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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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南越的丞相吕嘉。这时候终军起了作用，他最大特点就是能说，不但能说还能骂。在南越朝堂上，终军与吕嘉进行了连番的辩论，犀利言辞说得吕嘉哑口无言，甚至吕嘉企图以武力威胁，逼迫终军就范时，终军也毫无惧色，慨然站在刀锋面前，与吕嘉怒目相向。其不凡气度，最终折服了南越上下，南越樛氏太后与国王赵兴，皆答应归汉内附。尤其是樛氏，想到不但能带着儿子回家，更能和老情人安国少季破镜重圆，可谓一举两得。至此，南越内附一事，似已顺理成章。

　　反对的暗流，此时也开始汹涌。吕嘉虽辩不过终军，但手中毕竟有权有兵，南越国一旦取消，受损最大的就是他，所以发动一切力量，誓把“独立运动”进行到底，就成了其唯一选择。吕嘉的威胁，樛氏太后自然心知肚明，她本来寄望于依靠汉使的力量除掉吕嘉，故意在宫里召吕嘉饮宴，并请汉使安国少季作陪，席间就南越国内附的问题，樛氏和吕嘉再次发生争吵，本来按照樛氏的设计，如果吕嘉说出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来，安国少季就可以以朝廷使节的名义逮捕吕嘉，除掉这个大患。对这场鸿门宴，老谋深算的吕嘉早有准备，赴宴之前早派了其弟率兵守在宫门外，投鼠忌器之下，安国少季犹豫，最终没敢轻举妄动。此事之后，因责怪安国少季无能，樛氏太后气得以头撞墙，大骂老情人懦弱。

　　投鼠忌器也好，气得头撞墙也罢，对吕嘉放虎归山的结果是严重的，偏偏安国少季这个人还喜欢报喜不报忧，内附之事定下来以后，他喜滋滋地给汉武帝写工作报告，对吕嘉的阻挠却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给了汉武帝一个错觉，即南越上下皆同意内附，唯独丞相吕嘉反对。在汉武帝眼里，一个小国的丞相，当然是个小问题，小问题自然就轻描淡写对待一下：汉武帝仅命令韩千秋和樛乐（樛氏太后的弟弟）二人率领两千汉兵进入南越，以给南越施加压力。

　　汉武帝的“轻描淡写”，显然帮了倒忙，闻听汉军到来，吕嘉不但不慌，反而大张旗鼓四处宣传，造谣说“樛氏太后和汉使私通，勾结汉军来吞并南越”。如此一来，南越上下反而全团结在吕嘉周围了。有了众臣民支持，吕嘉胆气壮了，悍然发动了政变：公元前112年，吕嘉率军进攻王宫，将南越王赵兴以及樛氏太后母子杀害，汉使安国少季、副使终军也皆死在乱军之中。可叹终军这个少年英杰，殉难时仅21岁，人称“终童”。随后，南越集结重兵，将韩千秋的两千汉军击败，封锁各地关卡，正式与汉朝分庭抗礼。

　　【三】

　　南越的变乱传到了汉武帝的耳朵里，当下引其大怒。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这场事变的发生，也给了汉王朝武力解决的最好口实：先前的南越毕竟是朝廷诸侯，轻易不能动武，现在其背信弃义在先，杀害汉朝使者在后，这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打了。

　　公元前112年秋，西汉帝国发动了对南越的征讨，这次汉帝国动用了10万军队兵分五路，分别从湖南、江西、广西漓江等地水陆并进，企图一举平定南越国。这场战争从春天开始，持续整整一年。先前唐蒙通夜郎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汉军关键的一路，正是由路博德率部走从四川到夜郎的通道进入南越境内，一路势如破竹。到第二年冬天，路博德与杨朴部在南越首府番禺城外会师，先前嚣张的吕嘉，被打得弹尽粮绝，只得困守孤城。汉军采取夜袭战术，由杨朴率军深夜奇袭，再由路博德在城外设伏截杀，里应外合之下，番禺城被攻破，仓皇出逃的吕嘉，被汉军孙都部擒获，而吕嘉拥立的“伪帝”赵建德，则被汉军苏弘部活捉。值得一提的是，吕嘉被擒的奏报传来时，汉武帝正在河南巡视，闻讯后大喜，高兴之下将其所在的县城改名为“获嘉县”，足见对这位叛乱者的恨之入骨。

　　随着吕嘉等人的被擒，南越王朝的历史也终于落下了帷幕。汉帝国正式取消了南越的国号，将南越的领土划分为九个郡县，正式置于汉帝国的制下。从此，广袤的岭南大地，从此与中华真正连成一体。

　　在平定南越国的同时，汉军也“搂草打兔子”，顺便将另一大南中国政权“闽越国”平灭。相比之下，在汉武帝登基之后，闽越国才是最“嚣张”的一家，汉武帝即位早期两次在南方的动兵，都与闽越国有关，一次是援救被闽越国侵扰的东瓯，一次是援救遭闽越国攻打的南越。直到汉朝援救南越时，闽越王的弟弟余善杀死原闽越王，对汉朝称臣，双方这才暂时实现了和平，但其尾大不掉之势也早已形成。汉朝平定南越期间，闽越国感到机会来了，先是在汉朝大兵出动时，主动要求派兵协助汉朝作战，假装表忠心。然而在汉朝平定南越后，趁汉军人困马乏之际，余善悍然扯旗自立，但他的“自立”很没创意，连名号都跟着赵佗学，自号为“武帝”。他主动找事，把自己麾下的将军册封为“吞汉将军”，派兵出击江西，截杀当地汉军。起初连连得胜，甚至杀死了3个汉朝校尉。但余善的“没创意”，后果很严重，缓过这口气来的汉军随即发动了反击。这次汉军打了一场漂亮的海上奔袭战，由韩说从浙江率领水师出海，直扑余善的福建老窝，刚刚平定了南越的名将杨朴掉转枪头，从广东直杀入福建境内，南北夹攻之下，闽越军很快被打回原形，败绩连连不说，各部队更纷纷倒戈，先前牛气哄哄的“武帝”余善一下子成了光杆司令。公元前111年冬天，余善的部将居股发动政变，杀死余善向汉朝投降，闽越全境，即今天福建大部以及浙江南部的广大地区，从此也成为汉帝国直接掌控的郡县。随着闽越国的平定，汉王朝的“中央集权”，终于跨过了长江，长江、珠江、黄河三大流域的农业文明，从此被紧密的连成一个国家——中国。


　　第十二章　汉武帝的钱从哪来

　　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有为”之君，汉武帝刘彻确实是一个很“有为”的人，一辈子干过的大事着实多，比如打的仗多，对匈奴的战争一打就是一辈子，从青年打到他过世都没完。对南越、西南部族的战争，一打更是旷日持久，连打带拉，终把广阔的西南、东南大地彻底纳入中华治下。外交活动也多，先有张骞通西域，又有大规模开发西域，连出使带赏赐外国使者，同样花费巨大，工程建设也搞的多，河西走廊还有河套草原，都设立了郡县进行统治，在当地铸城驻军，不惜血本站住脚跟。还有两次大规模治理黄河，动用部队十几万人，把黄河从东到西修缮了个遍。外加私生活也丰富，赏赐皇子，乃至求神拜佛，泰山封禅，样样都搞得轰轰烈烈，终其在位54年，始终“有为”的很。

　　既然“有为”，自然就要花钱。打仗不用说，是拿钱砸出来的，所谓通西域，发展友好关系，没钱自然玩不转。至于私生活方面，更是挥金如土，干工程修城池治黄河，样样也大把花费，偏偏汉武帝本人也是个很大方的人，只要活干成了，封赏赐钱眼皮都不眨巴一下，打赢了仗的士兵要奖赏，军官要奖赏，求神仙求的好的道士方士也要奖赏，来访的各国使臣更要奖赏。如此种种，都要钱，虽然西汉早年经过休养生息，积累了大笔财富，但到底也经不住他这种花法，文景时代积累的钱粮，早在公元前124年汉朝在河套铸城屯军时，就已经花费殆尽了，以汉朝当时的税率和农业水平，是难以支撑起汉武帝这般“大有为”的。秦始皇折腾了十几年，就把秦朝折腾没了，汉武帝折腾了54年，虽然晚年也闹得积弊丛生，但西汉帝国终究挺过来了，原因很简单，他有钱。

　　可是，汉武帝的钱从哪里来的？

　　来钱的花样当然也多，比如汉武帝时期开始卖官鬻爵，凡是出钱的，要爵位有爵位，要官有官，比如加重民间赋税，提高农业税率，税赋最重的时候，把小股的农民起义都逼了出来。当然也有发展生产之类的好事，比如在民间改良农具，推广新型耕作方法，提高土地产量。但如上种种，皆只能算是来钱的小头。“大头”的费用，都来自一个地方——经济改革。

　　汉武帝在位时期，同样是西汉经济的重要转型期，比起西汉早期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这时期整个西汉帝国的经济形态乃至经济模式，都发生了新变化，汉武帝适时而动的经济大改革，才是他能够获得足够金钱支持的关键。至于经济改革的成败，身前身后更是评论不一。

　　【一】

　　汉武帝时期财政出现困难，是从公元前120年左右开始的。

　　那时正是西汉帝国对匈奴战争的白热化时期，汉帝国从公元前129年开始，变被动防御匈奴为主动出击匈奴，之后相继收复了河套草原和河西走廊，随后又发生了匈奴浑邪王、休屠王归顺的事情。打仗的军费开支，赏赐将领的开支，乃至安置匈奴降军的花费，样样都支出甚多。到公元前124年，西汉帝国就已经花光了文景时期积累下来的钱粮财富。比这个更严重的，是西汉帝国此时经济政策出现的问题，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经脉不通。

　　西汉立国初期，国家经济凋敝，因此西汉王朝的主要政策有两条，一是重农抑商，二是轻徭薄赋。所谓的重农抑商，主要内容就是提高地主地位，极力打压商人地位，压制工商业者的生存空间，鼓励垦荒与农业生产。而轻徭薄赋这一条，却让重农抑商政策名存实亡，因为汉帝国早期的税率低，不仅仅是农业税低，商业税同样低，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与繁荣，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也就不可遏制。汉文帝时期，还开放了原本的“关卡制度”，允许不同地区的商人自由流通，开放了原本不许老百姓进入的山泽丛林，如此一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便没有了障碍。到了汉武帝即位的早期，中国大地已经是豪强丛生，新富阶层遍布各地，商品经济，呈现出勃勃繁荣之势。

　　等到汉武帝即位才发现，所谓繁荣，其实多是表面繁荣。因为这样的繁荣，是和政府没有关系的，大户富了，政府的税收增长速度却没有赶上民间财富的增长速度，论原因，还是汉帝国“无为而治”惹的祸。

　　所谓的“无为而治”，就是对民间经济采取不干涉的政策，鼓励其自由发展，但自由过了头，就是政府失去了对民间经济的控制。以工商业为例，各地的势豪大户，大都是商人阶层出身，发家之后继续经商的同时，为了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开始买田置地，成为新兴的地主阶层，在“地主”身份的掩护下，他们获得了作为商人所难以获得的特权，更方便他们从经商中获利。甚至有许多人开始勾结官府，横行地方。更严重的是国家很难从他们身上获得税收，因为西汉从建国后，执行的就是低税率政策，巨大的工商业利润，用在交税上的只是九牛一毛。在他们获得地主身份之后，更借着与官府的勾结，巧立各种名目逃避税收，如此一来，财富更是滚雪球般增长起来。而且，汉帝国对国民经济太“无为”，以至于诸多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其经营权都操纵到富商大贾的手里，这就好比今天一个现代国家，把石油、卫星、航空等产业，都操纵在一两个寡头手中，国家既不收税也不监管，完全放任自流任其发展，这样做的后果无疑是非常可怕的。

　　更为严重的是，西汉帝国这时期也没逃过封建社会的固有经济规律——土地兼并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不可避免，大量的新富阶层开始兼并土地，无地农民日益增多。世人都津津乐道汉武帝执政晚期的农民起义，实际上从汉景帝在位的晚期开始，就不断发生无地佃农造反的事情。与此同时，西汉特权阶层过多，无论是地方诸侯还是功臣勋贵，都享有免税的特权，更享有在地方上收税的权力，国家每年的生产税收，相当程度都落在了他们的手里。所以，在汉帝国府库充盈的外表下，掩盖的是税收效率低下，国家税收与贫富分布严重脱节的现实，这些现实都是汉帝国的“内忧”，一旦爆发出来，就是国家尾大不掉的肿瘤问题。

　　人难以想象的是，比起后世的封建王朝，此时西汉帝国的货币政策相当不成熟。西汉帝国的货币政策，从建国早期就制定得极其粗简，即使是汉文帝这样的明君，也做过允许宠臣邓通私人铸造货币的傻事，后来虽然被汉景帝叫停，但是此时西汉帝国流通的货币，可以说五花八门，既有中央发行的货币，也有地方诸侯国发行的货币。从汉高祖刘邦在位开始，南方的吴国等诸侯国，就有私人铸造货币的权力，后来虽然经过七国之乱，诸侯势力遭到严厉打击，诸侯的铸币权收归中央，但是诸侯私自开采境内铜山，用以铸造货币的事情屡禁不止。到了汉武帝在位时期，国家货币的另一问题就是假币泛滥。汉朝早期的货币外形简单，容易仿造，外加对山泽矿场限制比较少，不要说诸侯贵族们，就是普通的不法商人，也很容易仿造出以假乱真的钱币。货币驳杂的结果，就是国家对国民经济控制能力的下降。

　　所以，当我们说起汉武帝即位早期的政治局面时，必须看到，他继承的，既有祖先留给他的丰厚遗产，也有一大堆麻烦，汉武帝即位早期的中国，是一个经济繁荣，生活富庶的中国，同样也是一个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土地矛盾浮出水面，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日益虚弱，经济制度和税收体系漏洞百出，混乱不堪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在承平时代，或许还能维持一段时间的表面繁荣，但是如果国家稍有变故，就很可能是国民经济体系的全面崩溃，汉武帝即位早期的国民经济困局，其实正是为这一切买单。

　　所以摆在汉武帝面前的问题，不只是反击匈奴的战争，一统国家的梦想，更重要的，是对国民经济的全面整合，整合的办法也只有一个——改革。

　　【二】

　　汉武帝的经济改革，真正起于公元前120年，改革的动因，最初是为了给公元前119年那场对匈奴的大远征筹款，属于“救急”策略，既然要救急，自然就要对准利益最丰厚的部门：盐铁。这场改革也有一个名字：盐铁官营。

　　在当时，盐铁行业就相当于今天的石油、矿产行业，属于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暴利行业。冶铁行业自不必说，需求量大，市场稳定，在汉朝休养生息下，完全可以谋取重利。至于食盐行业，在封建社会，这更是一本万利的高利润行业，煮盐的成本极低，食盐又是老百姓的日用品，属于完全的卖方市场，甚至每年食盐的“定价权”，也都操纵在富商大贾手里。对于这两个暴利行业，先前政府所得的税收极其有限，而且凭此行业致富的富商们，也早与官府甚至地方豪强勾连，有些人本身就是地方豪强，甚至中央的官员，也有人每年从中取得巨额利润分成。所以多年以来，政府基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彻底“无为”而治。

　　到了这时候，“无为”是不行了。这时期汉帝国对匈奴的战争连年开支巨大，早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偏偏这一年祸不单行，黄河暴发了百年不遇的洪水，关中地区又遭到蝗灾，政府连赈灾的钱都拿不出来，甚至只能向长安当地的富户告贷。如此捉襟见肘的情况，自然要有所动作，利益巨大的盐铁业，就成了汉武帝开刀的对象。

　　开刀的决心好下，怎么开刀是难题。盐铁业利益巨大，上上下下早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国家不是我的，可盐铁的利益是我的，现在让我舍小家就大家，你凭什么？所以上至中央官员，下至各地商人，一旦国家要开刀，肯定会立刻抱成团，誓把“自由经营”进行到底。如此铁板一块，不讲点方式方法肯定是不行的。

　　万幸的是，汉武帝身边，此时有一个会讲方式方法的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桑弘羊。

　　作为名垂青史的改革家，桑弘羊在当时却被看成“叛徒”，因为他本身就是商人家族出身。作为从商人体系内走出来的人，他最清楚里面的门道。早在13岁，桑弘羊就“入侍宫中”，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脑子管用，会算。先是会算账，大小的财政开支用度，他转转脑子就算得清清楚楚，记忆力也好得很，特别是跟数字有关的事物，给他说一遍就过目不忘。汉武帝开始注意他，是在即位的早期，他作为宫中的“侍中”，即汉武帝的“秘书”，能够清楚地推断出国家每天各项活动的开支，甚至能够指出哪些开支可以避免，哪些开支不可避免。比如在闽越国侵扰东瓯国，汉武帝发兵干涉的时候，桑弘羊远在千里之外的长安城，却清楚地推算出前线军队每天的财物用度，以及最终的财政预算，事后与实际支出核对，竟然分毫不差，此时的桑弘羊年仅15岁，放在今天，也是一个绝对的数学神童。

　　不但能算，桑弘羊还能说，特别是说到财政问题，更是打了鸡血一样的兴奋，滔滔不绝几天几夜都没完。后来卫青夺取河套地区，汉朝廷议是否要在当地铸城守备，丞相公孙弘等人以花费巨大为由坚决反对，一番陈词把年轻的汉武帝说得哑口无言，关键时刻又是桑弘羊挺身而出，一顿旁征博引，竟然让宦海老臣公孙弘张口结舌，最终不得不同意了这个建议。有趣的是，这场廷议之后，原本是“反战派”的公孙弘，此后变成了坚决的“主战派”，积极支持汉武帝对匈奴的各类战事。虽说他见风使舵，但也确实是被桑弘羊给说怕了。

　　又能算，又能说，这样的人，自然成为这场至关重要的大改革的策动者。当然桑弘羊不但能说能算，还很能躲，这么大一件牵一发动全身的事情，他并非是冲在前面的，当时他的职务依然只是“侍中”，负责落实改革政策的人，是当时的大农丞东郭咸阳和孔仅，桑弘羊，是那个躲在背后出主意的人。

　　桑弘羊的主意很简单，却样样击中盐铁问题的要害。

　　“盐铁官营”的政策，在当时主要有简单的四条：第一，将煮盐、冶炼的营业收归政府管理，所得收入补充赋税。第二，由官府招募盐户，发给煮盐器具和生活费用。第三，严查各地私自经营盐铁的事情，用铁腕手段打击。第四，国家在各地设立铁官，管理铁器专卖事务。

　　这四条内容看似平常，第一条是改革的目的与宗旨，后面三条是基本方式，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第二与第四条。第二条政府招募盐户，属于釜底抽薪的缺德狠招，因为盐商们之所以能够形成独大，关键在于对各地平民“盐户”的控制。盐户们皆依附于各路盐商存在，受其盘剥，食盐的收购价格和最后卖出价格，早在汉景帝在位时期，就有了将近5倍的差价，然而改革之后，政府通过提供基本生活费和煮盐器具的手段，等于拉住了比商人们更低一层的贫民阶层，以更优惠的政策将食盐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盐业的源头断掉，盐商们从此想翻天也难。而在各地设立铁官，负责铁器买卖事宜，更是不动声色地盘剥了先前铁器商人们的权益，将其原本独大的特权牢牢抓在手里。没有二、四两条，所谓的铁腕打击私人经营盐铁，根本无从做起。而政府垄断盐铁贸易，也只能是白日做梦。

　　桑弘羊的政策，既阴且狠，不招来反对是不可能的。盐铁业的商人不必说，按照野史的记载，当时已经有商人收买杀手，准备要桑弘羊的命。朝堂方面，同样反对声四起，先前在盐铁贸易中获得利润的官员们反对，那些从文景时代过来的老臣们也反对，因为这样违反祖制，是与民争利。当然这一点汉武帝早就想到了，他的办法也简单——“杀鸡给猴看”，找个狠人监督着，谁敢扎刺就收拾谁。汉武帝找到的狠人，就是此时西汉帝国第一酷吏——张汤。

　　张汤这个人，后世一直众说纷纭，有说是“廉政标兵”的，也有说是“刽子手”的，因为这个人确实为官清廉，死的时候家中都无余财。但他行事也着实凶狠。他是西安人，父亲是长安丞，受家庭影响从小喜欢法律。他小时候，就曾因家里的老鼠偷吃食物，一怒之下不但杀死老鼠，更依照大汉律法，给老鼠写了一份条理清晰的判决书，其处死老鼠手段的阴毒，以及判决书之精彩，当时就让其父瞠目结舌。成年之后，张汤曾跟随汉景帝时代著名酷吏宁成工作，宁成是当时头号狠人，有“宁遇老虎，不遇宁成”之说。受这位老领导的影响，张汤也养成了行事果断，出手狠毒的风格。他得到汉武帝的赏识，是因为汉武帝早期著名的“陈皇后巫蛊案”。陈皇后因妒忌卫青的姐姐卫子夫得宠，在后宫里用巫术诅咒卫子夫，事情败露之后，张汤负责审理，他在短时间里连续出手，处死涉案宫女多人，迅速审结了此案，汉武帝也因此认识到这个酷吏的能量，随后官位节节攀升，到了经济改革时期，已经是掌管全国司法大权的廷尉署御史（司法部长兼特务头子）。

　　对这个人，汉武帝一度宠信到了极点，张汤每次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