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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谆嵬湎碌摹Ｕ庖豢倘辞椴蛔越�地一弯，被杨靖宇一把扶住，两双大手就热乎乎地握了个满把。

朱海乐眼噙热泪：杨司令，从今儿个起，你说打到哪儿，俺朱海乐要是皱下眉头，就不是站着撒尿的爷们儿！

大的、小的，所有鸭绿江北、沿着老龙岗山一带主要的抗日军，皆向我们靠拢，完全在我们领导之下，组织了东北抗日联军及其总指挥部。取消了他们的山头，改换为第×支队的名称。至于群众，都说我们才是真正抗日的，看我们的队伍如同救星一般。

以上文字，摘自满洲省委巡视员小孟（韩光，离休前为中纪委常务书记——笔者）1934年4月23日给省委的报告《南满抗日游击运动》。

4月1日，在濛江县那尔轰附近的城墙砬子，杨靖宇主持召开了1军与16支山林队的“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成立大会，并代表满洲省委首先讲话，分析了东北的形势，阐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山林队首领也纷纷发言，表示赞同统一战线，愿随共产党抗日到底。

韩光在《南满抗日游击运动》中写道：

选举总指挥部人员的时候，尤为郑重，皆采用投票法，当时室内则鸦雀无声，选总指挥票十七张，十六张写着杨司令。总参谋长我们得九票，赵参谋长七票，结果还是我们的参谋长当选了。总政治部主任也是我们当选了。所以形成了我们的司令部，即是总指挥部。老长青为副指挥，赵参谋长为外交部长，余各为参谋委员。

在南满，在东北，无论从哪方面讲，这都是与非党武装比较像模像样的最早的联合。

“俺们不是胡子”

桓仁县木盂子镇仙人洞村老人潘国权，光头白发，慈眉善目，叼着一只挺大的黑色烟斗，坐在炕头上跟我唠抗联。

杨靖宇是1934年2月到仙人洞的。1998年3月笔者采访时，老人记不得这个时间了，只记得那年他十八岁。

老人说，杨司令来前，先来一支部队，下半夜到的。狗叫一阵子，就听外边有脚步声，心里咯噔一下，胡子来了！那时遍地起胡子，还有“棒子手”、“砸孤丁”，穷人家没什么可抢的，可好吃好喝也伺候不起呀？有姑娘媳妇的人家，就更担惊受怕了。俺大气儿不敢出，寻思是不是过路的，就听见敲门了。叫“大爷”、“大娘”，让开门，还说“俺们不是胡子”。这倒稀奇了，半夜三更找上门来，还有不是胡子的？是不是也得开门呀，把人家惹火了，那不是找死吗？俺先下地，俺爹怕俺冒失，说话不周全，冲撞了人家，又把俺挡在身后。人家却不进来，说让家里人穿好衣服再进屋。那时那人哪有衬衣呀，就是空筒子棉衣棉裤，晚上脱了都“光巴溜竿子”（光溜溜、赤条条）的。就寻思还有这么讲究的胡子，这是帮什么胡子呀？那时俺家二十来口人，南北大炕，一边穿衣服，一边倒出一边大炕。他们说睡地下就行，又问有没有谷草，秫秸也行。俺寻思这是要铡草喂马，也没见到马呀？他们一人抱几捆谷草铺地上，灶房地上也是，铺好就睡了。大冬天，上面都是雪，也抖落不尽，抱屋里化了，潮乎乎的，就那么睡。

老人说，这一夜，翻来覆去就寻思：这是什么世道呀？怎么来了这么一帮胡子呀？他们说不是胡子，那是什么呀？

老人说，这些人都戴着红“胳膊箍”（袖标），上面写着“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是第二天有识字的人认出来的。两年后又变成上红下白两色的，写的是“东北抗日联军”。老百姓管他们叫“红军”，并不是知道抗联最早就叫“红军”，而是从这红胳膊箍来的。

独立师军需部长韩震，住在高俭地彭玉堂家。彭玉堂要杀鸡，韩震说我来杀，接过鸡就放了，说你这样外道，还让俺怎么在你家待呀？

1933年秋，赵尚志率珠河游击队到三股流。百家长赶紧各家摊派做好吃的，把大烟土都送来了。老百姓以为是胡子，害怕，花钱免灾呀。祖祖辈辈就这样子，他们已经习惯了。赵尚志赶紧制止，又自己掏钱，让百家长代买几双乌拉。老百姓不解，说还有买东西的胡子，胡子还讲“买”？待到自以为搞明白了，就称之为“文明胡子”。

正月十五元宵节，杨靖宇率队伍来到仙人洞。村子里扭秧歌，潘国权扭得好，唱得也好，大家叫喊让他唱一个，他开口即唱：“十三大辙唱江洋，杨司令在上听其详……”

唱完了，扭完了，杨靖宇给秧歌队的人逐一发香烟。这在民间是种很高的礼遇。红军杨司令给的烟卷，有的人几天都舍不得抽。

然后，杨靖宇站在石头台阶上讲话。讲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抗日救国的队伍。谁愿当兵，俺们欢迎，不愿当兵，部队常来，跑个腿，送个信，帮帮忙，也是抗日救国。日本子占了东三省，咱不能光顾自己家的小日子，没有国哪有家呀？

村里老人还记得杨靖宇的模样，高个，挺瘦，瓜子脸带点儿棱角，大眼睛，高鼻梁，穿青色棉衣，披黄呢大衣，背支匣子枪。声音洪亮，关里口音，管日本叫“儿本”，革命叫“给命”。

杨靖宇来仙人洞，是考察地理、民情，看能否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

有40多户人家的仙人洞，位于桓仁、兴京两县交界处，偏僻闭塞，历来为统治薄弱地区，现在日伪势力也未波及这里，没有任何敌伪机构。辽东山区，沟壑纵横，峰岭如浪，这里更有“辽东屋脊”之称的老秃顶子山，南至宽甸，西连本溪，东望通化，可向任何方向进出，退守则像鱼儿潜入大海，一个天然的游击战乐园。至于屯兵存粮，疗伤养病，大山深处，万无一失。不仅如此，还与奉天、抚顺、本溪等重工业城市近在咫尺，紧邻连接朝鲜的安奉铁路，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军要在南满有所作为，这里是必争之地。

4月，3团11连50多人，在连长马广福带领下，来到洼子沟、仙人洞一带。紧接着，团长韩浩和师军需部长韩震，也率30余人来到了仙人洞。目的明确，就是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不到一个月，仙人洞、高俭地、暖河子几个村落，50多人参加红军。

后来给杨靖宇当了传令兵的王传圣，这时住在仙人洞附近的头道岭子沟里。他缠磨父亲要去当红军，父亲说你才多大点儿呀？那年王传圣十五岁，个子小，还单薄，一看就是个孩子。王传圣觉得自己的理由挺充分：前院小汪柱子都当红军了，李向山都当红军了。

小汪柱子年纪、个头跟王传圣差不多，李向山则是桓仁县赫赫有名的人物——后面将会写到，抗联在桓仁发展那么快，与他有很大关系。

到底把父亲磨得同意了，王传圣趴地上磕个头，就去当红军了。下午部队行军，爬山时，看到前边有个人像分家另过的大哥王传清，上前一看，正是。兄弟俩几乎同声道：你怎么也来了？后来，王传圣的五叔和姑父也参加了抗联——只他一个人活了下来。

杨效康父母双亡，扔下他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生前欠12元地亩捐，百家长追着要，一口一个“父债子还”。他和大弟弟一商量，把小弟送人了，再给妹妹找个人家当了童养媳，就去找红军。王传圣参军时就嫌他小，不要，正没辙，碰上李向山，可李向山怎能认识他呀？他就说俺爹叫王玉琳，你在县里当劝学员（相当于教育局督察）时，俺爹给你当过马弁呢。李向山想起来了，觉得这个小孩怪机灵的，就说要了吧，俺作保。那时参军得有保人，一是防止奸细混进来，二是怕你想家，开小差。杨效康年纪跟王传圣差不多，弟弟更小，又没保人，哪里肯要？哥俩硬赖着不走，部队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跟了十来天，算是收留了。两个月后，小弟在人家挨打受气，也找来了，1940年在濛江县龙泉镇西翁圈，和3师师长曹亚范一起牺牲了。大弟弟是三年后在珲春牺牲的。

潘国权没用保人，元宵节扭秧歌，他是“明星”，都认识。没敢告诉爹妈，带两个小伙子汪红海和张国全，部队在沟里老秃顶子山下，去了就要了。几天后他妈撵去了，抱住他哭，非让他回去不可。杨靖宇就让他回去，说前方打仗，后方得有人支援，堡子里需要你干的事多了，有人会去找你，告诉你干什么，怎么干。

老人说那时有支歌，叫《起来，齐心》，说着就唱起来：

起来，齐心，

参加人民革命军！

你也愿去，我也愿去，

共同打日本！

……

跟潘国权一样，当年和现在都住在仙人洞的樊万林老人，那年十五岁，去参军也给打发回来了。笔者采访时，也就1。60米出点头的老人说，杨木井子有个杨福荣，比俺还小一岁，可人家长得高高壮壮的，就要了。俺说不讲理。杨靖宇笑了，拿手比画着自己脖子下边，说再过两年，长到这么高了，就要你了。

铧尖子镇赵明山老人，九岁给人放牛，十四岁当“半拉子”（未成年的长工，算半个劳动力）。老人说，抗联来桓仁那年，俺十七岁，是独立师3团，要过浑江，找人摆渡。他们说他们不是胡子，是人民革命军，抗日救国的，可老百姓哪懂呀，那年头见到扛枪的人，能跑的撒丫子就跑，来不及的就硬挺着了。若是连打带骂，拿枪逼着，谁敢不去？可他们就是商量，大家害怕，都不吱声。一个挎匣子枪的大个子瞅瞅俺，说这不是三子吗？俺一看，是俺的两姨舅舅马长岭，后来知道是个连长。他说你会使“槽子”（桓仁人管小船叫“槽子”）吗？俺说会，就跟他走了。东家派人去俺家报信，说你们家三子跟帮带红胳膊箍的胡子走了，俺爹就撵来了。俺舅先跟俺爹商量，俺爹不听，俺舅就“哈唬”（吓唬、批评、责备——这里是后者）俺爹：你也是个大老爷们儿，自己不抗日，还不让儿子抗日。又问俺：你是抗日，还是回家？俺说俺要抗日。俺爹恨不得揍俺一顿，说“枪子”（子弹）不认人哪。俺舅说：有俺就有他，就是死了，抗日救国，也值！俺爹抹着眼泪走了。俺爹老实巴交个庄稼人，不明白俺参加的是什么队伍。堡子里都传说俺当胡子了，戳俺家人的脊梁骨。

老人说，俺第一次见到抗联，他们张口第一句就是“俺们不是胡子”。后来俺也一样，走到哪里，特别是没去过的地方，张口就是这句。那时在老百姓眼里，扛枪的人，除了官军，就是胡子。“满洲国”了，没官军了，不是日本子、伪军，还是胡子。你说“俺们是抗联”，谁懂啊？先来一句“俺们不是胡子”，多少也能算颗定心丸，然后再说不是胡子是什么。不然，人家撒丫子跑了，再不就喊“胡子进堡子了”，敲锣打盆的，抄家什跟你干上了。

老人说，那时参军叫“上队”，地方干部到部队工作，也叫“上队”。俺上队几天后，一个干部见到俺，说这小孩哪来的？有保吗？俺舅说是俺的两姨外甥，俺保了。

丛茂山老人上队时就不用保人了。他是本溪县兰河峪乡刘堡人，1935年夏天参加1军的。那天在山上放羊，山梁上过来一群扛枪的人，他以为是胡子，想跑，又舍不得那群羊。这些人戴着红袖标，挺和气，坐着的，站着的，掏出烟袋抽烟的，跟他唠嗑。问他多大年纪了，家住哪儿，都有什么人，又问他听没听说过红军。一个挎匣子枪的人说，你得上队当红军打日本子。丛茂山说行啊，又说俺得回家告诉一声。那人说俺们会告诉你家的。他说那也得把羊赶回去呀？那人说俺们给你赶回去。

六十六年后，在本溪县光荣院丛茂山老人的房间里，老人说，这不是明摆着信不过俺吗？俺挺来气。两年后，俺负伤了，在密营养伤，那是真想家呀，动摇过，那也没跑。这工夫俺说上队当红军了，那就吐口吐沫是个钉。要说俺有多高觉悟，不是那么回事儿。俺就寻思俺是中国人，还是个爷们儿，不能当日本子的亡国奴。就这。这一走就是六年，俺家可遭殃了。第二天，日本守备队来了，把房子烧了，俺爹俺妈和两个哥哥都给抓去碱厂镇子里。有走狗、密探呀。俺妈六十多岁，一股火死了。唉，有国没家了，救国救不了家呀。

老人个儿不高，1。60米出头。老人说老了，缩回去些，可俺年轻时可有劲了，不然怎么能当兵没几天就去了机枪连呀。一挺歪把子28斤，压满子弹30多斤，抱在怀里突突一阵子，有时就冲上去，有时就退下来，登山爬砬子可来劲了。

丛茂山、赵明山、潘国权等人，与当了干部的抗联老人的不同，是除了打了几年鬼子外，这辈子就是农民，张口都是地道的庄稼嗑。

赵明山也在机枪连干过两年，我问丛茂山认不认识这个人。老人说，你一提名字俺就蒙了，那时俺们当兵的没有名字，只有号数，叫“×号战士”。按班论，从1号到几号、十几号。俺刚参军时是“6号战士”，后来当到“2号战士”，就是副班长，1号是班长。

赵明山开头是“8号战士”，后来也当到“2号战士”。王传圣、杨效康等人也都有号。抗联1军的士兵，参军后就没了姓名，只有号数。平时唠嗑，开会点名，战场上下达命令，“3号掩护”、“4号冲锋”，都只称呼号数。你贵姓啊，家在哪儿呀，这种最普通的家常嗑都不准唠。这是纪律。每个士兵的自然情况，只有连长、指导员知道。各级干部也只称呼职务，顶多加上个姓，“刘连长”、“王指导员”、“马副官”、“韩团长”等等。赵明山从4连到机枪连、保安连，连里干部伤亡、调动，不知道换了多少茬，除了个两姨舅舅马长岭外，顶多就知道个外号。

今人只知道当年的地下党通常都是化名，谁曾想抗联士兵的姓名也要保密，而且不是化名，竟然只是个号数、编号。

这在古今中外的军队中，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了。

任何事物都是环境使然——读者看下去就会明白，这种地下党似的抗日武装，为什么只能出现在中国的东北抗联。

“幼稚同志”

各地游击队刚成立时，不约而同有句话，叫“不抢不夺”。

“胡子进屯要烟土，官兵进屯要派饭，打精米，骂白面，不打不骂小米饭。”黑土地上的老百姓，祖祖辈辈就希望有支不抢不夺的队伍，保卫国家，保护地面，让他们安生过日子，可这不是白日做梦吗？而今，这样的队伍竟然真的来了。这样的队伍受到欢迎、拥戴是理所当然的，难题却也随之而来了。

除战场缴获外，游击队的重要经费来源是打土豪。打土豪可直接获取衣食，当然还有钱，钱能买到任何物品，包括枪弹。“1·26”指示信后不能打土豪了，这条财路就断了。游击队一切后勤补给全靠自己解决，抗日不挣钱，可抗日不能没钱呀！有人提出抓个汉奸当人质，几乎没有不晃脑袋的，这不成胡子绑票了吗？杀掉汉奸没有异议，用这种方式剥夺他们的财产，解决点儿抗日经费，就顾虑重重了。至于不能打土豪了，还可以向大户募捐呀！抗日救国，出钱出枪出粮出人，各尽所能呀！可这些后来司空见惯的办法，那时哪懂呀？

磐石游击队成立后，许多农民赶来参加。谁不盼望扩大队伍呀？可“不抢不夺”，养活不起呀。县委宣传部长是游击队长，把这些人编成两个队，让他们自己活动，不准打红军旗号，不然又抢又夺的，岂不坏了红军的名声。百家长带着队伍来了，热烈欢迎，人家有钱呀。结果，前者当了胡子，后者几天后也走了：光吃俺的，谁跟你们干呀！

1934年6月9日，《孟××关于巡视珠河县团的工作致团省委的报告》中，在谈到“关于游击队的工作”时，说：

不抢不夺是到非常严重的现象，很多的值钱的有嫌疑的走狗以及富户，可我们不捉，似乎要“保护”他们的利益似的。所以队内穷的要命！队员穿露肉露脚的棉衣的还不少，多数像要饭花子（黄炮、朱万金队），队员情绪当然不快，表现有流动现象。

“流动”，即走了不干了，或者不在你这儿干了。

汤原游击队跌倒爬起，终于站住脚后跟的第一次战斗，是1934年3月打伪军。这天，游击队在格节河三号木营进行军政训练，县委派人送来情报，说屠旅两个骑兵连出城了，中午可到木营，让游击队速作准备。

打不打？怎么打？队长戴鸿宾认为地形有利，可以打。他说屠旅到咱这旮旯，必得经过葫芦脖子的山嘴子，那儿就一条爬犁道，两边都是砬子，咱们就在那旮旯设卡打埋伏。有人说咱是游击队，人家是正规军，人数又是咱们的四倍，这仗打不得。有人说打也不能像队长说的那样，那不是等在那里挨打吗？咱们应该去抄他的后路。还有的主张先打打试试，打不了就跑。有人说净扯淡，两条腿能跑过四条腿呀？你是飞毛腿呀？

王钧老人说，就这么吵了两个来小时，也没捋出个眉毛、胡子。戴鸿宾火了，说走狗军都快到了，咱们还在这儿没完没了地扯淡，今儿个这事就俺做主了，说着就下命令部署战斗。有人阻拦，他也不理，一口气儿部署完了。有人就批评他，说咱们是党的队伍，不是你戴鸿宾的私家军，你耍什么军阀脾气？这边还吵着，那边打响了，敌人上来了，大家这才往阵地上跑。这一仗打赢了，不然起码那队长得撸了。

老人说，旧军队家长制，军阀作风，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型武装，讲民主。家有百口，主事一人。民主挺好，还得有集中呀。那阵子凡事就讲民主，不讲集中，一集中就是“军阀”。有时还发动全体队员民主讨论，几十上百张嘴瞎戗戗，乱当家。

东满的几支游击队，开头也是这样。决定什么事情，先党内、后党外地开会，人人发表意见才算民主。指挥员下达命令，下级还要讨论，多数人反对，就可以不执行。

从军阀专制到极端民主化，这对应的两极，有时只有一步之遥。

王钧老人说，辽沈战役后，东北解放了、和平了，我是黑龙江省军区参谋长。到哪儿检查工作，情不自禁先看看地形，周围有什么制高点，有敌情敌人会从哪儿来，应该怎样部署兵力。再一想，就笑了。打了十几年仗，习惯了。可汤原游击队刚成立时，晚上不知道派岗哨，后来知道了，那哨位也常常选得不是地方。一群庄稼人，队长“半拉子”出身，握锄把子的手拿起枪，懂什么呀。第一次战斗后，有个战士说他的枪不好使，我问怎么了，他给我看手里的几个子弹壳，说枪响了，这子弹怎么还留下大半截子呀？他以为那弹壳也跟弹头一样，会从枪膛里发射出去的。

1934年夏，2军缴获第一门迫击炮。官兵围观，高兴得不得了，说再打据点不愁了，两炮就给它揭盖了。一个士兵懊悔得直拍大腿，说这就叫炮呀？一次追击敌人，他在草丛中绊了一跤，爬起来看，一截挺粗的铁筒子，半人多高，下边还有个锅样的铁家伙。这是个什么东西呀？瞅一会儿，踢两脚，拉倒了。

1935年4月29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报告》中说，政治部除了主任、组织科长和一个团的工作同志外，“其他人员大都是政治上有问题的，分配到各部去都不适宜，在政治部寄生着”。1934年9月的《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给省委的报告》中说：“直到今天政治部工作是停滞在小局部里面。可怜的除了宣传单以外就是睡觉，政治部几个同志眼就睡红了。”

共产党人向以政治工作著称于世，可最初的政治部竟是这副模样。而在更广阔的宏观上，东北已经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了，还要全国一盘棋，搞土地革命，把张学良、马占山、王德林等及一切有产阶级统统打倒，那原因种种中少得了“幼稚”二字吗？

书记是一个幼稚同志，二十多年的雇农，同时又会劁猪，他在1931年派争领导之下参加组织的，他很忠实积极，若是有人告诉他什么他干什么，也不知道对不对生干（“生干”即硬干——笔者）。

县委本身对于中央的指示信（指一月二十六日）和省委的指示，不但未能热烈的传达到支部去讨论研究，就是县委本身根本也不了解。

这类“幼稚同志”，通常文化都不高。另一类就不同了，似乎也不“幼稚”。无论“北方会议”精神，还是“1·26”指示信，好像都能讲得头头是道。

像1934年11月召开的南满第一次党代会上，有人认为贫农是小资产阶级，人民政权中贫农太多是个问题。这种人喜欢引经据典，而且通常都能从马列著作中找到几句依据，经常把一些工农分子“理论”得找不着北，又不能不让人佩服，觉得人家有“学问”。当然也有受窘的时候。比如讲到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利益是一致的，有人问算不算日本的工人阶级，回答自然是肯定的。那你说鬼子的枪炮谁造的？鬼子里工人、穷人也不少，怎么不去杀日本军阀、资本家，倒大老远跑中国来杀人放火？回答是上当受骗了，还没觉悟。但是咱们要明白，工人阶级是最有觉悟的，他们早晚会起来战斗的。大家就七嘴八舌道，骗一人一时，还能千千万万的骗这么多年？这日本军阀和资本家也太厉害了，你再讲俺们也糊涂了，不讲倒多少还明白点儿。

这种人往往把“理论”和无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