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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青史尽成灰-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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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宪》的成就不仅仅于此，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灵宪》涉及了宇宙运动的方方面面，在天体的演化过程里，张衡提出了“星云”学说，即天体是由各种气组成，在气的分化中形成了天地。欧洲直到1700多年后，才由康德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在行星运动的速度上，张衡探讨了行星运行的速度规律，指出行星运行的速度与距离地球的远近有关。《灵宪》同样揭开了月食的产生和运动之谜，即“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众星被耀，因水转光。当日之冲，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谓虚。在星星微，月过则食”。他提出了月亮本身不发光，是靠太阳发光的正确理论。在星相和流星等问题上，《灵宪》也做出了非常系统的论述。在公元2世纪的世界，《灵宪》可被看做天文学的百科全书，而这部书与浑天仪一样，也不仅仅代表着张衡一个人的科技成就与智慧思想，《灵宪》里的许多观点，在之前的一些关于浑天说的前人论著里都有所涉及，张衡将其深化并加以系统地证明，这部书实际上是秦朝初期至东汉时代浑天学说的集大成者。也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浑天说成为了统治中国天文近两千年的学说，后世的天文学家都以其为天文理论的研究基础。
公元132年，即汉顺帝阳嘉元年，张衡完成了他在太史令任上的最后一件大事——发明地动仪，这也是他几十年宦海沉浮生涯里最光辉的一刻。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张衡的这台机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地动仪又称为候风地动仪，由青铜制成，形像一只圈足的酒尊，直径有8尺；尊上有个隆起的合盖；尊外附有8条龙，龙首朝着8个方向；龙口中含有一粒铜丸；地面上有8只昂首张口的蟾蜍，准备承接龙口中落下来的铜丸；尊中有一根高而细的铜柱，张衡称之为都柱，都柱在接受到地震产生的地震波后就向波源方向倾倒。在都柱周围构架了8条通道，使倾倒的都柱只能往一道中滑倒，倒到尽头，都柱敲动一个像弩机装置似的牙机，利用扛杆传动，使龙首张开口，铜丸跌入蟾蜍口中，砰的一声，人们闻声检丸，就可知道该方向发生了地震。地动仪诞生的初期，朝野上下普遍对其抱有怀疑的态度。这其实很容易理解，机器预测地震的发生，即使到了科技革命时代，也是欧洲在19世纪下半叶才完成的课题。据说地动仪问世的时候，清流们曾批判张衡“制妖物以媚主上”，宦官们也曾污蔑张衡“行异术以惑人心”。科学，特别是在自然科学诞生的初期，都注定是要与一切传统的势力进行战斗。公元138年秋的陇西大地震，为张衡的地动仪彻底正名，从最后上报的地震实际发生时间到张衡地动仪观测的确切时间看，其误差不超过一个时辰。当然，地动仪对于地震的预测还处于一种极其原始的状态，它只可以大体的感知地震发生的方位，无法定位地震发生的准确地点，但是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这的确是一个超越时代的发明，对比西方的科技成就，地动仪领先世界约1800年。
另一个事实也足够说明地动仪的科技成就，清朝以后，地动仪的制作方式和运作原理几近失传。新中国成立后，地动仪的复原问题成为历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经过10多年的努力，才由王振铎最终完成了地动仪从外形到内部运作原理的全部复原。我们从这个侧面足可以了解中国古代机械制造和科技思想的成就。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在没有自动机械化的条件下，中国古代科学家把人力机械化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这种研究思想和方法也使封建时代的中国受益千年，如果在近代，这种研究方式能够继续下去，谁说工业革命不会发生在中国呢？
汉顺帝阳嘉二年，即公元133年，55岁的张衡不得不暂时告别他所钟爱的天文研究工作，黯然地踏上了赴河间国担任相国的路途。这一次的任命自然与宦官的陷害有关，汉顺帝时期，士大夫清流阶层与宦官的矛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作为一个科学家，张衡是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的开山人物，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不过是官场内部纷争的一颗小小的棋子。包括浑天仪的制作，在当时的背景下也绝不仅仅是科技原因，更包含着复杂的政治因素。作为清流阶层的一员，驱逐宦官专政建立一个清明的政治世界，始终是张衡不二的理想。汉顺帝时期，宦官和外戚争夺权力的政变不断发生，作为官员的张衡自然走不出这样的迷局，汉顺帝曾问张衡，什么样的人是百姓痛恨的人。张衡直言回答说：“是那些互争权势，谋乱天下的人。”也正是这句话为他埋下了祸根。他忠直而勇敢，一如他勇敢探索科学真理的精神一样，他也在用自己的政治生命，探索治国救民的真理。张衡的离开不是个别的，与他调任相关联的，是同时期东汉一批清流士大夫阶层的外逐，这是一场宦官阶层对于士大夫阶级大规模的驱逐运动，这是集权的封建专制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悲剧命运——遭谗言，放逐，再放逐。文人的理想与帝王的专制总是发生激烈的碰撞，这样的经历又给了张衡一种新的生活道路选择。从这一刻开始，他暂时放下了一个学者的身份，以一个清官的名义在遥远的河间重新实现自己的理想。
东汉中期是一个孕育着腐败和黑暗的时代，在这里用“孕育”一词，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帝国内部的危机已经暗流汹涌，另一方面，光武中兴留下的丰厚家产，仍然使国家维持着天下承平的虚假繁荣景象。在汉顺帝的时代，国家的人口和生产力水平都已经超过了西汉时期的最高水准，北方的鲜卑、匈奴等游牧民族也早已臣服在帝国的脚下，但是，西汉末年农民战争遗留下的地方豪强势力也得到了迅猛发展。东汉帝国的皇帝多是短命的婴儿，国家的政权由外戚和宦官轮流坐庄。严酷的现实与以张衡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科学家群体和科研成就的迅猛发展形成了反比。这种微妙的大环境不能不使张衡深受影响，从根本上说，张衡首先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传统知识分子中的忠君信念和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才是其人生信条里的首要观念。他曾上书顺帝“惟所以稽古率旧，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要求皇帝“恩从上下，事依礼制”。他的所有的研究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为了为他政治的抱负增添筹码，但是科学毕竟是科学，政治毕竟是政治，任何先进的科技成果在黑暗的政治时代里，总是会失去它应有的效用。浑天仪对于农业生产和时令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现实的社会里，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真正的受益者却是张衡最痛恨的豪强势力，地动仪的发明是为了国家可以更快地做出应对地震等灾难的措施，减少受灾地区民众的苦难，但是在那个贪墨横行，上行下效的政治环境下，地动仪的科技成果却是为宦官阶层的贪污腐败提供了更多的便利。这真是对历史发展的莫大讽刺。科技的应用往往是不以发明者的意志为转移的，诺贝尔发明的炸药被用于战争，曾使他痛苦无比。张衡的浑天仪和地动仪的发明，也无疑印证了这个悲剧，生在古中国是一个科学家最大的幸运，但是生在一个政治黑暗的中国，却是一个有济世救民理想的科学家最大的不幸。《无间道》上曾说，“往往都是事情改变人，人却改变不了事情”。张衡就是抱着要改变一些事情的雄心开始了他最后的悲情路程。他所赴任的河间国是东汉治下一个充满黑暗的王国，豪强势力盘根错节，河间王横行不法，百姓民不聊生。张衡用大无畏的勇气向这一切宣战，他接连惩治了23家勾结官府的地方豪强势力，他的足迹遍布河间国每一片山山水水，为苦难里的百姓平冤做主。这个时期的张衡，俨然是中国传统话本里的清官形象。然而清官毕竟是改变不了大局的，我相信在河间的那些年里，一定有许多父老乡亲拜伏在他的脚下，眼含热泪，口称青天，可是这对走下坡路的国家又有什么用呢？张衡是幸运的，与几十年以后东汉党锢之祸的那些清流相比，他无疑幸福得多。虽然屡次遭受谗言，虽然屡次直言上书，但是汉顺帝相比之下还是宽仁的。可是对于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来说，莫大的官位和荣耀都不是最终的追求目标，壮志得酬和青史留名才是毕生的愿望，后一个愿望张衡做到了，前一个却与现实差距很远。
在河间的3年里，张衡最大的成就莫过于汉赋的创作，虽然当时的东汉帝国远没有战国时楚国那样糟糕的境地，但是后人总是习惯将张衡的作品《四愁诗》与前代屈原的《离骚》相提并论，而这两个人物无论是性格还是命运，都在冥冥中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一样的君主昏庸，一样的放逐，一样的壮志难酬。不同的是，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家，张衡比屈原更懂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道理，也更加的具有实干的精神，至少他给治下的百姓带来了一段幸福的日子。“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通”。这是张衡发自内心的声音，他比屈原多了一份胆怯和务实，他的命运也成为诸多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缩影。身为一个知识阶层，传统的道德理念总与严酷的现实发生冲突，为了实现目的可以不计较手段，为了最终的道德追求可以暂时的牺牲信仰。这是许多封建社会实干家的悲剧。“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雰雰，侧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美丽的诗句里道出了多少心酸与无奈。太多的梦想像晚秋的菊花一般随风而落，遇水而流，杜鹃声声的悲凉里，年迈的他纵有翱翔九天的壮志，却依然不得不面对退潮一样的悲情。
皇帝始终没有忘却这位夺天地造化的智者，纵然他已离开洛阳老远。顺帝永和三年，即公元138年，一场意外事故促成了张衡的回归，候风地动仪成功预测了发生在陇西的地震，这使皇帝重新思念起了这位智者的种种光辉。而此时的张衡却已垂垂老也，与《两京赋》中青春飞扬的豪情相比，他的《归田赋》更多的透露着消极与无奈。在皇帝招他归京不久，皇帝就颁发了诏书，允许宦官收养养子，所谓对张衡的重新起用，只不过是对士大夫阶层做的一次政治平衡而已。张衡终于明白，所谓政治的理想，治世为公的抱负，是比探索宇宙奥秘更为困难的事情，他可以掌握星空的旋转规律，预测地震的发生，但是政治的地震与皇帝喜怒的晴雨表，是他永远无法琢磨的。“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这是张衡经历了几十年宦海浮沉后发出的肺腑之语。归京一年后，在尚书职务上的张衡终于闭上了疲劳的眼睛，他再也不必数星星了。同年四月初八，洛阳城爆发了百年不遇的大地震，这是上苍对这位智者特殊的纪念吗？
20世纪70年代，人们将月球背面的一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将小行星1802命名为“张衡小行星”。郭沫若曾赞颂他为“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我想这是对张衡最为精辟的评价了。这样的评价只能归中国人所独有，是欧洲的历史学家们永远都无法读解的。
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张衡的“全面发展”，也是中国传统知识文化体系的一种另类体现。中国古代科学是一种以儒家为主的包容性学说。张衡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儒者，其次才是一位科学家。东汉时代，中国儒家思想还处于萌芽时期，八股等蒙昧的观念并未成为文化的主流。诗词歌赋与自然科学也并非完全的抵触和矛盾，相反是一个不断吸纳的过程。我们总说中国古代科学只有技术没有理论，但是事实上，大多数的中国古代科学家都同样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儒学的造诣，大多数的科学家也同样没有把科学作为终生的追求，却在无意之中成就了科学家的命运。所谓的死读书，读死书，是封建时代发展到清朝时期特有的产物，并非是儒家本身的观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衡的“全面发展”并非是一个特殊的例子，而是存在于许多中国古代科学家身上的精神本质，更是中国古代科学研究的思想本质。自由和创新的精神曾与儒家的思想道德观念一样，深刻的化入我们的血脉之中。
第二十三章 班超怎样经略西域
如果说西汉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战争是反击匈奴，那么东汉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战争，就是班超拓通西域。沿着前辈张骞的道路走向西域的班超，在某种程度上，是个比张骞更伟大的人，因为张骞拓展西域的行动，自始至终，都得到了汉武帝全力的支持，特别是在他经过10年沉浮归汉后，汉帝国为他的再入西域行动，提供了绝对的支持和物资保障。西域各国归附汉朝的结局，既来自于张骞个人的外交努力，也来自于汉帝国全力的支持，特别是经济、军事实力方面的支持。
比起张骞来，班超就寒碜多了，相比于汉武帝时代的锐意开拓，东汉时代极少主动拓展疆土的君王。早期的君王大多崇尚文治，倡导与民休息，而后期的君王多是幼儿，连事儿都不懂，又谈何雄才大略。东汉时期，儒学已经成为主流，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减少对外的战争扩张，保境安民，因此所谓的拓展西域，恢复版图，在儒生们眼里，是穷兵黩武，虚耗国力。作为继张骞之后再次走进西域的拓荒者，从始至终，班超都面临着两难的局面，一面是中央政府摇摆不定的态度，一面是西域大地错综复杂的关系，强大的北匈奴骑兵。而自己除了汉朝使者的名分，几乎一无所有，很多时候他都是在孤军奋战。然而他努力的结局，却是西域大地再次归属中国版图，是北匈奴狼狈西逃，从此再不敢兵犯中原，使丝绸之路再次畅通，不但延伸到了波斯湾，更跨过地中海的屏障，第一次为中国和欧洲建立了直接的往来。建立不亚于张骞功业的班超，更像一个孤单的英雄，就像抗战时期那首著名的军歌所唱：“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摧战云。”
且让我们看一看这位孤胆英雄的风姿，看一看这个人，与这条丝绸之路之间的奇迹。
【一】
说班超拓展西域，不得不先说下东汉建国后的对外政策。王莽篡汉之后，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对外采取扩张政策，导致本与汉朝和好的南匈奴内部，反汉势力再度抬头，与中原政权相互征战不断，一直到了汉光武帝刘秀在位时期，匈奴依然与新建立的东汉王朝发动战争，在北方扶植卢芳政权对抗汉朝，并不断出兵南下攻掠。汉光武帝对匈奴以和平为主，不断派使者通好，但收效甚微，直到公元48年匈奴再度分裂，汉朝抓住机会，与南匈奴媾和，双方这才实现了和平。西迁的北匈奴，盘踞在西域地区，驱逐汉朝驻军，奴役西域各国，原本属于汉朝治下的西域各诸侯国，曾经通过各种渠道向汉朝传达信息，希望汉朝能够出兵西域，恢复对西域的统治，驱逐匈奴势力。但是国家百废待兴下，这个要求汉王朝自然无力答应。汉王朝随即关闭了从河西进入西域的玉门关，告之西域国家可以选择投奔匈奴，就这样，自西汉中后期开始归附中国版图的西域大地，被东汉王朝无奈地丢弃了。
但这无奈地丢弃，东汉王朝是不甘心的，而且丢弃的结果，并没有换来北方的和平。此时盘踞西域的北匈奴，依然具有强大的实力，在东汉王朝占有西域后，他们不断以西域为据点，肆意南下骚扰。幸运的是，这时期他们对北方汉地难有威胁，侵扰的重点，依然是河西走廊地区。这时期镇守河西的，是窦融的窦氏家族，匈奴对河西的侵扰，多半被击退。为了防备北匈奴，东汉王朝只有全力扶植南匈奴。这时期北匈奴实力日强，南匈奴日遭排挤，东汉开始允许南匈奴南下至汉地居住，并且每年提供大量粮食，将其作为防范北匈奴的屏障。对北匈奴，东汉王朝则坚持一个政策：打！被东汉击败后，匈奴的漠北故地被乌桓、鲜卑等新兴部落的挤占，其主要的势力范围，集中在今天的西蒙古以及西域地区。汉匈双方的主战场，也就变成了河西走廊。在后来汉朝反击匈奴以及开发西域的战争里，河西走廊都成为了重要的跳板。
东汉在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后，到了汉明帝刘庄在位时期，国力日益增强，解决北匈奴这个边患，就提上了日程。公元73年，汉明帝终于决定发动对北匈奴的侵略战争，与西汉时代相似的是，担任这个任务的也是外戚，且是外戚窦家集团的翘楚——大将军窦固。这位窦固的家族，正是东西汉交替时期镇守河西，数次挫败匈奴入侵的窦氏家族，所以，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这时期汉匈双方的作战形式，也和西汉后期相似，匈奴的势力范围局限在西域和西蒙古地区，出击匈奴的通道，已由当年的河套草原，变成了如今的河西走廊。在公元73年的这次出击中，东汉兵分四路，对北匈奴展开全面进击，但北匈奴早有防备，匆匆与汉军接战后即后撤，汉军仅斩敌数千人，未能达到重创北匈奴的目的。但此战的一个重大收获是：一位年轻的行军司马（参谋）大胆提出率军奇袭的策略，大迂回奔袭，成功占领匈奴南进的要道——新疆伊悟，这个胜利在当时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伊悟的夺取，使匈奴失去了南进中原的跳板。此战之后，匈奴对汉地的侵扰变得非常困难，得到伊悟的东汉，踢开了走进西域的第一扇门。这个年轻的行军司马，就是注定要担负起这个使命的人——班超。
再通西域的决定，并非是班超首提的，而是此时担负北击匈奴重任的窦固的见解，他认为目前汉匈战争的形势，和西汉中后期相似，要打败匈奴，就要如当年一样断绝匈奴臂膀，切断他们与西域国家的联系。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对这个主张，汉明帝本人并不热心，东汉君臣对于当年的往事依然记忆犹新，为了争夺西域，西汉与匈奴进行了长期的拉锯战，一系列漫长的战争和外交行动，使得国家花费巨大，不拿钱砸，达到断匈奴臂膀的目的何其难，就算你真的达到了，国民经济被拖得贫困不堪，重走汉武帝晚期的老路，似乎得不偿失。在窦固的反复请求下，汉明帝的态度终于有所松动，决定向西域大地派出一支试探性的使团，这个使团只有36人，且并不像当年张骞一样，携带大量贵重礼物，主要目的，也就是给西域国家打个招呼，告诉他们汉朝又回来了，至于有多少国家会归附，这真是一个不容乐观的未知数。匈奴在当地实力强大不说，当年汉光武帝抛弃西域的决定，也使汉朝的威望大大受损，就凭着这36个人，就想成功恢复汉帝国在西域的版图，甚至驱逐实力强大的匈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班超却把这一切变成了现实。
有关班超的履历，世人知道比较多的是他出身名门，少有大志，他的兄长是编修汉书的班固，他本人也参加过汉书的编纂工作，因心向沙场，选择了从军，并留下“投笔从戎”的壮烈典故。从年轻时代开始，他就不断做着“不可能”的事情，比如文人家庭出身的青年，怎么可能当兵，可他偏偏就当上了，从未学过打仗的书生，怎么可能打仗，可他偏偏打了，还打赢了，而这一次，他又主动请缨，被窦固委派为使者，带着36人奔赴西域，进行下一个不可能：不用钱不用兵，让西域诚心归附。
到了西域才知道，这确实好像不可能。西域36国，大多数国家和匈奴关系错综复杂，有的是亲戚关系，双方之间有和亲，甚至在位的国王也有匈奴血统，有的虽然不是亲戚，可生活在匈奴眼皮底下，一旦生出贰心，匈奴骑兵随时会杀到眼前，而汉朝是鞭长莫及的。还有的国家，对汉朝早就冷了心，死心塌地的当匈奴的奴才。面对不可能，班超采取了把握最大的一个策略，此时西域国家分为南路和北路，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南疆和北疆，其中南路受匈奴的控制比较弱，北路比较强，只要先征服了南路，就可以打开西域的局面。要征服西域南路，就要征服南路最大的两个国家，于阗和鄯善。
这两个国家都是匈奴的铁杆，其中鄯善是个墙头草，向来是谁强就听谁的，那就让他知道知道汉朝有多强。班超一行到达鄯善后，偏偏匈奴也来了，鄯善国王摇摆不定，班超干脆给他来了个下马威，率部突袭匈奴使团营地，杀掉匈奴使团，摆明了告诉鄯善国王，匈奴使团死在你这里，你说不清楚，想说清楚，就要和汉朝合作，赶鸭子上架下，鄯善王服了，向汉朝派出王子做人质，重新臣服于汉朝治下。于阗很迷信，一向迷信神的旨意，而神仙的旨意一般都是巫师告诉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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