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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青史尽成灰-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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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孙权时期：合作与打击。
孙权统治时期，大致可以陆逊为相的赤乌七年（公元224年）为界，分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孙吴政权逐步实现了和江东大族的全面合作，后一阶段则是孙权对江东大族刻意防范和打击的时期。当江东大族势力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候，也是孙权对江东大族防范和打击升级的开始，陆逊之死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此。
孙权即位后，对江东大族以招抚为主。由于孙策掌权时已经对江东大族表示出了友好态度，孙权与江东大族的合作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孙权初即位时，“深险之地锋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孙权在张昭等人的扶持下，除派亲信将领攻打吴郡、会稽、丹阳三郡的山越族，还做了一件重要事情：“招延俊秀，聘求名士”，以扩大统治基础。其中既包括南渡北士如鲁肃、诸葛谨、严峻、步骘等人，也包括江东大族中人，顾徽、陆绩、张允、张温、驼统、陆逊、陆瑁、朱恒、吾粲等人，均在此时进入孙氏统治集团。
随着孙权对江东大族的倚重，迎来了孙氏集团和江东大族全面合作的高潮，其标志就是吴地士人大量进入孙吴政府并分享最高层权力。在基层州郡，孙吴和曹魏一样，早在嘉禾年间（公元232年～公元238年）就已设立九品中正制，以选拔人才，州置大公平（后称大公正），郡设中正。这一制度的设立，得利最大的当然是江东大族，其次才是南渡北士。如《三国志·吴书·朱治传》称，“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在中央政府，顾雍从黄武四年（公元225年）到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卒于任上，为相19年，陆逊则自夷陵之战后，屡迁为上大将军，“吴于大将军之上复置上大将军”。这样，吴国的最高文职丞相，最高武职上大将军，两者均落入吴人之手，足以说明江东大族的势力至此已发展到极盛。
在江东大族势力迅猛发展之际，危险也同时出现。孙权对江东大族的猜忌和怀疑日渐加深，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打击措施，并具体体现在暨艳案、吕壹事件和二宫之争这三件事上。暨艳案发生于黄武三年（公元224年），张温、暨艳是吴郡人，与顾、陆大姓关系密切，张温之妹就嫁给了顾雍子顾承。二人以“核选三署”为名，行“弹射百僚”之实，矛头所指都是淮泗人物，如丞相孙邵、太守王靖，这自然引起淮泗集团的强烈不满。
孙权坚决站在淮泗集团一边，不顾骆统、陆瑁等人上疏求情，杀暨艳、废张温，此后张温一族也从吴国政治中消失。吕壹事件发生于赤乌元年（公元238年），这一次是孙权借校事吕壹之手对江东大族势力进行抑制，首当其冲的是丞相吴人顾雍，然后是左将军吴人吕据，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引起江东大族的强烈不安。而骠骑将军步骘、太常潘浚等淮泗重臣也极力反对，最后孙权不得不以吕壹为替罪羊，一杀了事。
如果说，前两事件对江东大族的打击还只在局部，那么二宫之争对江东大族的打击就可谓伤筋动骨了。二宫之争是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间的夺位之争。大体而言，江东大族多支持太子孙和，淮泗集团则大都拥护鲁王孙霸，孙权对二宫之争貌似公允实则偏心处置，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他打击江东大族势力的决心。
他先将丞相陆逊逼得“愤恚致卒”后，继续遣使责问陆逊子陆抗二十事。接着，原丞相顾雍子顾潭、顾承兄弟被流放交州，客死异乡，骠骑将军朱据被赐死，尚书选曹郎陆胤下狱，太子太傅吾粲被诛杀，张纯弃市，江东大族中的重要人物可以说是摧折殆尽。相形之下，孙权对参与二宫之争的淮泗人物的处置却是轻描淡写的，仅全寄、惕竺、吴安、孙奇4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遭诛，其他重要人物如步骘等反受升迁。
孙权对江东大族坚决打击的原因，绝不仅仅在于陈寿所说的孙权疑心过重，即“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既臻末年，弥以滋甚”，其原因是深层次的。
从政治上看，孙吴国内除孙氏宗室外，另有两股政治势力，即南渡的淮泗集团和江东大族集团，这两股势力共同辅佐孙氏政权成就霸业，与曹魏、刘蜀相抗，但又互相约束、牵制，在政治上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孙吴开国，多是倚仗淮泗精英，但随着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北方士人暂时不再南渡，南渡北士集团因为后备人才不足，日渐衰退。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名将周瑜、鲁肃、吕蒙等均已去世，此后南渡北士难以担纲孙吴政权中的重要角色。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盘踞江东多年的江东大族，势力深厚，影响深远，因此后备人才源源不断，又加上控制了吴国的官员仕进途径，他们的政治上升势头有超过前者的趋势，这自然会破坏已有的政治平衡。
这种趋势自然不是孙权愿意见到的，相比较而言，孙权更愿意任用南渡北士，因为南渡北士集团跟随孙坚、孙策、孙权父子多年征战，与孙氏政权的关系正如吕范所言，“犹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败”。而江东大族久居江东，与孙氏政权实质上仅是一种合作关系，孙氏政权借江东大族而建业图霸，江东大族也借孙氏政权而扩充势力。南渡北士与江东大族，孰近孰远，孙权心中当然很清楚。
再从经济上看，隐匿人口、侵吞土地，本是东汉末年以来豪强地主的拿手好戏，江东大族也不例外，“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是吴国众所周知的事实。不同的是，在吴国，江东大族超越制度过量占有土地和劳动力的行为，是得到孙吴政权默许的。《世说新语·政事三》载会稽贺邵出任吴郡太守，遭吴中诸强轻视愤而以“检校诸顾、陆役官兵及藏逋亡”以示报复一事，及余嘉锡在《世说新语笺注》中称：“人多离其本土，逃亡在外，辄为势家所藏匿，官不敢问”。皆说明孙吴政权实际上是以默许江东大族私占人口、土地为条件，来获得江东大族的支持。
而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豪强地主占得的人口、土地越多，对孙吴国家越不利，因为本该入孙吴国库的租税转入大姓之门，本该为国家服徭役的编户转为大姓所役使，此多彼少，豪强受益则国家受损，这是必然的。从这个角度看，孙权打击势力日见扩大的江东大族实属必然。
陆逊之死就与此有关。马植杰先生曾指出，“孙权与陆逊两人的矛盾乃是君主专制与权势大族矛盾的体现”，此言诚然不差，但稍嫌笼统。事实上，夷陵之战后陆逊集丞相、上大将军两职于一身，其威望在孙吴已经无以复加，不仅充当了吴地江东大族中领袖人物的角色，在吴国政坛中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随着孙吴政权在江东的渐次巩固，江东世家大族在孙吴建国的过程中也如上所论在经济、政治上得到了相应好处，但孙权的猜疑之心也与江东世家大族势力的崛起在同时增长。出于孙吴皇权自身稳定的需要，孙权情愿依靠、重用在江东毫无根基的南渡北士集团，而不愿让世代植根江南的吴地大姓的势力过于膨胀，必要时也会加以种种限制甚至打击。因此，孙权逼死陆逊，其矛头所指实为陆逊身后的江东世家大族，是在孙吴政坛中达到巅峰的江东世家大族的势力。这可以说是陆逊被逼死的深层次原因之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孙权虽对江东大族进行了重大打击，但孙吴政权和江东大族之间却并未因此产生难以愈合的裂痕。这是因为，孙权对江东大族的根本利益并未触及。江东大族凭借世袭领兵制等特权制度，仍然在地方上占有着大量劳动力和土地，再加上大族子弟步入吴国政坛的仕途通达依旧，只要假以时日，江东大族势力必定会在吴国再次崛起。
【三】
三嗣主时期：面和与心背。
孙亮、孙休、孙皓统治时期，孙吴政权与江东大族的关系有着多次调整，以下分而述之。建兴元年（公元252年），会稽王孙亮即位。此时距二宫之争不久，江东大族刚遭重创，只能采取低调姿态，而宗室与南渡北士的势力则相对转盛。当时辅政的都是南渡北士和宗室人物，且以诸葛恪为首，“权疾困，召（诸葛）恪、（孙）弘及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属以后事”。其中，孙弘、孙峻为宗亲，诸葛恪、滕胤、吕据3人为南渡北士，后来双方展开了一场血腥争斗，诸葛恪杀孙弘，孙峻杀诸葛恪，孙峻死后由弟孙琳接掌大权，孙琳杀滕胤、吕据，孙氏兄弟把持吴国内政直到孙休即位初期。这一时期，由于江东大族尚未从打击中恢复，对孙氏宗室和南渡北士之间的争斗明智地采取了旁观的态度。
永安元年（公元258年），景帝孙休即位。次年，孙休处死孙琳。此后，孙休一边依赖南渡北士，一边重新启用江东人士，基本形成淮泗人物和江东大族分享政权的局面。丞相为陈留人濮阳兴，大将军为庐江人丁奉，左将军张布典禁军，而山阴丁密为左御史大夫，会稽贺邵为散骑常侍，秣陵纪亮为尚书令，子纪陟为中书令。同时，继陆逊之后，以陆抗、陆凯为代表的江东大族新生代领袖人物开始在军事上崭露头角，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吴国实行的世袭领兵制。陆逊卒后，陆抗以建武校尉，“领逊众五千人”。以后稳步上升，至孙休永安二年（公元259年），陆抗为镇军将军，督西陵（今湖北宜昌）地区。陆凯是陆逊的族子，孙休在位时，“拜征北将军，假节领豫州牧”，督长江中游。此外还有陆胤为安南将军，督长江下游的虎林地区。3人均手握重兵，是吴国军方的实权人物。这一时期的江东大族，不仅政治势力有所恢复，而且由于握有军权显得后劲十足。
元兴元年（公元264年），孙皓上台。由于孙休亡时，“蜀初亡，而交趾携叛，国内震惧，贪得长君”，吴人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君王，于是由丞相濮阳兴和左将军张布等迎立年龄稍大、名声较好的孙皓。孙皓虽由濮阳兴等人迎立，但可以肯定的是同样受到江东大族的拥护，因为孙皓是在二宫之争中遭受废黜命运的太子孙和的长子。孙和当年曾受江东大族的鼎力支持众所周知，所以立孙皓为帝，恐怕更符合江东大族的意愿。
孙皓即位不久就露出残虐的一面，有迎立之功的濮阳兴和张布都被他杀害，淮泗集团的后备人才本就缺乏杰出之辈，孙皓的所作所为更加剧了这种现象，江东大族的势力再次得到扩展。最具代表性的是孙皓即位后，陆抗迁镇军大将军，领益州牧、荆州地区，实际上整个吴国的边防重担全在陆抗一身，当时甚至有“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之说。凤凰元年（公元272年），陆抗平定步阐之乱，迁大司马、荆州牧，手中权柄，已不亚于乃父陆逊当年。再有陆凯，孙皓初立时，任镇西大将军，后迁至左丞相。他在相期间，多次上疏直斥孙皓的诸种昏庸，辞语激烈。以孙皓的为人，如果不是因为陆凯身后有强大的陆氏家族，10个陆凯恐怕都不够他的杀戮，可见江东大族的势力已扩大到了何种程度。
和孙权一样，孙皓也面临着江东大族势力过分膨胀的问题。所不同的是，孙权在位时励精图治，吏治较为清明，国家通过屯田制，掌握着大量国有土地和劳动力，而且还有足以与江东大族抗衡的淮泗集团可供凭借，所以完全可以对江东大族进行一定程度的打击和抑制。
孙皓在位时则全然不同，屯田制已经基本废除，国力大不如昔，孙皓本人又毫不顾惜民力，肆意妄为，“（皓）自登位以来，法禁转苛，赋调益繁；中宫内竖，分布州郡，横兴事役，竞造奸利；百姓罹杼轴之困，黎民疲无已之求，老幼饥寒，家户菜色”。在这种情况下，孙皓已没有实力像孙权那样正面向江东大族开刀了，只能从侧面对江东大族进行削弱。例如，孙皓对陆抗的增兵建议置之不理，反而大封同姓王，“封陈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给兵三千人”；又迁都武昌，试图远离与江东大族关系密切的建康城，还将宗族势力相对较弱的会稽贺邵处死；陆凯生前，孙皓不敢动他，在他死后，孙皓将他家属流放建安。
江东大族对孙皓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由支持到最后离心的转变过程。孙皓初立时，无疑得到过江东大族的支持，但随着孙皓昏庸残暴本来面目的露现，江东大族的代表人物如陆抗、陆凯、贺邵等人也不断地递上一份份措词日趋激烈的上奏，陆凯更是抗颜直斥孙皓二十事，这在蜀、晋两国都是无法想象的。当一切努力均告白费，反遭孙皓的猜疑时，江东大族终于失望地和孙吴政权分道扬镳。
纵观西晋的整个灭吴战争，晋军没有遇到过一次坚决的抵抗，王濬自蜀伐吴，一路上“兵不血刃，攻无坚城，夏口、武昌，无相支抗”，最后长驱直入金陵城。孙皓自己也说，“得陶睿表云武昌以西，并复不守。不守者，非粮不足，非城不用，兵将背战耳”。江东大姓支持孙氏兄弟，是战乱之际为自己切身利益寻求的一种保护，随着孙权去世，继承人弱暗无能，孙氏政权已无力给大姓以庇护，所以不仅是江东大姓，包括南渡大姓在内都要另择明主，对南下的晋军毫无抵抗之力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事实上，令江东大族最终心寒的不是孙吴政权对他们的打击和抑制，而是末帝孙皓的昏庸残暴。对给了他们财富、地位的孙吴政权和英明之主孙权，江东大族仍是念兹在兹、无时或忘的。陆机在《辨亡论》中回答吴国何以灭亡时，不同意吴蜀唇齿相依，“蜀灭则吴亡”的说法，指出吴国“四州之地”，所谓“用之者失也”，就是把亡国原因归于孙皓的委婉说法。在陆机看来，如果不是因为孙皓的昏庸残虐，孙氏政权和江东大族的合作是可以延续下去的。
孙吴国家当然可以赖以存焉，江东大族也可以继续享有荣华富贵，陆机的这种心态可以说是吴人心态的典型。正因为如此，名传千古的《辨亡论》中才会蕴含着深切的故国之情、亡国之痛，对曾经抑制和打击过他们的孙权，拳拳缅怀之情也溢于词语之间。
综上所述，江东大族在孙吴基层社会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是孙吴统治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当然不能低估。但从孙吴独霸江东，并进而与魏、蜀争霸的角度来看，江东大族的日渐强大会对孙吴国家构成一种威胁。立国之初，为取得各种社会势力的扶持和平衡及尽量扩大社会基础，孙吴君王可以分出相当部分的权力与大姓分享，但随着基础的稳固，孙吴君王就逐渐无法容许大姓对自己皇权的分割了。由此可以认为，孙吴政权与江东大姓的关系实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之中。
第六章 “八王”其实可以很和谐
说到结束三国战乱时代，一统南北，且缔造了繁华的“太康之治”的西晋王朝，后人的反应，恐怕首先都是一声叹息。这么一个曾经强大、繁荣的王朝，居然在统一中国仅仅37年后，说完蛋就完蛋了。
当然，西晋不是随随便便就完蛋的，西晋的统一只有短短37年，在这仅有的37年时间里，其中16年，一直在进行着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八王之乱。这场几乎卷入当时西晋所有拥有军队的诸侯王的战乱，使国家元气大伤，人口大量减少，内迁的匈奴、羯族、鲜卑等政权也纷纷起事，反对西晋的统治。结果就是短暂统一的西晋，国家分崩离析，西晋王朝灭亡，东晋王朝南迁江南地区，中国的经济重心也随之南移。原本经济发达的中国北方，则陷入了“五胡十六国”的战乱之中。《三国演义》中津津乐道的“三国归一”，就此成为泡影。说到这场旷日持久的大战乱，历史学界公认的看法，就是起于“八王之乱”。
所以，西晋灭亡的剧本，也就很简单了。自己人打来打去，最后成全了外人，把国家都差点打没了。那么，为什么贵为西晋宗室的司马家贵族，会争相介入到这场战乱之中呢，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在这场战乱的整个过程里，是否有避免其发生的可能呢？
西晋时代的“八王之乱”中的八王，会被简单地认为是西晋王朝的8个诸侯王，其实没有这么简单。首先数量就不对，“八”只是个笼统的数字，卷入这场战乱的具体诸侯王，要远比“八”多得多。先说主要的8个王爷。包括了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囧，长沙王司马攸，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皓，东海王司马越，这是这场战乱中相继介入的主要8个王爷，除了他们之外，还有梁王司马彤，淮南王司马允，范阳王司马彪，南阳王司马模，吴王司马宴，东安王司马繇，新野王司马鑫等人。这场爆发于公元291年，一直延续到公元306年的战乱，几乎把西晋帝国直接打入了深渊。可以说，是司马家的子孙们，通过这样一场自相残杀，亲手把他们家族辛苦创立的西晋帝国，送上了分裂和灭亡的不归路。
那么身为司马家的子孙们，他们为什么要发动和介入这样一场内战呢？为什么在这场暴乱之中，所有手握重兵的这些王爷们，都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破坏者，去毁灭祖先留给他们的江山呢？
【一】
“八王之乱”爆发的原因，后人的反思，多集中在晋武帝司马炎立储不当，导致诸王纷纷介入这场争斗，最终演变成了大规模的暴乱。但实际的原因，却远比这个复杂得多，可以说，早在司马炎以及他的父亲司马昭开始夺取曹魏政权，建立西晋的时候，祸根就已经种下了。
司马家族对曹家的夺权行动，始于公元249年，那时候司马懿父子为了把持大权，发动政变杀死了曹爽。之后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开始血腥屠杀忠诚于曹魏集团的各类政要们，到公元261年杀掉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家嵇康为止，13年里大批的精英阶层遭到屠杀。这段时期的中国北方，特别是上层官员们，其实是生活在血雨腥风的恐怖之中。作为老练的政治家，司马家族深知，仅仅依靠血腥屠杀，是不可能继续他们的统治的。所以在大肆排斥异己的同时，司马家族也开始了对当时世家大族的拉拢，对于支持自己的世家大族，更是极为优容，可以说是要钱给钱要官给官。在司马昭把持大权时期，为了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设立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制度，用来封赏各类支持自己的世家大族。这些爵位的俸禄、赏赐，远远超过了曹魏集团当政时期。到了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时期，司马家族夺权已经完成，为了巩固自己的实力，对于世家大族更是极力笼络。司马炎这个人，性格非常宽厚，对在司马夺权中立下大功的权臣们，回报更多。如他身边的近臣谋士贾充，在司马炎登基的第一年，就被册封为车骑将军，加封鲁公，成为权倾朝野的重量级官员。而另一大将何曾，则被加封太尉，封郎陵公。这等于给所有的世家大族一个信号：只要支持我，就有很多好处。这些人，不但在地位上极尽荣宠，在法律上，司马炎也很宽容。这些早期帮助司马炎夺权的重臣们，都是一些劣迹斑斑的人物。比如他最宠爱的谋士贾充，最大的爱好就是结党营私，而且善于制造党争。他和侍中任凯不和，各自拉帮结派明争暗斗，把西晋朝廷搞得乌烟瘴气，对此司马炎也很纵容。另外一件很“雷人”的事是立进县令刘友，尚书山涛以及中山王司马牧等被揭发圈占稻田，这3个人里，山涛是司马炎的亲信，司马牧是司马家族的宗亲，可以说都是司马炎的自己人，只有刘友和司马炎八竿子打不着。结果刘友遭到了严惩，司马牧和山涛则一点事都没有，如此偏袒，自然引得朝野一片哗然。可以这么说，从立国早期开始，西晋的腐败就非常厉害，全然没有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建国早期吏治清明的景象，这样一个政府，注定是短命的。
司马炎时代，国家在腐败问题上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各类世家大族竞相作恶。都说后来的魏晋南北朝，是士族阶层垄断政权的门阀时代，其实门阀制度的迅速膨胀，就是从司马炎在位时期开始的。那些世家大族们，在司马炎之前，尚且能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司马炎之后，就愈发肆无忌惮。甚至司马炎本人也带头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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