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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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丰时立下大功的田桓子。在庆丰覆灭后，田桓子把自己的钱财都分给了民众，自己闭门谢客，不过问政事。齐景公闻讯后，称赞说“田桓子真是贤人”，晏婴却冷笑说“田桓子比庆丰更可怕，庆丰敛财，田桓子散财，他要买的，是整个齐国”。在田家尚且是蛰伏期时，晏子就已经看到了这个家族的野心。所以，为齐国计，晏子任相国时期，首先在齐国实行了带有封建化色彩的改革。

　　晏婴的政策，其中核心的一条，就是重新分配土地。在齐景公之前，齐国几经宗室战乱，特别是崔杼、庆丰大肆屠杀大臣，导致大量宗室覆灭。晏子则因势利导，把这些覆灭宗室的土地田亩，大量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其中的许多人，就是当年这些宗室名下的奴隶。这样一来，国家一下子多出了大量的自耕农，可以用来征收赋税，国家的财源大大拓展。与此同时，晏子对于管仲时期订下的“盐铁专卖”，也进行了大胆的修改。当时齐国的盐铁业，因为奴隶主阶层的腐朽不堪，早变成了对老百姓横征暴敛的工具，当时的齐国东部，“盐民”的反抗此起彼伏，晏婴反其道而行之，把原来由国家垄断的食盐生意转包给私人。这样一来，老百姓只要每年向政府缴纳一定的“承包费”，就可以进行食盐贸易，自己的收入增加，国家的收入也大大增加，可谓两全其美。当然这个政策也带来了“副作用”，后来涉足此类生意比较多的，正是田氏家族为代表的新兴封建主们，他们从中大肆牟利，实力迅速膨胀，这是晏婴生前没有看到的。

　　晏婴的这些政策，都带有很强的封建化色彩，而且他也很注意步步为营，比如重新分配土地，范围只限于那些覆灭的家族，不触及现有家族的利益，因此遭到的反抗不大，反而落下了“爱民”的名声。而在为官之道上，晏婴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讽谏”。他的领导齐景公，虽然比之前的齐庄公、齐灵公都要强，但从能力上说，与早年的霸主齐桓公相比还相去甚远，虽然有心计有手段，但是缺点也不少，比如喜欢享乐，经常大兴土木，并且沉于女色，对于这些“劣迹”，晏婴的对待方法就是“正面不行，侧面来”，从来不正面和国君发生冲突，相反经常借小事向齐景公进言。比如有一次齐景公正在举行饮宴，酒过三巡之后，醉醺醺地问晏婴“我比齐桓公如何”。晏婴回答“齐桓公的身边是管仲和鲍叔牙，您的身边，是弄臣和女人，所以不可比”。又比如一次齐景公大兴土木，百姓因苦于徭役不能回家，因此大生怨言，晏婴就故意在齐景公面前唱歌“岁已寒矣，而逸不罢，如之何？”结果打动了齐景公，停止了正在兴建的工程，如此种种，千百年来史家不绝书，费尽心机的晏婴，足够难为了。

　　晏婴的“难为”，也终于得到了回报，在他当政的几十年里，特别是齐景公在位的前30年，齐国内政稳定，收入大增，军事实力增强，到公元前500年晏婴病故的时候，齐国实力倍增，成为足够与晋国叫板的强国。

　　【三】

　　在实力增强之后，齐景公终于不再甘心做“大国”，而是要取代晋楚的地位，成为齐桓公时代那样的霸国，而齐国最主要的敌人，就是晋国。

　　齐国争霸的第一步，就是历史上津津乐道的“晏子使楚”。那是公元前544年，齐景公独揽大权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结好南方的楚国。当时的楚国，是齐国在南方的重大威胁，齐桓公时期“齐强楚弱”的形势已经是过去式，到了齐景公时期，楚国已经步步北进，甚至国土一度和齐国直接接壤，著名的“齐长城”，正是齐国为了防备楚国而修建的。齐国要想对付晋国，就要首先消除楚国的威胁。所以晏婴临危受命，作为使节出使楚国，这是一场足够让齐国扬眉吐气的出使。楚国先欺负晏婴个子矮，让晏婴从狗洞里进去，晏婴回答说“出使狗国，才能进狗洞”。之后面见楚灵王时，楚灵王故意问“齐国没有人了吗”，晏婴回答“我们齐国的规矩，出使大国用大人，出使楚国，用我这样的小人就行了”。而后饮宴的时候，晏婴的仆人被诬蔑偷盗，楚灵王嘲笑晏婴说“齐国怎么总出盗贼”，晏婴回答说“橘子生在淮南是橘子，生在淮北却长不出来，是因为水土不一样，楚国的水土，看来是养盗贼的”。三番较量皆压过楚国一头，楚国对晏婴大为敬重，因此也改弦更张，实现了和齐国的通好。这对于当时的齐景公有重要意义，从此之后，齐国的最主要敌人，就变成了西面的晋国。

　　而这时候的晋国，对齐国其实已经形成了战略包围的态势，齐国周围的鲁国、卫国、陈国、蔡国，都是晋国的附属国，齐国要想和晋国争雄，就必须要打破这个包围圈，要打破包围圈，核心就是要争取鲁国。在晏婴出使楚国成功之后，公元前543年，齐景公又邀请鲁昭公来齐国会盟，对于齐国来说，这是一次“一箭双雕”的会盟。这时期的齐景公，在信用晏婴的同时，又宠信了田开疆、公孙杰、古冶子3个宠臣，这3个人是当时的猛士，有勇冠三军的气概，也曾多次立下战功。齐景公起初用他们，是为了压制晏婴的威望，避免晏婴权力独大，但日久天长，这3个人飞扬跋扈，甚至经常拿着国君不当干部，搞得齐景公叫苦不迭。趁会盟鲁昭公的机会，晏婴定下了“二桃杀三士”之计。他故意在会盟中说，齐国桃园里结了6个金桃，请两个国君食用，结果齐鲁两国国君各吃了一个，晏婴和鲁国相国叔孙诺各吃了一个，剩下的两个，分给3个宠臣吃，两个桃子，3个宠臣当然没法分，结果3个宠臣互相表功要求吃桃，最后竟然为此纷纷自尽。略施小计，既除掉了自己的政敌，又在鲁国国君面前展示了自己的手腕，此情此景，自然让鲁昭公大为叹服，结果鲁国和齐国结成了盟友。齐国退还了先前占有鲁国的国土，两家从此双赢。值得一提的是，儒家宗师孔子，也作为鲁国的大司寇参加了这次会盟。

　　在拉拢了鲁国之后，齐国和晋国之间的冲突日烈。但是在早期，齐国还是暂时处于守势，尤其是晏婴担任相国的时候，一再倡导“不战而屈人之兵”，轻易不发动战争。而晋国自然也不能坐视齐国的强大，就在齐国与鲁国结盟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542年，晋国随即联合燕国，从西线和北线两面，发动了对齐国的进攻。战报传来，齐景公起初十分慌乱，甚至懊悔不该杀掉田开疆等3个猛将，搞得现在国家无将可用，这时候晏婴却为他推荐了一个能将——田穰苴。但齐景公一开始不想用他，因为这个田穰苴是田桓子的族弟，而田家此时正为齐景公所忌惮。可是随着战局紧急，聊城、东阿等地都丢了，形势比人强，田穰苴也就因此挂帅了，齐景公还是不放心，特意命令自己的宠臣庄贾做监军，监督田穰苴打仗，但对田穰苴来说，这样可谓“睡觉送来枕头”，他本来作为田氏宗亲，地位就不高，要打胜仗就要立威，偏偏庄贾又是个不守纪律的人，上任第一天，田穰苴点将他就迟到了，田穰苴二话不说，立刻按照军规把庄贾处斩。此举立竿见影，齐军上下纪律严明，人人奋勇争先，果然一举挫败晋国进攻，这是自晋文公重耳以来，晋国在齐国面前吃到的第一次败仗，齐景公也因此感到扬眉吐气，战胜后的田穰苴被委任为大司马，掌握了齐国兵权，他就是后来被历代兵家所推崇的军神——司马穰苴。

　　在公元前542年战胜晋国之后，齐国迎来了自齐桓公以来国家最好的形势。文有晏婴主政，武有司马穰苴领军，又有梁邱据这样能言善辩的外交家，真个是群英荟萃上下一心，其国力显蒸蒸日上之势。但是在司马穰苴得胜后，晏婴却反对乘胜追击，因为此时齐国的国力还不足以支持和晋国的长期战争，养精蓄锐才是最好的选择。这以后，齐国就和晋国展开了“和平竞赛”，对内安心发展生产，积聚力量，这时候的晋国，却正好是士大夫坐大，内乱不止的时期，双方的实力对比此消彼长。公元前530年，晋昭公登基，力图再次确立晋国的霸业，因此邀请齐景公在平丘举行会盟，平丘在当时卫国的地界，为了压倒齐国，晋昭公动了血本，一下子出动了4000辆兵车，并派使者威逼齐景公，要齐景公必须参加。面对晋国咄咄逼人的攻势，齐景公深知此时齐国尚无力和晋国较量，因此选择了屈服。但是在会盟上，齐景公敏锐发现，此时晋国的大权，已经日益掌握在韩赵魏知范公孙等“六卿”手里。事后他对晏婴感叹道“一个团结的晋国，才是最可怕的”。因此齐国争霸的时机，就是等待晋国的不团结。

　　当然，在等待晋国“不团结”的这些年里，齐景公也没有闲着，在平丘会盟3年后，即公元前526年，齐景公首先发动了对齐国南部的徐国的战争，战争的结果，就是苏北的大片土地因此落入了齐国的手中。公元前522年，卫国发生了内乱，齐景公乘机插手，接纳了流亡的卫国国君卫灵公，并以国君的礼节接待他。这件事让齐景公在诸侯之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俨然成了“山寨版”的齐桓公。公元前520年，此时已经强大起来的吴国，开始进攻齐国的邻国宋国，齐景公又毫不犹豫地出手，帮助宋国把吴国打败，这几次行动的意义都非同小可。宋国和卫国，原先一直是晋国的重要盟友，经过这两次事件，全被拉到了齐国的一边。当然齐景公的这些行动也有失败的时候，比如公元前517年鲁国发生政变，鲁昭公被赶了出来，齐景公本想帮助鲁昭公复国，却在鲁国军民的反抗下失败了。但即使如此，原先晋国的盟友们，日益被齐国分化瓦解，双方的力量差距，也在一天天缩小。

　　齐景公的机会，在公元前506年的昭陵会盟后再次到来，昭陵会盟，是晋国力图重振霸业的重要一步，这次晋国召集了18个诸侯国，宣布“向戎弭兵”时晋楚“平分霸权”的协议作废。晋国要联合中原诸侯一起攻楚，熟料雷声大雨点小，与会的诸侯国并不支持。为了立威，晋国灭掉了不听自己号令的沈国，此举让晋国在诸侯中声威大减，而蒸蒸日上的齐国，却大有取代之势。不久之后，一直是晋国铁杆小弟的郑国，也倒向了齐国一边。这时候的齐国，还是没有贸然开战，因为此时晋国有一个能征善战的统帅——士鞅。而齐国的名将司马穰苴，早就因为齐景公的猜忌郁郁而终。公元前502年，晋国元帅士鞅病逝，晋国“六卿”的权力分配出现裂痕，齐景公终于认定机会到了：开战！

　　对于这次行动，长期主政的晏婴还是极力反对的。晏婴认为，晋国当时属于公卿专权的局面，如果任其发展，他自己就会走向分裂，现在贸然开战，反而会让晋国团结一心。但一心要争霸的齐景公不听，毕竟他已经等待了大半辈子，此时正是最好机会，又怎可放弃？结果，齐景公在临淄集结部队，首先对晋国的边境聊城开战，一举拿下了聊城，虽然因为晋国的反抗，齐国直捣邯郸的战略计划没有实现，但齐景公却信心膨胀，认为齐国恢复霸业的机会终于来了。

　　晏婴去世后，齐国和晋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转变。先前是齐国加强防御，防备晋国的进攻，现在却换成了晋国大力防备齐国。为了防止齐国攻占邯郸，公元前497年，晋国士大夫赵简子把邯郸人口强制迁往晋阳，引起了其他士大夫的反对，几路士大夫相互内战，晋国陷入了内乱之中。公元前496年，齐景公扶持晋国国内的范氏和中行氏，对抗当权的赵氏，借机再次出兵，但是赵氏的掌舵人赵央极有能力，在齐国出兵干涉的情况下，他依然以攻为主，而齐景公与鲁国、卫国联合组成的东方反晋联军，过度为自己打算，总想等着晋国内斗到一定程度，再坐收渔翁之利，在公元前493年的河南濮阳之战中，被赵央打败。这一战齐国损失相当惨重，几千石军粮，都成了赵央的战利品。公元前491年，赵央攻打中行氏盘踞的邯郸，齐景公再次出兵，企图牵制赵央，谁想中行氏太不争气，丢了邯郸城，“围魏救赵”没救成，齐国反而再次被晋国打得大败。

　　齐景公几次对晋国的军事行动，虽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也捡了许多便宜。齐国和晋国接壤的大片国土，包括原本依附于晋国的邢国（河北邢台）以及山西壶口，都成了齐国国土。齐景公晚年的齐国，已经拥有了山东、河北、山西的大片土地，俨然成为北方第一大国。

　　【四】

　　一心想着恢复霸业的齐景公没有想到，他一生把精力投入到争霸事业的时候，自己的后院却起火了——齐国陷入了内乱，内乱的主角，就是著名的田氏。

　　齐景公时期的齐国能够振作，关键就是齐国主动进行了封建化改革，而在这场改革中，受益最大的却是田氏。早在齐景公在位的早期，即公元前532年，田氏就发动了驱逐齐国旧贵族高氏、峦氏的战争，当时的齐景公力图利用田家来打压旧贵族，因此对田家采取了支持的态度，但得胜后的田家，却日益尾大不掉。晏婴为相时，虽曾多次提醒齐景公警惕田家，但是他也没有太多的好办法，只能通过改革来增强齐国的实力，但同时田家也在改革中大得利益，因为改革，大批的奴隶主贵族权力被削弱，田家权力却日益膨胀。特别是在齐景公对晋国的战争中，立功最多的就是田家的掌门人田乞。公元前490年齐景公去世后，田乞发动政变，杀害了高、国两大家族，正式成为齐国的相国，独掌大权。姜氏齐国在齐景公40年霸业辉煌后，就是“田氏代齐”的日益萧条和悲凉。


　　第十章　春秋“诸侯”怎样被架空

　　春秋时期的政治，从整个发展脉络上看，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大权是在往下走的。在春秋的大部分时间里，虽然有尊王攘夷的口号，但结果却是周天子几乎是名存实亡，国君们日益不拿天子当干部。在春秋的240年间，国君们对周天子越来越嚣张。但凡事都有报应，事实也正是如此，这样的报应，很快就落到了国君身上，割据一方称王称霸的国君们，随着争霸战争的延续，他们也惊奇地发现，自己手中的权利，已经逐渐被手下的士大夫们所剥夺，当年他们架空周天子的过程，而今也在他们自己身上重演。许多大国之所以要求停止战争，以至于促成了向戎弭兵会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的权力，已经由国君下面的士大夫来把持了，对于他们来说，频繁的战争，只能给更多人立功的机会，以至于分散自己的权力，所以和平也就成了大多数国家的愿望，从老百姓到实际掌权者。这种国君权力衰弱的过程，就是春秋历史权力演变中著名的“政在私门”。

　　而“政在私门”这种局面的出现，对于整个春秋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在从春秋到战国的历史转换中，“政在私门”的现象，也是一个历史的先声。

　　【一】

　　“政在私门”现象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在春秋争霸战争里，国君之下士大夫权力的扩大，而深层的原因，却是因为春秋时期诸侯国的政治制度。

　　春秋诸侯国的国君之下，主要包括了卿、大夫，这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和诸侯们一样，拥有国君赏赐给他们的领土封地。在他们的封地里，他们拥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而这些领土封地的统治者，都是这些卿大夫的家族宗室们，也就是说其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而他们的发展壮大，却要拜此时仍然存在的西周宗法制所赐。西周宗法制在行政区划上的核心内容，就是所谓的“天子立国，诸侯立家”，即天子分封土地给诸侯，诸侯再分封土地给更下面的卿大夫。在西周之前，诸侯的卿大夫们的力量特别有限，因为此时没有战争，他们很难通过立功手段获得更多的封地，因此远远不能和诸侯们抗衡，在整个政治中的话语权，也就特别有限。但是从春秋时期开始，在越来越多的诸侯战争中，诸侯们为了笼络下面的卿大夫，总是用分封土地的方式，来换取他们的效忠，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越是在战争中得利的大国，获得封赏的卿大夫也就越来越多，卿大夫的实力也就越来越扩张，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齐国、楚国、晋国，晋国的六大卿大夫，最后把持了政权，楚国在楚庄王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是由若敖氏来掌握国家政权的，所谓的楚王基本就是傀儡。齐国的局面更乱，齐景公之前连续3个国君死于士大夫的夺权斗争里，崔杼、庆封两个卿大夫轮流坐庄，让齐国的局面一度混乱。到了春秋晚期，这些在历次征战中壮大起来的卿大夫们，有相当一部分的已经把国君架空了。一面是实力衰弱的国君，无力进行分封，相反则要搞内部斗争，消除卿大夫权力对国君权力的威胁，另一面是羽毛丰满的卿大夫，也需要足够的时间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诸侯国之间的矛盾，已经被诸侯国内部的矛盾所取代。春秋末期，大国的诸侯战争已经停止了，主要的战场，转向了新兴起的国家，比如吴国，越国这些暂时不存在这种问题的国家。

　　卿大夫在尾大不掉的同时，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位置，也需要在自己的封地内部进行再次分封，也就是所谓的利益再分配。春秋时期的卿大夫们，其内部分为“侧室”“贰宗”“小宗”等组织。比如鲁国季孙氏的手下，有侧室公孙氏；晋国赵穿一族，就是赵氏的侧室。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局面下，从诸侯——卿大夫——侧室这三个结构中，国家是越分越零散的。这些所谓的侧室，因为实力更加弱小，成为了卿大夫的铁杆死党，他们死死地把自己捆绑在卿大夫的权力体系上，也正因如此，国君们的根基底部，就被卿大夫以及下面的侧室们挖空了，国君被挖空，被夺权也就因此不远了。

　　卿大夫们的这种宗族组织，在当时叫做“家”。这里的“家”，并不是传统的家庭，而是士大夫的势力宗族，这是卿大夫们的基础势力单位，这个单位经济、政治、军事合一，是当时卿大夫阶层独大的主要方式。卿大夫的“侧室”“贰宗”等组织，几乎都是存在于“家”这个组织之中的。这种组织单位，就好比是一个吸收能力很强的海绵，在西周的初期，还只是小小的一块，但在春秋的大浪淘沙之中，他把几乎所有的力量都吸附了进来，力量日益膨胀，到了春秋末期，已经足够威胁国君的统治了。

　　作为“家”的首领，卿大夫们在自己的“家”中，也就是君主，他们在家里就是被称为“主”，这个主的权利，几乎属于“三权合一”。在宗法上，他们是一族的首领；在政治上，他们是这块土地的君王；军事上，他们又是一支军队的统帅。到了春秋末期，许多卿大夫的实力，甚至超过了国君。战国诸子百家的墨子，就曾经把吴王夫差、宋王偃、中山王尚等诸侯和范吉射、智伯谣、中行云三个卿大夫合称为六君，也就是说在墨子的眼中，这些膨胀起来的士大夫们，俨然已经具有了和国君平等的地位。

　　【二】

　　有了和国君平等的地位，卿大夫们也自然要建立起和国君平等的机构组织。在卿大夫的“家”中，其统治机构，从西周到春秋，总体趋势是从简单到复杂，最后到特别复杂，复杂到一定程度后，他们就干脆从家变成了国家。春秋晚期的卿大夫们，其“家”中的官职设定，几乎和诸侯国中的政府一样，比如鲁国掌权的卿大夫季氏，就把在鲁国朝廷里的机构，称为“外朝”，把在自己家中的机构，称为“内朝”，可谓是两个朝廷，一个领导。而在卿大夫的“内朝”之中，协助卿大夫们处理各种事情的大臣，就是通常所说的家臣，其主要官职，包括中属大夫、家宰、邑宰，这是家臣中地位比较高的官衔，主要负责替卿大夫们处理封地内的事务和中央家族的事务，这些人的身份，叫做“士”，他们的崛起，也是春秋权力演变的一个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卿大夫们也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比如晋国的范氏、栾氏、齐国的田氏，他们发展的一百多年，主要的特点就是自身武装力量的不断增强。在春秋中期，晋国的卿大夫西客就曾带着自己的私人武装力量，发动对宋国的战争。与此同时，楚国的卿大夫若敖氏，也以自己的武装力量攻打齐国，一度占领了齐国的都城临淄，杀掉了齐国掌权的卿大夫庆封。在春秋中期以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掐架，已经不止是国家和国家的矛盾，更掺杂了不同国家之间卿大夫的矛盾，有时候一些卿大夫之间的私人战争，出动兵力的规模，甚至要比国家战争还要惨烈。比如齐国卿大夫庆封和楚国卿大夫若敖氏的战争，双方在齐国都城临淄发生会战，动用的战车总数达到了1800多辆，兵员加起来近十万人，这个规模已经超过了春秋时期大多数大国之间的战争。除了在外面互相掐以外，各国国内的不同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