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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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压服朝野的反对派，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消灭苟延残喘的北匈奴。

　　所以公元88年，汉帝国再次讨论对北匈奴的用兵问题，军方的将领们都主张出兵，但文臣们却坚决反对，特别是司徒袁安集合了一帮文臣，反复上书反对，理由也是当年的那几条，对蛮夷不用追杀，赶跑就行了，打仗就要花钱，当然他们更担心的问题是，连续的对外战争，会造成军人集团势力的坐大，外戚势力的膨胀，这样文臣们的日子，就相当的不好过了。

　　但窦太后是不管他们是否好过的，打仗能给窦宪立威，也就意味着能给窦家外戚集团立威，再说北匈奴已到了晚期，如此泼天大功，自然不能放弃。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窦宪统帅大军，与南匈奴合兵，发动了对北匈奴的大举反击战。是年六月，汉军出朔方，与北匈奴军在涿山激战，一举打破之，随后一路追杀，直杀到今天内蒙古杭爱山下，一路仅招降俘虏北匈奴就有20万人。这次出兵是对北匈奴毁灭性的打击，得意洋洋的窦宪也分外高兴，在杭爱山勒石记功而还，可谓对当年封狼居胥的霍去病有样学样。这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就是后来宋朝名臣范仲淹心向往之的“勒燕然山”。

　　燕然山之战对北匈奴的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当时北匈奴的整个人口不过几十万人，一场厮杀连投降带被俘，北匈奴几乎损失了一半以上的人口，这场打击的灾难性，甚至超过了西汉时期卫青霍去病的漠北之战，和东汉的战争确实不能再继续了。东汉方面，先前反对出兵的司徒袁安，在窦宪获胜后，火速提出了招降的建议，认为这将是一劳永逸解决匈奴问题的好机会。依照袁安的建议，汉朝派梁讽等人为使者，去北匈奴藏匿的巴尔喀什湖地区招降，在梁讽的劝说下，穷途末路的北匈奴单于最终动心了，他们准备效仿南匈奴，彻底向汉朝投降。如果此举成行的话，恐怕后来匈奴骑兵肆虐欧洲的大战，也就不会存在了。

　　意外偏偏在这时候发生了，招降的事情，文臣们很高兴，太后很高兴，北匈奴也很高兴，唯独窦宪不高兴，在他看来，这分明是在和他抢功。同时南匈奴也不高兴，南匈奴和北匈奴是死仇，在他们眼里，部落矛盾永远大于民族矛盾。于是，窦宪和南匈奴单于一拍即合，干脆趁着北匈奴接受招降，疏于防范的机会，再打一次大规模进攻，一劳永逸解决北匈奴问题。公元90年七月，汉军与南匈奴两路夹攻，杀入了北匈奴的王庭，疏于防范的北匈奴大军顿时崩溃，匈奴单于的老婆阏氏以及1万5千多人被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汉使梁讽和班固，此时就奔走在奉命册封北匈奴的路上，他们到达的时候，看到的却是一地死尸。

　　从此以后，北匈奴战不能战，降也不能降，剩下的唯一一条路，就是西迁了。公元91年二月，窦宪再次出兵，在金微山（阿尔泰山）包围北匈奴残部，俘虏了单于的母亲，单于则率领几千人突围北逃。这是汉匈战争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自此以后，北匈奴开始了悲壮的西迁之路，绕过咸海，向遥远的西方迁徙而去，在伏尔加河流域定居下来，成为4世纪前叶活动于伏尔加河流域的匈人的祖先，或许在那里继续圆已经在大漠之上破碎的重建匈奴帝国的美梦。一个多世纪后他们出现在欧洲，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第二十五章　汉匈战争的“副作用”——鼠疫

　　同样是一座荒凉的古城，同样曾经有一个闪亮而伟大的名字——定襄。

　　就是这个定襄，矗立在蒙古草原茫茫荒漠里的定襄，汉军来过，匈奴军来过，唐军来过，卫青来过，李靖来过，在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之间刀光血影的争锋岁月里，它是兵家必争之地，同样担负着围墙的责任，在浩浩史册里，它的名号比云中还要响亮。漠北之战，奇袭阴山，汉家赫赫的武功都为这座荒凉的小城所吞吐，千载之后的我们，依旧呼吸着有关它的骄傲。

　　而被我们埋在心里的，是有关它的悲伤，那被千年史家掩埋掉的悲伤。

　　所有的悲伤，起于西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那个在无数有关汉朝的电视剧里，让今天的中国人骄傲不已的年份。

　　那年的全国形势真叫一片大好，桑弘羊的新政搞得如火如荼，铁制农具在全国普遍推广，粮食产量再创新高。长城外面，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远程追击作战取得了空前全胜，卫青在漠北打败匈奴单于主力，霍去病大破匈奴左贤王，直追到匈奴人祭天的狼居胥山，两场空前的胜利彻底摧毁了匈奴人的有生力量，历经数十年的汉匈大战天平，终于彻底倾斜在汉朝这边。这是欢乐的一年，胜利的一年，付出了巨大战争伤亡的汉朝，终于可以举起胜利的酒杯。

　　定襄，是当时汉朝最有资格举起酒杯的，它是汉军北伐匈奴的跳板，汉军的历次远征，都是由定襄出发，也是由定襄归国。它承担着汉军远征的后勤保障和物资供应等方面的诸多责任，像一个默默无闻的妻子，在辛苦的奉献中熬白了发丝。而今万里长征人已还，勇士、战马、将军，早已投入到定襄温暖的怀抱，在鲜花与掌声间，品味着凯旋的喜悦，一如那一年全中国的光景一样。

　　封赏，庆祝，葡萄美酒夜光杯，美得很，却无人料到，伴随着北伐大军的回师，一颗颗沉默的哑弹，也已悄然埋进了定襄疲惫的躯体，引爆之日，将是一场持续中国数百年的天崩地裂。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当朝野上下已然沉浸在不世边功的喜悦里时，一封来自定襄的加急奏章，让所有的歌舞戛然而止，定襄瘟疫！

　　瘟疫，如暴风雨一般的瘟疫，如飓风一样吹灭万家灯火的大瘟疫，如洪水一样，从森严的军营蔓延到都市乡村的大瘟疫，如幽灵一样，刹那间夺去无数人年轻生命的可怕瘟疫。患病者大多高热致喘，短时间内气绝而死，而所有接触过患者的人，也都会离奇的感染病毒，死亡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在定襄蔓延，很快又如墨滴在宣纸上化开一般，短时间内，将黑色的恐怖扩散到全国。

　　这种瘟疫，医学上称为草原鼠疫病，中医将其称为伤寒，而在西方历史上，它有一个死神一般的名字——黑死病。

　　制造死神的罪魁祸首，就是肆虐汉朝边庭数十年的匈奴人，为了对抗汉朝的自卫反击，在战场上讨不到便宜的情况下，他们使用了最为极端的方法，将感染了草原瘟疫的牲畜，放在河流水源边，引诱远征的汉军前来喝水，或者是将患病的牲畜，送到汉朝的边城下。这种方法，他们之前曾零星的用过，公元前119年汉朝规模空前的大北伐，给匈奴人施展细菌战提供了绝佳的机会，那些感染瘟疫的汉军凯旋后，瘟疫爆发，在他们的落脚点——定襄迅速的传播，蔓延到全国。

　　这是一场灾难。

　　彼时的中医，并没有特别好的对付伤寒的办法，面对这种从未见过的疾病，中药，望闻问切，保守疗法，统统束手无策，久经考验的医生们，只能坐视无数人喘息，痛苦地死去，坐视着那比牙买加人跑接力还要迅速的瘟疫传染。彼时的中国，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战，元气未复的躯体，又横遭瘟疫的打击，自然是雪上加霜。于是，冷冰冰的史册上留下了无数的记录：山东大疫，关中大疫，河北大疫……

　　而定襄，正是这场大瘟疫最初的爆发点，在人类第一场细菌战面前，定襄首先承受了惨痛的损失。从汉朝浩如烟海的奏章里翻出定襄地方官的奏报，清晰地写着定襄人口“十之去八”，而医学上公认的第一个大规模爆发瘟疫的地点，就是定襄。

　　这场大瘟疫，如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只手，强硬地改变了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深信瘟疫来自匈奴巫师的“蛊毒施法”，当时的中国人对于匈奴蛊术的憎恨与恐惧，到达了顶点。正因如此，汉武帝在偏信了“太子蛊案”后，才会用极端的方法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无助的老百姓不知道该怎样拯救自己，瘟疫面前，政府不靠谱，医生不靠谱，孔夫子不靠谱，我们该信谁？

　　所以道教、佛教，乃至各种光怪陆离的宗教，你方唱罢我登场，在瘟疫中告诉大家：我才是你的救星。中国人的信仰，受到剧烈的冲击。

　　伴随瘟疫而起的，是社会矛盾的激化，无数百姓的家破人亡，然后是民乱，暴动，极左时代管这些统统叫“农民起义”，然而这种自己人杀自己人的运动，不是进步，是悲剧。

　　最直接告诉我们悲剧的，是中国的人口数字，汉匈战争开始前，中国的人口到达了历史的最高顶点6000万人，然而到汉武帝过世前，天下却已“户口减半”，除去战争中直接战死的军人，这场细菌战使中国在30年间丧失的人口，仍然高达千万之巨，穿过麻木的史册，延绵至今，仍然足够骇人听闻。

　　然后就是汉武帝去世，去世前发《轮台诏》，减轻民众负担，停止对匈奴的战争。之后，就是昭君出塞，汉匈通好，再之后东汉建立，匈奴西逃，边关烽火暂息。

　　然而瘟疫，还是瘟疫，如一只睡睡醒醒的怪兽，不眠不休，依旧折磨着中华大地。

　　伤寒病的特点，就是爆发的周期性，每隔50年左右，就要持续性的爆发，更可怕的是，每次爆发，都要产生新的病变，这周期性的折腾，从汉开始到南北朝，百年间始终未停。一个很触目惊心的数字就是中国的人口，直到600多年后的隋文帝时代，才恢复到6000万人，勉强达到了文景盛世时代的数字，这600年间，除去战乱，就是瘟疫的肆虐。与瘟疫相关的，就是暴乱、杀戮，宗教如雨后春笋一般的传播。

　　××地大疫，简单的几个字，今天很少有人想到，这是历史对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场考验，恰如几百年之后，相同的瘟疫杀死了欧洲四分之三的人口一样，在那600年间，它也在折磨着我们。

　　可是我们终于经受住了这个折磨，当许多拜服在神灵面前的老百姓们企图从神灵那里获得帮助的时候，也有一些不相信命运的人，他们只相信，一定能够找到化解这场灾难的钥匙。

　　钥匙找到了，只有一个字：治！

　　在这场灾难面前，中华民族的智慧再次启动，许多聪明人，在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体验中，在不死不休的求索里，找到了战胜伤寒的办法，留下了一批又一批光辉的巨著。他们的贡献，今天还在余荫着我们。

　　比如东汉的名医张仲景，在他的记录中，他的家族有三分之二的人感染了瘟疫，而伤寒病患者，更是高达其中的百分之七十，一句“家家有僵死之痛，户户有哀号之声”，掩卷追思，至今让人泪满衣襟。

　　但是他没有信命，没有像大多数的恐惧者一样匍匐在神灵的脚下，他开始了漫长的求索之路，遍访名医，亲身体验，在经过了无数次临床实践后，一部《伤寒杂病论》横空出世，这是中医历史上第一部记载最为全面，方法最为实际的中医论著，是人类战胜伤寒的第一把钥匙。

　　然后就有了五石散、寒食散等中药的问世，有名的无名的医生，用相同的孜孜不倦的心，倔强地挑战绝症的勇气，实践着“医者父母心”的本分。吃了五石散的贵族们，宽衣大袖，轻飘飘的清谈着生死玄学，吃了五石散的军官们，血脉喷张，攻城拔寨，建立着赫赫功业，吃了五石散的梁武帝，拜服在高高的佛像下，感谢神灵保佑他身体健康，他不知道，保佑他的不是头顶那尊麻木的雕塑，而是身后无数身份卑微、默默无闻的人。

　　医生在封建社会里不是好工作，上不得大雅之堂。那些年，刘关张的大刀长矛舞得欢，谢安陶渊明的魏晋风度过得悠然悠然，无数有名的无名的医生，却成为那个时代沉默的战士，厚重的，托起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史。

　　感谢他们吧，正因为有了他们，已是废墟的定襄城，才未成为一座枯城。医者父母心，这话放在今天或许是说教，在那个年头，那些有名的无名的医生，确实是一个民族的再生父母。

　　我们已然不可考那些先驱的姓名，留给史册的只有刮骨疗毒的华佗，在衙门坐堂当大夫的张仲景，他们是那些先驱者的缩影。

　　定襄的古城依然破败，然而个人认为，应该在那个古城上，为这些医生立一排塑像，那是我们这个民族苦难的见证，是我们曾经的不屈与理想。


　　第二十六章　门阀分裂了东汉

　　东汉有这样一首民谣：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这句话翻译成白话的意思就是：州郡的文书，像霹雳一样厉害，甚至连皇帝的诏书，跟州郡的文书比都不如，只能挂在墙上当摆设。在“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这样的情形似乎不可思议，但是在东汉王朝，这却是不折不扣的事实。

　　这句话所说的事实，就是东汉门阀大族的强大，乃至取代了中央的统治地位。

　　【一】

　　说东汉门阀制度形成，许多人也许会疑惑，西汉同样是扫平群雄建立，同样采取休养生息政策，为什么没有形成地方上经济垄断，政治上尾大不掉的门阀势力，相反在东汉，从中期开始，门阀势力就日益做大，最后甚至中央政府对他们也无可奈何？要了解这个问题，要从东汉、西汉两个王朝建国的不同形态说起。

　　东汉西汉两大王朝的开国皇族，虽然同属一个宗族，但却有一个根本的差异：出身。

　　所谓的门阀，就是世代传承的大家族，这种大家族如果想代代做大，必须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政治上的世袭，人才上的代有人才出，所谓三代才出一个贵族，道理就是这样。

　　这个道理放在两汉的开国上，就明显对比出了泾渭：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们，和刘邦一样，大多都是草根出身，其本身的文化素质不高。虽然其中很多人都世袭爵位，但到了开国后，却是“富不过三代”，第一代人或许可以保持富贵，往后的“富二代”们，就一代不如一代。与此同时，西汉王朝对功臣勋贵们，采取极端的打压政策，拼命压制其生存的空间，特别是家族中有人为汉王朝立下大功的，其结果，无不是遭到朝廷的猜忌。比如李陵在给苏武的书信中，就详细阐述了西汉王朝对功臣的态度，即凡是立过功勋的功臣，最后都没有好下场。所以，在西汉王朝整个200年历史中，地方上的豪门大族出了不少，勋贵豪强出了不少，名门出了不少，却都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今天你牛气两天，明天我嚣张一把，根本不能持久。外加汉武帝时期通过经济改革，对地方豪强采取极端的剥夺政策，尤其是告缗、算缗等政策的实施，通过强行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剥夺地方势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出门阀相当得难。西汉时期各个家族中，真正风光长久的，不过是少数几家，而且以“富不过三代”的定论，几乎很少有三代以上持续风光的。

　　东汉却不同的，刘秀本人就是皇族出身，其身边的主要干将，大多都是地方上的大族，这些人远非早年刘邦身边的“穷泥腿子”可比，属于有文化有思想的一代人，整体素质相当高，在攫取权力和教育后代，保证家族长远富贵的深谋远虑上，都远远强于西汉时期的功臣们。这样的局面下，东汉的开国功臣们，其家族的风光，持续的时间也就更长。比如最早跟随刘秀的耿家、窦家等，最后都世代富贵，子孙世代成为汉帝国的栋梁之才，不知不觉之间，他们就成了垄断国家大权的家族，即门阀的“雏形”。

　　东汉帝国的经济政策和对待功臣的政策，也为门阀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做门阀，光有身份不行，需要有钱有土地，东汉初期开始的休养生息政策，给门阀们提供了经济上的便利。同时刘秀被后人津津乐道的“厚道”，也为门阀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比起祖宗刘邦大杀功臣来，刘秀做到了和功臣们同享富贵，虽然在东汉建国后，他果断采取了“退功臣”的政策，即削夺功臣们手中的军政大权，但刘秀的政策，是以“富贵换权力”，即给予功臣们经济上的特权，极高的政治地位和荣宠，换取他们实际的权力。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东汉初期开国功臣们的迅速壮大，其家族势力在地方上的日益膨胀，代代繁殖，最终成为权镇一方的“门阀”。

　　门阀制度产生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儒家经学的兴起。

　　东汉时期的门阀，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勋贵豪强派，一种是文化派，这两个派系并不矛盾，相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东汉早期的名臣，甚至开国皇帝刘秀本人，都是受儒家思想教育出身，其功臣中多人，后来也都成为东汉著名的儒学大家。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家族的传承，除了子孙的传承之外，更多了文化传承这么一条路。随着东汉国家的稳定和文化的普及，儒家的师生关系、学派关系，随着其门生越来越多地进入政坛，成为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网。比如后来东汉时代著名的清官杨震，其家族弘农杨氏，既是学派，也是门阀，其门阀的成员，不只包括家族子弟，更包括师生故吏，整个汉帝国的最高统治权，就在这样的关系网中，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走动中，渐渐呈现了架空之势。

　　【二】

　　东汉时代门阀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在汉和帝之前，是门阀政治的雏形时期，在汉和帝到汉顺帝之间，是门阀政治的壮大时期，在汉顺帝直至东汉灭亡，是门阀制度的彻底确立时期。

　　汉光武帝刘秀在位时期，是门阀政治的雏形时期。这段时间的东汉帝国，尚能注意权力的平衡，采取了权力收归中央，建立中央集权的政策。比如收拢地方的兵权，地方太守的带兵、调兵职权，都被尽可能地收回到中央来。与此同时，汉光武帝还格外注重任用酷吏，他在位的时候，如强项令董宣等人，都是豪强们所畏惧的人物。汉光武帝刘秀苦心建立的，是一个他心目中的政治平衡，即享有高荣耀的勋贵们，并不掌握实权，只有经济上的特权和地位上的尊荣，而真正执掌国家行政权力的，却是那些品级低微的小吏们。两种权力的相互制衡下，才会有中央集权的神圣不可侵犯。

　　所以在汉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三代，汉朝皇帝的拳头，其实都是向下打的，即不断的出台各种政策，尽可能地打压勋贵的势力，不给他们掌握国家政权的机会。这时期东汉帝国的人才选拔制度也比较完善。东汉全盘继承了西汉时期的人才选拔制度，即“孝廉”制度，在地方上由州郡推举人才。从理论上来说，这种选拔人才制度，能做到相对公平公正，西汉时期的诸多人才，都是寒门出身。比如汉武帝时期，曾经做过丞相的公孙弘，原本就是一个农村的放猪郎，担任过丞相的主父偃，是一个游学四方不被重用的穷儒。在西汉帝国的早期、中期、晚期，都有大量平民出身的才俊进入权力的最高层，但在东汉帝国照搬了西汉的孝廉制度后，这一切不但不可能，反而成为与门阀制度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方式。

　　孝廉制度的存在，即给了门阀制度做大的机会，又让其本身的公正性名存实亡。孝廉制度的核心，在于地方官举荐优秀的俊才，但是随着门阀制度的壮大，豪门们在地方上拥有越来越多的影响力，因此人才的选拔，也越来越多的受到豪门们的影响，发展到最后，甚至成了豪门们轮流坐庄的权力游戏。而西汉儒家的壮大，也同样对门阀制度影响颇深。儒家的师承关系，乃至师门关系，在东汉时代已经日益完整，带来的结果，就是所谓的孝廉举荐，对象往往都是同一师门里的自己人，不在这圈子里混的寒门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享有这样的机会。如此种种，带来的问题就是门阀们，通过这个名义上公正的孝廉制度，越来越多地占据要津。这一段变化，主要存在于东汉和帝至东汉顺帝之间的时期。

　　在东汉的晚期，门阀制度的正式确立，要拜一场大起义：张角的黄巾军起义。在黄巾军起义的打击下，东汉帝国分崩离析，原有的军事体系彻底崩溃，为了挽救危局，东汉政府采取了允许各地自募乡勇的政策，带来的后果，是始料未及的，大批门阀纷纷借机扩张势力，触角伸到了中央集权的最后一个禁区——军队。结果各地的门阀，就成了盘踞各地的诸侯，天子则成了大家的招牌，而不再是效忠的对象。后来的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乃至三国局面的形成，都是由此而肇始。

　　门阀制度不但影响到了汉朝，相反，门阀制度非但没有因为东汉的灭亡而灭亡，反而继续发展，到了南北朝时期，更成了垄断当时中国权力的士族阶层。这样的政治局面，一直持续了数百年，直到唐宋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实行，原有的门阀制度才日渐衰落。


　　第二十七章　杨震向东汉腐败“亮剑”

　　战争片里的李云龙说：一个真正的剑客，面对比自己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