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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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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情绪以及要求回国等日益成熟着。我们应当根据这个矛盾和弱点，并且我们善于利用这个矛盾和弱点，使之变为我们的后备军。”
如此说来，“九一八”事变是不是就是虚构的了？关东军士兵早就应该打回日本，去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和代表这些人利益的军阀、天皇了？
第6章 惨烈东满
“苏维埃大哥”
延边虽然是满洲的一部分，但他有种种特别的条件：一、日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势力比中国统治势力强大。二、在日领所属之民会和分甲的二层支配之下。三、韩人住户的数量比中日人住户的总和多三倍以上。四、一切经济在日本金融机关支配之下。五、社会主义的影响比别处广大深入，反面三民主义之影响的广大，也可说在东省首屈一指。六、不白文化的韩民有土地所有权等等。
以上是1930年6月1日《朴××给省委的报告》中开篇的一个自然段。
如今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吉林省东部，当年则是东南部。所谓东满，即是指延边地区。这里是长白山腹地，山高林密，地势险峻，东邻苏联，北接吉东的牡丹江（今属黑龙江）地区，西为吉林市（“延吉”即古城吉林的延长之意），南隔图们江与朝鲜相望。日俄战争后，日本侵略势力开始进入东满，并不断扩张，设领事馆，驻扎军警，享有“治外法权”，工厂矿山大都由日资经营，土地也多由日本人收买，俨然国中之国，其统治仅次于被称为“关东州”的大连地区。历史上，东满是朝鲜人最早过界闯关东讨生活的地区。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难民大量涌入。1919年朝鲜“三一”运动后，大批革命者流亡东满，这里就成了朝鲜爱国志士反日活动的中心。用日本人的话讲，是“间岛的朝鲜人可以说不分男女老幼，不论从事任何职业，几乎无人不受到共产主义思想影响，这种说法并不过分”。
1933年10月，在一篇署名“华西里”的文章《满洲事变与满洲的中国共产党》中，这样评说东满党：
本区内我党组织最强，在全满洲占第一位。我党曾领导一九三一年三二年农民秋天分粮的斗争。党员有一千二百人，团员有一千一百人。有广大的群众组织。但是，党的组织也好，群众组织也好，95％是韩国同志。
这时，东北共有党员2100人。
前面说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共产党人的反日运动，是以朝鲜（族）人为主体的。而东满地区因为“有种种特别的条件”，就有了占全东北一半还多的党员，其反日斗争也就越发得突出、热烈而又火暴。
只是道路太曲折，情景也就太惨烈。
在东北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抗日战争中，东满共产党人创造了许多个第一，其中之一是1930年6月东满各县就都建立了县委。
同年5月，先是和龙县立一校学生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反对日本殖民地教育，反对国民党党化教育。接着，其他学校和农民也游行示威，到农村没收地主的粮食分给穷人，焚烧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契约账据，并在药水洞建立了东北第一个苏维埃政权。5月30日，为纪念“五卅”运动5周年，东满各地举行暴动，仅延吉县就有数万农民参加。人们到日本领事馆前游行示威，涌入地主庄园开仓夺粮，炸毁天（老头沟）图（们）铁路桥，破坏龙井发电厂，焚毁日本警察署、东洋拓植会社和一些走狗机关，并处死了一些走狗。
这种斗争方式，固然使敌人受到打击，但代价也大。东满党认为，应该在全东北组织暴动，以使延边不再孤军作战，同时配合关内的革命战争和武装保卫苏联。在条件允许时，即便在山谷里也要组建苏维埃政权。
这年秋天，在立三路线影响下，延（吉）和（龙）中心县委再次号召农民举行暴动，在天图路组织工人罢工。愤怒的群众烧毁地主庄园，甚至杀灭走狗全家。压迫是双重的，反抗是双倍的，日寇和奉系军阀的镇压也是双倍的血腥。刚成立的红色政权被摧毁，或者名存实亡，被杀被捕达1000多人，有700多人被日寇押解到朝鲜汉城（今韩国首尔），关在西大门监狱，其中大都是党团员，东满党的力量损失过半。
“九一八”事变后，东满党组建了东北第一支赤色游击队，同时建立起东北的第一批苏维埃政权。
1932年11月20日，延吉县王隅沟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下设十余个村苏维埃政府。其他各县的苏维埃政权，或多或少也都陆续诞生了。
这时的苏维埃政权，是个什么样子？
在农民运动上，不仅跳过目前的过渡阶段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并且根据小资产阶级反动的“社会主义”空想，实行“共同生活”“共同劳动”，“组织集体农庄”，组织共同的“劳力队”。高喊世所未闻的口号：“农民八小时工作”“妇女六小时”“青年六小时”，反对中农，分粮分地的斗争，连中农贫农的粮食和土地也分配了。以“防谷”为口实，禁止农民商品买卖的自由，以至没收农民的粮食。
这是1933年6月9日《中共汪清县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决议》中的一段——当然是在接受“1·26”指示信、开始批判“北方会议”后，完全用一种相反的目光描述的文字。
在接受中央路线以前（今年五六月以前）那时有苏维埃，汪清有嘎呀河苏维埃，大小汪清苏维埃，延吉有湾湾沟、八道沟苏维埃，珲春有荒沟、烟囱砬子苏维埃。那时所谓赤区与白区对立之下，对于白区的民众关系极坏，在中国人眼目中的苏维埃是老高丽的政府，是反对中国人的。白区的特别是中国群众，深恐共产党来杀人放火，对于苏维埃没有一点儿好感和了解，有“苏维埃大哥”的称呼。而接受中央路线之后，恶影响有很大的转变。在群众方面，特别是中国人与山林队等，喊称“新共产党来了！”“中央苏维埃派人来了！”“共产党不好（指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同志派（指中央路线）”“新路线是我们早已说过的，他们不干”，在游击区的民众免除了不知道多少痛苦和恐怖，党的正确路线受了广泛群众的拥护。以前中人及“白区”群众不敢来游击区的。但是现在很多，并时有参观团来（如湾湾沟）被逼搬到城市的，均多数搬回，以前被两重恐怖（日本子与共产党）的白区，特别是中人群众，得到了新生的道路。
以上是同年10月25日《中共东满党团特委工作报告》中的文字。
打土豪，分田地。当时认为地主分两种，一种是公开投降的，一种是假装爱国，利用反日招牌进行投降活动，反正没好东西。地主打倒了，腿脚快的跑城里去了，富农也跑了，一些中农也跟着跑了。像延吉县王隅沟，原有3000多居民，一下子跑散了一多半。谁爱跑就跑，这下子成穷人的天下了，正好建设苏维埃。
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废除私有财产。土地、房屋、牲畜、粮食以及锄头、镰刀、犁耙等等，统统归公共所有。很快的，连锅碗瓢盆也都拿走了，有了集体食堂大锅饭，家里用不着这些东西了。集体吃饭，集体劳动，集体农庄——有人去过苏联，亲眼见过苏联的集体农庄，一切都学苏联的样儿。更多的人是从文件和马列著作中看到的，那也不妨碍学习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
只是普通百姓实在搞不懂这“苏维埃”是怎么回事儿。在朝语中，“苏维埃”与“速射炮”谐音，去参加区苏维埃选举的嘎呀河代表，就认为这回开会能发几门速射炮，回来打日本子。汉族人不了解“苏维埃”，叫“苏维埃大哥”，朝鲜（族）人也认为“苏维埃”是个人，说“叫‘苏维埃’的大官要来，咱拿什么‘好嚼裹儿’待客呀”？
当时有宣传材料，“什么叫苏维埃”，“什么叫高尔赫子（朝语“集体农庄”——笔者）”，“什么叫哥穆那（朝语“公社”——笔者）”，通篇外来语、新名词。有的苏维埃干部讲得口干舌燥，把自己也弄得稀里糊涂。
之前，特别是每年的红五月，从满洲省委到各级党组织的一个重要口号，是要求8小时工作制。这回建立了苏维埃，立即实行，妇女、青年还是6小时。问题不仅在于节气不等人，太阳照屁股了还在睡懒觉，更在于职业革命者越来越多，而且给予鼓励、提倡，认为这是形势大好的标志。一些年轻人就不参加劳动，而是这村去那村地“革命”，还骑着打土豪打来的马，那情景比今天驾私家车出游还潇洒、浪漫。那些8小时、6小时劳动的人，自然就有意见了：“苏维埃成立以后还是以前劳苦的人劳苦。”
在把许多勤劳朴实的农民变成了游手好闲的二流子的同时，这个只凭一腔热情和理想而创建的乌托邦就破产了。
成立苏维埃后，红地盘、红区之外的就是白地盘、白区，白区和白区的人就被视为“走狗屯”、“走狗”，来红区就是“侦探”，红区内禁止商品交易，更不准与白区通商。眼见着土地荒芜，白吃饭的人越来越多，就有人躲到深山老林里开荒种地去了，还有到白区去投亲靠友的，反正就是为不饿肚子活个命。开头是被视为“背叛”、“投降”的，后来就默认了，再后来就允许经商、通商了。过去有商人经过红区，货物一律没收，这回改为收税。号召、鼓励农民打黄皮子、狍子、野鸡，采集木耳、药材等山货，到白区出售。
最根本的还是打破大锅饭，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
下面是1933年8月20日《中共东满特委关于秋收运动的工作计划》中的一段文字：
根本消灭“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提出口号：“谁种的地谁打的粮归谁！”根本消灭浪人吃白食的现象，各人、各家、各机关提出口号：“闲人恕不招待饭食！”亡命客各找人家帮人家干活，干活条件自由规定。至于农民个人自由互相交换帮助收地，那并不是“共同劳动”，不应禁止。青年团与少先队，必须在自己的会议上严重讨论，不留情面的和那些不劳动的分子斗争，把每个团员和少先队员动员起来参加秋收。那些不劳动的分子应该认为团与青年群众的耻辱。
“死守红旗飘扬的苏维埃！”
苏维埃红地盘，是日寇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游击队，顾名思义，是要游要动，在游动中击敌。黑土地上的第一支赤色游击队延吉游击队，还有和龙、汪清、珲春游击队，却要“御敌于国门之外”，死守红区，寸土不让。
“死守苏维埃区域！”“死守红旗飘扬的苏维埃！”这是1933年5月1日《中共珲春县委为“五·一”纪念告中韩劳苦群众书》中的口号——其他县委也是如此。
据1942年写于苏联的《抗联第一路军略史》载叙，从1932年夏到秋冬季，日伪在东满共产党活跃地区，见房就烧，见人就杀，男女老少被屠杀4000多人。正值贯彻北方会议精神时期，东满党选择一些群众基础较好的村屯建立苏维埃政权，既是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同时也想建立几个巩固的根据地，武装保护自己，使群众免遭屠杀。敌人来了，游击队游击走了，这不是逃跑吗？不管人民死活，这叫什么人民武装？
而且，“武装保卫苏联”喊多少年了，连自己的苏维埃都保护不了，还怎么保卫苏联？
无论这些共产党人怎样狂热，不切实际，左得出奇，左得可悲，他们都是虔诚的具有崇高理想和大无畏献身精神的战士。
苏区保卫战在各县打响。
兵力敌众我寡，装备优劣悬殊，日军还出动飞机，低空扫射。游击队则是连挺机枪也没有，最好的是步枪，大都是鸟枪土炮。游击队的长处是熟悉地形，敌明我暗。探哨报告敌人来了，是日本子，还是“投降军”（东满称伪军为“投降军”，北满通常称“汉奸队”，南满大都叫“走狗军”），多少人，游击队就选个好地形等上了。看着敌人来了，几十米，甚至十几米，就开火了，手榴弹也砸下去。若是伪军，这么一顿打炸，基本就跑了、退了。即便不退，再攻也没多大劲头了，苏区差不多就算保住了。若是鬼子，乱一阵子，炮弹就飞过来了，鬼子就冲上来了。游击队能打就打，打不了就留下几个人掩护，主力撤走了。
建立苏维埃后，各地办起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珲春县委还在山沟里建设“电灯厂”，即发电厂。人民的天下了，当然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一些人恨不能一步迈入共产主义。“电灯厂”自然不了了之，兵工厂制造的手榴弹，可是发挥了作用。
1932年夏天，200多日伪军准备偷袭、包围小汪清根据地。游击队顶住敌人，掩护群众安全转移后，又留下两个队员掩护主力撤退。两个队员枪法非常好，隐蔽在树丛中，发现鬼子就不打伪军，并不时换个地方，两人消灭20多个敌人，陷入重围，一人牺牲。东满游击队是蓝灰色服装（有的苏区还要求老百姓也穿军装），和伪军的颜色差不多。这个队员这一枪，那一枪，待到天色暗下来，从伪军包围的方向溜出去了。
游击队每天与敌周旋、作战，根据地越来越小，粮食越来越困难。敌人来了，打一枪，或是丢颗手榴弹报警，老百姓一窝蜂往山上跑，游击队则不顾一切地死死顶住敌人。
本来应该是人民群众支持、帮助游击队作战，现在正好反过来了，群众成了游击队的包袱、拖累，而敌人又是那么强大。
夏天，大雨瓢泼，游击队和群众躲在山里，一个个淋成落汤鸡。一年前，磐石党和游击队就被敌人撵进山里，成了“山林党”、“山林队”。而今，东满熬过夏秋再熬冬，老百姓也动不动就得往山里跑，过起山林生活。战斗伤亡并不大，可冰天雪地，许多队员和群众还穿着单衣，饥寒交迫，一些伤员和老人、孩子就冻死了。
延吉县湾湾沟，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人称“好打的东三省，难打的弯弯沟”，这年冬天也丢了。
珲春游击队弹尽粮绝，退到苏联去了。
汪清县委在过去整个时期，不认识满洲的统治者已经由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满洲国”代替了国民党，而是把国民党统治与日本统治平列起来（如认救国军区域是白色区域）。
这是1933年6月9日《中共汪清县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决议》中的一个自然段——如此认识的当然不只汪清县委。
没人说没有王德林的救国军，就没有后来的抗联4军、5军，但是提起4军、5军，却不能不让人想到救国军。在东北义勇军将领中，王德林对共产党人也是最宽容的，可东满党仍然提出“打倒王德林”的口号，将救国军视为国民党，山林队则是一无是处的胡子。救国军是在东满兴起的，在东满有着广大的影响。王德林过界去苏联后，余部在东满地区仍是一支举足轻重的抗日力量，许多山林队也在打日伪军。以救国军和山林队为敌，游击队在反“讨伐”中还要对付这样一些对手，这苏区保卫战还有个打吗？
延吉县老头沟有个伪自卫团，县委派人组织哗变，把队伍拉了出来，几个月发展到3000余人。谈打日本子，团长没二话，叫咋的就咋的，不然也不会哗变。可光反日不行，还得把队伍变成红军，还得在驻地建立苏维埃，这下子人家不干了，两下里就翻脸了。
对山林队及其他武装，东满党有个“三缴械”：“（1）凡在山林里光吃老百姓饭不出来打仗的缴。（2）向老百姓开捐绑票的缴。（3）不加入人民革命军和反日义勇军的缴。”祸害老百姓是必须反对的，但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他们存在的本身对日伪就是一种威胁。他们觉得队伍小，打不了，那就联合作战，带他们消灭敌人，从敌人手中夺取给养呀？这些武装，几乎没有赞同既打日本又搞土地革命的，何况也没有足以威服他们一道革命的实力，又如何能把他们都缴械了呀？
到处树敌，四面楚歌。
这样子还不够，又在内部抓起“民生团”来，自己人杀起自己人了。
“最成功的是宣传‘共产党内已潜入民生团员’”
关于“民生团”的话题，必须从头道来，因为太费解——这种事情本来就是难以理喻的。
汉城有个甲子俱乐部，俱乐部董事曹秉相是个亲日政客。“九一八”事变后，曹秉相和《每日申报》副社长朴锡胤，以及“民族主义者”李仁善、金东汉等人，到中国东北鼓吹“间岛韩人自治”。延边地区有“朝鲜人民会”、“延边自治促进会”、“孔教会”，曹秉相等人在其间串联，组建以亲日反共为宗旨的“民生团”。1932年2月5日，经日本驻延边总领事馆同意，在龙井召开了“民生团”成立大会，团长为日军退役炮兵大佐朴斗荣，5个月后宣布解散。
“民生团”公开宣传亲日反共，举办训练班培训骨干，并组建基层组织，欲打入红地盘，颇张狂、红火。其成立之时经日本人首肯，还有退役大佐当团长，如此这般缘何如此短命？
前面说了，又称“保民会”的“朝鲜人民会”，是个亲日反共团体。“延边自治促进会”则具有民族主义和排日倾向，“孔教会”是个宗教团体。这样的三个组织，好像本来就有点儿尿不到一个壶里。朴锡胤、李仁善、金东汉等人，是真的还有点儿朝鲜人的骨头，还是打着“民族主义”招牌的朝奸，不知道七十三年后韩国兴起的清查亲日派祖先活动中可有什么结论，日本人当年肯定是一清二楚的。
“民生团”的成立和解散，是从一开始就是个阴谋，还是兴之所至，信手拈来？笔者没有看到有关资料，也无从采访，不能妄言。但是，被称为“鬼子”的日本侵略者，将其解散后并未消停，而是处心积虑地变换手段大做文章，并获得丰厚战果，则是确定无疑的。
1932年春荒斗争中，即前面写过的红五月“抢粮分谷吃大户”，东满特委曾给“民生团”以揭露、打击，这时没有任何问题。灾难缘起于后来的“宋老头事件”。
宋老头是延吉县老头沟区委的秘书。据说，宋老头四十多岁，面相老，加上那时的革命者都比较年轻，他就成了“宋老头”。这年8月，宋老头被老头沟日本宪兵队逮捕，一周后逃了回来。这是必须审查的，搞清楚是日本人放回来的，还是自己跑出来的，是否有变节行为。审查期间，抓住个日本宪兵，供认宋老头是宪兵队派回来的特务。不知是诱供所致，还是这个鬼子信口胡说，甚至是敌人早有预谋，反正是不得了了。县委把宋老头抓起来，严刑之下，宋老头说他组织了“民生团”，并供出20多名部下、同伙。延吉县委就开始抓人，并在前线开展反“民生团”斗争。
1933年3月，东满特委组织部长金圣道去和龙县巡视，认为平岗区农民协会负责人李化春是“民生团”，审讯后将其处死。随后成立一个五人“清算委员会”——这是东满第一个专门负责反“民生团”斗争的机构，有生杀大权。
同年10月25日，《中共东满党团特委工作报告》中说：
和龙是金圣道去巡视的，去后两三个月内大杀民生团数十人。
与金圣道在和龙县大杀“民生团”的同时，东满特委与汪清游击队干部开会，研究反“讨伐”计划，会后发现敌人有所准备，就怀疑队内有奸细。缩小范围重新研究，发现敌人仍有准备，便认定县委军事部长金明均是暗藏的“民生团”，将其撤职审查。审查期间，金明均和妻子逃跑了。特委震惊之余，越发感到问题严重，反“民生团”斗争迅速扩展到东满全境，乃至其他一些地区。
10月7日，《中共东满特委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
民生团延吉一县有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人的团员。
1935年3月17日，《胡仁给中共宁安县委、第五军党委的信》中说：
东满民生团是一种特殊的产物，在它的组织发展上也是一种特殊情形，其发展形势完全在强迫、威吓、欺骗、造谣、诬蔑、中伤、散布悲观失望的情绪……的反革命作用中发展的。他们在我党、团、人民革命军中、群众组织中、游击区内以至我们的一切工作计划都起了破坏和反革命的作用，利用我们的组织去发展他们的组织，利用我们的交通关系做他们的交通关系，我们的巡视制度，他们利用来进行检查和布置反革命工作。所以造成我们的特委是他们的特委，我们的县委、区委、支部是他们的县委、区委、支部。这样是绝对有利于他们发展的条件。我们的估计，全东满的民生团，不论在党团，人民革命军，各种群众组织是有十分之五至十分之六的。
上面令人毛骨悚然的数字和描述，完全是虚妄的。
实实在在的，是这些被打成“民生团”的人，全是朝鲜（族）同志。
这是不无历史渊源的。
有较早亡国史和反抗史的朝鲜革命者，派系林立，派争不断。用《抗联第一路军略史》中的话说，是“在自己内部各团体间无原则地进行了派别斗争，自残骨肉以至遭受屡次的大损失，许许多多的优秀革命分子被敌检举牺牲”。
1926年成立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统一了ML派、火曜会派、汉城派、伊尔库茨克派，派系斗争依然不断，又分裂成ML派满洲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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