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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青史尽成灰-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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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兵将钱粮，换了别人，就该开打了，但刘表坚持不打，他此时只有一个想法：荆州不能再打仗，也不能再乱下去了。在和崩越、蔡瑁商议过后，刘表采取了“先仁义”的路线，无论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还是草寇枭雄，他都以拉拢为主。他拉拢人的方法很诚恳，对荆州当地的叛乱军队，即使是投降后又反叛的，他也非常宽容，欢迎对方再投降。比如江夏著名的贼寇陈生，起初想和刘表争个高下，被刘表打败后，眼看就要被斩尽杀绝，刘表只身骑马来到陈生大营，最终说服他投降。如上种种，让荆州的战乱日少。同时他还劝课农桑，在荆州当地发展生产，安抚流民，原本一片乱象的荆州，很快就稳了下来。
内部稳定了，荆州的外部威胁却还在。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荆州，在当时是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而这块肥肉的守护者，又是老实人刘表，这让许多枭雄有了吞并荆州的想法。当时北方实力分为“朝廷”和“盟主”两派，所谓“朝廷”，就是董卓把持朝政的东汉中央政府；所谓“盟主”，就是袁术做老大，北方各路诸侯的反董卓联盟。这两边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对刘表来说，都是不能得罪的。刘表也确实做到了两头不得罪，他主动向董卓上表效忠，并且拒绝参加“反董卓联盟”的讨伐大军；对“反董卓联盟”的掌门人袁绍，也是极力巴结，经常搜罗大量财宝相送。他的苦心得到了回报，本来荆州北面的袁术一直想吞并刘表，但是得到刘表好处的袁绍，及时劝阻了袁术。而北方的董卓，也对刘表很放心，在反董卓联盟势力日大时，更一心拉拢他，荆州，也就暂时获得了和平的环境。在这个和平环境下，除了发展生产，刘表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兴文教”。他是儒生出身，对文化教育非常重视，在荆州各地兴建学校，甚至自己做老师在学校讲课。当时北方战乱，大批士子南逃荆州，对这些人刘表很礼遇，不但给他们财产和土地，更资助他们进行研究工作。这时期荆州“精神文明”建设很突出，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荆州学正是在此时形成，后来南北朝文化的交流，也是以此为起点。
刘表的“物质文明”建设更突出。在“恭顺”的外表下，刘表的地盘一直在扩张。他虽然不与北方的各路枭雄为敌，但是对南方的各族政权却毫不客气，用了3年时间，相继吞并了湖南等地大片地区。他用人很有特点，除了礼聘北方文士外，他的麾下各色人物众多，包括当地的土匪、少数民族领袖。如此鱼龙混杂的局面，刘表坚持“用人用其长”，凡是有能力的，一律不问出身，唯才是用，这在门第决定地位的三国时代，是非常难得的。此间，他还广施“德政”“爱民养士”，尤其这时候荆州外来人口达到高潮，大批北方汉民进入荆州，和当地人相处杂居，刘表将北方移民大部安置在无人居住的山川丘陵地带，荆州经济的发展，也正是从此开始。到了公元192年董卓败亡时，刘表已经有了“土地数千里，带甲之士十余万”。在各路枭雄的眼皮底下，刘表崛起了。
再造荆州的刘表，更有东汉末年大多数官员不具备的品质——清廉。他是一个生活简朴，为官廉洁的官员，多年以来呕心沥血，他的家中竟然连存款都没有。与之对照鲜明的，就是蒸蒸日上的荆州经济。因为刘表的“中庸”，荆州的军民过上了太平日子，鲁肃就曾很羡慕地对东吴孙权说，荆州有千里沃野，这是帝王能够称霸的根本。刘表不想称霸，他只想中庸下去，过一段舒心日子。在赤壁之战中，他的生活着实很轻松。明末大儒王夫之在反思明亡教训的时候，也曾把刘表拿出来说事，他说刘表“无显著之腻，故荆州自若”，也就是说，刘表因为他的休养生息，给荆州带来了幸福的和平时光。
【三】
刘表在荆州的“中庸”，给荆州带来了繁荣，但是他的失败，也是因为中庸而起，原因很简单：这是个乱世。
刘表所处的东汉末期，是一个群雄并起，弱肉强食的时代，你不去吞并别人，结果就是被别人吞并。刘表以“中庸”为策保境安民，这样的政策，在北方实力均衡、相互攻杀不止的时代，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如果北方出现一个横扫天下的枭雄，这样的政策，是注定会失败的。荆州这个地方，长期以来经济发达，没有北方的彪悍民风，所以刘表虽然有十几万军队，但是战斗力实在不敢恭维。选择和平，哪怕是屈辱的和平，也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刘表只能坐以待毙，在当时，刘表还有另一条路：东征东吴。
虽然东吴在后来成为“三国”之一，但是在刘表生活的年代，东吴是一个很弱小的国家，如果刘表能够占有江南，凭借江南和荆州两地的兵马，即使不能统一北方，也完全可以构筑坚固的正面防线，把长江沿岸连成一片。如果这一步成功的话，刘表至少有足够的能力和北方划江而治，就像后来的东晋一样。特别是在曹操与袁绍相持不下的时候，正好是刘表扩张势力的最好机会，刘表却放弃了，他只是想严守边境，结果强大起来的曹操，在击败了老对手袁绍后，转头就给了刘表致命一击。
相较于之前的“用人用其长”，后来的刘表在用人上有很多失误，虽然他手下英雄云集，但许多都和他分道扬镳，还有一些虽和他合作，却面和心不合。我们前面说过，刘表从起家到发家，用人上不看出身，不拘一格降人才，但是用人不看出身的刘表，这时却走入了另一个误区——看关系。他重用的大多数人才，无论出身怎样，都有一个共同点：和他有裙带关系。荆州的人才，要想得到刘表的赏识，要么要和他有亲戚关系，要么就要走他的亲戚们，尤其是他的外戚蔡家的路子，否则是很难得到任用的。刘表的性格也有猜忌的一面，他的猜忌和曹操不同，曹操有时候好卸磨杀驴，刘表更甚，基本是磨没卸，就把“驴”给杀了。比如荆州名士刘望之，因为一次进谏时言语上的冲突，就被刘表当场杀害。到他统治的后期，荆州的人才纷纷活动，要么投奔北方，要么转投西南，很少有为刘表所用的。这样的局面下，刘表又能支撑多久呢！
刘表最大的悲剧，就像王夫之说的，说到底，他只是一个儒生出身。他可以是一个合格的演员、歌手，却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因为政治家都需要头脑，反观刘表，其笼络的贵族却大大缩水，可见其驭人之道。
公元207年，一生扑在工作上的刘表，病逝在工作岗位上，他的死，对汉帝国是一个沉重打击。这时候，统一北方的曹操已经大举南下，刘表病重期间，曹操势如破竹收拾荆州的土地。刘表苦心维持近20年的荆州，就这么结束了。当年繁华的局面，在之后荆州的战乱中几乎全部被毁，唯一例外的，就是他开创的荆州学，之后两千年，它一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朵奇葩。
第三章 欧洲最景仰的中国医生
所谓“乱世出英雄”，东汉末年至整个三国，是中国历史上英雄辈出的乱世，而且各个阶层都有。从横扫天下的帝王，到走街串巷的医生，名垂青史的人物一抓一大把，几乎每一个在这个时代有“出镜率”的人物，在后来的历史中，都会被演义成一段传说。直到今天，说起这个时代的杰出人物，即使是对历史最不熟悉的朋友，也可以如数家珍。
但是，如果要问海外的西方人，特别是那些对西方中世纪的苦难有深切了解的人，许多人也许会不约而同地说出一个答案：张仲景，一个这个年代里的中国医生。
说医生，特别是东汉末年到三国的医生，在中国国内，知名度最高的，恐怕莫过于华佗先生了。正史中的记载，外加野史中的八卦，让这位老人家成了历代中国人公认的“神医”，甚至成了形容医生医术高明的代名词。若纯粹以医学成就论，知名度不如华佗的张仲景，其成就丝毫不在华佗之下，甚至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医学成就，已经超越了国界，拯救了东西方的人类。在中国的历史书中，身为医生的他，有一个前无古人的崇高称号：医圣。
之所以有此地位，原因只有一个：比起华佗药到病除，可治百病的神话，张仲景不是神话，而是一个事实。他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攻克绝症——鼠疫的人。
张仲景，生于公元150年的东汉时代，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里，医生是个低贱的职业。张仲景出身不差，在汉朝，他的家族是世代官宦大族，到他这一代虽然中落了，可依然还是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张宗汉曾在东汉做过地方官，张仲景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按照他父亲的设想，张仲景应当刻苦读书，将来谋个一官半职，光耀门庭。可放到张仲景身上，这样的人生理想却“跑偏”了，张仲景最感兴趣的书，是医书，最大的愿望，是做个好医生。
说起张仲景这个选择，现代人都说他很“伟大”，但封建社会的史家们，却有很多说他匪夷所思，一个上流社会的子弟，非要去做身份低微的医生，放在谁身上都是“奇闻”。张仲景之所以如此，按照很多史料的说法，是因为他在家中藏书中，读到了“扁鹊见蔡桓公”的典故，对扁鹊非常佩服，做医生的愿望从此开始萌芽。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小时候曾经生过一场大病，甚至差点因此丧命，幸亏他生活的南阳郡有一个名医张伯祖，经他的诊治，才算把小张仲景从鬼门关上给拉了回来。痊愈之后的张仲景，从11岁开始跟随张伯祖学医，历经数年终成大器。在这些原因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这个原因记录在张仲景后来的著作《伤寒杂病论》中，他在序言里写道自己家族中有十分之七的人，都死于这种叫伤寒的病，而在他所生活的南阳郡，东汉时期更是伤寒瘟疫的重灾区。从小到大，耳闻目睹了这种疾病带来的灾难，也因此萌生了战胜这种灾难的愿望。
说到“伤寒”这种病毒，后人既熟悉又陌生，也有人把这种病简单地说成感冒，但是在近两千年前的东汉时代，伤寒是一种意味着死亡的不治之症，在欧洲它有一个更恐怖的名字——黑死病。伤寒并非起源于中原地区，而是来自北方蒙古草原，在西医里，它又被称为草原鼠疫病，简称叫鼠疫。说到这种疾病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千年的历史中不胜枚举，比如在中世纪西方大规模的鼠疫灾难中，整个西欧四分之三的人口死亡，以至于它有了一个别名黑死病。在西欧之前，东汉时代的中国，也在遭受同样的灾难。
鼠疫的传入，起于西汉和匈奴帝国的战争，这种发端于北方草原的疾病，因为持续的战争被带入了中原汉地。早期的中医，对这种疾病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从西汉武帝时代开始，这种疾病就周而复始地在中原地区爆发，特别是每当有战争、饥荒、地震等自然灾害出现的时候，这种疾病更会大规模地爆发。根据现代许多西方地质学家的研究，公元2世纪左右的中国，是世界历史上一段“地质活动活跃期”，活跃的结果，就是从东汉中期开始频繁发生地震。而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地震知识，每次大规模的地震等灾害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规模的瘟疫，在当时，鼠疫就是其中的主角。如此一来周而复始，给整个中华民族，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仅仅以人口论，西汉中期，中国人口曾经达到了创纪录的6000万人，但是从此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中国人口一直没有恢复到这个数字，直到举世闻名的唐朝“开元盛世”时期，才真正超越了这个记录。其中原因，除了持久的战乱之外，就是循环爆发的瘟疫。这样的情况，对于整个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人类文明中毁于瘟疫的不在少数，而这时期鼠疫的破坏，也一次比一次加剧。
这时期的张仲景，开始了自己的学医之路。他的老师张伯祖，是个非常称职的老师，不但教他医术，更常年带他在外行医。张仲景本人也勤于学习，医术进步很快，当时张仲景的一个同乡就断定张仲景的身上没有官宦之气，外加他才思敏捷，思虑周密，只要静下心来研究医术，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医生。事实也照着他的预想进行，20出头的时候，张仲景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张伯祖开始让他独自行医，在病人的评价里，他这时候的医术，已经追上了他的恩师。
但是被认为不适合做官的张仲景，在他学医的关键时期，却不得不暂时放下学医去做官了，原因，还是来自张仲景家庭的压力。张家世代为官，张仲景的几个兄弟死于疾病，张仲景的父亲，希望张仲景能入朝为官。在父亲的反复教训下，张仲景为了“孝道”，最后屈从于家族的压力，东汉灵帝在位的时候，张仲景参加了“孝廉”考试。东汉的举孝廉制度，被举孝廉的人都有官做，但需要参加考试来考核能力。张仲景的考试成绩不差，因此成了长沙太守。可张仲景却把太守一职，做成了一个医生，他到长沙之后，除了忙碌公务之外，其他时间就是研究医术和看病。那时候的长沙，属于“烟瘴之地”，即疾病多发的地区，当地经济落后，瘟疫横行。张仲景到长沙后，就接连赶上当地的瘟疫，作为太守，张仲景主动配药，并且在衙门门口熬好药汤，义务分发给老百姓。到了后来，他干脆在当地的衙门里坐堂，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两天，当地的百姓都可以到衙门求医，这种行医方法，也让他有了个绰号：坐堂医生。
张仲景医术的精进，就是在他任职长沙期间，除了因为长年行医的经验外，他还认识了许多当地的名医，对能够帮助自己的名医，他都虚心求教。比如当地著名的神医“王神仙”，在治疗毒疮上有建树，他就不顾路途遥远，跑到其居住的襄阳去求教。进入公元3世纪后，北方的内战越演越烈，张仲景的官当不成了，他开始撰写自己医学生涯里最重要的著作——《伤寒杂病论》。这是他经过几十年行医，总结出的治疗伤寒疾病的办法，在整个中国中医历史中，这是第一部真正找到攻克伤寒疾病方法的书。
这套书的写作地点，是岭南地区，辞官以后的张仲景，长期生活在这里。中原的战火当时并没有波及到岭南，这也让他有了比较稳定的写作环境。后来，他又完成了《辩伤寒》十卷。他一生著作甚多，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对伤寒疾病的研究，连后来挣扎在黑死病中的欧洲也受益匪浅。欧洲最早的治疗黑死病的方法，就是通过到过中国的阿拉伯人，翻译过来的《伤寒杂病论》一书。欧洲学者李约瑟曾赞叹说：“他是一个拯救了欧洲命运的人。”
张仲景在其撰著的《伤寒杂病论》中，首创辨证论治临床诊疗体系，这是中医学的一次伟大的划时代变革，对后世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张仲景是传统中医学的奠基人。
当代医家以及史学家在论及张仲景对祖国医学这一重大贡献时，总是强调这是医学发展的必然，给人以水到渠成之感，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时代背景和张仲景的个人因素。
论及张仲景写出《伤寒杂病论》的时代因素，原因很简单，每个人都不能脱离时代而孤立存在，正所谓时代孕育伟人。张仲景所处的时代对其创作既有有利的方面，又有不利的方面。
首先，春秋战国至秦汉中医学发展很快，中医名家辈出，战国时的扁鹊（秦越人），西汉时的仓公（淳于意），与张仲景同时代的华佗，都可谓是“妙手回春”之士。众多的名医为中医学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黄帝内经》的问世，也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初具规模。与此同时，中医的诊断方法、治疗手段、药物种类都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这一切都为张仲景创作《伤寒杂病论》打下了坚实的医学基础。
其次，由于张仲景的士人身份，东汉儒学的发展与士人的特征也是对其影响较大的因素。西汉儒学以今文经学为主，其治经的主旨是阐发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到了东汉，古文经学逐渐抬头，强调考据、训诂，讲究严格的推理过程。这种学术流派的变化为学术研究从随意向严谨过渡提供了条件，而这种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是自然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东汉的儒士与西汉的儒士相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汉儒士重学问、轻品德，追求功名利禄，东汉的儒士崇尚节义，忠君爱民，这直接影响了士人的政治表现。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所言“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天之莫救”，正是这种社会责任感的集中体现。
再者，张仲景所处地区社会条件相对优越，是其成就的必备条件。南阳郡是光武帝刘秀的“龙兴之地”，在东汉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郡治宛城是东汉“三都”之一，从经济上说又是工商业的“五都”之一。张衡的《南都赋》形象地说明了宛城和南阳郡的繁华，这种优越的社会环境为张仲景的成就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最后，东汉儒学分为两派，“北学”以郑玄为代表，以深芜著称；“南学”则以司马徽、宋忠以及其学生李仁、尹默、王肃为代表，是以约简见长。“南学”主张“学以致用”，与现实结合较紧密，不但有利于政治变革，还有利于士人投身其他学科，学习他技。如李仁除了儒学之外，“算术、卜数、医药、弓弩、机械之物皆教思焉”，荆州治学特点秉承“南学”，这也是一个影响张仲景的重要因素。
以上提到的都是有利于张仲景治学的条件，事物总是有两面性，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因素的不利方面主要有以下四点：
其一，汉末战乱对社会的巨大破坏。南阳郡作为兵家必争之地，从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就成为董卓、孙坚、袁术、刘表四大军阀争夺的对象。南阳郡遭到战乱的极大破坏，“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当时这一地区的真实写照，这战乱的环境必将大大影响张仲景对医学的研究工作。
其二，在社会思想领域，东汉时期神秘主义大为泛滥，春秋战国时发展的理性主义精神在此时大受冲击。汉末政治黑暗、社会经济崩溃使人们的思想空虚无助，此时各种神秘主义思想都纷纷出现：儒学开始了宗教化的过程，道家思想结合阴阳家思想和民间巫术形成原始道教，西汉末传入的佛教也大为盛行，求仙、拜佛、信巫、占卜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种社会思潮直接冲击了医学实践，首先由于天命论的影响，导致人们对相术和占卜的迷信，使人们得病后“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最终不治。其次是原始道教的流行对医学的冲击，汉末太平道、五斗米道盛行，前者“施丹符、圣水”，后者“事鬼”“人道病，蛰三省”“有病自首其过”，这些治病方法直接影响医学实践和发展。《三国志·方技传》仅华佗一人为医生，而其他多为术士，如朱建平相术、周宣相梦、管辂卜筮，陈寿在书中称这些人“诚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绝技”。这种社会思潮的逆转对张仲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医学理论创建有直接的不利影响。
其三，张仲景的医学研究还受制于当时较低的自然科学水平。秦汉时的科技比之后世还较落后，在缺乏完善的科学手段，精密的人体解剖学知识，完整的生物学体系的条件下，张仲景必须用医学理论的完善来突破诊断和治疗手段的不足，巧妙运用药物协同配伍弥补单味药物的原始性。这一切都必须在今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进行。
其四，受当时医家门户之见的约束。两汉学风最重师承、门派，如五经治学共分14家，每家皆有家规、学风乃至严格的师承，向他家学习和创新往往被看作是对师门的背叛。医家的分派虽不可考，但从张仲景“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的感叹来看，医学的状况与儒学的相差无几。因此，张仲景进行创新，以及“博采众方”都肯定会受到这种情况的限制。
历代医家多以医见业，以医闻名，张仲景则不然，从流传下来只言片语的历史记载中，他除了医术高明外，还是一位以才闻名的士人。他有着完整的仕宦经历，所担当的也不是太医令一类与医学有关的官员，而是侍中、太守一类的中央和地方高官。这种身份的特殊性在医学家中可谓绝无仅有。
张仲景不仅以医术享誉于当时，对医生的医德与医疗作风也有相当严格的要求。他批评那些医德小修、医风不正的医生，说“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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