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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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后到铧尖子警察署袁印民、都督伙洛警察署长袁某、县街品字降队等处买过近百次子弹。事先联系好，他们把子弹弄到一个地方，我到那两手一换。手枪子弹每发一元，“水连珠”八角，“七九”四角，“三八”二角。每次少者二、三百发，多者四、五千发。有时把子弹卷在行李里背着，扛着锄头装成找活干的庄稼人。有时装在盐包里，还有布匹、鞋帽什么的，都是给抗联买的，赶车往回拉。有时装成个货郎，用货郎担子往回挑。碰到胡子没事，说是给红军买的，他们怕红军，不敢抢，碰上警察就麻烦了，这帮东西“勒大脖子”（勒索——笔者），就得花钱免灾。

从1935年春天起，老秃顶子山周围的仙人洞、高俭地、海青伙洛、川里，和尚帽子山周围的外三保、铺石河、大地、二道沟、三道沟，均为1师占据，成了有名的“红地盘”——当地人更习惯地称之为“中国地”。这种更具抗战特色的称谓，用笔者采访到的当年“中国地”的老人的话讲，是俺们这疙瘩是中国的地场，不是日本子弄出来的“满洲国”。

“中国地”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抗联和反日会、妇女会及地方农民武装可以公开活动，民主政府颁布的政策、法规，受到群众拥护、支持。

同年夏，南满特委曾在金川县河里召开民众代表会议，成立了“南满特区人民革命政府筹备委员会”，虽然最终未能如愿，但在东边道一带的“中国地”内，建立了15个乡政府、56个区政府。

让我们了解一下窟窿榆树特区政府。

窟窿榆树位于桓仁、兴京、本溪、宽甸四县结合部，又分属伪奉天、安东两省，偏僻闭塞，是俗话中那种“三不管”的地方。这是个大村，辖大小十余个堡子，这沟几家，那沟几户，大山里有块比较平坦的甸子，就能聚拢几缕、十几缕炊烟，都是老实本分的庄户人家。

1934年夏的一天上午，杨靖宇率保安连从桓仁县翻越草帽顶山，出现在窟窿榆树时，正在山坡上铲二遍地的人们，第一反应是拔脚就跑。用当年老人的话讲，叫“抓山挠岗”（拼命往山上跑）。后来当了特区政府主席的张德山也不例外，浑汤林子里正与一个士兵撞个满怀。跑不了了，要命一条吧。杨靖宇过来了，让官兵们把枪都背起来，说别吓着老乡，坐地上和他唠起来。

张德山原名张锡祯，张德山是入党后的化名。这个庄稼院的全把势，这年三十岁，未读书，不识字，却是精明干练，讲义气，善交际，在乡间颇孚众望。

特区政府成立时，杨靖宇特意赶来祝贺，让号兵吹号欢庆，还亲自陪着7名政府成员吃了顿饭。

特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外号“姜六子”的姜润川，是兴京县头号大地主，张德山就先拿他开刀。据说姜六子家有多少土地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政府派人逐村调查，决定凡在“中国地”租种姜六子地的佃户，收获粮食一半自己食用，另一半交特区政府。姜六子不干，就给他写信，要他遵守政府法令。1935年，仅此一项，就为抗联征收粮食180石。

在张德山领导下，窟窿榆树地区群众为抗联送军需、情报，养护伤员，先后有100多人参加抗联，60多人在抗战中牺牲，其中包括特区政府的3个成员，还有张德山的弟弟张锡鸿。

1947年土改运动中，有人挟私报复，将张德山打死。

“俺们的杨司令”

军长老杨——他的履历，中央知道的很清楚。他的政治水平工作能力，不仅在南满首屈一指，在全东北也是最强的一个。

自他到南满以来，工作有很大成绩，始终毫不懈怠的努力。在队内、地方、党内、南满人民中，信仰威信均极好。自己一举一动，个人的行为，亦为全体所钦敬。在忠实于党及坚决执行党的决定这一点上，比特委书记更要强些。

在运用游击战术方面，一年来也有很大进步。这表现于：已经不至于作冒险的战争，对于保护干部上也已充分注意。开始自动的学会运用机动的战术。不硬攻实打，不死守旧区，南满各活动部队相当能互相呼应。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书引用的当年原汁原味的史料，有些仅为一己之见。由于各人认识能力不同，加上环境限制，难得从容调研，也就难免有误。但是，上面摘自1936年7月26日《小洛关于南满情形的报告》的这些文字，不在此列。

在东边道采访，笔者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老人对杨靖宇的敬仰。有老人说，一些被1军收编的山林队，也一口一个“俺们的杨司令”。

独立师挺进东边道前后，对外宣传的重要话题之一，就是揭露国民党不抵抗的罪行，山林队都能接受。杨靖宇的河南口音，山林队的人听着不大习惯，反倒更让他们觉得亲近。张学良不抵抗，唐聚五等人抵抗一阵子也跑关里去了，这些坐地户把东北扔给日本子，也把他们扔了不管了。而杨靖宇这样的共产党大官，却抛家舍业从关里跑来打日本子，人家图的啥？就凭这一点，他们就信服杨司令，信服红军。

凉水河子战斗后，一次与敌遭遇，黑灯瞎火，杨靖宇带保安连5个人走散了。附近的“青林队”听说了，首领立即召集弟兄，说今儿个咱们豁出去这上半截，也得把杨司令接来，不能让他有个闪失。

1936年5月，伪满第1军管区司令官、外号“于大头”的于琛溦，发布告悬赏500元捉拿杨靖宇。在抚松县，敌人还用个假人头示众，说是“共匪司令杨靖宇”。又造谣说杨靖宇从苏联的海参崴领到78000块大洋，自己盖楼买地了。

独立师成立时就没有2团，2团是军部和后来的1路军总部的代号，有时又称营部、大队部，称杨靖宇为营长、大队长。从参军要有保人，到士兵编号、军部代号，1军的防奸保密工作应该是最好的，还是被敌人钻了进来。

旱葱岭伏击战后，部队转移到西河掌，杨靖宇命令参谋长高大山带五个警卫员，将教导3连缴械，不管是谁，胆敢反抗，立即枪毙。3连长正在剃头，高参谋长命令他整队集合，队伍刚站好，就被一支手提冲锋枪和4支匣子枪逼住了。1师3团一个连很快赶到，将这个连看押起来。

参加了全过程的王传圣，只是机械地执行命令，审讯后有人招供了，可把他吓了一跳。原来3连的教官和军部一个姓关的号兵，是敌人派进来的奸细，把3连长、1排长和军部的史号长等等，拉过去十多个人。他们已经密谋好了，准备这天晚上首先杀害杨靖宇，军部这边枪响为号，教导3连即以“抓叛徒”为名包围军部，得手后把队伍拉出去投降。

1938年春节前，军部、教导1团和2军的一个团，被日伪军包围在辑安县四方顶子上。打了一阵子，杨靖宇指着东北方向的敌人，告诉教导1团政委黄海峰：这边可能是双岔河的马营，你去打三枪，看看他们什么动静。

黄海峰去了，一会儿“吧——吧——吧”，三声枪响过后，对面山上以同样节奏回应了四枪——没错，是那个信“家礼教”的马营。

“家礼”即“在家礼”，老百姓称之为“家礼教”，是一种帮会组织，帮规小册子封面四个大字“义气千秋”，其成员遍布各地各行各业。伪军中当然也有。因其师祖姓潘，要了解某人是不是“家礼”人，就道“请问老大贵姓”，答曰“小的在家姓×，出门姓潘”，这就是了，彼此就以“左三老，右四少”的手势行见面礼。如被人欺侮、殴打，高呼“俺姓潘的不是好惹的”，围观者中有“家礼”人，就要挺身相助，无论彼此有多大仇恨，一旦明了是同帮之人，都不能伤了和气。战场上当然也不能自家人打自家人，只是难以按常规辨识，就鸣枪为号，叫“打三老四少枪”。

这个马营的营长是“在家礼”，部下也大多入教，这下子就冲天打朋友枪了。

歪脖子望山战斗，用歌“突破”敌围，四方顶子再用“家礼教”制止敌人围攻。

1939年“野副大讨伐”中，日寇曾利用“在家礼”在东边道和东满地区进行“宣抚”，之后在热河又如法炮制。像其他一些帮会一样，后来还是被日寇取缔了，那是能利用的都利用完了。

无论杨靖宇多忙，每天脑子里转动着多少大事，如果忽略了这类小事，就可能付出代价，甚至吃大亏。

杨靖宇还和一些山林队首领拜把子，认了不少房东大娘做“干妈”。拜把子就是结拜兄弟，一般人都明白，“认干妈”就得说道几句。这是种民间风俗，孩子金贵，怕夭折，从小给他（她）认个干妈，两个妈妈好养活。再就是像杨靖宇这种，老人非常喜欢你，就认做干儿（干女），结成一种非同一般的母子（母女）关系。特别是那种没有儿女的老人，更是视同己出。

据说，杨靖宇曾经犹豫过，特别是对前者，但他还是拜了、认了。

因为王明、康生认为这些都是封建的东西，共产党员怎么能搞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一些老人讲，山林队头头要跟杨司令拜把子，那是真心宾服（佩服）杨司令，要跟他打日本子。在这些人心目中，这是生死之交，是最高规格了。你不干，就是瞧不起他，就会跟你翻脸。那时那人讲究，八拜之交，不是闹着玩儿的。也有背叛的，那人就臭了。连磕头弟兄都能卖了，谁还敢答理这种人？杨司令认干妈，有的老太太可能觉得有这么个干儿长脸，就不会有人欺负他们家了。就算有这心思，日本子要想让她出卖杨司令，那是难上加难。实际上，那时用这些办法跟日本子斗心眼儿的人多了，算个什么事儿？

第11章　西征

1师首征

本溪县草河掌乡汤沟，是笔者家乡著名的旅游疗养地。这里是辽东大山里谁也数不清的沟沟岔岔中的一条，东西走向，北侧陡峭的山脚下是条清亮的河流。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仿佛一夜间，隔河沿岸矗起一幢幢色状各异的多层建筑，从沟口一路向沟里排列开去。中段河上拱起一座水泥桥，把游人接引到山下的“杨靖宇纪念馆”。桥下不远处，河边一块可容坐十几个人的大青石上，嵌着三个铜铸大字“将军石”。

决定1师西征的会议，就是在“将军石”上议定的。

1936年5月中旬，在梨树甸子将“大尾巴队”一个加强营几乎全歼后，杨靖宇率军部和1师来到汤沟。那时的汤沟，一条通往沟外的路，车道沟里长着车轱辘菜，只有几户人家，其中包括笔者的奶奶的娘家。一汪四季喷涌的天然温泉，引来些洗汤治病的人。如今这里每天车流不断，在那沿河楼里住一夜要几十上百元，甚至更多。当年来人就在那几户人家里住，南北大炕住不下就打地铺，没带吃食还管吃，大子饭、咸萝卜疙瘩随便造，有钱临走给两个，没钱再来还一样。抗联来了也一样。胡子来了就得弄点儿“好嚼裹儿”了，把人家惹翻了可受不了。

这应该是个春光明媚的日子，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香气，发情的野鸡在林子里咕咕鸣叫。刚打了大胜仗，官兵都很高兴，在热乎乎的有股硫黄味儿的温泉里搓洗着，嬉笑打闹着。然后，杨靖宇召集师以上干部，坐在那块大青石上，边晒太阳边开会，研究西征问题。

1934年3月，上海中央局领导被捕叛变，连同江苏省委遭到严重破坏。此前，满洲省委一直是与上海中央局联络，这下关系断了。同年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长征，与中央的关系就彻底断了，从此即由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问题是这种领导、联系时断时续，远离中苏边境的南满1军，更是鞭长难及。1936年1月满洲省委被撤销，这唯一的上级也没了，1军就像没娘的孩子般成了一支孤军。

其实，这时抗联各军的处境大同小异。只是1军距关内更近，这打通与党中央和关内红军联系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1军头上。

作为西征先锋，1师还有为后续部队开辟通道，到辽西、热河探路、打前站的任务，以便1军主力能够迅速地在长城内外开辟游击区、根据地。

由1师开始的悲壮的西征，总导演应该是在莫斯科的王明。

6月下旬，在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1师师长兼政委程斌、参谋长李敏焕率领下，西征部队从本溪县铺石河出发。兵力为师司令部20多人，保卫连70多人，少年营150多人，3团150多人，装备除个人所携长短枪外，有4挺机枪、1门平射炮和2具掷弹筒。大体的行军路线，是避开敌人兵力雄厚的奉天、鞍山一线，从辽阳、岫岩、营口等地迂回西进，过辽河，直插山海关，或经热河进关。

由山林队“占东洋”带路，兵分两路向安奉铁路逼近。在草河口打了一仗，又向北转进，最终从连山关与下马塘之间越过安奉铁路。再翻越本溪与辽阳间的摩天岭，进入辽阳境内。一路不时与敌遭遇、作战，1师并不恋战，有时也出击一下，见好就收，打了就走，昼伏夜行，在山岭间迂回西进。

7月初进入辽阳县境，原打算横穿辽阳，径直西进。敌人似乎有所觉察，开始围追，并出动飞机侦察。1师即掉头南下，从辽阳、本溪、凤城三县交界的崇山峻岭间进至岫岩，以期摆脱敌人，同时经营口西进。敌人紧追不舍，从奉天、辽阳、海城等地调集大批日伪军，乘火车或汽车追击、迂回、包围，欲乘机吃掉1师。

这时，敌人已经开始在这些地区集家并村，组织自卫团（当地人称之为“棒子队”）。更糟糕的是当地人不了解抗联，以为是胡子来了，或者跑散，或者群起攻击。少年营进个村子，想弄点儿吃的，敲门，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手持一杆长矛，疯子似的冲出来，一下子刺在一个士兵的胸膛上。为了吃顿饱饭，就得强攻硬打，付出生命的代价，甚至冒着被围歼的危险。

3团11连连长马广福在“回忆材料”中说：

到了辽南地区，前方敌人封锁很严，层层包围，这里又没有群众基础，不少群众被敌人利用，手执木棒，村村站岗放哨，见到我们就吹号，敌人越聚越多，交通便利，很快就会把我们包围。

决定放弃西征并开始回撤，应在7月8日前后。此时，部队已减员一半左右。应该说，程斌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也算适时。再走下去，只能全军覆没。

为了减小目标，便于行动，将部队分作三路。程斌、李敏焕率师部和保卫连，3团政治部主任茨苏率3团，这两路基本是沿原路返回。少年营在营长王德才率领下，在凤城县弟兄山被敌包围。分散突围后，王德才率2连部分官兵北撤。1连被敌追击，连长张泉山带人向南去了，最远处曾达庄河县的龙潭沟，再北返。到处都是敌人和“棒子队”，只能夜间摸黑行动，躲不了就打，没吃的就嚼啃半熟的高粱穗和青包米。到海城县的唐望山附近打了一仗，越过公路就被敌人追上，张泉山带领大家抢上一个砬子山坚守。从天刚亮打到第二天凌晨，弹尽粮绝，只剩张泉山和小曹，还有个6号战士。敌人吵嚷着要抓活的，3个人纵身跳下30多米高的山涧，后被在当地活动的唐聚五余部救起。

西征幸存的1师官兵，是陆陆续续归来的。

当时为3团2连2排3班3号战士的王忠山，近三十年后回忆说：

在开全军会的这天，才见金参谋长领回12个人，多数是原少年营的排长和传令兵，每人除了有1颗手枪外，另外只带回三四颗马枪，损失相当严重。在会上，杨靖宇下令，把金参谋长绑起来，并质问他：“你们回来顶什么，100来人弄哪去了！”当即还枪毙了2个，听说他们有叛变行为。后来就不知道金参谋长下落了。

发现1师东返，敌人即行尾追堵截。

7月15日，程斌、李敏焕率领的一路，重返辽阳与本溪两县交界的摩天岭。这岭山势陡峭，峰插云端，故曰“摩天”，算得笔者家乡一名山胜境。山路曲折回环，多是陡壁深岩，岭顶一道豁口，可通车骑。1师师部和保安连昼伏夜行，到达这里时天已大亮。过了豁口，就在叫对面炕的地方吃点儿东西，隐蔽休息，准备晚上越过安奉铁路，继续东返。

摩天岭东15公里的连山关镇，驻有日本守备队一个大队，是安奉铁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这天上午，2中队长今田大尉率所属中队堵截1师，一路搜寻来到摩天岭，已是下午两点来钟。大热的天，算上今田共是49个鬼子，另有一个朝鲜人翻译官，个个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也饿了。走到对面炕山梁下林子边一块稍平点的草地上，今田哇啦一声“米西”，鬼子们就把枪架好，取下挂在腰间的猪腰子饭盒，坐下狼吞虎咽起来。

连山关守备队豢养军犬的狗圈有20多间，今田这小子这天如果牵上一条军犬，可能就没有笔者的这些文字了，或者这场战斗就是另一种形式、模样了。

据说，鬼子刚出现在岭下，就被岭上高处的瞭望哨发现了，林子里的鼾声就停了。这是片杂树林子，高大的柞树、椴树、楸树遮天蔽日，矮小的灌木密密麻麻，特别是林子边的榛柴棵子，连只兔子也难得挤过去，以至于每个倒毙的鬼子，都难得是第一个被击中物。

作为指挥机构，师部的实兵战斗力自然有限，这保安连却是1师的精华。保安连的任务是保卫师部，兼作防奸肃反，官兵政治可靠，军事过硬，每人两大件，一支三八大盖，一支匣子枪，有的还有支撸子。西征一路，到处被追打，露宿风餐，有时连弄野菜的工夫都没有，这窝囊气受的呀。自看到来送死的今田中队第一眼，趴在林子里的官兵眼里就喷火冒烟。枝叶遮挡，有些看不大清，最近处距敌也就30来米。而在50米内，一支匣子枪就是一挺小机关枪。

第一声枪响，今田就栽倒了。鬼子愣了，东张西望的工夫，林子里的弹雨像卷起股飓风，枝叶纷飞，震耳欲聋，15公里外的连山关镇都听到了炒豆般的枪声。还在愣神的，扔了饭盒去抓枪的，鬼子纷纷倒地。山坳里无风，硝烟久久不散，今田中队的“武士”横七竖八，绿叶青草溅着污血。

一个鬼子，一个翻译官，只跑掉两个。那个鬼子负了重伤，几天后也死了。

时称“摩天岭大捷”。

1军两次西征，摩天岭大捷是唯一的亮点。大捷后，立即招来敌人更加疯狂的围追堵截，1师伤亡惨重。

3师再征

11月上旬，即1师西征失利后三个多月，在本溪县红土甸子红通沟的一个山坡上，杨靖宇召集1师、3师领导开会，决定将组建才半年的3师改成骑兵，再次西征。计划乘辽河封冻之机，用骑兵向北再转西，快速突破铁岭、法库一线，越辽河一直冲向热河奔关内。

半个月后，在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参谋长杨俊恒和政治部主任柳万熙率领下，3师踏上征途。

这是一次远比1师艰难得多的西征。

当时为柳万熙的传令兵的黄生发老人回忆说：

我们几乎彻夜不眠，因为过度疲劳，战士们有的边走边睡，甚至在马上就睡着了。如稍一休息，人们就席地而卧，不叫不醒；特别是步兵，跟不上马队就得小跑，稍有疏忽，就有掉队的可能；沿途吃饭喝水就更困难，我们怕暴露目标，一般情况下，不轻易进屯找水找饭，渴急眼了，就喝臭泡子里的水，饿了就啃几口冻玉米饼子，有时还吃不上东西。除此，伪自卫团、棒子队、伪警察满山遍野地嚎叫，企图围阻我们，因此我们天天行军，就得天天打仗。

3师官兵奋力冲突，好歹抵达铁岭县石佛寺辽河东岸，预想中的冰封雪裹的辽河，却是大水汪洋，渡船也都被敌人控制。怎么办？决定抢船强渡。一河大水，两岸平原，刚一动作，敌人即察觉意图扑上来，对岸敌人也火力阻击。浑浊的河面，阴沉的天空，子弹飞蝗般穿织。

一路风雪交加，露宿风餐，官兵一身湿漉漉的棉衣，那是个什么滋味儿？眼前又是这等模样。没别的路了，只得边打边撤，绕道返回。

1师西征出发时400多人，回来百余。

3师400多人马，回来70多。

1936年初，中共中央为扩大陕甘宁根据地，同时表明红军抗日决心，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2月17日发表《东征宣言》，20日开始东征，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准备北上河北、绥远，开赴抗日前线。由于国民党军队围堵，未能如愿，5月5日撤回河西。

至于1师西征的具体动因，笔者家乡本溪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的挺翔实的《浑太两岸的抗日烽火》中说：

汤沟会议“半个月后的一天，杨靖宇同志从日伪报纸上看到有条消息：‘林匪部队在热河一带活动’，断定是中央红军将领林彪率队到了热河。遂命一师马上出发西征。”

无论杨靖宇当时知不知道红军东征，这都是1军西征的背景。仅凭日伪报纸上的一条消息，“遂命一师马上出发西征”，也不好断言轻率。但是，对于3师西征时辽河能否封冻，却应该有个比较符合实际的判断。因为辽河就在辽宁境内，不是在黑龙江，气温相差无几。

有老人说，按节气算，那工夫辽河差不多该封冻了，可那年11月底了还下雨。俺们这些小兵知道西征要干什么，却不知道要过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