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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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司法大权的廷尉署御史（司法部长兼特务头子）。

　　对这个人，汉武帝一度宠信到了极点，张汤每次觐见，汉武帝和他讨论政事，经常从早侃到晚，甚至兴奋得忘记吃饭。之所以恩宠有加，一是张汤行动力极强，效率很快，今天能做完的事情绝不过夜。二是他出手狠毒，但凡汉武帝要整治的人，必然要置其于死地，最重要的，是他听话，他的聪明，往往用在曲解法律条文上，汉武帝要做的事情，哪怕再过分，他都能从法律上找到依据，而汉武帝交代的事情，哪怕再狠毒，他都能完成得极其漂亮。且相当尊重领导，但凡是重大案子的处理，都是早请示晚汇报，且关键时刻敢为领导背黑锅，如此能干活又听话的人才，自然是汉武帝眼里最容易使唤的鹰犬。

　　所以在经济改革早期，正是张汤这位“鹰犬”为汉武帝的改革保驾护航。盐铁官营开始后没多久，张汤就以极快的速度，搜集到上至中央高官，下至地方反对派的种种劣迹，尤其是他们与盐铁商人相互勾结，甚至收受贿赂的各种证据。改革开始后，凡是不说话的，就暂且放一马，敢说话反对的，就照着罪证抓人，还敢反对，就杀无赦，接连惩办了数名官员后，大家都哑巴了。

　　大家哑巴了，事情就好办了。从公元前120年开始，盐铁官营在全国推广开来，仅在当年，就迅速为国家积累了巨额财富，史载“以亿万计，皆盐铁之福也”。需要注意的是，就在盐铁官营的第二年，汉武帝就取得了以倾国之力北伐漠北，斩杀匈奴近10万人，迫使匈奴狼狈北蹿的赫赫功业，这笔军费开支的大头，正是拜盐铁所赐。

　　【三】

　　随着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战的胜利，持续肆虐北中国百年的匈奴人消停了，汉帝国的边境迎来了一段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而西汉帝国内部经济改革的继续动荡，却从此越演越烈。

　　尝到盐铁改革甜头的汉武帝，决心要把全方位的经济改革推行到底，原因很简单——他需要钱。匈奴虽然逃窜了，但要赶尽杀绝，需要钱，南方诸侯国的割据仍在，要统一南北，需要钱。张骞从西域回来了，要再通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拉拢西域国家，断掉匈奴的生存空间，需要钱。甚至，汉武帝很想再活500年，1000年更好，要求神拜仙，寻找长生之道，当然也要拿钱买。更深层的原因却不是钱，政府开支捉襟见肘，势豪大户富可敌国，不受政府节制，长此以往谁是皇帝？要确立国家对财政的绝对控制权，掌控国民经济的命脉，所以经济改革，不只是钱的问题，更是权的问题。

　　为了钱权的问题，汉武帝持续推行了第二项改革：币制改革。

　　比起币制改革遭到的反击，早先的盐铁官营，基本算是小儿科了。因为盐铁官营最多不过得罪了那些从事这项行业的官商们，币制改革得罪的，几乎是全国的有钱人。因为当时私自铸造钱币，不是违法行为，而是国民经济的潜规则，是公开的秘密，但凡是有点钱的，有点关系渠道的，手头紧了，都会想办法铸点钱花花。那年头没有验钞机，更没有防伪水印，做这事很方便很容易。

　　汉武帝容不下这样的“很方便很容易”，一个国家，如果连铸造货币的权力都长期放任自流，那恐怕不是皇帝有名无实的问题，估计连亡国也不远了。这一点却是大臣甚至富人们所没感觉的，反正国家不是我的，你做你的皇帝，我铸我的钱，管这么多干吗？

　　汉武帝决定管这个问题，办法，是循序渐进的，还是阴坏。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首先下诏，铸造“鹿皮币”，作为国家的通用货币。所谓鹿皮币，就是货币上有皇宫园林的白鹿皮，这种白鹿皮属中央皇室专有，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伪造都没地方。特别是地方诸侯国要想铸钱，就必须向中央购买白鹿皮，每块白鹿皮明码标价：40万。爱买不买，不买是不可能的，只能咬牙必须买。如此一来，原本地方诸侯丰厚的金钱储备，就这样源源不断流向中央，地方富人商人再想私自铸造钱币，也很难花得起这个本钱了。

　　白鹿皮币自然引起了反对，且比上次更强烈，这次带头反对的，是大汉帝国的财政部长——颜异。当然颜异本人并无恶意，只是认为定价40万太高，属于对诸侯的变相勒索。此人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清官，担任财政部长数年，以清正廉洁著称，百分百的好干部，不是“既得利益者”。但汉武帝不管这个，经济改革至关重要，谁挡我的路，我就要谁的命，况且而今反对声本来就多，正要杀鸡给猴看，正直的颜异，就这样做了“鸡”。

　　公元前117年，又是“鹰犬”张汤出面，经汉武帝授意将颜异关押，而后经过审理，想尽了办法也没找到颜异的罪名，最后干脆给颜异定了个“腹诽”罪，即颜异虽然嘴上没有谋反行动，但心里反对经济改革，就在这样的“欲加之罪”下，颜异被处死了。“杀鸡”的效果是显著的，“猴”们果然消停了，到了公元前113年，汉武帝设立“水衡都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负责货币铸造的机构。从此之后，地方诸侯国铸造货币的特权被彻底取消，货币的发行与铸造权，被牢牢掌控在政府的手中。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一步。

　　在改革货币制度的同时，已经是大汉帝国“农中丞”的桑弘羊又开始对既得利益者“阴坏”了，这次他的政策是“算缗”，附加政策是“告缗”，按照现代的意思说，就是对工商业者增加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

　　所谓“算缗”，名义上说是针对天下百姓，但是看政策，却主要针对工商业者。算缗的意思，是要求工商业者将自己的财产上报，然后政府通过核算其财产，向其征收个人所得税。在汉武帝时期的政策里，大商人每4000钱财产作为“一算”，征收赋税，普通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以2000钱作为“一算”，征收赋税，甚至各地的车马、船舶，也都要被看做财产，征收个人所得税。从政策上可以看到，越穷的，交得越少，越富的，交得越多，收税的主要对象，就是自文景之治以来西汉王朝的“新富阶层”——商人阶层。

　　桑弘羊当然也知道，指望着这些富豪们心忧国家，主动支援国家建设，这基本属于痴人说梦，所以在算缗之外，桑弘羊还很“体贴”地为他们安排了附加政策——告缗。

　　所谓告缗，说白了就是鼓励检举揭发，凡是有商人隐瞒财产的，逃避个人所得税的，只要有人检举揭发，一经查实，不但犯法者要被没收财产，处以重罪，告密者还可以得到被告发者一半的财产。也就是说，在汉武帝时代，哪怕你是个穷光蛋，只要检举揭发告准了，一夜暴富绝不是天方夜谭。

　　有这样的好政策，自然是不告白不告，外加许多人本身就有“仇富”心理，当然是闻风而动，一时间全国上下告状成风。对于遭揭发者，汉朝政府的态度也只有一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无风不起浪，有人告你，就说明你肯定有问题，有问题就要拿钱，不拿钱，把你榨干了也要搞到钱。结果许多富可敌国的商人，就这样被“榨干”了。

　　而在“告缗”“算缗”政策中，桑弘羊还有一条不动声色的政策：严禁圈占土地。也就是说，对工商业者来说，土地是非法财产，手里有土地的，也就两条路，要么被政府没收，要么你自己识相，低价处理掉卖给农民。如此一来，自汉景帝时代开始的土地兼并之风开始缓解下来，土地矛盾有所缓和，大批无地农民得以安居。在当时汉帝国四面出击的情况下，此举无疑为汉武帝起到了稳定内部的作用。

　　随着“算缗”“告缗”的全面推行，西汉帝国自文景时代开始形成的豪强阶层遭到了沉重打击，没钱赚不说，财产更遭到政府盘剥，每天吃饭睡觉都要提心吊胆，生怕一不留神就被人告发了。那年头做商人的，都低调的不能再低调，哪怕生意做得再好，却是打死也不能让人知道他家有钱。与之对应的，是汉帝国随后积累的巨大的财富，比如后来汉武帝北游漠北，陈兵18万在边境挑衅匈奴，吓得匈奴不敢应战，外加求神求道，开通西域，千里远征大宛，打通丝绸之路，这一切，都来自于诸项经济改革的财政支持。

　　而汉武帝在位时期最后一项重大的财政改革，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均输。

　　所谓均输，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陌生，后来的历代封建王朝也都搞过这个政策，比如宋朝著名的王安石变法里，这也是重要一项。均输政策，开始于公元前115年，当时只是在长安地区进行试点，直到公元前110年，桑弘羊成为大汉帝国财政部长（大司农）之后，才真正开始全国推行。均输针对的，是不同地区物价不均衡，商人投机倒把谋取暴利的问题，政府在各地设立“均输官”，命令农民把原本用来作为买卖的货物，充做货物上交，用以调剂各地需要的不同物品。均输的另一个附加政策是“平准”，即在中央设立“平准”机构，把各地交换的物品进行买卖，用来平抑物价。这项政策的实施，终结了自文景时代以来，富豪商人对于重要货物的“定价权”，平抑了物价，老百姓的负担也因此得到减轻。

　　汉武帝时代的经济改革，在当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汉书》上记录：“仓储之积，战士以俸，饥者以赈”，更称赞说“民不益赋而国用饶足”。也就是说，汉武帝时代的经济改革，着眼于在不增加普通老百姓赋税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增加国家收入，并建立中央对国民经济的绝对控制权。从结果看，他做到了。

　　【四】

　　但是完成经济改革的汉武帝，晚年却不得不面临一个残破的局面：国家天灾频繁，起义四起，天下户口减半，赋税锐减。对匈奴的战争，也出现了李广利战败投敌的耻辱局面，为什么？

　　原因自然很多，有人把原因归结到打匈奴方面，但必须看到，汉朝经济局面的真正恶化，是发生在与匈奴战争的“间歇期”，即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战结束后的时期，所以对匈奴的战争，不能成为汉武帝后期统治失策的“替罪羊”。之后汉朝虽然多次用兵，国家没有得到休养生息，但战争的规模和花费，根本无法与公元前119年的历次大规模战斗相比。从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战重创匈奴，到公元前100年李广利再战匈奴，这之间的19年间，是匈奴暂时远退漠北，无力南下的19年，汉朝对外战争的主战场——抗匈战场，已经是暂时的和平。这本应成为汉朝休养生息的一个机会，但是这19年里，汉朝没有一年是消停的，通西域自不用说，又打又拉，每次兴师动众花费巨大，远征大宛损失兵马六分之五，南平南越、东越、西南蛮夷的战争也旷日持久，而汉武帝本人也开始追求长生之术，大兴土木，里里外外没有一样是省钱的。经济改革的高潮期也正是这个阶段，每年靠着“民不加赋国绕足”，暂时支撑了汉帝国的财政。但是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一个人的身体健康是一样的，需要劳逸结合。所谓的经济改革，政策调整，好比是频繁运动的间隙不断进补药，甚至是兴奋剂。熟悉医学的朋友都明白，一个只靠补药和兴奋剂支撑，从来不休息的人，健康是注定要垮掉的。19年里从来没有休息过的汉帝国，也注定是要出乱子的，汉武帝最大的失策，就是他错失了最好的19年休养生息的机会，换来的结果是当对匈奴战争风云再起的时候，汉王朝的国民经济不但被拖到了崩溃的边缘，内部矛盾更加丛生，连他的长子——太子刘据，也在宫廷的变乱中死在他自己手中。

　　而在汉武帝为了挽救财政，强化统治进行的诸多改革中，有一项改革却不是补药，而是兴奋剂。虽然暂时进补，对帝国的危害却是双刃剑——盐铁官营。盐铁官营的初衷，是为了由国家掌握这个重大暴利行业，但到了后期，随着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盲目提高铁器价格，其实成了对普通老百姓的盘剥，更要命的是垄断行业没竞争，铁器质量大大下降，不但民间的铁器用具质量下降，甚至连部队用的武器质量也在下降。而对整个西汉帝国命运影响最深的是之后的朝局中，掌握盐铁控制权者，即掌握了国家政治的控制权，西汉帝国的最后时期，盐铁控制权的掌握者，恰是西汉帝国的掘墓人——王莽。这恐怕是一心建立大一统帝国的汉武帝刘彻，九泉之下做梦也想不到的。


　　第十三章　谁是西汉的“经济牧羊人”

　　汉武帝一生的大功业不少，整人多，干工程多，打仗多，外交多，里里外外的多，都离不开一个字：花钱多。毁誉参半的汉武帝时代经济大改革，至今依然是史学界议论的话题，公认的事实是：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大改革，虽然整合了国家财政，提高了经济效益，充实了国库，强化了中央威权，但有些急功近利，其中的许多经济政策，更像是兴奋剂，虽然可以暂时起到缓解财政困难的作用，后患却无穷，他晚年时期的国家疲敝，正是因此而肇始。

　　但是这些“消极问题”，千百年来也一直有人为他辩护，比如明朝时期的著名大儒李贽，在谈到这个问题是就曾反问“若非如此，汝将奈何”？意思是，即使是别人，放到汉武帝当时所处的环境上，除了采取这样酷烈的经济政策，还可以有别的选择吗？千百年来，这一直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引领这场大改革的桑弘羊，也一直被看做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

　　然而事实上，当时的汉帝国，完全有可能走上另一条路，因为就在汉武帝在位的时期，有一个同样优秀的经济学家，不但看出了当时汉朝经济改革面临的隐患，更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人虽然没有桑弘羊名气大，但是他的眼光却同样睿智——卜式。

　　【一】

　　卜式，洛阳人，和桑弘羊类似的是，他也是商人出身，比起桑弘羊的“富二代”身份来，卜式是个白手起家的励志人物。他的家庭，原本经营畜牧业的小康之家，但小时候父亲去世，家里还有母亲和弟弟。有弟弟，也就有了财产纠纷，家里闹分家，弟弟总想多分点，母亲疼爱小儿子，也向着弟弟，身为长子的卜式不计较，他干脆大手一挥，把父亲名下的大部分财产都留给了弟弟和母亲，自己仅带着100多只羊分家另过。当时邻居朋友都笑话卜式傻，但分家没几年，卜式就迅速发家，成了当地的畜牧业大户，他名下的牛羊财产，多达上千头，而且还买了大宅子，成为河南当地有名的富户。

　　卜式是怎么发家的？当时的正史中并没有记载，只有河南当地的记录中，有一些说法，一是卜式在牛羊的饲养上很有学问，特别是对草料的配比和饲养时机的把握，很有一套自己的方法，他的牛羊比其他商户长得快，也更膘肥体壮，因此求购者云集。另外一条，就是卜式的经营方式很有意思，当时的牛羊交易，一般都是现款现付，一手交钱，一手交羊，卜式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在买卖的时候，首创了“后付费”政策，即前来求购的商户，如果手中的钱不够，可以先行支付一部分，余下的部分，可以在之后补足，但附带的条件就是，按照滞后支付的日期，需要再额外加付相应的利息。特别是对于那些经济条件有限的自耕农家庭，卜式更推出了“白给”政策，即前来求购的普通农户，可以不支付一分钱就带走牛羊，然后在年尾偿还欠款并交付利息。如此一来，虽然卜式的牛羊价格比其他人要高得多，但是大部分人都买得起，客户自然比其他人多，发展的速度也极其快。到了公元前122年左右，卜式的畜牧产业，已经是河南当地最大，俨然一方富豪。

　　卜式不但能挣，更能花。他本身就是一个性格慷慨的人，当年分家的时候不计较，后来做买卖的时候也不计较付费问题，有了钱，更不计较花钱问题。公元前122年，汉朝反击匈奴的战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国家花钱甚多。特别是在这一年，汉帝国大规模的开发新夺取的河套地区，移民几十万人并且修筑城防，移民恢复生产要钱，驻军吃饭也要钱，打仗更要钱。这时期的西汉富商们，喜欢趁火打劫，当时连年战争，国家花销巨大，各类生活用品紧缺，富商们往往用囤积居奇的手段谋取暴利，西汉帝国在这一年，仅大米的价格就比汉景帝时期上涨了一倍，可谓是“通胀经济”。卜式经营的畜牧业，也面临着巨大的商机，因为当时对于战马牛羊的需求，从国家到老百姓都非常大，只要学着其他商人的样子继续搞囤积，貌似发国难财不是什么难事。

　　卜式不但不发国难财，偏偏毁家纾难。在公元前122年，卜式上书汉廷，表示愿意捐赠自己一半的家产，帮助朝廷抗击匈奴。这份奏章把汉武帝本人雷晕了。当时的汉武帝，正为富商们囤积居奇，趁火打劫的事情大伤脑筋，像卜式这样不但不趁火打劫，反而给国家送钱表忠心的，这是之前从没见过的，按照汉武帝的想法，这人要么脑袋进了水，要么另有目的。此时的丞相公孙弘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这个人还有一个毛病——贪。当时公孙弘曾经让富商们对他“孝敬”，唯独卜式不买账，这下眼看卜式表忠心，自然要趁机下药，他说卜式此举恐怕“非人情，不轨之臣”，也就是说卜式这么做是别有用心的。因他的下药，卜式满怀忠诚的奏疏不了了之。对卜式的行为，汉武帝本人也深感疑惑，他曾派使者去见卜式，问卜式这么做究竟为了什么，卜式的回答掷地有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有财者宜输之，如此而匈奴可灭也。”但生性多疑的汉武帝，到底不相信卜式有这么高的觉悟，因此还是没搭理他。

　　仅仅过了一年，汉武帝不想搭理的卜式，就变成不得不搭理了。这一年的汉帝国，霍去病夺取河西走廊，招抚了匈奴贵族浑邪王和休屠王，人家既然投降了，就要花钱安置，更要好好封赏，鼓励更多的匈奴人来投降，要封赏，就得花钱。偏偏这时候汉帝国屋漏又逢连夜雨，黄河连发水灾，数十万灾民生机全无，要防止灾民闹事，稳定内部，也同样要花钱。当时的山东水灾，情况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史载“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同时汉帝国的财政储备却已经空空如也，当时的局面是“无以尽瞻”，也就是穷得叮当响了。当时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河南省，卜式得知后，主动拿出20万钱给河南太守，用来安置灾民。此事被汉武帝知道后，他终于开始相信卜式的耿耿忠心，为了表彰卜式的功劳，他封赏了卜式12万钱，刚刚“出血”的卜式不但分文不受，反而把这些钱又捐给了政府。然后卜式利用自己在商业界的影响力，不辞劳苦走访各家商贾，苦口婆心劝说他们出钱资助朝廷，一番奔走之下，竟然又给汉帝国募到了100多万钱的赈灾款，可称是当时绝对的“爱心模范”。这样的模范人物，汉武帝自然大为欣赏，当年对卜式的疑惑也烟消云散，他立刻任命卜式为中郎将，赐10顷田地，并且把他的事迹昭告天下，让全国百姓学习，如此一来，卜式一下子成为全国知名的“爱心模范”，声名如日中天。

　　事实证明卜式的觉悟不但高，而是特别的高，汉武帝赐予的土地，他推辞不要，汉武帝给予的官职，他更是推脱不受，捐完钱后，还是安心在河南养羊，而且他对汉武帝的使者推脱说，我这个人没别的本事，就会养羊，所以当不了官。汉武帝知道后，回答也干脆，我找你当官，就是让你给我养羊的。我的上林苑有很多羊，足够你养的。这样，卜式再也没有借口推脱了，他爽快地接受了汉武帝的中郎将官职，去汉武帝的上林苑干他的老本行——养羊。

　　当了官的卜式，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他根本不像个官。当中郎将的时候，他每天穿着破衣麻服，亲临工作第一线，为汉武帝兢兢业业地养羊，他养的羊膘肥体壮，很快让汉武帝刮目相看。如此朴素，又有觉悟，而且还肯放血的好干部，在当时就是宝贝，是宝贝就要抓紧用，卜式的官因此节节高升了，先做偃师县令，又做齐王的太傅，到后来高升为齐国的国相，主持起了汉帝国最富庶的地区——齐地的行政权力。这段时间他对西汉影响最大的，是他和汉武帝的一段对话，因为这段对话，卜式也可称得上是西汉时期足够与桑弘羊比肩的经济学家。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汉武帝看到卜式养羊养得好，心里很高兴，便请教卜式用什么办法来养羊，卜式的回答是这样的：第一是要按时照料羊的起居，第二是要实行淘汰政策，把那些劣等的羊淘汰出去，留下优等的，也就是说要重视质量而不是数量。汉武帝听着和听天书一样，但卜式下面的一句话却让他醍醐灌顶：“养羊如此，治民更如此！”汉武帝一下子对卜式刮目相看：这个外表朴实憨厚，自称除了养羊什么都不会的牧羊人，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