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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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尚志边讲边比画，还用草棍在地上画着。

有人就把马夫的退敌之策，向孙朝阳报告了。孙朝阳眼前一亮，重新开会，让这个马夫老乡再详述一遍，当即决定赵尚志为这次战斗的总指挥。并许诺如果此战得胜，就任命他为“朝阳队”的参谋长。

赵尚志以一部为疑兵，在山中牵制敌军，大部做好撤离准备，伺机跳出包围圈。他自己率领一队精锐，利用夜色掩护，直插宾县县城宾州镇，天亮前赶到就打。

宾州距哈尔滨60公里，为哈东重镇，平时守备森严。这时主力都出发“讨伐”“朝阳队”了，留守部分根本谈不上什么战斗力，突然间听到枪声大作，立刻慌了。

战斗正酣，赵尚志下令停止射击，单枪匹马跑到城下大喊：快去报告你们的县长，就说李育才要跟他谈判。文谈，打开城门让俺们进去，那你还是中国人，缴枪留命；武谈，那你们就是汉奸，打进城后全按卖国贼治罪！

敌人也不知来了多少人马，有人知道李育才就是攻打巴彦城的“小李先生”，就更是腿肚子抽筋，就把西城门打开了。

在敌人眼里，“朝阳队”就是帮胡子，实际也真有些胡子的味道。胡子规矩多多，基本都是些封建迷信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无论如何不能走西门——那不是上西天了吗？

敌人也挺狡猾，可赵尚志还管这个吗？

敌人根本没想到对手会来这一手，赶紧回师增援，“朝阳队”顿时转危为安。

马夫当上参谋长，孙朝阳没有食言。

赵尚志这辈子，无论怎样跌跌撞撞，命运多舛，都是凭真本事干出来的。

珠河游击队

还得来句“话分两头”。

为纪念民族英雄赵尚志，1946年改名尚志县（今尚志市）的珠河县，位于哈尔滨东南部。东邻苇河县（后并于珠河），西连阿城县，北与宾县、延寿县、方正县接壤，中东铁路东线东西横亘其间，把珠河县一分为二为铁路南和铁路北两部分，通常称道南、道北。铁路沿线城镇，像乌吉密、珠河街、一面坡、苇河、亚布力等，很早就有外国资本进入。1932年7月13日，《中共珠河特支给省委的报告》中说：“侵入珠河之外国资本，由日本帝国主义之五常采木公司及在一面坡之商店，法美之大粮商。商品之推销，日美法中，日本商店占优势。白党（白俄——笔者）之商铺和苏联之中东路苇沙河之采木公司，及商店在珠河经济上有地位。其他中国城市资产阶级都是在乡村，所有土地之地主同时于城市经营工厂、商店。‘九一八’事变以前，珠河市场主要是日本与苏联之角逐场。事变后，珠河经济陷入不可收拾之混乱状态，必然的城市乡村之劳苦群众更惨苦地破产，使他们土匪化，向城市乡村进攻，恣意掠夺，因此，无秩序的经济更破灭起来。”

1930年8月，珠河县建立了第一个中共支部，仅有的3名党员都是朝鲜（族）人。之后改为特支，建立县委，1932年9月扩建为中心县委，有党员47人，活动在珠河、苇河、五常、延寿、方正、宾县等县。

像汤原中心县委一样，珠河中心县委自“九一八”事变后，就致力于创建武装。

珠河地区红枪会的力量非常强大，高潮期曾有几万人，“口号是打胡匪打日（本）”。打胡匪是保家乡、护地面，打日本是保国家，保家保国挺好的。中心县委派人到几支队伍中工作几个月，红枪会溃散后，又试图收拢人员建立反日武装，都无果而终。接着又在土地革命的大背景下，派人收编地主的大排队，结果可想而知。还派人到山林队中策动哗变。总之，凡是能够想到，并觉得可行的，都无一例外地行动了，也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还牺牲了几名党员。

这期间最成功、影响也最大、到了还是失败了的是策动苇沙河伪军哗变。请看抗联退到苏联后写的、应该说比较原汁原味的《抗联三军史略》中的两段文字：

一九三三年三月，我们的先烈——金石魁同志，以坚定的革命工作精神到苇沙河“满”军中组织了三百余名满军哗变。这一哗变不仅鼓起了中东路沿线的民众更汹涌的救国热潮，也不仅鼓起了红枪会及反日山林队的斗争情绪，而且对“满洲国”实力给以很大的动摇。珠河反日总会当时为加强在哗变队伍领导，为胜利进行反日战斗计，即刻选拔张连科、金策等十余名同志到该哗变部队中去工作，把它变成工农革命军的团部，一个营、四个连，在“创造苏维埃红军”的口号之下开始行动着。

我们在这一部队里着手工作不过半个月，与官兵关系逐渐疏远，他们都不愿接受我们的口号和行动方法。这主要因为当时群众只知抗日，不知“苏维埃红军”是什么。就是说，群众的迫切要求和我们所提出口号不同之故，因而我们同志再不能照旧在该部队里继续工作了，就号召受我们影响下的三十余名士兵群众，孤树起珠河工农革命游击队的旗帜。这样分裂后，不过一个星期，又与在我们影响下的士兵群众发生意见冲突，我们的武装被他们解除了。我们诚恳承认，这种分裂，并不是群众与我们分裂，而是我们因固守北方会议路线的口号所制造的分裂和失败。

“北方会议”把自己的巴彦游击队都搞垮了，在人家的队伍里搞这一套，行得通吗？

“我们的武装被他们解除”的时间是5月1日——就是这一天，珠河中心县委接到满洲省委转达的“1·26”指示信。

这年春天，珠河中心县委又派几名党员到“朝阳队”中工作，与“独行侠”赵尚志不期而遇。可若不是这时已经开始了反帝统一战线的抗战路线，还是“北方会议”那一套，等待着即将正式组建的珠河游击队的，会不会还是巴彦游击队的结局？

“朝阳队”秧子房掌柜的李启东，近四十岁的样子，中等个头，圆脸，挺壮实，沉稳朴实中透着成熟、干练，颇得孙朝阳的信赖。

“秧子房”就是关押人质的地方，“秧子”就是人质，那时都叫肉票。“掌柜的”就是管事的、说了算的人（那时夫妻之间，妻子称丈夫也是“掌柜的”、“当家的”，丈夫称妻子“屋里的”）。胡子的组织结构，头领叫“大当家的”，如有副头领则是“二当家的”，下面分为“里四梁”、“外四梁”。“里四梁”，一是“炮头”，即带队打仗、冲锋陷阵的人，要枪法好，生死不惧；二是“粮台”，管理胡子吃喝的头目；三是“水香”，掌管纪律和站岗放哨的；四是“翻垛的”，即军师，有文化，会掐算，胡子行动都由他推算黄道吉日，奔哪个方向吉利。“外四梁”，一是“秧子房”，胡子的主要活动方式和进财之道就是绑票，因而秧子房掌柜的权力非常大；二是“花舌子”，前面写过了，即能言善辩、在票主和胡子之间往来周旋的人，当然是为后者尽力了；三是“探千的”，抢劫前负责侦查、打探消息的人；四是“字匠”，绑到票后，给票主写信，陈说利害，让其拿钱赎人，由花舌子送去。“朝阳队”虽非纯正的胡子，但也因袭了胡子的一些东西。

李启东是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受县委派遣，与李根植、姜熙善、朴吾德、朴德山等7人参加“朝阳队”，做秘密工作，意在组织党独立领导的反日武装。“秧子房掌柜的”这个角色，本来就挺引人注目，更兼这7个人都是朝鲜（族）人，那汉话说得利索不利索的，三言两语就听得出来。那时各地党组织中朝鲜人居多。赵尚志当然清楚这一点，就不能不留意这几个人。

“朝阳队”中认识赵尚志的，都觉得这个马夫挺神秘的，在李启东等人眼里就不能不画个问号：这人是不是个共产党呀？就有意接近他，同时向中心县委报告。

几十年后，有关党史专家调查采访时，有人说赵尚志在满洲省委工作期间，缺点是冒失。有了两次坐牢的经验教训，这个马夫在“朝阳队”的“地下工作”就显得比较老到、缜密。而且彼此都有意探寻对方，那目光、眼色的感觉，就能碰出火花。待到宾州之战后孙朝阳兑现诺言，这参谋长和秧子房掌柜的之间，虽然难以说道明白是种什么隶属关系，毕竟可以公开地一起研究工作了。及至满洲省委回复了珠河中心县委的报告，就什么都明白了。县委把那个头、形象一说，这人除了赵尚志，还能是谁呀？

出师未捷，先丢党籍，没人说得清赵尚志孑然一身走向那莽莽雪野时，是何心境。孤独？苦闷？悲愤？还是报国有门，可以打鬼子的激动、兴奋、自信？乃至于誓死抗战、马革裹尸的决心？抑或是兼而有之？而我们从这年8月30日《团珠河县委关于朝阳队伍情况给省委的报告》中，却不难感觉到这个独往独来的抗日大侠重新见到党组织时的心情：

关于赵尚志的问题。他现在部队里面，他非常欢迎我们，接受我们的主张。他在朝阳的队伍中有很大的信仰（尤其破宾州计划成功之后）。我在上层中的工作须经过他（非同志的关系），可是对党省委仍然表示不满意，省委应指示我们对他应取什么态度。

“非同志的关系”的赵尚志，非常欢迎珠河党团组织，而对满洲省委则仍然表示不满意。这似乎不无矛盾，他似乎应该说说类似“母亲打儿子”的话——可那还是赵尚志吗？

8月上旬，“朝阳队”联合几支义勇军、山林队，再次打下宾州城。赵尚志认为宾州城不可久留，没收敌伪资产补充部队，应赶紧撤出。孙朝阳和各路首领都不同意，结果遭敌反攻、轰炸，队伍损失惨重，撤进山里。

自马夫献计破宾州后，赵尚志就成了孙朝阳心目中的能人、恩人，器重、信赖，参谋长有职有权。对秧子房掌柜的也是一样。得知他们是共产党后，可就多了个心眼儿。他当然不晓得什么北方会议了，知道的是共产党前一段的所作所为。现在讲统一战线了，他这样的人不是革命对象了，可谁知道你们心里怎么想的呀？

10月4日是中秋节，在苇沙岭大锅盔山中老林的房子里，孙朝阳和他的堂兄“容易”，还有“宝盛”，喝酒聊天。这时的“朝阳队”，孙朝阳的威望大不如昔，赵尚志则如日中天，反对他的人也越发激烈起来。“宝盛”说大当家的，你那个老乡要杀你，咱们得先下手。“容易”说对，先下手为强。孙朝阳不同意，说参谋长能做出这种事？不至于。“宝盛”和“容易”就一边劝酒，一边极力劝说起来。

有个队员叫王德全，正巧路过那儿，听到几句。这人原是巴彦游击队的，胆大，反日坚决，赶紧跑去报告赵尚志。赵尚志和李启东一商量，也觉得孙朝阳不至如此。就决定继续做孙朝阳工作，实在不行，见机行事，组织武装哗变。哪知当天晚上，王德全悄悄进入孙朝阳房间，抱出一挺机枪，来见赵尚志。早就心怀叵测的“宝盛”、“容易”等人，已经有所动作了。

没有证据表明，独行侠赵尚志来到“朝阳队”，是想从中拉出一支队伍。孙朝阳不收留他不仗义，他这个老乡如果这样做，同样是要被人耻笑的。东北沦亡，国家有难，他就是要打鬼子，尽个匹夫的责任。这样理解，显然更具可靠性和可信度。但是，事已至此，没别的路了，当即分头通知其他人，携带枪支离开“朝阳队”。

黑灯瞎火，急三忙四，临时分头通知到六道河子汇合，9个人中少了朴吾德和尹二胖。大家都认为这两个人完了。“宝盛”、“容易”把两个人绑起来，非要杀掉不可。孙朝阳厉声道：人家是真打日本子的，杀人家干啥？

两个朝阳老乡和抗日英雄的缘分，到此也算了了。

1933年10月10日，汤原游击队第一次组建一年后的又一个双十节，珠河游击队在珠河县道南的三股流正式成立了。

全队13人，赵尚志任队长，王德全是副队长，李福林为政治指导员。赵尚志他们从“朝阳队”带出5支匣子枪、5支马步枪，还有1挺捷克式机关枪，县委又送给游击队两支枪，人手一支——人不多，但是装备齐整，兵强马壮。

成立大会上，发表了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成立宣言、斗争纲领，宣读祝贺杨靖宇领导的南满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成立的贺电。最后，赵尚志带领全队官兵鸣枪宣誓：

我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体战士，为收复东北失地，争回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万死不辞；哪怕赴汤蹈火，千辛不避，誓死武装东北三千万同胞，驱逐日寇陆海空军滚出满洲，为中华民族的独斗（立）、解放奋斗到底。

从此就有了后来北满最具战斗力的抗联3军。

第4章　杨靖宇到磐石

横垄地拉磙子——一步一个坎

抗联1军的发祥地，是吉林省磐石县。

磐石县位于吉林市南部，老爷岭山脉横贯境内，为长白山与松辽平原的过渡性地形，七山一水二分田。据1930年统计，全县人口209900多，其中朝鲜（族）人占2。5％，在土地问题本就严重的南满就更加严重了。而只要有党的领导，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就会化作行动，事变后转化为反日斗争也是顺理成章的。

1930年8月，磐石县委成立，同时建立共青团、农民协会、赤卫队等，减租减息，分粮抢粮。县委所在地玻璃河套，成了远近闻名的红地盘。一年后，县委扩大为中心县委，辖磐石、桦甸、双阳、伊通等县，直接受满洲省委领导。

“九一八”事变后，磐石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南满反日风暴中心。

日寇以“民族自治”为口号，在朝鲜人聚集区扶植亲日势力，成立“保民会”，又称“朝鲜人民会”。这种组织遍及东北各地，直属日本领事馆，加入后可以借贷，避难时有救济。1932年2月9日，磐石保民会会长朴春圃带领60多伪军，从县城来到磐东郭家店一带，抓走拒不参加保民会的反日群众23人，其中包括磐东区委书记朴东焕等9名党团员。老百姓不干了，在3名女党员的带领下，700多人跑到郭家店，将朴春圃所在的伪兵营团团围住。入夜，人越聚越多，“放人”、“杀走狗”、“打倒日本子”的口号声山呼海啸，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昼。朴春圃开头还硬着头皮挺着，这工夫差点儿尿了裤子，赶紧把人放了。

4月3日清晨，日本驻吉林总领事馆警察署巡查部长松尾和磐石分署巡查本田、影泽，带领一些伪军，由走狗金汉钟等人引路，突然出现在磐东东北岔，抓走9名党团员和反日群众。中心县委和磐东区委闻讯，立即布置了一个“夺回被捕同志运动”。

这是一个颇富戏剧性的场景。早春黄黄漠漠的山野间，通往县城磐石镇的乡路上，几辆载着被捕同志的马车，前后是押解的鬼子、伪军。之后则是几乎清一色白色衣裤的队伍，绝大多数是妇女、小孩、老头，也就是十几步距离地跟着，一路喊着“他们没有罪，要抓把俺们都抓去吧”。

敌人骑马，只是那马车不能像骑兵跑得那么快，那也比两条腿快呀！俗话说，“清明不脱棉裤，死了变兔子；清明不脱棉袄，死了变猫。”马上就是清明了，那棉衣棉裤脱了的和没脱的，头上太阳暖烘烘地照着，脚下尘土飞扬，那人一个个汗流浃背，脸上汗呀泥的没了模样。几里路下来，年纪相当的，体力好的，还能翻来覆去地喊着那句话，其他的大都就剩下张口喘了，那也死死地跟住不放。

快到小孤山时，前面路口站着十几个年轻人，都是团员，为首的是后来的抗联名将李红光。敌人见势不妙，刚要动武，村子里呼号喊叫着跑来几百人，将敌人团团围住。有的喊口号，有的向伪军宣传反日救国，有的上车去解捆绑被捕者身上的绳子。松尾命令伪军开枪，响了几枪，都是冲天上放的。鬼子打马就跑，逃命去了。

从1932年5月1日起，中心县委动员、组织1000多群众，由孟杰民和李红光率领，从磐西到磐东，连续几天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日大示威。所到之处，吃大户，抓走狗，组织民众法庭，罪大恶极者当场处决。日伪军赶来镇压，孟杰民只身去到伪连部，讲到激动处，热血青年，热泪满面。伪连长低头不语，末了道：俺不抓你们，你们快走吧。

磐石县委成立时，就建立了一个“特务队”，主要是抓捕勾结日本人和官府的走狗，所以又称“打狗队”，磐石游击队就是在“打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

东北抗战十四年，从省委到抗联各军领导人，经常不带引号地引用斯大林的一句话，叫干部决定一切。从1932年1月，满洲省委陆续抽调吉林市特支书记张振国（张玉衍）、北满地委做兵运工作的杨君武（杨佐青）、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到磐石领导创建抗日武装。孟杰民、初向臣、王兆兰、李红光、朴翰宗、韩浩、李松坡、李明海、崔山好等，这些磐石游击队和后来1军的领导人、中坚分子，就是他们举办的训练班培训的。

1932年6月4日，磐石游击队在磐东三道岗的小金厂成立时，混进来两个奸细，是磐东郭家店的反动地主武装派进来的。像前面写过的那个“老来好”一样，这两个心怀鬼胎的家伙，伪装进步，颇受信赖，可以参加游击队的决策会议，结果游击队的一切活动，都在敌人的注视之下。6月14日，1分队被引入郭家店东沟，敌人里应外合，打死3个队员，打伤两人，其中政委兼1分队长杨君武身中4弹。

游击队才成立10天工夫，就遭此毒手，对地主愈加仇恨，地主就成了主要的打击对象。有人说地主也有爱国反日的，这样打不是个事儿。可是，北方会议精神马上就传达下来了，持异议的就觉得自己错了，主张这样干的也更胆壮了。结果就像7月30日《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紧急报告》中说的：

“各地的地主、会兵（即保民会组织的反动武装——笔者）、胡匪、守卫队、保卫队等，到处抓我们的群众，截断我们的交通，小孤山的房子被烧了三处。因此各地的群众不敢在家中住。”“在这些事件中，死二十六人，伤五人，被捕去七人，被毒打、强奸的不计其数。”“目前磐石的党，由县委到支部每个同志，都不能在家中住。”“磐石党旧有的基础，在目前已经被敌人破坏了，一般党和团的同志，均过着山林中的生活。”“目前磐石党已处在存亡的紧急关头……”

在这篇紧急报告中，中心县委不可能找到使自己“处在存亡的紧急关头”的根本原因，但他们好像找到了生存下去的途径，那就是让游击队与反日山林队“常占队”合并，打着“常占队”的旗号，以此来摆脱到处树敌、被动挨打的局面。

两支性质不同的队伍凑到一起，分歧、矛盾自是难免。待到公开、尖锐起来，中心县委认为“常占队”可能杀害队内党团干部，遂令把队伍拉出来。

磐石游击队成立时，正式名称是“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对外称“满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1军第4纵队”。和“常占队”合并，省委认为是投降了胡子。这回脱离“常占队”，省委亲自提议改名“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东北游击队”，结果不但没把“红军”旗号亮出去，反倒报号“五洋”——与汤原游击队的“仁和”，天各一方，不谋而合。

伊通县吉昌镇长胳膊屯地主张博卿有十几支枪，县委得到的情报是枪未放在家里，实际都在家里。11月27日，磐石游击队来到长胳膊屯，先派人送信陈述利害，张博卿说枪早让胡子起走了。队长孟杰民和参谋长（姓穆）就找上门去。孟杰民进屋面谈，参谋长在大院门口，如果发生意外，参谋长鸣枪为号，队伍即上来围攻。那队伍却在一公里之外，赶到时已经晚了。围打一天未下，孟杰民被害，同去的一名队员被俘，外面两名队员受伤。

一个半月后，游击队又在磐东泊子受到高锡甲反动地主武装袭击，继任队长王兆兰、政委初向臣牺牲，还伤亡几名队员。

中国同志成了宝贝

桦甸县官领导八十余便衣队及四百余人商兵，来袭击我们的组织地域（如新开河、蜂蜜顶子、栗子沟、西四方顶子等四乡）屠杀了韩人男女四十余名，捕禁百余人。他们的口号是：“高丽反日是假的，而是日本走狗，中国人起来杀日本走狗高丽，没收他们的财产。谁杀一个老高丽，给一千吊及一个老高丽姑娘。”

党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任务是正确的，只是党当了群众的尾巴，未争取广大的中国劳苦群众，仅仅的领导了韩国群众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广大的中国劳苦群众，还未从豪绅地主影响之下解放出来，且在日本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胡匪头挑拨民族仇恨的政策下，帮助地主阶级屠杀韩国劳苦群众。因此中韩劳苦群众的联合战线，在目前完全破坏了，在客观上完全形成了中韩弱小民族互相屠杀的战争。

挑拨民族仇恨的材料之一：

老高丽告（造）反，老高丽杀中国人，高丽杀人剥皮（假造证据传单）；老高丽要回家，要夺东三省，高丽胡子，老高丽是日本走狗；高丽共产党；随老高丽是高丽走狗，私通外国；要打日本先打老高丽；留老（高）丽吃饭住宿的枪毙。

以上文字，分别摘自1932年7月2日、30日的《磐石县委报告》、《磐石中心县委紧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