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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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省大部分百姓皆被征调，生产一下子陷入瘫痪，生产瘫痪税还不能少，该交的赋税照样要交。整个帝国举国之力，都花在了这项虽然利在千秋，却足够把隋王朝折腾到筋疲力尽的工程上。比如负责监工的河道官麻枯，被称为麻阎王，他滥用民力，以至于他的名字在中原农村都能止小儿啼哭。既要把活干完，还不让老百姓吃饭，外加横征暴敛，如此作为，老百姓自然苦不堪言。

　　到公元611年，这项纵贯南北的大工程全线完工，期间共调动民力200多万，6年的时间完成这样的工程，是人类古代工程历史上的奇迹，但奇迹的背后，却是中原百姓的斑斑血泪。仅就税赋而言，这6年里隋王朝在这6省的税赋，比隋文帝在位的时候缩减了许多，至于人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更是比比皆是。修是该修的，可这么个修法，任谁也受不了。

　　与修筑大运河同样遭到骂声的，是隋炀帝的三征高句丽，如果说开凿运河是滥用民力，那么征讨高句丽，更被后人骂做穷兵黩武。但是后人很少有人意识到一个问题，在当时，高句丽，是必须要打的。

　　我们可以把目光放在后世，代隋而立的唐王朝，对高句丽同样采取了强硬政策。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御驾亲征高句丽，一样遭到了失败，直到唐高宗李治时，方才以大兵平灭高句丽。与高句丽的战争，贯穿隋唐两个王朝的交界时期，甚至贯穿整个贞观之治和永徽之治。为什么两个不同的王朝，四代统治者，对于这个中国东北的小政权，却一样采取了坚决打压的政策？难道仅仅是为了炫耀武力，穷兵黩武？

　　要了解这个问题，先要看看高句丽是一个怎样的政权。

　　高句丽，地处中国东北以及朝鲜半岛，是一个从三国时代就存在的政权，这个政权向来与中原王朝时战时和，起初以游牧为主，后来转为半渔猎经济方式。在南北朝的末期，高句丽迅速壮大起来，到隋朝时期，高句丽人口已有500万，常备军多达50万，俨然已是辽东劲旅。事实上，隋朝在建国初期，对高句丽曾采取通好政策，但是最先挑衅的却是高句丽，他们觊觎隋朝辽西领土，在隋文帝在位时就曾发兵侵犯。为此，隋文帝曾经调遣30万大军北征，企图一举摧毁高句丽，却被高句丽击败。比起突厥这类游牧民族来，高句丽经济相对发达，处于半农耕状态，其国家政权组织严密，远非突厥这样松散的游牧民族能比，假以时日，必成中原王朝大敌。

　　隋炀帝登基之后，吐谷浑臣服，突厥接受了册封，唯独东部的高句丽，一直在不停地进犯，就在隋炀帝倾举国之力开凿大运河期间，高句丽在中国边境也不断有动作，一面遣使索取辽西领土，一面不停在隋朝边境攻杀。此外，他更与突厥汗国的不少部落结盟，互相呼应，骚扰隋朝边境，因此，通过一场战争重创高句丽，就是隋王朝维护边境安全的必然选择。

　　但是隋炀帝显然又犯了开凿大运河的毛病：操切。隋炀帝的目的不是重创，而是要毕其功于一役，彻底解决高句丽边患。因此在大运河工程接近尾声的公元610年，他调动百万民夫以及118万军队，发动了对高句丽的征伐战争。为了这场战争，他在山东蓬莱打造巨型战舰300艘，仅造船的民工，就有十分之三死于这场强制劳动。公元611年隋军出师，水陆并进，却不料遭遇顽强抵抗，虽然隋军前锋一度杀到高句丽都城平壤城下，却终因孤军深入而退军，隋炀帝本部的30万大军，回国的竟然只有2700人。随后的公元613年和614年，隋炀帝又两次出兵攻打高句丽，结果国内发生了民变，不得不草草收兵。

　　今人有“隋亡于高句丽”之说，主要是因为公元611年，因为抗拒征伐高句丽战争，山东农民王博起义，揭开了轰轰烈烈的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二征高句丽的时候，重臣杨玄感又率兵造反，从此天下大乱不可收拾。说到这个教训，后人总在说这场战争不能打，其实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是不能打，而是不能这么打。

　　后世许多人都忽略了一件事，以当时隋王朝的实力，是很难一下子灭掉高句丽的。这个半渔猎的国家政权不同于游牧民族，不可能通过一两次的毁灭性打击就臣服，即使是后来盛世的唐王朝，也是历经了两代君主的前赴后继，最终联合新罗，才将其彻底灭国。这个国家的坚韧程度和战争动员能力，远强于突厥、吐谷浑等政权，决不能以蕞尔小邦等闲视之。因此当时隋王朝最好的选择，是通过有限的战争打击其嚣张气焰，逐渐削弱，而不是一口吃个胖子。很显然，隋炀帝又做了一个错误选择。

　　至于他另一个让后人诟病的事情：四处巡游。从当时情况看，也不仅仅是为了炫耀威仪，此时中国天下一统，北方边患未除，发动巡游，可以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但此时国家元气大伤，百姓不堪其苦，偏偏隋炀帝又是一个讲面子的人，皇帝讲面子，下面大臣要面子，只能不要百姓的面子了。从开运河，打仗，到巡游，隋朝百姓连吃了3遍苦，国家折腾得奄奄一息，如此局面，不乱也难。

　　【三】

　　该怎样评价隋炀帝的失败呢？3件亡国的事，虽然各有各的道理，但最后终于酿成大起义，在天下大乱中亡国了，或许有一个比喻最恰当：隋朝，好像一个身体健康但有隐患的病人，先动了一场血管手术来消除隐患，继而猴急着又不顾体弱去跟人打仗，接着又不顾身体盲目享乐，最后把自己折腾垮了。隋朝，就是这么一个可怜的病人。


　　第四章　唐王朝的“精神导师”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

　　隋末农民战争，就是一个出英雄的乱世。先是杜伏威、窦建德、刘黑闼、王世充、梁师都，各路群豪纷纷割据，群雄逐鹿，“逐”到最后，却是不显山不露水的李唐笑到最后，留下演义小说里瓦岗英雄的名号传天下。唐王朝更是英杰辈出，李世民麾下，文有房玄龄、杜如晦等18学士，武有李靖、侯君集、李世绩等一干名将沙场横刀立马。战火纷飞的时代，流光溢彩的姓名，传到今天的，不少。

　　然而却有这样一个人，生活在隋末的乱世中，一不曾揭竿而起，痛痛快快地当一把枭雄；二不曾运筹帷幄，为开国英主决胜于千里之外；更不曾游走乱世，行侠仗义；甚至连影视剧里八卦过的风流韵事，也不见一二。他的姓名到今天仍鲜为人知，但是他的卓越成就，却远胜于沙场千军万马的厮杀。他一支笔横扫天下，勾画出一个盛世的蓝图，他的深远影响，无论是算尽天下的谋士，还是气吞万里的猛将，在那个时代里，几乎无人可以比肩。

　　【一】

　　说王通这个人，今人知之甚少，但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战国时期有鬼谷子的话，那么隋唐时代的第一智者，就非他莫属。

　　而看看这个传奇人物的履历，却是简单得很。

　　王通，字仲淹，公元580年生人，他一岁的时候，就赶上了隋文帝杨坚取北周自代，建立大隋，而谁都不会想到，彼时这个牙牙学语的婴孩，他日后的功绩，会远远超越这个朝代，甚至这个时代。

　　王通是山西河津人，出身于当地的儒学世家，隋炀帝在位时期，他一举考中秀才。当时的“秀才”可不像后来范进中举时那样不值钱，彼时隋朝科举初兴，“秀才”即为最高级别的考试，在王通之前，考取秀才的只有杜正玄一个人，终整个隋朝，秀才也不过十几个人，这时候的秀才，几乎相当于后朝科举中的状元榜眼。

　　而能有如此成就，也和他的家学渊源分不开。他的父亲王隆曾是山西当地大儒，在隋文帝时期入朝为官，做了“待诏云门龙”，负责拟定诏书，是隋文帝的“私人秘书”。王隆为官时，就曾向隋文帝上《兴衰要论》7篇。王通青出于蓝，在中秀才之前，年纪轻轻的他就是当地大儒。23岁那年就得到过隋文帝的召见，上《太平十二策》，其内容比他父亲的奏议更为细化，主张“兴仁政，轻徭役，不可轻动刀兵”。这时候的隋文帝正立志建“大功业”，王通当然碰了一鼻子灰，此后隋文帝给他安排了蜀王侍郎的官职，王通做得不如意，不久后辞官回家。那以后，除了之间考取秀才外，他只做了一件事——讲学。

　　王通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开课收徒，他在家乡龙门设立学馆，招收门徒，同时精研儒家著作。小小白牛溪畔，成了他避世的世外桃源，此后经地方官推荐考取秀才，但此时的隋王朝，已经暴政重压，民乱四起，他不愿意趟这个浑水，所以继续回家讲学。直到隋朝灭亡的前夜，即公元617年，他病逝于家，享年37岁。

　　这就是王通的整个人生，从表面看，他是一个不得志的儒生，一个讲学为生的先生，似乎仅此而已，然而翻开他履历的背面，却有惊天动地的真相，他是整个唐王朝的精神导师。

　　【二】

　　王通的成就，首先是学术成就。

　　在隋唐时期，王通的首要身份，就是“国学大师”，他的学派，时人称为“河汾学派”，当时人送雅号“王孔子”，把他与儒家圣人孔子相提并论。

　　能与孔子相提并论，首先因为他完成了《续六经》，这是他在研习孔子的《六经》之后，用自己的理论重新发挥，继续研究的结果。在他的《续六经》里，有他关于这个王朝最核心的理想——王道思想。早在23岁面见隋文帝的时候，王通就提出了自己的治国理念，即轻徭薄赋，施行仁政，而后在多年研习之中，他把自己的一套思想，上升到了“王道”的高度，即国家政权的变化，国家统治者是否正统，在于统治者是否施行了“王道”，行王道者即王统，这正是王通的理论核心。

　　如果我们把目光对准后世，就不难发现，自唐朝之后，历朝历代的争霸者们，但凡有些眼光的，无不将“王道”二字挂在嘴边。传统的忠奸善恶价值观，从王通开始有了全新的变化，即不以统治者的身份与得国方式来判断其正邪，相反，是从其行政结果，即是否是“王道”上，来界定它“正统”与否。

　　王通的这一思想，在他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多大名气，但在他离去之后，随着李唐王朝的建国，他的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也为统治者所用。而相对于“王道”思想，他的另一主张，也同样具有坚韧的生命力——三教合一。

　　三教合一，即儒家、佛家、道家三教，他主张源出同流，在儒家文化为主的前提下，三家相互包容，相互促进。从南北朝开始，儒家与佛家、道家的争斗不断。儒家思想虽为正统，但南北朝起佛教大兴，对儒家文化大肆冲击，最早的三教合一思想，起于崇佛的梁武帝，但梁武帝败家身死后，三教合一思想一度被唾弃。从北周开始，历代统治者围绕着崇佛、灭佛问题摇摆不定，要么像北周武帝这样大肆灭佛，清理寺庙，要么像北周宣帝那样崇尚佛法，不理朝政。此时的佛教文化，相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尚处于难以包容的浮游体阶段。然而这个矛盾，从王通开始，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结合点，他主张三教之间相互学习，兼收并蓄用儒家文化对外来文明进行改造，在相互交流之中，将外来文明变为本土文化，学说与学说之间的相互和解，正是从此开始。而王通本人也身体力行，他的学生众多，既有游学的儒生，也有修佛的僧侣，更有游方的道士，在隋末的战乱年代里，他的学派成为了不同流派之间都可接纳的学术圣殿。

　　如果再把目光对准后世，我们更不难发现，就是从隋朝灭亡后的唐王朝开始，中国的统治者以开阔的胸怀对外开放，广泛地接纳各种不同的宗教和学术流派，佛教、伊斯兰教，乃至基督教，都是从唐朝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影响后世的，而中国本土文化的主体地位，非但没有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消亡，相反博采众家之长，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儒家文化的开放、包容精神，王通是开拓者。

　　王通的学馆，不只是学术殿堂，也一样是政治殿堂。

　　与王通交游的，许多都是隋末的风云人物，他们都有显赫的经历，其后创造了不凡的功业，但是在当时，却拜服在王通的学说下，甘愿以他为师，唯他马首是瞻。其中也有一些对前途茫然的青年才俊们，以王通为师，找到了未来的道路，最终在轰轰烈烈的隋末群雄争霸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在隋末的战乱里，无数学子离乡背井，不远万里来到山西，只为从王通身上，找到未来的道路。

　　王通本人也险些卷入政治旋涡中。先是他高中秀才后，宰相杨素请他入朝为官，此时隋朝暴政已成，大厦难挽，王通自然不会为这个即将灭亡的王朝殉葬。然后是公元613年，杨素的儿子杨玄感造访，这次不是请他为官，而是要王通助他造反，王通却评价杨玄感说“苟非其道，恐为祸先”，看出杨玄感不是他理想中的“行王道者”，他终身只以讲学为业，最终没有看到隋朝的灭亡。然而就是从他的学馆里，无数的精英走了出去，那些带着他王道理想的门徒们，在王通去世后离开，隋末大势，因他们而改变。

　　【三】

　　关于王通的门徒，不妨拉一个名单，那将是一个很长的花名册。

　　贞观名臣：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李靖、陈叔达、李密、李世绩、张玄素、温大雅……

　　王通的门人，几乎构成了后来贞观盛世的名臣班底，而“行王道”的理想，也终于由盛唐王朝所实现。而他的学说更是影响深远，甚至贯穿了中国整个封建时代。儒家文化在这个时期，远不是清末的保守、固执、落后，相反，其开明与包容，是隋唐盛世的精神基石。


　　第五章　李世民——有“境界”的马上皇帝

　　说起李世民，那是大名鼎鼎，史家的赞誉似万丈光芒，千古圣君嘛！

　　扒一扒龙鳞，却发现此君的“宣传工作”也做得很好，贞观盛世么，细算GDP，也不是最高的；勤于朝政么，似乎身前后世诸多帝王累吐血的大有人在；善于纳谏么，宋明的好多皇帝比他更有气量；至于那不光彩的玄武门之变，更是传得走了样，大哥三弟全成了吃喝玩乐的浪荡公子，亲爹高祖李渊成了是非不分的老迷糊。好事放大成了大好事，坏事也涂抹成了好事，直让人一声叹息：历史啊，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李世民，开创贞观之治，文治武功尚可称道，堪称一代圣君，只是……貌似被过分浮夸了。

　　却有一样，是一点也没浮夸的——打仗。

　　李世民，不仅是个好皇帝，也是位卓越的军事家。这一点，两千年青史，或褒或贬，却无可否认。

　　说军事，山西李家，老爹李渊造反前就是隋朝名将，在草原上把突厥追得没处跑，大哥建成，三弟元吉，也全属于不要命的主，这样的家族传统，身为贵族子弟，自小耳濡目染，李世民，想不会打仗都难。

　　饶是如此，李世民却是最了不起。论武艺，他未必最能打，论战功，哥哥弟弟也不是草包。说他最牛，却只因俩字——境界！

　　何为境界？别人看不到的，他看得到，别人看得到的，他比人家看得更深更远，这就是境界。

　　先说李渊造反，太原起兵后，下一步该咋办？李渊部下纷争不休，有说南下取东都的，有说东进的，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唯有李世民，提出一个完全相左的建议：西进，夺关中！

　　这在好多人看来简直是疯了，那些个各地反军都快当皇上了，争着抢地盘呢，放着中原富庶之地不去打，却往关中跑，为啥？

　　为啥？只因一句话：谁坐八百里秦川谁得天下。

　　事实证明，李世民是对的。

　　李渊的大军向关中进发了，开局很顺利，先灭了隋朝精锐宋老生，却在河东城下碰了钉子。隋将屈突通把城池守得如密封一般，隋朝的增援部队也在火速开进，企图吃掉唐军，内外夹困下，大家有说撤兵回家的，有说继续猛攻的，一时间争得面红耳赤，连李渊本人也没了主意。轮到李世民发言，他又拿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看法。

　　吵什么吵？这有什么难的，咱绕开他不攻，改道走不就完了。

　　按照今天教育学的话说：这就叫跳跃性思维。

　　河东，这个让唐军吵翻天的难题，被李世民跳跃性地解决了。

　　数万唐军自梁山与龙门进入关中平原，仅留少量部队牵制河东守军。唐军穿过几路隋军的缝隙，竟这样兵不血刃地踏进了关中平原。无险可守的关中地区很快沦陷，进长安，李渊称帝，国号大唐，年号武德。富饶而易守难攻的关中平原，至此完全变成李家的根据地，也成为李渊争天下的最大本钱。彼时李唐，拥兵数十万，坐拥八百里秦川，雄视中原群豪，已然成为逐鹿天下的最强力量。

　　根据地打下来了，后面就该争天下了，先是陇右的薛举父子，李世民一上来就吃了亏，被薛举杀得大败。不久后薛举病逝，对手换成了儿子薛仁杲，病愈后的李世民再率重兵出击，双方对峙于浅水原，薛家军重兵齐集，士气高昂，数次交战都击败唐军。这样的强敌，怎么对付？

　　唐军上下倒是意见很多，种种进攻方略，说啥的都有，叽叽喳喳半天，李世民只说了两个字——不打！

　　众将愣了，不打？那咱来干啥？

　　不打就不打吧，任你薛军如何挑衅，咱就是坚守不出，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李世民早就找到了对付他的最好办法——粮食。

　　你不是实力强吗？我先拖住你，然后派小部队断你的运输线，拼战斗力我不如你，拼消耗你可不如我，等把你拖疲拖垮了，然后嘛……

　　然后就是决战，先派小部队出动，把薛军的精锐引到浅水原，再派重兵合围。薛军果然凶悍，饶是饿着肚子，又被拖了两月，却还是死战不退，计划中的围歼战打成了相持，激战一日，双方都死伤惨重。

　　眼看就要打成平手了，可别急，李世民还有后招呢。奇袭，李世民亲率2000精骑，突然打击薛军的侧翼，苦苦支撑的薛军终于崩溃了。大胜，全歼，薛仁杲长叹一声：投降。甘肃青海大地，尽落李唐手中。

　　薛仁杲服了，浅水原一战，非兵不利，战不善，实在是统帅的档次不一样。

　　还有不服的呢，不服就灭。决定李唐统一大业的洛阳会战打响了，李世民先败王世充，将王世充团团围困在洛阳城，看似中原尽在手中，可意外发生了，另一大豪强窦建德亲率大军支援王世充，兵锋也抵到唐军背后。彼时中原，真正能与李家争天下的只有王世充和窦建德两家，本想灭一个再灭一个，这下可好，两家全招来了，困于坚城，腹背受敌，这仗，怎么打？

　　有说撤兵的，有说继续攻洛阳的。可能退么？争天下的事，退一步就是退百步，要让窦王两家合伙了，还有李唐的活路么？可继续攻洛阳，攻下攻不下是一回事，窦建德杀过来，还不全给包饺子了？

　　李世民做出了第三种决定，也是决定大局的决定：留兵围洛阳，主力回虎牢关消灭窦建德。

　　虎牢关是窦建德救援王世充的必经之路，唐军大部队严防死守，终于阻击住窦建德部凶猛的攻击，接着双方转入了相持战，经过一个月的拉锯，窦建德部终于走上了薛仁杲的老路，士气低迷，急于速战，下面的事情就成了故技重演了，诱敌、合围、全歼，窦建德部军队的战斗力毕竟比薛仁杲差了档次，也用不着啥骑兵突袭，5万败兵当了俘虏。窦建德本人伤重后被生擒，之后王世充投降，两大最强悍的对手，竟全部经此一战败亡，虎牢关之战，一箭双雕，天下争霸大局，一战定鼎。

　　一句话，还是他境界高。

　　值得一提的是，李世民在虎牢关之战里的独创战法，之后数千年被无数名将有样学样，及至现代解放战争时期还屡试不爽，当然，它有了个更学术性的名字——围点打援。

　　要是后世的宋太宗有这智慧，幽云十六州早拿下来了。

　　国家一统了，江山坐稳了，按照哲学的话说，次要矛盾转化成主要矛盾了，啥主要矛盾，争储。

　　虽然无数史家和评书对李世民的兄弟极尽嘲讽，可那和李世民争太子的俩哥们确非省油的灯。大哥建成，三弟元吉，都是战功赫赫的当世英雄，可建成和元吉别不服，就拿玄武门之变来说事，你们俩的争位招数，不过就是造谣加暗害，或是挖墙脚，再狠也逃不出常规政治斗争的路数，可李世民看得更远，费那劲干吗？打伏击，把你俩杀了，再逼宫，这不就行了，用你想不到却最简单的办法解决最复杂的事，这就是能耐。

　　他能赢，不是因为他正派，还因为用兵境界高，所以，不服不行。

　　大哥三弟完蛋了，李世民坐江山了，后面的事情自然让中国人骄傲，外逐突厥，内修德政，中国在他的手中繁荣富强，这是举世公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