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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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比较早的公债了。反对迁都看似简单，其实意义重大。当时的北魏皇朝，特别是上层的鲜卑族贵族，依然保留着传统游牧民族的观念：反正是这里闹灾了就迁到别处去，但是他们忘记了，这时候的北魏已经不是游牧部落，反而是一个封建制度的国家政权，都城就是国家的根本，轻易迁都势必引起国家的变乱。如果当时没有崔浩，北魏迁都的事情肯定顺理成章，外加自然灾害严重，到那个时候，北魏很可能发生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如果是那样的话，后来雄踞中原的北魏鲜卑王朝，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暂时度过了自然灾害后，北魏马上又面临着新的考验：此时已经掌握了南方东晋王朝大权的刘裕，发动了对北方后秦政权的进攻。当时的后秦，是北方各政权中比较强大的一支，和北魏唇齿相依，后秦遭到攻击后，立刻向北魏求救，这个时候的北魏也面临着严重问题。北魏的北边，就是著名的柔然游牧民族，此时也在大举进攻北魏。究竟是北上抗击柔然，还是南下救援后秦，北魏朝廷犹豫不定，大家也莫衷一是，这时候的崔浩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都不救。崔浩认为，如果这个时候北魏贸然进攻刘裕，不但很可能失败，并且北方柔然部落会趁机南下，大肆攻掠北魏州县；但如果北上抗击柔然，刘裕很可能掉过头来攻打北魏。所以北魏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借道给刘裕，让他进入关中平原与后秦决战，然后无论胜败，他都会元气大伤，到时候只要断掉刘裕的归路，刘裕的北伐军必定会全军覆没，而遭到重创的后秦，也从此无力和北魏抗衡，关中平原也注定会落到北魏之手。崔浩极力劝说北魏明元帝听从他的主张，甚至说这是“一劳永逸定南北”之计。崔浩的这个计谋，就是三十六计中的“隔岸观火”，如果照他的计谋，刘裕和后秦会相继被北魏消灭，而东晋政权也会因此元气大伤，如果那样的话，不要说北方的统一，就是天下一统，也很可能会在北魏明元帝手中完成。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明元帝并没有听从崔浩的建议，他认为崔浩这个建议太不切实际，因此自作主张，答应了后秦的求救，发兵攻打刘裕。事实果然如崔浩所料，北魏军队遭到刘裕的截杀，被刘裕的重装弩外加战车打得溃不成军，伤亡3万多人，而柔然也趁机南下，北魏抵抗柔然的六镇，被掳掠了5万多人口，伤亡极其惨重。北魏多年以来积攒下来的家底，在这场动荡中差点一次性赔光。幸亏崔浩提出建议，要北魏坚壁清野，修筑堡垒，牵制刘裕的进攻，这才让刘裕没有趁机反戈一击，否则的话，刘裕做到的，就不仅仅是平灭后秦，而是吞并整个北方了。

　　崔浩的“隔岸观火”之计虽然没有奏效，但却让他继续得到了北魏明元帝的信任。或许是为了回报崔浩，北魏明元帝还给了崔浩另一个职务：太傅，也就是太子拓跋焘的老师。这个职务非同小可，这就意味着崔浩不但得到了北魏明元帝的信任，将来还可能成为下一任皇帝的重臣，在当时的北魏朝廷里，这样的身份，可以说是位高权重。对于拓跋焘，崔浩耐心培养，他对拓跋焘最大的影响，就是为拓跋焘讲习中国的各种兵法，很快他发现，拓跋焘军事上的领悟力非常强，这也让崔浩感到了不安。在北魏另一个汉臣卢度世的笔记里，说崔浩在成为拓跋焘老师后，曾经忧虑地对身边的子女说，太子如此喜爱征战，将来很可能是一个暴君，我们家族子孙的灾难很可能要发生了。事实证明，他说对了，只是家族的灾难，没有发生在他子孙的身上，而是发生在了他自己的身上。

　　这时候的崔浩，正在他人生里最得宠的时候，公元423年，拓跋嗣去世后，拓跋焘即位，即历史上著名的北魏太武帝。这个时候的北魏，经过拓跋嗣在位期间常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已经大大增强，而当时的中国北方，原本强悍的后秦已经亡国，和北魏有世仇的夏国也已经衰落，有能力统一北方的，就只有北魏王朝了。但是在统一的路线图上，北魏面临一个很纠结的选择。究竟是先打北方的柔然汗国，还是先灭掉一直威胁北魏的夏国。在多数大臣的眼里，灭掉夏国是必须的，因为夏国有丰富的物产，如果得到夏国，就能够补充北魏的实力，而柔然居住在草原地区，素来贫困，且他们以骑兵作战为主，来去迅捷，根本不容易消灭，劳师远征的话，很可能劳而无功。关键时刻，又是崔浩唱反调，他坚持认为，必须首先消灭掉柔然，否则统一北方无从谈起。因为长年以来，柔然对北魏的政策就是“远交近攻”，如果北魏攻打夏国，柔然势必会从背面袭击北魏，那样的话，灭掉夏国是不可能的，所以攻打柔然，就是要解除北魏统一北方的后顾之忧，这一次拓跋焘听从了崔浩的决定。大军出发前，南朝刘宋政权突然屯兵边境，大有进军北方的姿态，此事又一次引起了朝臣的恐慌，崔浩却自信地断定，刘宋绝对不会北进，他只是虚张声势，防备北魏南侵而已。事实证明，崔浩还是对的，在攻打柔然之前，崔浩给拓跋焘上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八个字，成为拓跋焘攻打柔然的座右铭，结果这一战，柔然几乎全军覆没，之后几十年里，一度无法威胁北魏。北魏的政权，也就这样稳固下来了。

　　公元450年之前，三朝元老的崔浩，屡屡在北魏最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献计献策，在北魏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他都能以超凡的眼光找到最正确的道路。公元439年，随着最后一个北方割据政权北凉被平定，拓跋焘终于完成了他的祖先没有完成的大业——统一北方。居功至伟的崔浩，也得到了他的宠信。对崔浩，拓跋焘一度信任到了极点，比如他曾对崔浩说：我这个人脾气不好，有时候可能当面不会同意你的意见，但只要你说的对，事后我只要冷静下来，就一定会听从的。在他剿灭柔然之后，面对柔然的俘虏，他指着崔浩对他们说：“你们别看这个人文弱不堪，他却能顶上你们的千军万马。”这个时期，对崔浩的荣宠，在当时北魏的汉人中，可以说无出其右。

　　但老话说得好，否极泰来，政治上也不例外。精于谋国的崔浩，也是一个拙于谋身的人，这时期拓跋鲜卑内部，反对汉化改革的声音依然很大。毕竟早年拓跋鲜卑的几代帝王，都是死在守旧派手里，拓跋焘是个狠人，下面的官员自然不敢反对，可对崔浩就不一样了，他已经成为整个拓跋鲜卑守旧派的眼中钉肉中刺，时刻想着除之而后快，不止为了除掉崔浩，更要通过除掉崔浩，打击北魏朝廷的整个汉人势力。在这样的局面下，崔浩越受宠，他的处境其实也就越危险，晚年的崔浩，对这种事情的反应，几乎到了迟钝的地步。这期间他还干了几件惹众怒的事情，一是他撺掇魏太武帝灭佛，这是因为他本人笃信道教，而且认为佛教寺院势力增长，会成为国家经济的累赘，但当时佛教已经在中国广泛传播，不但百姓里信徒众多，许多士大夫也是虔诚的佛教徒，崔浩这么做的结果，就是把原本和他是一个战线的许多汉族官员也得罪了，而那些在灭佛中被剥夺了财产的贵族们，更是对他恨之入骨。另一个得罪人的事，就是崔浩要求按照南朝的规矩，区别士庶的地位，其实这一条本身，守旧派官员们起先并不太反对，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贵族，区别地位，更可以让他们凌驾在士大夫之上，但是崔浩主张把北方的世家大族，抬高到和鲜卑贵族同等的地位上，这等于得罪了大部分鲜卑贵族，这样一来，崔浩的祸事也就不远了。

　　崔浩招祸的直接导火索，就是著名的《修史》事件。公元439年开始，崔浩受命修订北魏的国史，这个工作他完成得很出色，但这时期建树颇多的崔浩，已经变得飘飘然了，修史成功之后，他身边的谋士建议他把他的著作雕刻在石碑上，来彰显自己的功绩，崔浩不假思索地同意了。但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引起了整个鲜卑政权内部的暴怒。因为拓跋鲜卑早期是个游牧民族，非常的落后，那一段历史对于鲜卑贵族来说是不堪回首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更让他们觉得耻辱。本身崔浩就建议用寒门和士族来区别身份，这么一修史，再一曝光，原本是正统的北魏，一下子就成了世人眼中的野蛮民族。这件事情引起了鲜卑贵族们的愤怒，纷纷斥责崔浩的罪过。结果，一向对崔浩言听计从的魏太武帝拓跋焘，这下子也翻了脸，立刻把崔浩下牢狱，这还不算完，更大肆诛杀无辜，凡是参与修历史的，以及崔浩的亲人好友，统统不放过。这场“国史案”在当时中国北方引发了强烈震荡，崔浩的家族，即著名的河北崔家，被整族杀戮，与崔家有亲戚关系的卢家等家族，也纷纷被杀，寒门知识分子中也有多人连坐。魏太武帝拓跋焘自己说，如果不是太子劝阻，他还要杀几千人。即使如此，整个北方的士族，在这场风波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

　　崔浩的死，是非常屈辱的，那是公元450年的盛夏，他被囚车押上法场，一路上鲜卑士兵不断往他身上撒尿，一个功勋卓著的名臣，就这样含冤被害。关于他的死，当然不是简单的“修史”，而是当时北方世家大族与鲜卑贵族之间的矛盾所致。魏太武帝事后也搞平衡，赦免了许多参与此事的汉族知识分子，主要是寒门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崔浩死后40年，进行汉化改革的魏孝文帝拓跋宏，用“国姓”和“郡姓”来区别身份，划分等级，崔浩梦寐以求的抬高北方世家大族，让北方世家大族拥有和鲜卑贵族平等权力的梦想，就这样实现了。

　　至于流传很广的崔浩是卧底的说法，好多人依据的论据，就是魏太武帝每次要攻打南朝的时候，崔浩都拼命阻止，相反一直撺掇魏太武帝去攻打北方其他少数民族政权，所以有人就认为，崔浩这是真心为南朝着想。事实上从当时局面看，先北后南，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抉择，忠心耿耿的崔浩，最终还是为了帮北魏完成统一大业，至于所谓的潜伏，也只能说是一个传说了。


　　第十二章　南北朝的“人工印刷机”

　　很多年前，CCTV6播放的某部电视电影中，有这样一段情节：一个仰慕中国“四大发明”的美国女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却不慎拜了一个半瓶子醋的“砖家”为师。相处期间，女孩很天真无邪地把所有关于中国“四大发明”的事情都要打破沙锅问到底，直叫“砖家”张口结舌。某日女孩又发奇问：“中国人在发明印刷术以前，那么多的书，都是怎么弄出来的？”“砖家”答：“这都不知道？当然是一笔又一笔地抄出来的。”女孩闻言惊呼：“哇，这么多书，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出来，好了不起哦！”“砖家”气骂道：“真没见识，这点鸡毛蒜皮的事都大惊小怪。”

　　如果放在真实的历史上，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就会发现，“没见识”的反而是那位“砖家”，在魏晋南北朝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上，一笔一笔抄出一本书来，无论对于当时还是后世，都绝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而负责抄书的人，更是一群对印刷术发明前整个中国文化的演变极其重要的人，其意义绝不限于抄书写书这一方面，更对中国文化的流变，艺术的多源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当时，他们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但是，是了不起的小人物。

　　这些了不起的小人物，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书佣。

　　所谓书佣，顾名思义，就是在当时负责抄书工作的人，按照现代的话说，就是抄写员或者打字员。这样的职业在中国诞生很早，地位也一直不高，名字也发生过多次变化。最早的时候，它曾叫过“书人”、“书手”、“书工”，最后才叫“书佣”，只是不管名字怎么变，身份和工作内容一直没变：抄书。把那些珍藏的典籍，一本一本抄录下来，装订成册，流传于世，给越来越多需要它的人去看。我们今天能够了解到几千年前祖先的历史，传承伟大的华夏文明，他们是背后的无名英雄。

　　且去看看，这些有名无名的英雄们的真实风貌，他们对印刷术发明前中国历史的演变，究竟产生了哪些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

　　“书佣”这个称谓，最早出自东汉，虽然书佣都是一些身份卑微的人，但是有历史记录的第一个书佣，却是东汉王朝一个不世出的牛人。后来投笔从戎，开拓西域的大英雄班超。

　　《后汉书》中，有关班超的记录是这样的：“家贫，常以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这是“书佣”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做这个工作确实“劳苦”，每天就是伏在案子上，一笔一划地抄书，而且绝不能潦草，每一笔都要写得方方正正，工作量大，工作强度高，确实不是普通人能干的活，既要字写的好，又要有耐心。在那年头，做这种活的，确实不是普通人，有这种本事的，有多少人愿意凭这个工作混饭吃？至少贵族子弟，儒家学子，大多数都是不屑去做的。愿意凭这个混饭吃的，大多数又没有这个本事，没文化的，或者是粗通点文墨的都不行，文化不错但是字写得烂的同样不行。所以古代做这个工作的，基本是这样几类人：一是贫寒的书生，二是破落贵族子弟，甚至还有犯罪服役的囚犯。而这么高难度的工作，在东汉时期工资又有多少呢？东汉侯谨的《汉德皇传》里，就记载了一个叫普盖的书佣，说他每个月“得钱，足供而已，不取其余”。也就是说，书佣们当时每个月的薪水，除了吃穿外，基本就什么都剩不下了。待遇低，工作却相当辛苦，甚至辛苦到变态，班超自己说过，他做书佣的时候，每天只能睡5个小时，其他的时间，都在没完没了地抄写，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还经常被领导“枪毙”掉重来，可以说是既吃力又不讨好。当然，这时期的书佣，和过去的“书工”已经大不相同，先秦时期的“书工”，基本属于权贵们的私人奴仆，最多是个高级奴隶。而到了汉朝，书佣不但是自由民，也是“吃国家财政”的，由国家雇佣书佣，并且支付工资。因为这时期中国的文化形势已经大不相同，汉帝国作为大一统的中央王朝，修书已经成了重要的“精神文明建设”，要修的书多，需要的人手也多。给国家干活，自然也要国家开工资。所以在汉朝的大多数时候，书佣这个工作本身很有前途，但干这个工作的人，基本都没什么前途，即使是后来名垂青史的班超，也是拜了愤然跳槽所赐。

　　到了东汉晚期，这个原本没前途的工作，却变得越来越有前途，特别是干这项工作的人，投笔从戎的少了，扎根本职工作并且干出前途来的，越来越多了。比如小说《三国演义》里配合黄盖一起使“苦肉计”的东吴谋士阚泽。在《三国志》的记录中，就说他早年“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也就是说，阚泽正是凭着做书佣的经历勤工俭学，挣够了读书上进的钱，最终出人头地的。而且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阚泽的“为人佣书”，不是给国家打工，而是给私人打工，替人抄书收钱。也就是说，这时期的书佣们，已经不仅仅有“国家在册职工”，更出现了个体户。按照价值规律的说法，这当然是因为供求关系决定的——这时期修书的多了，不但有国家官修典籍，更有私人修书，对书佣需求量大。《晋书》在记录文学家左思的时候，说到左思新作写成后，当地的世家大族纷纷雇人抄写，广为流传，可以看出这时候的世家大族里，“修书”已经成了一种风尚。修书的多了，市场上的书籍自然也多，《北齐书》里就记录过这样的事：有书贩子跑到北齐来贩卖南朝的图书，并且说明可以先看后买，结果有些买书的，在拿回家“先看”的时候，就故意花钱找人抄录了，然后再把原版退还给书贩子。这时候的中国图书市场，并没有因为战乱而凋零，反而火爆得不行。大量图书的商业化，自然也让“书佣”业商业化，这时期的书佣们，已经不再受政府控制，反而成为红红火火的书佣市场的“自由人”了。

　　这种情况的发生，后人大多都说到“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等原因上，但根子上的原因，恐怕有3个，第一就是造纸术的发明，造纸术产生于汉朝，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推广到全国。在造纸术成型之前，中国的书籍主要都是用竹简和布帛来抄录的，竹简笨重，布帛昂贵，抄一本书的成本自然也高，别说通老百姓家，就是世家大族，也没多少人肯花这个闲钱的，能出起这个钱的，也只有国家。有了造纸术，情况就反过来了，纸张的价格远远比布帛便宜的多，稍微有点钱的都修得起，如此一来，修书的人自然多了，不但国家的修书量大增，私人修书业也大批兴起。在没有印刷术的情况下，修书也就意味着要找人抄书，能够又快又好抄写图书的书佣们，自然也就变得很有前途，成了官府以及世家大族争抢的香饽饽，待遇当然水涨船高。东汉早期的书佣们，工资只够温饱，三国时期的书佣们，工资已经有大量盈余，比如阚泽，就可以用抄书的工资，供自己读书上学。到了西晋时期，有大臣在揭露世家大族骄奢淫逸时，也拿着书佣们的工资说事，说这时候书佣们给世家大族修书的工资，比起东汉的时候已经上升了6倍，这个涨幅很显然比较夸张，但是书佣们工资待遇的提升，却是不争的事实。到了南北朝时期，书佣们的待遇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比如北魏的文献里记载，北魏名士房景先，早年靠兄长做书佣来养活，后来他耻于如此，也做了书佣，很快家庭就摆脱了贫寒。而南朝的书佣崔光更是高薪，他给南朝王家做书佣长达十几年，之前只是个家境贫寒的寒门子弟，做了书佣后，不但家境好转，后来还有钱买房置地，成了当时的新富阶层。如此局面，皆与当时修书者日多大有关系。

　　而书佣业的兴起，另一个被忽略的原因，就是佛教的广泛传播。南北朝时期是佛教的极盛时代，无论是北方的鲜卑族政权，还是南方的宋齐梁陈政权，都大力修佛礼佛，这时期的各种“佛事”，不只有修建寺庙，更要翻译整理海外传进来的佛教典籍。东晋年间，还发生了著名的“法显西游”事件，北方的高僧法显到印度取经，带回了珍贵佛教资料，并从印度乘船回到了东晋，佛经取回来了，但是外文的，既要整理更要翻译，修书工作刻不容缓。而当时的各个寺庙，也把自己寺庙拥有典籍的数量，作为寺庙“档次”的标志。为了提高自己寺院的地位，许多寺庙自己出钱，招募书佣参加修书，这样的结果，就是书佣数量日益增多。

　　书佣业繁荣，书佣需求量大，使当时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这项工作中。这时候的书佣们，在工种上也有了区分，和做佃户一样，书佣们也有“长工”和“短工”之分。所谓的“长工”，就是长期受雇于一家雇主的书佣，这一类的书佣，和雇主有“长期合同”，他们的收入比较稳定，但是分配到每次抄写的收益上，就显得不是太高。另外有一种书佣叫“短工”，他们给雇主抄书，大多都是短期合作，给这家干几天，很快又给另一家去干了，这一类书佣，在收入上也有分化，要么是收入很低的菜鸟，要么是收入不菲的“明星人物”。比如南朝时期的书佣陈光，在当时是建康知名的“大明星”，他经常每天出入三四家雇主，均能保证质量完成，他的字在当时比较有名，外加抄写速度快，以至于当时的世家大族，都以邀请到他为自己做书佣为荣。行行出状元，放在书佣这个职业上也不假。只不过，当时书佣需求量增大不假，但是市场上有这么多“书佣”吗？毕竟在那个时代里，老百姓还是以不识字的居多，外加这个工作要求很高，不是认两个字就能干的。事实是，这时候的书佣是非常多的，并且日益高素质化。东汉时期的书佣，大多都是平民，而到了魏晋南北朝，特别是南北朝的晚期，书佣已经基本是高素质的知识分子，其中甚至还包括许多破落世家大族的子弟。书佣的整体素质，在这过程中水涨船高。

　　这也恰恰是南北朝书佣业繁荣的另一大原因：士族制度的逐渐衰落。书佣业的兴起，在前期得益于世家大族的暴富，这样他们有钱去修书。这时候，却也得益于世家大族的衰弱，因为这样一来，中国长江南北都出现了大量取代世家大族的寒门阶层，这些人出身低微，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自然要做一些贴金的事情。修书，就是最好的贴金手段，这些有钱没地位的人，在修书上往往舍得花钱。比如后来成为南朝梁朝开国皇帝的萧衍，在做将军的时候，就曾在京口重金招募书佣，编订历代文选。南北朝晚期，都发生了对世家大族的大规模屠杀，仅以北齐而论，被清洗掉的世家大族，就有杨、高等多家，这些家族败落后，成员树倒猢狲散，为了填饱肚子，士族的脸面也就顾不得了。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