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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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朴吉小六岁的金圣道，也是咸镜北道人，也是个老资格的革命家。少年时代随父到苏联滨海边疆区，后迁入珲春县大荒沟，1921年考入龙井恩真中学，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并加入朝鲜共产党，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珲春、延吉县委书记，积极开展反日斗争。任特委组织部长后，和童长荣一道为恢复、发展东满党组织，创造4县游击队，开辟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被害达2000人左右的“民生团”中，笔者之所以选择上述几个人，因为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干部（虽然年纪不算大），理所当然在“最好的同志”之列。

那么，“最好的同志”，怎么反倒成了最可怕的“敌人”呢？

有老人说，一些人再疯，再吃错药了，也知道自己不是“民生团”，也能清楚自己身边的一些人不是“民生团”。那怎么才能把那些人的疯劲煞一煞呢？把那些最坚定、忠诚、可靠的人也咬成“民生团”，那些吃错药而操生杀大权的人，是不是就能寻思寻思、清醒清醒呀？再把金圣道这样的人也咬出来，那不就能击一猛掌、吃服解药吗？

很难说这种说法有没有、有多少道理，因为在反“民生团”斗争已有所收敛的1935年3月，外号“大布衫子”的东满特委常委、宣传部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李宋一，也被打成“民生团”领袖处死了。

他们中没有“自服”，没有承认自己是“民生团”的。手上沾染那么多“民生团”鲜血的金圣道，甚至写下“我虽然在工作中犯有错误，但不是民生团员”的血书。

1930年6月至1931年2月，奉系军阀在东满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354人，日本军警逮捕革命者880人，不知杀害了多少人。而抓也好，杀也好，都是正常的、自然的，因为他们是敌人。

可死在自己人手里呢？

死在自己人的枪口刀下，是个什么滋味儿，没人说得清楚，因为死者不会说话。谁都清楚的是，只活了三十二岁的金圣道，就算有天大的本事，没有上上下下的那种环境、氛围，他能掀起那样一波又一波的血浪吗？

巴彦游击队垮了，张甲洲有家不能回，改名“张进思”，跑去下江富锦中学任教，两年后升任校长，又县教育股长，心头始终未泯的是救国之志。1937年夏，与后来成为抗联11军的独立师取得联系。8月28日夜，在和于天放等人去独立师途中，撞上伪自卫团，敌人胡乱开了几枪，他中弹牺牲。一代英杰殒于这样的偶发事件，实在令人扼腕。可他的命运是怎样被推到这个时空点的？“北方会议”在给东北抗战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的同时，又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

“渔郎村十三勇士”那样的苏区保卫战，是不能不让人感到“北方会议”的影子的。孟杰民、初向辰、王兆兰等人的牺牲，也是如此。王永江牺牲后，汤原中心县委给省委的报告中，说“他是‘左’的路线的发挥者，是‘左’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模型”。而以裴治云为首的汤原县委，在他牺牲前的40多天，已被定性为“右倾、消极怠工、派争的县委”，并说“老裴承认错误非常不彻底”。但是，他们毕竟是在与敌人的拼杀中英勇战死的，或是倒在拿枪的不拿枪的战场上，或是被胡子杀害的，而那些“民生团”呢？

曾有那么一段时间，对这种事只字不提，好像从来就没有这种事，从来就没有这些人，当然也就没有这些烈士了。

以裴治云为首的汤原十二烈士，有人说就义前曾高呼口号，有人说被鬼子堵上嘴，秘密杀害的。有人说处决“民生团”时，有的高喊“共产党万岁”，有的喊“打倒日本子”，有的喊“俺不是‘民生团’”。再杀时，有的地方就把这些人的嘴堵上了。也是，让这些“敌人”呼喊这样的口号，像个什么样子？

古今中外，还有比这更悲壮的抓心抓肝的呼喊吗？

最早牺牲的高级干部童长荣

童长荣，字烂华，1907年生于安徽省湖东县（今枞阳县）枞阳镇。这是一个贫寒的书香之家，幼年丧父，孤儿寡母，全凭母亲为人拆洗衣服、做针线活维持生计，供他读书。他天资聪慧，又勤奋好学，颇受师生赞誉，先后考取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公费留学日本。

看到世间太多不平的乡下孩子，来到设在安庆的省立一师，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并被推选为学生联合会的领导成员，被当局通缉，不得不中断学业，辗转上海。1924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留学日本，初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不久转入东京帝国大学。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后，作为中共日本特别支部负责人，童长荣组织、领导旅日留学生和华侨，在东京街头游行示威，掀起反日爱国斗争。日本当局将他逮捕，关押两个多月后，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将他驱逐出境。

1928年秋，童长荣回到上海，先后任沪中区委宣传委员、书记。1930年，二十三岁的安徽青年调任河南省委书记。第二年初，中央抽调一批干部加强东北工作，童长荣到大连任市委书记。接下来就是前面写过的，被罗登贤派去东满任特委书记。

烽火遍地的东满，到处都是种水稻的“高丽屯”。文雅、秀气的特委书记，一看就是个有大学问的人，特别受人尊敬、爱戴。在田头，在炕头，一只紫黑色烟斗，伸进那个比通常的烟荷包大得多的荷包里舀斗烟，摁实，然后双手敬给上了年纪的老人。若都是年纪不相上下的青年人，点燃了，吸一口，说声尝尝俺的烟，那只烟斗就在一张张嘴里冒着烟，那庄稼嗑、革命话就尽情唠去吧。

童长荣到东满不久，就领导了大规模的春荒斗争，使东满地区反日情绪益发高涨。他非常重视武装斗争，整编延吉、和龙、汪清、珲春4县游击队，创建了红32军东满游击队和十几个根据地。

在领导反“讨伐”战斗中，有一口流利日语的童长荣，直接对日军发动政治攻势心理战。“你记得离家时母亲的眼泪吗？”“你记得在车站、码头送别时妻子的泪水吗？”“你们的母亲和孩子在天天盼望你们活着回家！”“日本帝国主义是劳动人民的共同敌人！”“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阀财阀！”这些用日文写的传单，贴在日军所到之处的电线杆子和树干上，压在路上的石头下，对侵略者有种别样的杀伤力。

1934年初，一次反“讨伐”后，游击队在汪清河冰面上发现两颗炮弹，下面压封短信：“共产驻军，我们回国了，这两颗炮弹里各300发子弹，你们用它反对日本军阀吧。”落款处是12个日本士兵的名字。

因为我们（×村）和城市交通极端困难的关系，你们寄来的信（信字第四号止）和文件，到现在才接到。荣同志（童长荣——笔者）也从数次濒死绝望的病况中多幸痊愈了。惟行动还困难，恢复健康照常工作，还要一个月休养罢！上一次给你们的信，是荣同志在病况恶化时亲自写的。主要目的，要请省委来人（万一荣同志死去，能维持东满工作）。因此也没有作工作报告。当时他也写不出工作报告。韩国同志又不能写中文。

这是1932年11月2日，《中共东满特委给省委的报告》中的一段——这不就是遗书吗？

童长荣患的是肺病。冬天屋里暖和，出得门去，空气干冷得滴水成冰，立刻咳嗽不止。冬天又是敌人重要的“讨伐”季节，特委机关这儿一天，那儿一宿，到处钻山沟、打游击，就咳血了。

朝鲜（族）同志汉话说得流利的不多，能驾驭汉字的就更少得可怜了，写文件、报告，几乎全靠他一支笔。有点儿空闲，就在煤油灯下疾书，吐痰是黑的，咳血是红的。忽然有一天，手脚麻木，拿不住笔了。他以为是累的，站起来想活动活动身子骨，人却摔倒了。找个医生一看，竟然中风，半身不遂。

大冷的天，别人没觉得怎么的，童长荣瑟瑟发抖。大家也没觉得奇怪，南方人嘛，不抗冻。谁知一会儿又大汗淋漓起来，这不是打摆子吗？可这病，在东北通常都是夏天才得的呀？

一次，在延吉县朝阳川开会，赤卫队报告日本子来了。县委的同志拉着童长荣往山上跑，他说别管我，快组织群众转移。群众都上山了，他和县委的老王刚出村子，就被敌人发现了，子弹从头上、身边嗖嗖飞过，噗噗钻进脚前脚后的雪地里。童长荣病弱的身子跑不快，老王就拉着他跑。跑进一条山沟，童长荣被打倒了，老王背起他跑。童长荣大喊：放下，放下，别管我！老王哪里肯听，跑过一座山包，老王把胳膊负伤的童长荣埋在雪窝子里，脱下身上的老羊皮袄在身后背着，像背着个人似的，好歹把敌人引开了。

负伤后失血过多，加上不断咳血，童长荣的脸色越发苍白了。

一个同志冒着生命危险，给他搞来两瓶鱼肝油，让他补养身子，他送给了伤员。他说：我要是吃了，他还会去冒险。

一个童长荣，一个后面将要写到的魏拯民，浑身是病。在东北这种环境里，他们实际上是挺熬不过几个冬天的。而随着条件的日趋恶化，就是那些健壮的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又有多少熬撑到了最后？

一个二十四岁、生命之火本该像朝阳旭日般光华灿烂的特委书记，在用那只勉强能够拿起笔的手，写着请省委派人来接续自己未竟的事业的文字时，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又是一种怎样的布尔什维克节操、情怀？

1933年冬至1934年春，日伪对东满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讨伐”。童长荣拖着骨瘦如柴的久病之躯，带领部分游击队员，在大小汪清的深山密林中与敌战斗、周旋。3月21日，敌人拉网搜山，在十里坪东南岔被敌包围。战斗中，童长荣身负重伤。一直在他身边照料生活的朝鲜族女队员崔今淑，将他背到一个山洞里，因流血太多，第二天牺牲。

这里还要续上不可忘却的一笔：为了不让敌人糟蹋特委书记的遗体，二十二岁的崔今淑守在洞口，直至打光子弹，壮烈牺牲。

他在东满工作达二年之久，同时也有些成绩的，如游击队的建立，打击了一些派争分子等等。在这次代表团去后，他起了很好的作用，反对派争斗争，现在是异常坚决的。他很有工作能力，在政治上组织上比较强，而且于党极忠实，他具有一副敏锐的观察力量。

在我离开东满三四天后，他因审问民生团的问题，吐了几天的血（现在不知道好否，他有信给省委）。但是他是东满党内一个有力的人。现在如果没有一个中坚同志是没有办法的。

以上摘自1933年10月25日《中共东满党团特委工作报告》，作者为杨波。

写于1938年（无月日）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之产生及其发展的经过》，则说：

在烈士童长荣同志领导之下，开始了反民生团斗争。

在日寇占领下的东北，还要像国民党统治下的关内一样，搞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根子在博古、康生那儿，甚至可以追到共产国际去。反“民生团”斗争，直接的关系好像没有，可间接的呢？而对于这一切，毫无疑义，满洲省委都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东满作为推行这一切的典型（当时叫“模型”），当然有其特殊的复杂的背景，那作为东满特委书记、“东满党内一个有力的人”，能辞其咎吗？

其实，换了谁，这场灾难都是难以避免的——问题的严重和可怕性，也恰恰就在这里。

搞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在童长荣生前就已自上而下地纠正了，忠诚的布尔什维克杀害忠诚的布尔什维克的反“民生团”呢？倘若九泉下有知，他会像后来已知的挺长的历史时期那样，对此不置一词，保持沉默吗？

二、杨靖宇挥戈南满

第8章　挺进东边道

“抗日联军”

“九一八”事变两周年这一天，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在磐石西玻璃河套猪腰岭召开会议，将红32军南满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第1独立师。师长兼政委杨靖宇，参谋长李红光，政治部主任宋铁岩。师部设政治部、参谋处、军需处、军医处及政治保安连。全师辖两个团，1团长袁德胜，政委朴翰宗，参谋长李松坡；3团长韩浩，政委曹国安，政治部主任李明山。师部加两个团共300人，另有一个南满第1游击大队80余人。

10月27日，杨靖宇率师部、保安连和3团南渡辉发江，挺进东边道。

年底，1团也南下与主力会合了。

1军2师是1934年11月组建的，只有一个团和一个少年营。3师是1936年5月成立的，有两个团。而这时只有一个独立师的1军，为什么要离开磐石根据地南下东边道？直接原因是日寇对这支共产党领导的比较正规的抗日武装盯得很紧，10月1日调集万余日伪军对磐石地区进行“讨伐”，根本原因是要开辟新区，扩大游击区域。7月1日，省委即指示中心县委和游击队：“赤色游击队目前的主要任务不是死死的守住那个狭小的根据地，而是要扩大游击运动，开展反日的游击区域。”在满洲省委的战略构想上，磐石游击队并非局限于磐石地区，这在“红32军南满游击队”的“南满”二字上，也能体现出来。把杨靖宇这样“政治上在满表现得最坚决”的人物派到磐石，瞩目的也是整个南满。

后来的东北抗战史证明，谁死守旧区谁受损失，开辟新区即获发展。

1军是最早动作起来的。

“道”为行政区划名。1914年，北洋政府将东北划为3省10道，东边道为10道之一，隶属奉天省，辖20余县，主要为今天吉林南部的通化地区和辽宁东部各县，包括笔者家乡本溪市的桓仁县。“九一八”事变后，遍及辽东、吉南的唐聚五的辽宁民众自卫军，就是在桓仁誓师抗日的。东边道是山区，重峦叠嶂，古木参天，是打游击的天然去处，更兼民风古朴、强悍，富反抗性。儿时听老辈人讲，民间管东北易帜叫“民国了”，什么“民国”、“官国”的，反正都是官家、官府，关老百姓屁事？这回国难当头，唐聚五举义，老百姓那心态可就大不同了，咱是中国人，咱这疙瘩还是中国地，小日本子想占没门儿！东边道几乎清一色的青天白日旗帜，许多县城，包括一些乡下，家家挂红灯。

义勇军失败后，许多队伍上山成了山林队。前面说过，一个县就有几十支千多人，甚至几千人的山林队。义勇军兴起时，是指望关内出兵，配合反攻的。如今，邓铁梅牺牲，特别是唐聚五进关，对大家打击很大，厌恶、怨恨国民党，有种被出卖了的感觉。没指望了，东三省没救了，大大小小的山林队都被这种情绪笼罩着。尽管如此，东边道仍然枪声不断，日伪军难有一天不被袭击的。只是一些队伍匪化倾向日趋严重。也是没法子的事，要吃要喝要生存呀。有的有心下山投降，当个顺民过日子，也不大敢。

反复无常原是胡子的本性之一，投降后又不被信任，待遇也不好，有的降了又反了。这时期鬼子对降队的办法，除缴械外，用鬼子的话讲叫“严重处分”，即杀掉，特别是头子、骨干。1932年12月，磐石“三江好”头子与关东军司令部小越大尉联系，要率部下800余人投降，约定22日在烟筒山车站北广场集结，举行受降式。小越假作交涉，将17名头目带进车站，鬼子就动手了。车站内和广场上一场混战，“三江好”遗尸300多具，头目几乎全被打死。辉南县报号“野骡子”的山林队，1933年投降后，100多人被机枪射杀，只跑掉1人。“殿臣”头子，觉得自己有1000多人，投降后怎么也能弄个一官半职，结果被日本宪兵炸死。为掩人耳目，鬼子又花2000元将其厚葬。

就在这时，杨靖宇率独立师来了，用山林队和老百姓的话讲，是“红军来了”。

山林队各有各的地盘，保护自己的地盘，不吃窝边草，当地人则为其当耳目、做眼线。一些山林队还互通情报，用胡子的行话叫“传海页子”（海页子，又称“叶子”，即信件、消息）。开头搞不清独立师的底细，以为是日本人派过来的便衣队，待到和邵本良打了几仗，都说这红军了不得呀，把邵本良的老窝都端了。后面将会写到，邵本良是东边道赫赫有名的惯匪出身的伪团长，日本人养的一条狗，山林队最怵这小子了。

一不投降、不出卖、不扰民，反日到底；二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财产充作抗日军费；三维护民众利益，不妨碍民众反日斗争，武装民众共同抗日。这是满洲省委提出的与义勇军、山林队联合抗战的三项条件，而这时在东边道迅速传开的，则是1军独立成立宣言中的四条，内容基本一致。

“老长青”首领隋长青，四十来岁，中等身材，精干利索。他从小给人放牛，河涨水，淹死只牛崽，干两年一只牛崽的债反倒更多了，一气之下当了胡子。此人素讲忠义，处事公道，只绑大户，不祸害百姓，在绿林中威望很高。事变后，实心实意打鬼子，敢碰硬。他说咱是中国人，东三省要是在咱这茬人手里弄丢了，还怎么有脸去见地下的先人？自结识杨靖宇后，就率队随1军活动，转战濛江、辉南、辑安、临江、柳河等县，不断袭击敌人。党可以在他的队伍中组建政治部、反日会，他患病时，就把队伍交给1军指挥。这在其他的山林队中是难以想象的。在磐石中心县委和1军写给省委的报告中，说“第一好的部队李长青（隋长青——笔者）”，“抗日军和我军最密切的是老长青的部队”。

隋长青与杨靖宇第一次见面，是在金川县龙泉镇附近山上。事先约好的。他里三层外三层地布置妥当了，一副进可攻退可守的架势。他是真心实意想见识见识这位红军司令的，可知人知面不知心，万一出点儿什么意外呢？江湖中人，天天在刀尖上过日子，是半点儿差池也出不得的。

已是1934年1月了，山林沟壑被积雪埋压着，阳光下格外刺眼，非白色的物体也就格外显眼。远远地，山下来了一个人，没人留意。大家眯缝眼睛，等待出现的是一队人马。司令出行，世道这么乱，要见的又是一帮素昧平生的胡子，不说倾巢出动，起码也得带上十几个武艺高强的壮汉呀？

约定时间快到了，也不见动静，那人却来到半山腰了，听到“嘎吱嘎吱”的踏雪声了。这人大高个，戴顶庄稼人常见的那种狗皮帽子，穿件日本黄呢军大衣，嘴里“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呼出的哈气立即在干冷的空气中化作白雾，眉毛、胡子和帽子上结着白霜。

是杨司令！之前到1军“传海页子”的小头目叫了起来。

隋长青先是愕然，随即三步并作两步迎上去。杨靖宇微笑着向他伸出手来，他扑通跪倒雪地上，磕了个头，然后昂首道：百闻不如一见，俺隋长青服了你了。杨司令，从今儿个起，俺这一百来斤和一百多个弟兄都交给你了。

在通化县山林队中，“海乐子”朱海乐也算得个有影响的人物。他自称“抗日救国军团长”，和鬼子打几仗都吃亏了，心不甘，又没辙，觉得窝囊。听说来了个红军杨司令，打鬼子厉害，就派人“传海页子”，要求“碰马”（见面）。

这一天，两个人在通化县三岔河见面了，朱海乐杀猪宰羊，盛情款待。大海碗，老白干，“叮咣”一碰，朱海乐道：杨司令今儿个能赏光见俺，俺朱海乐三生有幸了。

杨靖宇笑笑：你是朱（猪），俺是杨（羊），咱们朱（猪）杨（羊）一圈，日本子可是要杀朱（猪）宰杨（羊）的呀。

朱海乐哈哈大笑：有杨司令当家，俺朱海乐就是老虎了，俺这老伙计也该好好开开小鬼子的洋荤了。

说着，抽出腰间那支大镜面匣子枪：司令你看，大狗头，通天挡，满槽，金机，百发百中，在这旮旯谁也比不了。俺就是有了这支枪，才拉起这支队伍的。

就瞅着杨靖宇腰间的枪套，问：杨司令，你用的什么枪？

杨靖宇道：三号匣子，没你的好。

朱海乐略一思忖，随即立起，将他的宝贝双手举过头顶：杨司令，你指挥千军万马，这支枪就送给你了，算是俺对司令赏脸的见面礼，也是俺和弟兄们跟司令抗日的一片心意。

宝刀、骏马，自古英雄所爱。这支枪在朱海乐心中的分量，是谁都晓得的。杨靖宇赶紧将他扶坐下，动情地道：朱团长，你的心意俺领了。你是带兵打仗的人，冲锋陷阵，建功立业，这支枪在你手里有大用场。

朱海乐脸一沉：司令不收下这支枪，就是没看得起俺。

这支大镜面匣子枪，就是杨靖宇牺牲前手中向敌人喷吐火焰的双枪之一，如今陈列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

杨靖宇让副官去保安连选两支最新的三八大盖，连同自己那支三号匣子和枪套，一并送给朱海乐。然后，握着他的手，说：朱团长，说一千，道一万，咱们今儿个见面，就是一个意思，同心协力打日本子。你说是不是？

朱海乐显然不习惯握手这种比较现代的礼节。像隋长青一样，这些山林队首领习惯而且尊贵的礼节是跪拜，只是那膝盖可不是轻易会弯下的。这一刻却情不自禁地一弯，被杨靖宇一把扶住，两双大手就热乎乎地握了个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