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第89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文的实际观测工作。他对天文观测数据的详细记录到了让人惊叹的地步。即使是游学的多年里，他也写下了厚厚的天文观测笔记，甚至每一个数据都精细无比。其中一个创造性的成就，就是他通过长期的天文观测发现了恒星移动的现象，并进一步发现和认识了日月星辰的运动规律，这一发现废弃了沿用长达800多年的28星宿距离数据，描绘出了更为完备的恒星表。而且更为精彩的是，他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月亮到地球的距离比太阳近的观点。在那个对于宇宙认识还一片模糊的时代里，这个发现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四】

　　僧人是一行的职业，佛教是一行的追求，但是历史注定他的生命不会沿着这种寂寞的轨迹走下去。事实上在武则天去世后，唐朝政府就曾不止一次地征召过一行。公元710年，唐睿宗派遣湖北留守韦安石聘请一行入宫，无意于仕途的一行再次拒绝了这一邀请，并跑到了湖北当阳去学习毗尼。之后的许多次征召也都被一行拒绝。公元721年，唐玄宗李隆基派族叔李洽亲自接一行入京，这是当时一种莫大的荣誉，一行终于不再拒绝，他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长安。而他之所以改变主意，并非因为唐王朝这种盛大的礼仪，而是因为唐王朝交给他的一项伟大的任务——修订历法。

　　说到历法，不得不说说从南北朝开始中国历法的发展情况。南北朝以前的中国天文理论中，一直存在着一个错误：即太阳自今年冬至点环行天空一周到明年冬至点永远吻合。天周（即地球绕太阳真正公转一周的周期）和岁周（回归年，即太阳正射今年冬至点到明年再回到冬至点的周期）不分。东晋的虞喜测出了太阳从今年冬至点到明年冬至点有一些差距，太阳并不能回到它前一年的起点。这个差距，天文学上叫做岁差，而在南朝“元嘉历”制定的时候，凉州的学者已经提出了“闰年”的概念，认为600年中有221个闰年的比较精确的意见。但是作为修订者的何承天却并没有采纳这一成果。在当时的南朝，国家通用的历法依然是何承天所用的《元嘉历》，祖冲之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写出了《大明历》。在《大明历》中，祖冲之区分了回归年和恒星年，首次把岁差引进历法，测得岁差为45年11月差一度（今测约为70。7年差一度），定一个回归年为365。24281481日（今测为365。24219878日）。直到南宋宁宗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杨忠辅制统天历以前，它一直是最精确的数据。它采用391年置144闰的新闰周，比以往历法采用的19年置7闰的闰周更加精密，定交点月日数为27。21223日（今测为27。21222日）交点月日数的精确测得使得准确的日月食预报成为可能。祖冲之曾用大明历推算了从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到大明三年（公元459年），23年间发生的4次月食时间，结果与实际完全符合；得出木星每84年超辰一次的结论，即定木星公转周期为11。858年（今测为11。862年）；给出了更精确的五星会合周期，其中水星和木星的会合周期也接近现代的数值。提出了用圭表测量正午太阳影长以定冬至时刻的方法。

　　开元时代，唐朝所用的历法为李淳风所编的《麒得历》，但是几次预报日食和月食的不准让唐王朝大为光火。事实上，《麒得历》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历法之一，但是中国古代的历法，在唐朝以前有一个重大的弊病，即虽注重观测的结果，但历法的修订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计算的数据。这就使得历法的准确性存在着很大的限制。一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重新回到了长安，而他所接受的也是这样一项艰苦的任务。一行要做的准备工作很多，正如他对唐玄宗所说的那样：“今欲创历立元，须知黄道进退，请太史令测候星度。”他提出了以实际观测的数据为准作为制定历法的依据，这一主张虽然在他之前的年代里也曾经实现过，但是局限于设备的简陋和环境的限制，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落实，而这一次则不同，这不仅仅是一行人生中一件重要的大事，更是历史上的首次以国家的名义修订历法。一行拥有了比他前辈们更好的条件，而他几十年游学生涯中所积累的丰富知识，从这一刻起也发挥出了重要作用。这部历法的修订，几乎穷尽了一行一生中最后几年的时光，辛苦的游学和艰难地求索，也许正是为了这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刻，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所有的人生都必将贡献给这伟大的事业。

　　而在修订历法的过程中，一行对于一系列天文观测仪器的制作与改良，不仅对于新历法的修订提供了重要的帮助，更对于后世的天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有代表意义的当属铜浑天仪和黄道游仪。铜浑天仪的原理是用水冲动机械让其以一日一周的速度自转，上面设有两个机械的木人，每刻自然击鼓，每晨自然击钟。这种仪器比西方自鸣钟的出现早了600多年，堪称世界首创，而这种浑天仪演化星云变换的方式也比张衡的浑天仪更加精巧细密。一行以这种新制的仪器观测日月星辰的变动，发现其数据与汉代相比有着较大的出入，他利用这些全新的数据，作为修订历法的基础。

　　在新仪器制作完成后，一行组织人力发动了一场浩大的运动——测量日影。这实际上是人类天文学历史上第一次测量子午线的运动。一行的行为得到了当时唐朝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也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才能完成的科学工程。从开元十二年开始，这场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展开着。在全国共选择了12个观测点，派人实地勘测。这场工程几乎集中了当时唐王朝所有的科技精英，这样的行动是一项不亚于万里长城的奇迹。一行根据当时实测的结果，计算出来大约526里（唐里小程每里为300步，合454。363公尺）270步，影差二寸有余，纠正了《周髀算经》“王畿千里影差一寸”的说法。这个数据虽然与今天的数值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但是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用科学方法对子午线的长度进行实际测量，它对于科学历史上的划时代意义，怎么说也不过分。而这一运动，比公元814年回教王阿尔马蒙的实测子午线早了90年。

　　公元727年，这部穷尽一行所有热血与心力的历法终于修订完成。这部历法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几乎涉及到了当时唐王朝统治区域的所有角落。而一行更是殚精竭虑，亲自处理每一个测量数据，并主持测量的计划。这部凝结着无数人心血的历法拥有比同时代历法更为缜密和准确的特点。在其问世之后相继传入了日本和印度等国，沿用达百年。李隆基亲自为这部历法命名——《大衍历》。

　　然而就在这部历法问世的前夜，一行却因为劳累过度，闭上了疲乏的眼睛，那一年，他仅仅45岁。他没有亲眼看到这部历法在中国颁布实施，更没有想过他所做过的事情，会对后世有怎样伟大的意义。但是他明白自己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工作，他的国家将因为他的心血而受益无穷。

　　《大衍历》共分7篇：第一，计算节气和朔望的平均时间（步中朔术）；第二，计算72候（5日算一候，用鸟兽草木的变化来描述气候的变化）（步发敛术）；第三，计算太阳的运行（步日躔术）；第四，计算月亮的运行（步月离术）；第五，计算时刻（步轨漏术）；第六，日食和月食的计算（步交会术）；第七，计算五大行星的运行（步五星术）。这种编写方法，内容系统，结构合理，逻辑严密，因此在明朝末年以前一直沿用。可见《大衍历》在我国历法上的重要地位。尽管《大衍历》是当时最优秀的历法，但是，颁行不久便遭到守旧派的反对。后来分别用《麟德历》，从印度传入的《九执历》和《大衍历》来计算，结果是《大衍历》十有七八是准确的，《麟德历》十有三四准确，《九执历》十次仅有一两次准确。在事实面前，《大衍历》才得以继续使用。

　　《大衍历》发展了前人岁差的概念，创造性地提出了计算食分的方法，发现了不等间距二次内插法公式，新的二次方程式和公式，并将古代的齐同术用于历法计算中。一行同样为《大衍历》写下了许多论著。可惜流传下来的已经不多；当时以及后代对于他的技术之巧、历算之精，非常景仰，因此别人的许多有关著作，也用一行的名字。查各书所载，用一行名的计有32种75卷，多数出于依托，因为大都佚失，现已无法详细楷定。至于《旧唐书·一行传》所说的《大衍玄图》一卷、《义诀》一卷和《后魏书》中的《天文志》（《宋史·艺文志》著录后魏《天文志》四卷），可能是一行的作品，可惜也已散失，无从稽考了，但他对于天文学的巨大贡献和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1000年前的那个寂寞的夜晚，疲劳的一行完成了又一天的工作，他的面前是浩如烟海的各类卷宗与测量数据，昏黄的灯光下，《大衍历》就像一个初生的孩子一样，勃勃地生长着。他看着面前的各种数据，憧憬着这部新历法的美好未来，想着它将在后世造福国人，那个夜晚他终于闭上了疲惫的眼睛，他笑了。

　　【五】

　　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一行的一生的话，那么我宁愿说：“一行，中国科学家中的天才，也是中国科学家中的幸运儿。”

　　我想，这或许是对于他最为恰当的评价。富有才华的他成功的最关键要素，正是身处一个激情飞扬的盛唐时代，这个时代是无数知识分子所神往的时代。而从一行的人生履历上，我们更能感受到这个时代之所以成功的最关键要素：唐朝建立了最为完备的科技教育体系与科学开发体系，历史性地进行了国家行为的科研开发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在唐朝士族制度已经瓦解，科学家成为最纯粹的科学家，开放的国家也同样使各种思想兼容并包。在那个时代里，中国的科研体系之发达，科学开发深度之深，一如今天的美国，而无数的外国学者也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只愿亲眼见证中华文明的光辉。如果说在一行以前，许多科学家的成功可以被归结为个体的成功的话，那么在唐朝，科学的成功更多成为了一种群体的成功和国家的成功。之后的宋元两朝延续了唐朝所固有的科学体制，在科举制度导致自然科学日益边缘化的背景下，科学仍然以其独特的地位固执地占据着历史的舞台。从《大衍历》到《梦溪笔谈》，从《梦溪笔谈》到《授时历》，这是属于中国科学自己的黄金岁月。

　　一行过世以后，他的谥号为大慧禅师，而于我看来，这样的大慧，不仅仅属于他个人，更属于盛唐这样一个时代。唐朝乐队的歌中曾有言：“今宵杯中映着明月纸香墨飞词赋满江／今宵杯中映着明月豪杰英气大千锦亮／沿着掌纹烙着宿命今宵酒醒无梦／沿着宿命走入迷思仿佛回到梦里唐朝。”我想回顾一行的履历，这首歌曲也许代表了当代中国人最简单的希望吧。


　　第十六章　再造中兴唐宣宗

　　在安史之乱这个历史拐点之后，后人对唐朝的称呼也发生了变化。安史之乱之前的唐朝，后人多称为“盛唐”，那是唐朝的黄金时期，而安史之乱之后的唐朝，后人却多称为“中晚唐”，这是唐王朝的衰落灭亡时期。说到中晚唐，几乎很难找到褒义词，相反贬义词非常多：皇帝短命、外敌入侵、藩镇割据、内战不休、宦官专权、国家糜烂、农民起义……

　　当然，要是就这样把中晚唐一棍子打死，也不客观。事实上，中晚唐还有很多“中兴”的时代，在这些时代里，所有对唐朝有感情的人，都不止一次看到了中兴的希望。比如唐宪宗在位时期，他对内平定淮西叛乱，压制藩镇，对外联合回鹘，打压吐蕃，文治武功良可称道。但也留下了迷信方士，宠信宦官之类的污点，最后误服丹药而死，也着实是晚节不保。相比之下，中晚唐时期的另一个中兴时代——小贞观之治，在历史上却有更高的评价，缔造这个中兴的人，就是有“小太宗”之称的唐宣宗李忱。

　　【一】

　　李忱，生于公元810年，是缔造“元和中兴”的唐宪宗的第13子，人都说虎父无犬子，但在李忱中年之前，他却是一个唐朝皇室上下公认的“犬子”，因为他很傻，傻到地球人都知道。

　　李忱小时候很命苦，虽然他是宪宗的儿子，也被封为光王，但他的母亲只是一个身份低微的宫女，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母子并不被人待见。偏偏祸不单行，李忱小时候有次入宫觐见唐德宗的母亲懿安太后，正赶上有人行刺，慌乱之下，李忱竟然一下子就被吓傻了，从此以后，这个原本就沉默寡言的孩子，变得更加目光呆滞，说话语无伦次，皇室上下的亲王们，后来都以在公共场合取笑他为乐。这种状况从他的少年时代持续到他临近中年。

　　但傻人有傻福，唐朝中晚期，国家大权被宦官操纵，皇位更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每变一次，都少不了宫室里的流血杀戮。因为傻，所以每次清洗的时候，几乎没人想到李忱这个傻孩子，比较例外的，就是李忱登基前的皇帝唐武宗李炎。论辈分，李炎是李忱的侄儿，可这侄儿实在不拿李忱当叔叔，年轻的时候，经常在大庭广众下以欺辱他为乐，但登基之后，李炎却突然警觉起来：万一这个傻叔叔是在装傻，那么这将是一个何等可怕的对手。抱着这个念头，李炎也曾一度谋害李忱，比如经常约李忱骑马，故意做手脚让李忱从马上跌下来，或者故意把李忱灌醉，然后扔到冰天雪地里。毕竟杀一个傻子的借口是难找的，暗杀总比明杀好。但让李炎没想到的是，这个傻叔叔却怎么杀都杀不死，比如从马上摔下来，就是摔得骨断筋折，却总能奇迹般地康复，扔到冰天雪地里，冻僵了就是冻不死，杀来杀去，最后李忱没死，李炎反而因为沉迷于享乐，在位仅6年就蹬腿咽气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位皇帝虽说私生活诟病不少，但还是很有作为的，特别是在对外战争方面，唐朝就是在这个时期彻底消灭了一直与唐朝时战时和的回鹘，解除了西北一大边患，他的庙号是武宗，也正因为这时期唐朝难得的赫赫武功。

　　李炎死后，宦官马元鸷发动政变，一度掌握了国家大权。但宦官当皇帝不现实，自然就要从皇室里找出一个傀儡来，太聪明的不行，没准哪一天就要革了自己的命，还是换个傻子好。因此，马元鸷看上了傻了30多年的李忱：就你了！公元847年，以皇太叔的身份，李忱在马元鸷等宦官的拥立下正式登基称帝。这时候，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傻了37年的李忱，突然变成了一个明白人，说话头脑清晰，井井有条，当众侃侃而谈，吓得马元鸷们舌头都要吐出来：天啊，上当了。

　　一个忍耐了37年的帝王，以他巨大的隐忍，在经历无数次死亡的考验后，终于坐上了帝王的宝座。

　　上任没几天，李忱就开始施展雷霆手段。首先是轰走了李炎曾重用过的宰相李德裕，任用了与李德裕的“李党”斗了几十年的“牛党”首领白敏中。而对当初打着拥立一个傻瓜，以图操纵国事的宦官们，李忱的方式很厚道：马元鸷得到了加封，被提升为“大将军”，但手中兵权被尽数剥夺，只留了一个闲职，此外颁布严旨，禁止大臣与宦官之间交往，宰相马植只不过和马元鸷吃了一次饭，就被李忱打发回家了。雷霆手段告诉宦官们：要命还是要权？要权就给我去死，要命，就乖乖给我当奴才。

　　所以，马元鸷们也只能当奴才了。

　　傻装完了，前朝旧臣修理了，太监们老实了，装傻装了37年的李忱，以他深不可测的心机，果敢的手腕，在短短几个月里就摆脱了傀儡角色。他性情沉稳，属于不怒自威的那种人，对外人有一种天生的压迫感，又兼他在民间生活过（曾为躲避李炎的迫害去民间避祸），百姓的疾苦，官员蝇营狗苟的手段，都逃脱不了他的法眼，这样的狠角色，抓权自然是可以做到的，那么治国呢？

　　【二】

　　说李忱是小太宗，绝不仅仅因为他有李世民那样的果敢、冷静、坚韧，更因为他有李世民一样的理想：建立一个天下太平的盛世。

　　李忱给官员们最主要的印象，就是自律、勤政、好学。

　　比如李忱每天手不释卷，看得最多的一本书，就是记录贞观伟业的《贞观政要》，走到哪里读到哪里，不但自己读，还要发动官员们读，上上下下掀起学习唐太宗的高潮。

　　除了唱高调，做实事上，李忱更是勤快，比如他让大臣令狐询，把全国六品以上的官员整理出名单，不到几个月时间，他就记得滚瓜烂熟，任何一个官员，一报职务，他就能准确地说出这个人的姓名，为官履历以及能力和政绩。他还经常借游猎为名访查民间，考察地方官的具体政绩。一次路过陕西礼泉时，见当地有父老在为本县县官李俊爽祈福，过了一个月后，怀州刺史出缺，李忱就毫不犹豫地提拔李俊爽接任，众臣无不惊讶：一个小小七品县令的政绩，他居然能记得清清楚楚。

　　李忱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可以说是小事不糊涂，但人常说小事不糊涂的人，大事必然糊涂，事实上，李忱在大事上更不糊涂。

　　说李忱治下的唐王朝，是小贞观，不仅仅因为李忱在小事上事必躬亲，更是因为他抓住了唐王朝此时最重要的问题——效率。

　　唐朝到了中晚唐时期，可以说是社会矛盾复杂，比如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带来的结果就是政治腐败，相互倾轧。李忱从登基开始，就身体力行，励志革除官场的种种弊病。他在位期间，健全了唐王朝的官员审查制度，对地方官员的考核，用中央直接派御史来进行稽查，御史只向皇帝本人负责。另外，在全国各地广布亲信，收集地方百姓对于地方官的种种言论，优秀的表彰，有劣迹的一律查办。他在位期间，官员的升迁，有时候可以用“奇迹”来形容，比如今天你可能还是个芝麻绿豆的县令，但是明天很可能就官至刺史，今天你可能是位高权重的京官，明天很可能就一撸到底。他用几乎工作狂的状态，每天审查全国各地递交上来的报告，着力整治贪污腐败。与此同时，他对自己也非常严格，比如他非常欣赏的一个乐工杀了人，他坚决交给司法机关严办，毫不袒护。甚至对自己的子女，他都严格到近乎不近人情的地步。一次他的女儿穿了一身孔雀服，本想在老爹面前显摆一番，没想到却被李忱劈头盖脸一顿臭骂，说我正在厉行节俭，你却如此铺张浪费，这让外人怎么看我？他的小女儿结婚前为小事发脾气，他知道后，坚决取消了小女儿的婚约，说你这个样子嫁过去，不是给我丢人吗？因他的以身作则，当时的达官显贵们，几乎没有敢纵容属下胡作非为的，唐朝吏治之风，一时大好。

　　李忱做的另一件事就是精简机构，尤其是精简税务机构。他在位期间，对国家的税收体系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地方收税的权力被直接下给县令，且不许委派官吏代收，从制度上堵住了贪污腐败的口子，同时大力裁减冗员。结果，李忱在位时期，官员俸禄的开支，竟然减少了三分之二，而税收则增加了近一倍。

　　当然，对李忱来说，他最想做到的，就是结束自安史之乱后宦官把持朝政的局面，但此时的宦官势力盘根错节，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李忱虽然大权在握，却也不能轻动，只能在各个方面进行限制，减少宦官干涉朝政的机会。李忱在位的13年，是中晚唐宦官势力最“消停”的一段时期，虽不如唐太宗贞观时期那般政通人和，但是说国泰民安，却也不过分。

　　【三】

　　李忱之前的唐武宗，之所以号为“武”，是因为其赫赫的对外战争功绩，比起前任来，李忱虽然没有“武宗”的封号，却实实在在地做到了他的前任没有做到的事情：收复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的丢失，是唐朝安史之乱之后的事情，为了平定叛乱，唐朝调动河西、安西地区的驻军参加平叛战争，结果临近的吐蕃乘虚而入，夺取了河西走廊。河西走廊丢失的后果对唐朝来说是严重的，唐朝丢失了战马的产地，长安地区也失去了屏障依托，因此边防形势岌岌可危，吐蕃在中晚唐时期两次侵占长安，正是因为这个优势。

　　但一个天大的馅饼，却在李忱登基后第四年砸到了他的头上：河西沙洲地区的汉人张义潮发动起义，推翻了当地吐蕃政权的统治。事后，张义潮主动遣使，向唐王朝报捷。消息传来，唐王朝上下欣喜若狂，甚至有大臣要求，趁吐蕃势力衰弱之时，果断发动对吐蕃的进攻，彻底消灭吐蕃。此时唐王朝的军队经过唐武宗时期的整顿，正是一个比较强大的时期，加上沙洲地区独立，唐王朝如果此时进攻，是很有希望获胜的。但李忱却拒绝了这个要求，因为唐朝和吐蕃刚刚经过会盟，双方盟誓“患难相恤，暴虐不做”。李忱采取了最理智的方法，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