅是15年。

　　说起秦国二世而亡的原因，许多熟悉秦国历史的人都把原因归结到秦始皇的“暴政”身上，普遍的观点是，秦始皇好大喜功，滥用民力，以至于玩火自焚，国家衰亡。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一】

　　在说到秦始皇在位时期的功过之前，必须要正视的，是秦始皇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新生的秦王朝，究竟要建成一个怎样的国家。

　　秦始皇的国家政权，是在平定六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虽然他可以用武力灭掉诸侯，统一全国。但是现实的问题是，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内部都是千差万别的，秦国的政治制度，是否能够完全移植到六国的身上？是完全照搬秦国的制度统治六国，还是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制度？这一点，在最早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答案。

　　与政治制度相关的，还有经济制度，六国的经济条件和经济体系也是不一样的，更重要的是文化传承也不一样，秦国的经济、文化、法律，是否适用于六国的其他地区，会不会因为推行不当引发变乱，这一切，也都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秦始皇的国家，就是建立在这一切未知数上。公元前220年的中国，面对的是之前数百年未见的变局，国家走向一种全新的国体，这个国体应该怎么运作，没有人有这个经验，包括秦始皇本人。

　　即使是秦国内部，跟随秦始皇多年的官吏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也不一。当时的丞相王绾，就曾经建议秦始皇将自己的儿子册封在齐楚故地，因为这是“祖制”，当时的大臣们除了李斯之外，也基本都赞成这个制度，秦始皇本人也一度动摇，但李斯拿着春秋战国的动乱来作对比，使秦始皇打消了这个念头。当下宣布，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建立国家直接掌控的中央集团。

　　这个政策从稳定国家政权角度看是没错，但是在当时，不理解的人也是很多的，尤其是在东部的齐国等地区。齐国是一个儒生众多的国家，这些儒生们最在意的就是西周的宗法，祖制，在他们眼里的秦始皇，就像是当年垂拱而治的周天子。现在拿到天下了，却不想着分封，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更何况郡县制推行下去，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秦国委派为郡县地方官的官员，大多都是来自于秦本国，贸然进入了一个自己根本不熟悉的地方，这个官当得能舒坦吗？

　　所以，在公元前213年，山东儒生淳于越在宴会上当场讽刺秦始皇，将秦始皇激怒。结果在李斯的挑唆下，秦始皇下了焚书之心，开始活埋不听他话的儒生，这就是秦始皇暴政之一的“焚书坑儒”。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从数量上看，烧毁了大量珍贵典籍，并坑杀了460多名儒生，可谓残暴之至，但这样的残暴，却不是无缘无故的恨。秦始皇本身就对儒家不感冒，他在乎的是法家，在乎的是权谋霸道之术，儒家君君臣臣的君臣关系，他现在根本用不上，也不想用，所以作出杀掉的决定，也就顺理成章。

　　而秦始皇这么做，也是受了李斯的挑唆。李斯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给别人“下药”。早年就是因为他的缘故，坑害了原本秦始皇很想重用的韩非子，这次他妒忌的目标不是一个，而是一群，改朝换代了，六国的人才，全都进了秦国的人才库，特别是儒生群体，以山东的儒生为核心，英杰荟萃，说不定哪天就会威胁到我的地位，所以必须要早做准备，能下药的就下把药，能轰走的就赶紧走。轰不走的，就往死里整，反正要把这些人对我的威胁降低到最小。

　　其实儒生的反对，淳于越的指责，都是小事，关键问题是，这时期的秦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说起来就两条，一是外部面临匈奴的威胁，二是国民经济在战乱后的凋敝。

　　关于这两条，在秦国统一初期的形势，都是非常严峻的。先说匈奴问题，这时期的匈奴势力，还没有后来汉朝时候强，却也已经是草原三大游牧部族中的一支（另外两支是大月氏和东胡），此时的匈奴正好占据河套平原，正对着秦朝国都咸阳所在的关中平原。这个战略要地被他们拿在手里，整个中国北部就都暴露在他们眼皮底下，他们想打就打，想抢就抢，原先的赵国和燕国此时也已经灭国，当地虽然有秦军留守，却也基本处于不设防状态了，在这种局面下，不解决匈奴是不行的。

　　而国内经济问题也同样严峻，秦国连年用兵，花费巨大，自身的财政窟窿就很大。而六国经历过战乱，正是民力疲敝、经济困顿的时期，这时期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六国地区的经济制度不一，新的国家财政体系，必须马上建立起来。国家要想振作，必须要通过经济体系的整合掌握国家的税收，这样军队才有资本打仗，边防才能够巩固。

　　秦始皇是知道这个问题的，所以他登基之后，首先采取的是两个政策。一是迅速地把郡县制推广到全国，在新占领的领土上设立官衙，巩固统治。与此同时，秦国由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进，经过浴血奋战，从匈奴人手中收复了河套平原，建立了防备匈奴的核心基地。暂时解除了匈奴对南方汉地的威胁，“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正是这一段时期。必须承认，秦始皇北击匈奴的一战，并非是穷兵黩武，如果当时不主动采取出击政策，任凭匈奴肆意劫掠，那么北方的汉地就永远无法安宁。而且在收复河南地后，秦始皇为了节省开支，命令蒙恬就地屯田，结果河套地区的粮食不但能够自给，还可以供应给其他周边军镇。这些措施在当时都是明智的。

　　在内政经济方面，秦始皇很快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全国分为46个郡，中央在地方确立了严格的集权统治。在经济方面，比较重要的一条就是“使黔首自实田”，也就是说，让老百姓自己核查土地数量，然后上报中央，这就等于是彻底扫除了残存的井田制，使新的封建土地制度在全国迅速成型。这一条对于秦国统一后经济制度的确立，以及经济的发展，都是有着关键意义的。在此基础上，秦王朝的土地赋税制度也建立起来，国家的赋税征收，分为口租、口赋和杂赋，这也基本是沿用秦国时代的土地税收政策。这其中，口租就是农业税，即田赋；口赋就是人头税；杂赋就是每年临时征调的赋税。秦朝的农业税，是交十分之一，人头税的数量，和西汉文景之治时期基本持平，大约120钱左右。这两样在当时，都算不得太重的税。至于杂赋，一般都是在遭遇战争的时候临时征调的，现在天下太平，老百姓的负担，表面上看也不会太重。与此同时，货币、度量衡、文字，也都在这一时期统一了，秦国的法律《秦律》也颁布全国实行。分散的中原六国，渐渐被秦始皇捏成一个统一的力量，观这些行为，我们必须承认，早先的秦始皇，还是很有励精图治一面的，在捏合整个国家合力，加强中央集权方面，他都做得很不错。

　　【二】

　　秦国国事的恶化，通常的说法是“暴政”，暴政的内容，主要包括大兴土木营造宫室，修筑秦始皇陵墓、阿房宫等。但真正劳动百姓最甚的，是三项重大工程，一是修筑长城；二是修筑国内的驿站道路；三是整治国内的河道。

　　这三项大工程，几乎都是前后脚展开的。秦始皇开凿运河，范围非常广。在平灭六国后的第二年，就曾经发动10万民夫整治江南的邗沟，以及山东的济水运河。与此同时，秦始皇派30万大军收复河套平原后，又一口气征发了40万民夫整修长城。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又再次征伐40万民夫，整顿国内的驿站，以关中平原为中心，修筑了连接中原以及南方的驿站道路。这三项大工程，从作用上来说，都是对国家未来发展有好处的，修筑长城可以起到抵御外敌的作用，后来作为封建王朝盛世的汉朝就从中受益颇深。开凿运河，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这也具有长远的意义。而修筑驿站，更可以促进国家交通，加强各地的联系，保证国家的统一。这三条从出发点上是好的，但是就在这短短几年里，秦始皇连续征调了90万民夫，要知道，当时全国的人口才不过2000万人。这90万民夫，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也就是说，全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青壮年，都被秦始皇拉出来干工程了。

　　这样的结果也就很简单，生产当然遭到破坏，老百姓家干活的，就剩下老弱了，生产能力自然大打折扣，生产能力打折扣，国家的财富税收当然也要打折扣。与此同时，秦始皇还在进行着征讨南方越族的战争，不断向南方越族地区征兵，打下地盘后，一面要修筑中原通向南方的驿站，一面又要修筑南越地区的水利工程。这样，原本刚刚在中原地区干完活的民夫，一下子又尽发到了南方地区，中国人从来都是恋家的，离乡背井永远是最痛苦的事情，怨声载道也就很自然了。当然，我们也同样可以说，开发越族地区是有积极意义的，比如说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融合，但这些后来的伟大意义，当时的人是没感觉的，士兵们只知道，他们被派到一个艰苦的环境下作战，常年得不到休整。老百姓只知道，天下好不容易统一了，皇帝却又逼着我们干活，拿着我们当牲口使唤，对秦始皇的愤懑，也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积攒起来了。

　　而秦始皇最大的错误，不是在于他做了这些事，而是在于他同时做了这些事。看看当时南北方的分布就知道了，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最初六年里，秦国30万大军压在北方对付匈奴，50万大军压在南方对付百越。这一南一北就是80万大军，等于两线作战，即使是一个现代化国家，两线作战也往往是兵家大忌，何况是一个立国不久、经济凋敝的新兴封建制国家。军队的事情还不算，民夫的使用却更触目惊心，在南方越族地区平定后，秦始皇陆续调动了40多万民夫南下开凿运河，打通驿道，这些人大部分都没有回来。也就是说，秦国在立国之初，最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却一直还在做着大动作，一直在折腾。这些原本没错的事，却偏偏超过了这时期中国的承受底限。

　　但问题是，秦始皇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有说他好大喜功的，有说他不知下情的，有说他性格残暴的，然而从根子上，我们不得不说，秦始皇做这种事情很正常，因为这就是秦国国君的习惯。

　　看看战国时期秦国的历史就知道了，秦国在秦孝公改革后的130多年里，就一直处于折腾中。从秦孝公到嬴政，秦国除了有过短暂的罢兵外，几乎是无岁不征，年年打仗，但是秦国的国民经济不但没有拖垮，反而越来越强。秦国历代国君在使用民力上，从来都是不吝啬的，比如秦昭襄王时期，就曾下令全国16岁以上的男子全都从军，开赴长平战场，也因此一下子奠定了长平之战的胜利大局，这一场战争让秦国伤亡过半，但是仅仅一年后，秦国又以50万大军包围邯郸，却遭到了魏国、楚国的联合夹击，大败亏输。即使如此，秦国也很快地恢复过来，不管每次他们付出的牺牲有多大，伤亡多惨重，他们这种迅速的疗伤能力，是六国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及的。

　　秦国之所以有这样的疗伤能力，不是因为秦国人觉悟高，而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商鞅变法后，经过两个阶段的持续推行变法，确立了秦国人对法律的绝对敬畏感，这种敬畏感，制造了秦国令行禁止的特征，几乎所有出使秦国的六国使臣，都曾羡慕过秦国官员的严谨守法。但这样的条件，是无法短期内复制给其他诸侯国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当时秦国有奖励军功的政策，发动战争，本来就是给草根们出头的机会，而秦国人天生彪悍尚武的性格，使他们从来不惧怕死亡。但是那些新被平灭的六国，却不是这样的，拿着对秦国百姓的政策对待他们，只能说是找错了对象。

　　但秦始皇显然认识不到这一点，当年，以秦国区区一二百万人口，就可以发动百万人的军事行动，七八十万人的大型水利工程，现在我手里有2000万人，又怎么能说滥用民力呢。但问题是他手里的2000万人，来自于五湖四海，他的百姓也不止包括关中平原。在国家刚刚统一，人心思治的情况下，却依然继续在折腾，任谁也不会满意的。

　　当年秦国变法的实质，就是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树立严格的法律，建成一个高效率的专制国家。在统一了六国之后，秦始皇也打算这么做，但是无论时机还是经济条件，都不成熟了。

　　偏偏秦始皇自我感觉好得很，折腾的事情越来越多，至于他这时期被人指摘的各类劣迹，比如修阿房宫，修秦始皇陵，整日骄奢淫乐，其实这些都是做皇帝的“小节”问题。大节问题是，他没有搞清楚这个国家建设的主次问题，需要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而且这不是他突然犯的错误，而是一个经常有的软肋。

　　秦始皇这个人，具有果敢的性格，顽强的精神，豪气干云的做派，确实是一个天生的王者。但是秦始皇的一大毛病，就是他的战略选择问题。早年在灭六国的时候，为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顺序，他曾经辗转反侧，举棋不定，最后还是在尉缭的帮助下，才找到了国家统一最后一步的钥匙。秦始皇具有坚决的执行能力，狂热的工作欲望和权力欲望，但是他最缺少的，恐怕就是有的放矢的素质。这一点素质的差别，使他演出了在登基之后的这一出闹剧。

　　秦始皇犯了错误，但更大的悲剧是，他的这个错误从他即位之后就一直在继续着，秦始皇从公元前220年起，就开始营造富丽堂皇的阿房宫，而在公元前218年起，他的骊山墓葬群也开始修筑，一个秦始皇陵，又调动了70万民夫。全天下的青壮年，都要绕着他来转。他忘记了一件事：六国灭亡后的中国，最需要的不是大工程、大面子，最需要的是要医疗战争的创伤。平定越族的战争，原本是可以暂缓的，秦始皇偏偏想几手都要抓，既要恢复经济，又要上马工程项目，最后长城修起来了，秦朝却摇摇欲坠了。

　　秦始皇的错误，他自己在世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相反还很是洋洋得意。在他登基之后，曾多次出去巡游，比如东巡、南巡，劳民伤财更是无数。但巡游同样也是有理由的，此时国家初定，各地人心惶惶，巡游可以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稳定国家大局。理论上说是没错，但中国老百姓的要求很简单，他们想的是安安心心地过日子。秦始皇晚年的另一个搞笑事，就是他开始信任方士，到处求神仙，甚至还出了徐福东渡的典故。统一大业完成后的秦始皇，其表现做派，和他统一六国的征战时期判若云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改变呢？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像这种国家结束分裂后迅速陷入战乱的典故，不止秦朝这一家。比如西晋，比如隋朝。而且西晋和隋朝，都是经过了几十年修养生息后完成国家统一的，国家的财政储备和人口数量，都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