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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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仲景不仅以医术享誉于当时，对医生的医德与医疗作风也有相当严格的要求。他批评那些医德小修、医风不正的医生，说“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诀诊，九侯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这些论述上承秦汉，下启晋唐，成为祖国医德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仲景的著作除《伤寒杂病论》外，见于文献著录的尚有《张仲景五脏论》《张仲景脉经》《张仲景疗妇人方》《五脏营卫论》《疗黄经》《口齿论》等。张仲景的弟子有杜度、卫汛，俱为当时名医。而他的理论，在后世被不断完善，虽然伤寒疾病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仍然是中国的大害，但不争的事实是，在张仲景的努力下，这个疾病的死亡率越来越低了。到了隋唐时代，中医已经有了完整的治疗这种疾病的办法。中国的人口也因此直线上升，后来的中国另一个盛世——大唐盛世，也因此从中受益颇深。

　　张仲景过世的时间，后来的史家说法很多，有说是公元215年的，也有说是公元219年的。后人为了纪念张仲景，曾修祠、墓以祀之，河南南阳的“医圣祠”始建于明代，有清代石刻“医圣祠”（公元1727年）、“医圣张仲景故里”（公元1900年）。据明代《汉长沙太守张仲景灵应碑》记载：“南阳城东仁济桥西圣庙，十大名医中有仲景像。”清代《南阳县志》记载：“宛郡（南阳）东高阜处，为张家巷，相传有仲景故宅，延曦门东迤北二里，仁济桥西，有仲景墓。”河南南阳的“医圣祠”经明清以后屡次修葺（其间也有毁坏），保存得比较完整。


　　第四章　三国时期中国人口锐减解密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国演义”时代，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相信不同的人都能总结出不同的内容来。积极的说法是，这是一段中国历史上英雄辈出的时期，改朝换代的时期，军事思想革新的时期；消极的说法是，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战乱的时期，分裂的时期，灾难深重的时期。然而就后世而言，“三国”对中国历史的一大影响，却是公认的，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人口锐减的时期。

　　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应始于中国商周时代，但是中国人口的演变趋势，如果画一个图表的话，那应该是一个反复的曲线图。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次人口大规模减少的时期，从东汉末年至三国，更是这种时期的“加强版”。这段时期中国人口数量下降之大，人民非正常死亡之惨重，在前代后世，恐怕都很难找出第二个时代与之相比。解放初期，一代伟人毛泽东在研读三国历史的时候，也震惊于三国人口减少的惊人局面，发出了“原子弹不如刘关张大刀长矛”的感慨。

　　但是，三国时期人口减少的原因，难道仅仅是战争这么简单？这样的人口锐减，对中国历史的演进，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一】

　　在整个东汉王朝，人口数量最多的时期，是东汉和帝、顺帝在位时期，那段时代的中国，人口已经接近了6000万。然而也是从这时候开始，中国的人口开始负增长了，但是下降的幅度并不大。到了东汉桓帝在位的时候，公元157年，东汉政府曾经清查过全国的户口，在这次“人口普查”中，中国的人口是5600多万，略低于汉和帝时代近6000万的最高峰，下降的幅度不是太大。但是经过随后的黄巾军起义以及董卓之乱，中原群雄的相互内战，到了公元221年赤壁之战结束的时候，中国的人口下降，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虽然各类史家列出的这时期人口数字出入比较大，但大幅度下降的情景，却是让人震惊的：唐人杜佑《通典》记录，东汉桓灵时期黄巾之乱始，历经董卓之乱，到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安初期，当时中国的人口就已经“人户所存，十无一二”。但这时候的中国并没有和平，在这“十无一二”的人口惨景下，又先后发生了曹操与袁绍的争霸战，曹操南下平荆州，战赤壁的统一战争，以及刘备收巴蜀，曹操收河西的兼并战。直到公元221年吴蜀彝陵之战后，中国才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期。这期间的战争，场场都是伤亡惨重的殊死之战，人口的减少可想而知。在“三国”中的魏国建立初期，魏国大臣陈群就曾说，此时魏国的人口，“比汉文景时，不过一大郡”。而“三足鼎立”后的具体人口数字，按照杜佑《通典》里的说法，蜀国在公元221年刘禅登基时，人口是90万，到了公元263年蜀国灭亡时，人口增长到94万，这一年平定蜀国的魏国将魏蜀人口“通计”，中国北方加上四川，一共是537万人。而《晋书》里记载，吴国在蜀国灭亡时的人口，有230万。这样加起来，中国的总人口也不超过800万。这还是三国时代进入了相对和平期后，长期恢复人口生产后才恢复到的数字。甚至在现代，许多研究者提出了更为惊人的结论：史料上的人口数字，依然还是注水的。三国时代中国人口的损失要更大，在《历史不忍细看》中就曾有观点：三国赤壁之战后，中国人口只剩下了140万。如果这样的话，真可以说是“百不存一”了。

　　三国人口下降幅度之大，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触目惊心的。在三国之后，中国人口下降最快的时期，应该是宋末元初。在蒙古帝国灭金朝与宋朝的战争中，中国人口大约下降了40％左右，这算是近一千年来中国最大规模的一次灾难了。但是和三国时代的情景相比，依然是“小巫见大巫”了。

　　说到东汉末至三国早期的人口锐减，论原因自然可以总结出很多，有一些是我们今天可以想到的，比如从黄巾军起义开始的全国性战乱。当时的黄巾军起义，采取的是全国各地同时举事的策略，一爆发就是“全面战争”，战争蔓延到了全国。又比如东汉末期出现的枭雄们，都是漠视民力，滥杀无辜的奸雄，权臣董卓在把持大权后，采取的是残暴压榨的统治政策，为了扩充军力更不断抓壮丁，导致大量百姓逃亡。而且当时的北方军阀，喜欢拿老百姓来做挡箭牌，在战争中，经常抓无辜的百姓做为“肉盾”充在前面，阻挡敌人的进攻。常年的相互战争，也造成了大批城镇被毁，许多繁华一时的州县，都变成了无人区。并且东汉末年至三国的战乱，可以说是全国循环的，让老百姓无处可逃。如北方刚打完官渡之战，南方又爆发赤壁之战，随后西北、西南都爆发战争。汉帝国的疆土，除了边远的西域地区外，几乎都被卷入了战火，没有受战争破坏的地方，可以说少之又少。如上原因，在后来史家的记录中，也不止一次被提起。

　　然而这时期的中国，人口减少的原因，也有许多被现代人所忽略，首当其冲的，恐怕就是大瘟疫。瘟疫是中国从西汉中期开始，历代政府面临的一个难题。因为与匈奴的战争以及后来南匈奴的归附，产生于北方草原地区的“草原鼠疫病”，在之后的一百多年中，被不断地带到了中原地区。中国的大规模瘟疫，从西汉武帝开始就周而复始，西汉帝国的灭亡，导火索就是山东地区因为瘟疫而激发的农民起义。而且这种瘟疫以当时的中医水平来看，基本属于毫无办法的绝症。即使是西汉灭亡，东汉改朝换代，瘟疫也依然没有收敛，基本是每隔一二十年，就会在某个地方突然爆发。这种情况，基本贯穿了整个东汉时代，一直到东汉末年最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横空出世，写出了流芳百世的《伤寒杂病论》，大规模瘟疫的破坏力，才从此开始得到遏制。

　　而另一个原因，就是从东汉中前期开始，中国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我们今天说到东汉的科技成就，自然少不了说张衡的地动仪，地动仪这个伟大发明的产生，就是拜东汉时期频繁的自然灾害所赐。仅以地震而论，东汉中后期地震发生的频繁程度，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比如东汉的陇西地区，在东汉和帝、桓帝、灵帝、献帝时期都曾爆发大规模地震，正是因为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才促成了与地震有关的发明相继涌现。在东汉晚期，还出现了极其反常的大规模蝗灾与旱灾，比如东汉桓帝到灵帝的几十年里，北方大规模的蝗灾出现过5次，其中最严重的1次，几乎波及到整个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这么大范围的蝗灾，在日后的中国历史上，也就是唐朝开元年间以及元朝末年的几次可以相比，堪称是“百年不遇”。与此同时，东汉最后的50年里，黄河有4次发生决口，长江流域的荆州与江东，先后发生了5次水灾。同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居住的草原地区，也连续多年发生大规模旱灾，北方少数民族为了躲灾，纷纷南下到中原地区求内附，中国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在这时期开始渐成高峰。

　　【二】

　　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势必造成大面积的饥荒，国家的经济储备会在饥荒中渐被掏空。这时候的东汉帝国，已经进入了门阀政治时期，所谓“州郡记，如霹雳”，世家大族的力量，正日益超过中央。许多地区，中央只保留了名义上的节制权，在正常年景，这样的情况还算和谐，但一旦国家爆发战争和自然灾害，中央控制的减弱，势必造成灾害破坏力加大。毕竟世家大族们都会选择囤积居奇，关门自保，中央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赈济，走投无路的老百姓，也就只能选择造反了。事实上，后来蔓延整个东汉帝国的黄巾军起义，就和持续多年的饥荒有很大关系。黄巾军就是通过布施恩惠，收买人心的措施，迅速聚拢了几十万信徒。而黄巾军起义的结果，是造成了北方大规模战乱。这是一个痛苦的恶性循环，人口锐减，就是其中的代价之一。

　　这时期中国人口锐减的最惨烈阶段，应该是从董卓进京开始，到赤壁之战结束。这段时期的中国，可以说是天灾人祸并存。“人祸”方面众所周知，权臣董卓本身就是个倒行逆施之徒，他进入洛阳，是整个中原的灾难。他的滥用民力，大兴土木，横征暴敛，让中原大地一度赤地千里。他的“临时政府”不知建设，只知破坏，比如他的士兵每次在洛阳周边巡逻，回来的时候马背上都满载着抢掠来的妇女，所过之处，富庶的村庄尽数被屠杀干净，物资全都被抢掠殆尽。而这时候，中国的自然天气，也进入了“反常”阶段，中原各地纷纷闹灾，比如豫州的旱灾，按照正史的记载，一次性就饿死了300多万人，数字虽然有些夸张，但在当时，中央政府都自身难保，哪里还管得了老百姓？后来董卓在关东诸侯的打击下逃离洛阳，将整个洛阳的人口全都迁到了长安，结果活着到长安的，只有区区10万人不到，其他大部分都倒毙在路上了。北方糜烂如此，南方也好不到哪里去，江东的孙家，荆州的刘家，都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并不是《三国演义》小说里让人艳羡的世外桃源。后来曹操南下荆州，对长江沿岸的打击也非常巨大。

　　人口的持续锐减，对那时候的格局，以及各路诸侯的主要政策，都产生了影响。凡是有眼光的政治家，在这场战乱的后期，都开始把人口当作主要的争取对象。曹操在灭掉袁绍后，从户册上发现冀州地区有30万人，竟然让他喜不自胜。刘备在赤壁之战后，之所以不顾孙权有可能抄他后路的危险，一心西进四川，重要的原因就是荆州本地人口凋零，就像庞统在投奔刘备后劝他的那样——“荆州荒残，人物殆尽”，这样的地区，自然不能作为争霸的本钱。在得到四川后，刘备一度势力大兴，也是因为当时的四川有盆地的阻隔，是整个中国受到战乱破坏最轻的地区。四川当地的人口，特别是汉族人，大多属于逃难到这里不久的难民，能够有力气逃难过来的，绝大多数都是青壮年。除了争夺人口之外，许多政权也开始采取恢复人口的政策。按照南北朝以及唐朝许多史料的说法，建立东吴的孙权，从登基开始，就下了强令婚配的政策，即男子在12岁之前必须成婚，否则就要法办。曹操之所以采取屯田政策，也是由于人口锐减，特别是农民大量减少，军队根本没有足够的粮食。最重要的影响是，我们虽然把赤壁之战当成三足鼎立的开始，但是在赤壁之战后，中国的内战并没有停息。一直到公元222年蜀吴夷陵之战结束后，才真正进入一个和平期。在《三国演义》小说里，夷陵之战双方动用的兵力，蜀国有70万，吴国也有10多万，真实的数字，却是蜀国8万，吴国10万，小说的数字严重“注水”，真实的数字却更值得深思：一场关系两个政权命运的大战，双方只拿出了这么点兵马，只能说人口下降得太厉害。在此之后，三国的历史，进入了一段时期的“和平期”，原因也就很简单了。人这么少，再自相残杀下去，大家都要完蛋。

　　【三】

　　三国人口的回升，是从公元221年开始的。如果说这一年之前，各路枭雄之间的注意力，主要在战争上，那么这之后相当长时间里，就主要在人口上。

　　在恢复人口的问题上，当时的魏蜀吴三国都有自己的政策，魏国的政策是屯田，大量士兵兵农合一，增加北方劳动力。吴国的政策，一是招抚北方流民，二是向南扩展，同化南方的“原住民”山越民族，孙权甚至还多次组织军队骚扰北方的苏北、淮南地区，主要任务也是抢掠人口。蜀国方面，无论是诸葛亮做“相父”时期，还是“扶不起的阿斗”刘禅亲政的时候，在人口问题上从来不含糊。比如对蜀国和魏国的边境地带，蜀国就多次策动魏国境内的边民逃亡到蜀国，划分土地安置。除了抢对方的人口外，在生孩子方面，三国也唯恐落后于对方，魏蜀吴三个政权，都不约而同地出台了有关奖励生育以及强制婚配的政策。事实证明，中华民族的自我疗伤能力一直都很强，在这场有关人口的“和平竞赛”里，中国的人口总量，开始缓慢地回升过来。

　　曹操建立的曹魏政权，在人口恢复方面走在最前面，本身中原地区人口的基础就比其他地区雄厚，而且在人口增长方面，曹魏也很重视“科技革命”。曹魏统治时代，是中国农业生产的又一次革新期，如改良水车等新式农具的推广，加快了农业恢复的速度。曹丕登基的初期，大臣杜恕曾说，现在曹魏的人口总数，不及当年东汉的十分之一，这已经是一个比较乐观的数字了。曹魏灭亡蜀汉的时候，曾经把两地的人口做过统计，除去蜀汉地区的人口，曹魏当时的人口，大约有400万了。蜀汉方面，在公元236年，曾经有过人口数量的记载，当时的人口刚刚突破了90万，在曹魏灭亡蜀汉后，以蜀汉方面提供的数字，这时候已经有了95万人。东吴灭亡后，按照王濬清点的吴国政府统计数据，人口已经到达了200万。也就是说，在蜀国和吴国的鼎盛时期，他们两个国家的人口总数，仍比不上北方的魏国，三国归一的最后胜利者，从这一点上或许就可以决定。

　　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应该是蜀国灭亡后的三国晚期，到西晋太康之治的这段时期。在西晋武帝时代，中国的人口总数，已经回升到了1600万。之所以有此规模，一来经过长期的对峙，三国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另一个原因，就是三国灭亡后，通过重新清查户口，查出来许多被隐瞒的人口和土地（用来逃税）。西晋早期为了保证国家财政收入，采取了“重新入籍”的政策，即各地原本的户籍作废，重新由政府进行统计，同时减免赋税。许多逃亡的农民，重新入册，这样一来，人口也就大大增长了。东汉末年中国战乱造成的创伤，因此渐渐愈合。

　　东汉末年至三国人口的减少以及恢复，对中国未来的历史，产生了微妙影响。在常年人口锐减的形势下，三国都注意招揽北方游牧民族入汉地，以增加劳动力，大量北方游牧民族内迁，在这时候到达了高峰。同时北方人口的流动，也改变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力量对比，后来的动乱，与之不无关系。虽然西晋时期中国人口处于回升中，但长期战乱造成的损失，不是短短一二十年就能抹平的。西晋在建国后，采取了错误的统治政策，最后灭亡的结局，也就不奇怪了。


　　第五章　东吴特殊的坞堡部曲军制

　　孙吴政权与江东世家大族的关系演变，是孙吴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课题，田余庆先生首先提出后，学者多有论及。依笔者之见，自孙吴立国至孙皓亡国的半个多世纪里，两者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一种动态的相对平衡中。孙氏政权赖江东世家大族而立国扬威，江东世家大族也缘孙氏政权而势力日增。

　　【一】

　　孙策时期：试探与靠拢。

　　孙策进入江东后，对江东世家大族的认识有一个转变过程。草创江东六郡时，孙策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江东大族的实力之厚，年少气锐的他以为，凭他手下众多的能征惯战之士，无须仰给当地大姓，就能在江东建功立业，成就一番事业。所以，孙策对不服从他号令的人，一概诛之而后快，其中既包括由朝廷任命，视孙策为叛逆的州郡长吏，如许贡、刘繇、王朗等人，也包括割据一方、不服从孙策号令的地方豪强割据势力，如严白虎、邹他、钱铜等，以及吴地大族如盛宪等。在专赖武力行事的过程中，孙策渐渐看清了江东大族潜在实力的深厚，并进而得出结论：要想在江东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必须改变以前的一味用强政策，实现与江东大族的合作。这是孙策的一大战略转变，尽管孙策生前并没有明确表露这一意图，但我们可以从他安抚、网罗吴地人才的做法中窥知一二。

　　其一，孙策入吴后，严格约束手下部队，禁止扰民，以博得吴地百姓，当然也包括吴地大姓的好感。入吴之前，孙策在吴地老百姓的传闻中形象不佳，“百姓闻孙郎至，皆失魂魄”。在孙策大军入吴后，“军士奉令，不敢虏略，鸡犬菜茹，一无所犯，民乃大悦，竟以牛酒诣军”。一支战斗力强大而且纪律严明的军队，不但能得到吴地老百姓的衷心拥护，而且也令江东大族备感宽慰。

　　其二，孙策对江东大族的结好，主要体现在他对吴地人士的搜罗与重用上。孙策转战江东六郡时，身边除孙氏宗族中人孙河、孙静、吴景等，淮泗精英如张昭、周瑜、黄盖、程普、周泰等跟随外，还有一批江东的文臣武将，其数量虽不可与孙权时期同日而语，但也是孙策倾心接纳的结果。而且，这批吴地人士大多身居显职，孙策也视之为股肱，倚之颇深。如朱治，丹阳人，孙策进军江东时，朱治以吴郡都尉的身份驱走原吴郡太守许贡，迎孙策顺利入吴。朱治资历既高，功劳又著，又与吴地大姓关系密切，在吴地有着相当的表率作用。虞翻，会稽余姚人，孙策攻王朗时依附，他不见容于孙权，却为孙策所重，孙策甚至让虞翻出使中原，令北方士大夫一睹南士风采的打算。虞姓为会稽四姓之首，系文化士族。虞翻与朱治的依附，对吴地人士起了一文一武的模范作用。其他如董袭，会稽余姚人，“孙策入郡，袭迎于高迁亭”，是最早投附孙吴政权的吴地人士之一；凌操，吴郡余杭人，“孙策初兴，每从征伐，常冠军履锋”；贺齐，会稽山阴人，“孙策临郡，察举孝廉”，后戎马一生，为孙吴政权东征西讨；全柔，吴郡钱塘人，“孙策到吴，柔举兵先附，策表柔为丹杨都慰”，全柔出身名门，祖上曾为汉尚书郎右丞，算得上江东文化士族，影响力颇大；还有芮良，丹阳人，父芮祉跟随孙坚征战，自己跟从孙策平定江东，“策以为会稽东部都尉”。这批江东人士在孙策入吴前后就已融入孙氏集团，并对孙吴政权忠心耿耿，权势与地位也日见其上，除虞翻为孙权流放外，其余大多被孙权重用。

　　孙策的这一战略意图，在他选择继承人的时候，得到了最终体现。孙策临去世时，张昭等人按常理推测，孙策极可能会选择和自己性格相近，即同样以“骁悍果烈”著称的三弟孙翊为继承人，却不料孙策选中了孙权。“张昭等谓策当以兵属俨，而策呼权，佩以印绶”。原因孙策交待得很清楚，“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要立足江东，不能单凭武力行事，尤其在如何处理与江东大族的关系这一决定孙氏前途的关键问题上，光有武力的孙翊显然是难以胜任的，唯有“性度弘朗，仁而多断，好侠养士”的孙权才是最佳人选。

　　汉末天下大乱，江东地区虽有刘繇、王朗这些朝廷牧守，但他们能力有限，自保尚且不暇，江东大族当然不可能死力相效，如虞翻对王朗，不过是尽一种道义上的责任罢了。当势力强大的孙策拥众南下时，江东大族自然不会视而不见，只是，依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