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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青史尽成灰-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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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角黄巾军起义的爆发于公元184年,虽然准备了10年,但这场起义的发生,依然是一个“偶然事件”。这一年,荆州信徒马元义聚集数万教徒,准备在三月的时候发动地方暴乱。可是张角的弟子唐周临阵叛乱,出卖了起义计划,马元义等人随即遭到逮捕,官府更大规模通缉张角等人,逼上绝路的张角毅然决定造反。之后“八州齐发”,张角的黄巾军在各地同时行动,几十万大军并举,一时之间,汉帝国大地,登时陷入血雨腥风之中。
张角起义发生时,东汉王朝原本的政府军,战斗力早已经退化,根本不是起义军的对手。这时期的皇甫嵩,官居北地太守,是手握地方兵权的实力派。暴乱发生后,皇甫嵩被任命为中郎将,受命率领4万东汉屯骑,镇压叛乱。他手中的部队,是汉帝国原本驻守在北方边地,常年防备鲜卑的骑兵,战斗力比较强,远非东汉内地军队可比,皇甫嵩大显身手,从此开始。
【二】
皇甫嵩对叛乱的镇压,上来就是当头一棒。公元184年八月,皇甫嵩抵达河南寓县,受命镇压活动在当地的黄巾军,这股黄巾军连战连捷,甚至已经兵逼洛阳,皇甫嵩的任务,就是消灭他们,解除洛阳的威胁。
但皇甫嵩千里奔驰到这里,还没喘过气,就被东汉政府军的乱兵冲散了,东汉的政府军在黄巾军的攻势下,不堪一击,非但帮不了皇甫嵩,反而帮了倒忙,一场动乱下,皇甫嵩出师不利,被迫退守到长社地区,他带来的4万精锐,还没正式开打就被冲散了,这时候和他一起退守长社的,只有千余残兵,而随即赶来包围的黄巾军长波部,却有数万人。
危急之下,皇甫嵩毫不慌张,反而勉励士卒,他更冲在第一线。白天的战斗中,他们拼死顶住了黄巾军的攻城,夜晚到来后,皇甫嵩抓住战机,命令部队集结精锐,每个士兵手持一个火把,趁着天黑发动夜袭,缺乏战斗经验的黄巾军登时大溃,原本严整的营地,一下子被皇甫嵩烧了个干净。这时候东汉的援军赶到,帮助皇甫嵩消灭了这股叛军,因这场以少胜多的战功,皇甫嵩被封为都乡侯,而在这场战斗的关键时刻赶来,与皇甫嵩并肩作战歼灭敌军的,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曹操。
长社之战胜利后,皇甫嵩马不停蹄,开始了他镇压黄巾军起义的战斗。他擅长高速骑兵作战,在平原地区,他经常在敌军还未准备就绪的情况下发动突然袭击,一举击败敌人。从八月开始,皇甫嵩转战河南、河北、陕西各地,成为黄巾军的噩梦。特别是在十一月的河北晋县之战中,他采取主动出击的政策,趁黄巾军列阵尚未完成的机会发动骑兵突袭,一举斩杀主将张宝,随后发动总攻,一战竟斩首农民军11万人。值得一提的是,被皇甫嵩用“斩首行动”杀掉的张宝,正是黄巾军起义领导人张角的胞弟,黄巾起义的一大臂膀,在那次战斗中被彻底斩断。
作为镇压农民起义刽子手的皇甫嵩,其本身却是一个爱民的人。这场战斗之后,皇甫嵩奏请东汉朝廷,减免了当地农民的赋税,并发放粮食赈济,真正做到了保境安民。在当地百姓眼里,他成了战乱时期的“保护神”,当地百姓甚至做民歌称赞说:“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
战场上杀伐果决的皇甫嵩,却从此时开始,在政治上招来了灾祸。晋县之战结束后,皇甫嵩在回师的路上,拒绝了当时掌权的宦官张让的索贿要求。宦官小人确实得罪不得,张让在汉灵帝面前进谗言,污蔑皇甫嵩“虚耗钱帛,作战无功”,结果立下大功的皇甫嵩,反而遭到了东汉王朝的刻薄对待:原本的左将军头衔被剥夺,原本对他的封户六千也被收回。
饶是刻薄如此,对东汉王朝,皇甫嵩依然是耿耿忠心。公元188年十一月,黄巾起义余波尚未完全平息,河西走廊又摁下葫芦起来瓢,凉州任王国聚众叛乱,竟然一路杀到陕西宝鸡。一旦宝鸡沦陷,中原大地就无险可守,危急之下,汉灵帝也大方了,原先剥夺皇甫嵩的左将军职务,也赶快还给了皇甫嵩,快去平叛吧。
与皇甫嵩一道参加平叛战争的,是后来著名的权臣董卓。董卓主张火速进兵,皇甫嵩坚决反对,他认为宝鸡城池坚固,完全可以防守,作为拖疲叛军的手段。事实果然如皇甫嵩所料,叛军久攻宝鸡不下,随后不得不撤退,皇甫嵩随即率军追杀,一举全歼1万多叛军。皇甫嵩用兵之高明,让董卓相形见绌,也招来了他的嫉恨。
多年的平叛战争里,皇甫嵩俨然成了东汉帝国的救火队员,而他也在历次得胜中,拥有了一支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军队。当时也有人劝皇甫嵩自立为王,却被皇甫嵩拒绝,与此相反的是,每次战斗胜利后,他都主动交出兵权,避免朝廷的猜忌,而一旦朝廷到了用人之际,不管之前对待他多么刻薄,他却甘当“螺丝钉”,每次都无怨无悔出生入死。在当时东汉的诸多将领里,他的军队战斗力是最强的,其用兵能力,也是那一代人中的翘楚。
【三】
耿耿忠心的皇甫嵩,也因为对汉帝国的忠心,干了一件把汉帝国推到“架空”位置上的错事:拒杀董卓。
在平定王国叛乱后,东汉帝国首先对董卓下手了,董卓被任命为并州牧,其军队被划拨给皇甫嵩。但董卓死攥着军队不撒手,这时候谁都看得出来,董卓已经怀有贰心,皇甫嵩的侄儿皇甫郦也看了出来,这时期皇甫嵩的军力远强于董卓,如果想除掉董卓,不管是明刀明枪的干仗,还是暗杀,把握都很大。皇甫郦劝说叔叔动手,忠于汉朝的皇甫嵩,在明知董卓奸诈的情况下,选择了直接向朝廷揭发董卓的恶行,此时的汉帝国已经到晚期,揭发有什么用,最后的结果,只是董卓被“申斥”而已,但他和皇甫嵩的梁子,就这样结下了。
皇甫嵩的忠诚,很快换来了最糟糕的后果。就在此事两年后,即公元190年,董卓以清君侧的名义率兵进入洛阳,拥立汉献帝,成了把持国政的太师,而此时身为洛阳中郎将的皇甫嵩,兵权早交给了朝廷,自然成了董卓案板上的弱肉。董卓到洛阳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逮捕皇甫嵩,企图罗织罪名杀害。但幸运的是,皇甫嵩的儿子皇甫寿坚与董卓交好,苦苦求情下,董卓始终下不了决心。但小心眼的董卓还记恨着当年的事,一心要让皇甫嵩屈服。他故意要朝臣当着皇甫嵩的面给自己下跪,问皇甫嵩怕不怕自己的威严,在绝境之下,皇甫嵩依然平静以对,他回答说:“如果您用圣德辅助皇帝,我有什么可怕的,如果您用暴力治理天下,天下人都会害怕。”不屈不挠下,杀人如麻的董卓不禁折服,主动释放了皇甫嵩,并委以要职。但在董卓把持朝政时,皇甫嵩始终“不献一策”,俨然一个摆设,在朝臣纷纷趋炎附势的情形下,他是少数保有气节的人之一。
董卓败亡之后,皇甫嵩一直陪在汉献帝身边,不管是司徒王允还是李、郭二将,都对他尊重有加。他一度做到了太尉,但其权力却被架空,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的舞台上,他本来可以成为拯救者,却因他过分的“愚忠”,最终只能“靠边站”。公元195年,皇甫嵩病逝,东汉帝国的命运,也在他离世的时代里,变得名存实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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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青史尽成灰·三国两晋南北朝卷】
第一章 王濬,三分天下自他终
众所周知,三国分裂时代的结束,国家的重新统一,始于公元280年的西晋灭东吴,完成这个大业的主要人物,就是西晋名将王濬。
说到三国的晚期,读过小说《三国演义》的人,都会想起这样的评语:“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在许多受《三国演义》影响的人心里,三国晚期是一个英雄乏善可陈的时代,《三国演义》里的英雄,过了八十回之后,不是死得差不多了,就是垂垂老矣,这一时期的风云人物,貌似是“一代不如一代”。事实上,三国晚期绝不是许多后人想象的那样,而且,真实的局面恰恰相反。
三国晚期与早期,其真实情况,与三国小说里的演义是恰恰相反的。客观上说,从东汉末年到三国的中前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惨痛的破坏期,常年的分裂与内战,导致国民经济遭到了剧烈的破坏。国家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城市萧条,无论是北方的东汉乃至魏国政权,还是东部的东吴政权,以及西南的蜀汉政权,都在这场暴乱中受害深重。仅就后人津津乐道的战争来论:东汉末年到三国的中前期,这期间多次战争的话题很热门,但不争的事实是,三国后期的战争,无论规模、范围以及国家对战争的动员能力,都已经远远超越了三国前期。无论是曹魏灭蜀国,还是最后的西晋灭吴国,其战争的曲折程度和规模,都远胜于赤壁之战等现代人津津乐道的战役。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三足鼎立的局势,让当时中国的三个政权都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时间,中国的人口、经济,在这一时期得以迅速恢复发展。这样的一个时期,自然也是属于英雄的舞台。在真实的历史上,三国晚期不是人才凋零的时期,这时期的杰出人物,特别是军事家们,其能力毫不逊色三国中前期的“英雄”们。最后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也是他们之中最优秀的人物,其中之一,正是西晋名将王濬。
【一】
在三国晚期,门阀大族已然迅速崛起,并日益把持国家政权,王濬,自然是一个家世很牛的人。
王濬,字士治,河南灵宝人,他的家族在当时非常著名,史载“世代显贵”。按《晋书》里的说法,他们家世代都担任北方年薪两千石的高官,典型的世袭权贵子弟。一般这种家族出来的,大多都是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然而王濬却例外。他从小机敏好学,年轻时候就博览群书,外加他相貌英俊,很早就是当时的知名人物。
在那个重视“风度”和“出身”的时代里,才貌双全外加身世显赫的王濬,大展宏图貌似不成问题。但早期的王濬,却相当地不上进,对做官根本没兴趣,生活中最大的爱好,就是和一群狐朋狗友们四处游玩。20岁以前,政府曾经几次征召他做官,都被他婉言谢绝,而且他的行为也很另类,在当时人的许多笔记里,都记录过他放荡不羁的行为方式,比如曾经衣冠不整地招摇过市,或者是白天在大街上弹琴。甚至有一次,他因为和别人一点私怨,居然光天化日下和对方打群架,十足一个形骸放浪的“富二代”。说起这位“二世祖”,当地的乡民们大多鄙视,史载“为乡老所弃也”。
但过了20岁,王濬却“浪子回头”了,史料上对于他20岁前后的记录,可以说是大相径庭,不管是当时人的笔记,还是正史,说到他20岁之前的事情,大多是“为害乡里”“无意仕途”“嬉戏为乐”,可一过20岁,就成了“胸怀大志”“交游豪杰”“力图有功于国”。很能表现他那时候“胸怀大志”的事情是,有一次他家盖房子,王濬特意在门口留出了几十步宽的大路,这在当时看来很没必要,王濬却说“要是有一天我带兵出发,这条路就能派上用场了”,这真是狂得没边。当时凡是听到这句话的人,无不挖苦他两句,王濬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陈胜都说过,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年纪轻轻,就把自己当“鸿鹄”了。
后来他的人生证明,他这不是狂,而是真有这个本事。
王濬的官场起点,发端于他为官河东。当时他的职务是“河东从事”,也就是当地负责司法工作的检察官。在这个职务上,王濬干得很认真,认真到谁的面子都不给,凡是有违法行为的,都会被他大胆纠察,甚至和他家有关系的官员也不例外,而且越是和他熟,他办案越严厉,是当地有名的铁面无私的人物。他这个人眼光也很刁毒,能抓住各种贪污腐败行为的蛛丝马迹,只要他巡查一个地方,当地官员就别想有任何事情瞒着他。这样六亲不认且嗅觉灵敏的人,在当地官员眼中,简直是条人见人怕的“疯狗”。
在河东当地,各路官员对这条“疯狗”都格外怕,发展到后来,王濬走到哪里,当地都会有一些官员连辞职报告都不打,立刻卷包袱逃之夭夭。有一次王濬从河东的最南边,巡查到河东的最北边,一路路过的各个县城,先后有5个县令闻风而逃,堪称当时第一“官场杀手”。这样当然得罪人,有一次,王濬在外巡查的时候,被人“雇凶”追砍,谁料王濬更猛,当场抄家伙和歹徒肉搏,1个人砍翻了5个歹徒,剩下的1个歹徒,被王濬从郊外追杀进县城,直接砍得血肉模糊才算完。日久天长,他成了河东郡没人敢惹的人物。
没人敢惹的王濬,自然也没人敢用,由于得罪人太多,好多年王濬都没有得到提拔。敢用他的人总算还是来了,先碰上了一个敢嫁给他的。当时河东刺史徐楙,女儿逐渐成人,到了嫁人的年龄,徐楙本人很讲“自由恋爱”,特意把河东的青年才俊都请来了,以宴会为名招待众人,暗中让女儿躲在屏风后面自己挑选,素来被称为“疯狗”的王濬也在其中。结果徐姑娘一眼就看上了王濬,铁了心非他不嫁。赴了一次宴,竟然抱回来一个老婆,这运气着实好得很。运气更好的是,当时名将羊祜,前来看望老友徐楙,身为徐楙女婿的王濬也参加了,这一次见面,羊祜就对王濬青眼有加。到了羊祜受命镇守四川的时候,王濬被羊祜点名要了过去,成了他的参军司马。其军事生涯的起点,也就从此开始。
跟随羊祜后,王濬开始屡建功勋。他最初在羊祜军中担任的“参军”一职,主要负责整顿军队纪律。在这个职务上,王濬依然铁面无私,甚至连跟随羊祜征战多年的名将们也不姑息。这等于是不给羊祜“面子”,但没面子的羊祜,反而很高兴,对王濬大力提拔,先做了从事中郎,后来又当上了巴郡太守。当时的巴郡,就是现在的四川重庆,与东吴的领地接壤,是西晋重要的战略要地。能执掌如此重要的地方,自然是因为羊祜对王濬的赏识。不过,王濬上任后才知道,这赏识是有条件的:巴郡,是当时西晋边镇中最麻烦的地方。
在西晋统一中国之前,作为西晋边境的巴郡,主要特点就一个字:乱。常年的战争,让当地百姓苦不堪言,与东吴接壤的地区,几乎打成了无人区,老百姓大量逃亡,土地大片荒芜。可这还不算最麻烦的,最麻烦的是当地持续很久的“弃婴”风。由于长期战乱,巴郡老百姓的负担非常重,尤其是要承受频繁的兵役,家家户户都有人战死沙场。为了逃避兵役,大多数家庭都不愿意生男孩。那时候没有先进的流产避孕技术,所以生了男孩的家庭,孩子生下后好多都不声张,偷偷扔掉。甚至到了后来,在巴郡通往外界的要道上,每走一段,都能看到路边被抛弃的男婴,这样的局面,可以说是人心思乱。
巴郡外面的麻烦也不少,当时的重庆地区,还处于汉夷杂居的时期,巴郡的周边有许多少数民族部落,因为经济穷困,经常骚扰巴郡百姓。镇守在当地的西晋军队,也时常仗势欺人,劫掠周围的少数民族部落,从曹魏平灭蜀国开始,几十年来,当地军队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械斗就从未间断过。政府穷,老百姓苦,战乱多,这就是初任地方官的王濬,面临的乱如麻的局面。
但王濬不怕,在河东做官的时候,皇亲国戚都不放在眼里,巴郡的麻烦又算什么。不过他一反当初打击腐败时候的苛刻做法,在巴郡当地“为政以宽”,甚至还出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奖励生育”政策,规定凡是家里有男孩的,国家都给予奖励,生男孩的家庭,国家还承担部分生活费用,并且减免赋税。对于之前当地百姓需要负担的各种赋税,他也大量减免。如此一来,当地的秩序很快安定下来。
对待老百姓宽容的王濬,对待贪污腐败依然不手软,在巴郡担任太守的时候,他多次惩治腐败官员。那时候,当地的军将经常抢占老百姓的土地,王濬到来后,对巴郡周围的土地重新进行清查,凡属侵占的一律还给原主。就这样短短几年,饱受战乱之苦的巴郡,逃亡难民纷纷回归,人口土地大为增加,仅国家可以收取赋税的自耕农土地,在他在任的几年里,竟然整整增加了4倍,人口也增加了3倍。不但巴郡老百姓安居乐业,就连对面“敌国”东吴的百姓,也纷纷归附到巴郡。在他担任巴郡太守的最后一年,东吴归附巴郡的百姓数量,竟然有3万多人,对于志在一统天下的西晋王朝来说,此举自然起到了“统战”的作用。
因为治理巴郡政绩卓著,王濬很快就在西晋政坛里冒头,之后他又担任了广汉太守。广汉,就是今天的四川遂宁,在广汉太守任上,王濬干了一件差点给他带来杀身之祸的事。公元272年,益州军官张弘造反,杀掉了益州刺史司马晏,并派兵大规模进攻广汉。当时王濬虽然手握重兵,但西晋军制规定,调动军队需要有朝廷的命令,否则一兵一卒也不能调动,叛乱十万火急的局势下,王濬当机立断,不等朝廷下令,就擅自调动了广汉驻军平叛。这时候的广汉驻军,在王濬长期严格训练下,战斗能力很强,张弘虽然在兵力上有绝对优势,却被摧枯拉朽地平定。事后,有官员指责王濬的做法,但是在老领导羊祜的维护下,王濬还是得到了封赏,被封为关内侯,并顺水推舟,封他为益州刺史。益州刺史,是当时中国大西南最位高权重的地方官,它的辖区包括今天四川大部以及云南、广西、西藏的部分地区,可谓是“西南王”。
在这个职务上,王濬依然延续自己的“狠毒”之风,不过对象变了,主要不是贪官污吏,而是当地的各种“邪教”。当时的益州地区,虽然是西晋一部分,但是这个地区,开始并未受到西晋政府的重视,居住在当地的大部分是迁徙过来的北方农民。由于统治松散,在蜀汉政权灭亡后,各种散布怪力乱神的邪教组织纷纷活动,他们在当地欺骗乡民,成立教派,拉帮结派,奸淫妇女,甚至互相攻打策动叛乱,先前的张弘反叛,也是由当地的教派操纵。对这种问题,之前的政府部门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乐得无事。王濬是个眼里不揉沙子的人,他到任后立刻取缔各种邪教,对邪教徒们的犯罪进行打击。不过他并不只是“高压”,为了彻底根除邪教,他还对邪教头子们进行了公开审判,宣布其罪恶,揭穿各类邪教的骗人把戏。他甚至组织了“宣传队”,在各个村庄中来回走访,可以说是“帮助群众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同时他大搞“精神文明建设”,由官府出钱在当地设立学堂,从中原礼聘教师前来讲学,即“重教化”。此举对于整个四川的历史都有重要影响。从东汉末年战乱开始,四川地区人口增多,鱼龙混杂,当地动乱不止,文化极其落后,王濬此举,让儒家文化重新在四川大地传播开来,无论对四川的人心稳定,还是文化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多年以来的出色政绩,让王濬成了当时西晋的“优秀地方官”,也因此被调任“大司农”。他离开前,因为在益州威望颇高,当地百姓苦苦挽留,沿着四川的群山峻岭一路相送,有的老百姓居然从成都一路跟到了重庆。这次他被提拔,同样是因为得到了老领导羊祜的举荐,因为此时的羊祜,正在为晋武帝司马炎筹划一件大事——统一中国。
此时的西晋政权和东吴政权南北对峙,西晋拥有整个中国北方以及四川盆地,东吴的统治只局限在江南一隅,一统华夏,貌似只剩下最后一步,但是这最后一步却不好走。长年以来,东吴的水军是当时中国最强的,西晋虽有当时最强大的陆军,放在水里却没招。尤其是东吴的主力战船,比西晋要大很多。多年以来,从曹魏到西晋,也发动过对东吴的进攻,无论陆地上打得多顺利,只要一下长江,就会被东吴打得很惨。渡江,成了西晋统一全国的“无解难题”,王濬,就是要来解决这个难题的。
王濬被调任大司农时,洛阳城就有民谣“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这个民谣的意思,是说最终将由一个叫“阿童”的人完成统一大业,巧合的是,王濬的小名就是叫“阿童”。王濬做大司农的时候,一直赏识他的羊祜也被调回了京城,司马炎经常召羊祜密谈,商议灭吴的战略。羊祜认为,平灭东吴,关键在于要拥有一支强大的水师,而要想拥有强大的水师,首先就要有强大的战船,因此他提出了一个规模巨大的“造舰”计划,主要负责人就是王濬。这个计划要造大批新式战船,体积巨大,在当时号称“楼船”,既要花费国家大量资财,又要调动大量人力,稍有不慎就可能激起民变。所以计划提出来之后,晋武帝本人也很犹豫。羊祜告诉晋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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