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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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击敌人列车前，通常要扒段铁道，然后埋伏在铁路两边。用斧子、锤子、榔头把道钉砸活动了拔出来，用木棒把钢轨撬起来，再按原样摆那儿。女兵和男兵一样干，大冬天一会儿一身透汗。手闷子窟窿眼子的，沾上铁一拽掉层皮。

打伪军，攻警察署，袭击山林警察，有时不让女兵直接投入战斗，让她们唱歌、喊口号，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见有女兵，有的敌人就喊“抓活的”、“抢老婆呀”，大家恨得牙根痒痒，男兵女兵，不管三七二十一，往死里打。

5军女兵最多时达300多人，那时足够一个团的兵力了。虽然没有妇女团这个编制，女兵也从未都编到一块儿，可官兵喜欢这支别样的队伍，时间久了老百姓也熟悉了，见到女兵就说“妇女团”来了。

“拉出队伍奔抗联”

这还得从一个女人说起。



冯淑艳，1910年生于奉天，六岁随父母走北荒，到吉林省穆棱县（今属黑龙江省）九站（今穆棱镇）泉眼河屯落户。1933年7月，邻居于凤阁家娶儿媳妇，日军突然闯来，说参加婚礼的人中有反满抗日的。喜庆的喇叭调变成炒豆般的枪声，血溅宴席，六七个人倒在血泊中，其中包括冯淑艳的母亲和侄女。

从此，这个长得高高壮壮的血性刚烈女子，就把生命的意义浓缩成两个字：报仇！

要问具体怎么报仇，二十三岁的农家少妇还真说不上来。她不知道是哪个鬼子杀了母亲和侄女，在她眼里，这帮一身黄皮、戴着战斗帽的两脚禽兽，都是一个熊样。一命抵一命，你们就得还俺两条命。

屯子里难得见到鬼子，就去九站。通常都是晚上去，一是农家活忙，二是这活就该是晚上干的。大营不能去，那是白给。她的目标，是单个或不超过两个的鬼子。后来又多了个目标。听说九站有共产党，有的还说得挺吓人，她不怕，只要打鬼子就行。她要找他们帮忙，或是跟他们合伙，一起杀鬼子。只是共产党脸上也没贴帖，就像她这个深更半夜巡街的“大老爷们儿”，谁知道会是个怀揣杀猪刀的青年女子呀？

这天半夜时分，在车站附近发现一户人家有灯光。上前趴窗看，里面好像在开会，隐约听见“反日”两个字，就寻思这是共产党吧。突然有人从背后把她抱住了，“啊”出半截嘴也被堵住了，拼命厮打、挣扎也没用，被两个人拖进个小屋里，绑在柱子上。

你是干什么的？

俺落你们手里了，要杀要剐随便，俺就问一句：你们是不是共产党？

你是个女的吧？你问共产党干什么？

杀日本子！

由于刚才激烈地搏斗，三个人都大口地喘着粗气。没点灯，看不清嘴脸和表情，但她有种直觉，对方不像坏人，可能就是共产党。是不是也无所谓，她早就豁出去了，就一五一十地把什么都讲了。

这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冯淑艳家来了个伪警察。老总有什么事吗？那伪警察却嬉皮笑脸地道：不认识俺了？再看，却是她的丈夫王杰忱。

丈夫也帮她找共产党，找到宁安去了。钱花光了，想起表弟李文彬是宁安县伪森林警察大队大队长，就奔去了。再一寻思，两口子找共产党没少耽误活，当警察，挂个名，多少挣几个，也能贴补家用。而冯淑艳揣把杀猪刀“巡夜”，看到伪警察也没动手。她觉得这帮东西可恨，又可怜。可你也不能帮狗吃食，穿身狗皮回来呀。

冯淑艳气不打一处来，抓起笤帚疙瘩就打：你这个不知好赖的东西，咱们打离婚！

那时提起离婚，前边都要加个“打”字。也是，有几个不打呀吵的能离婚呀？

王杰忱边躲边叫：别打了，俺明个就去辞退了还不行吗？

这事得向组织上汇报。穆棱县委书记潘寿廷沉思一阵子，一拍大腿：咱想往里派人还派不进去呢，让他在那儿好好干，当地工，收集情报。

1936年2月，5军1师参谋长张镇华，受周保中派遣，来找冯淑艳。张镇华和王杰忱是磕头兄弟，叫王杰忱三哥。冯淑艳知道他来肯定有事，边张罗弄饭边说，你说吧，俺听着。张镇华说李文彬这个人不错，组织上想把他的队伍拉出来反日，那边只有三哥一个人，想让三嫂也去。冯淑艳说行啊，什么时候去？张镇华说越快越好，冯淑艳说俺明天就去。

表嫂来了，李文彬热情接待。

李文彬，1902年生于双城县三姓屯，读过3年私塾。种地、赶车，到三十六棚（哈尔滨铁路工厂）学徒，1920年参军，从士兵到班长、连副、连长。“九一八”事变，所在18旅投降日寇，李文彬回家。1934年经旧同事介绍，任伪依兰县森林警察大队大队副，第二年调任宁安县森林警察大队大队长，驻防牡丹江左岸的三道河子。这个大队150多人，大都是原东北军，许多人参加过抗战，有战斗经验，所以参加抗联后立刻成为一支生力军。

李文彬精明、沉稳，带兵打仗很有一套，对付鬼子也有一套。奉命“讨伐”，哨子催命似的震天响，立即整队出发，瞅着认真极了，有时却走错路了。有时枪声炒豆似的，比日军打得还激烈，那枪怎么打的，对手当然也知道，不然就不会来策动哗变了。

谈话是在饭后好像不经意间进入正题的。

冯淑艳说：你这个差事挺好吧？

李文彬道：好他妈啥呀，还得受日本子的气。

窗外北风呼叫，室内表兄弟夫妇坐在热炕上唠嗑。李文彬方脸膛，浓眉大眼，戴一副黑边眼镜，人很壮实，又是个武人，言谈举止却像那名字文质彬彬的，可也压抑不住地出口就是句粗话。

冯淑艳说：你这官也不小了，这一百多号弟兄不都得听你的吗？

她早不是那个只凭血性之勇的女中豪杰了，这一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专呛李文彬的肺管子。

李文彬叹口气：弟兄们听俺的，俺又得听谁的？光这院子里就有8个日本子，都是军官。这年头中国人当多大的官，也是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吃饭，是日本子手里的棋子。

话说到这份儿上，冯淑艳就开门见山了：张镇华是你哥的磕头兄弟，他常去俺们家。前几天让俺给你捎话，希望你能当个真正的中国人。

李文彬沉思一会儿，道：这事非同小可，千万声张不得。你转告张镇华，这边还得好好做做工作，把弟兄们的心都拢到一起才行。

李文彬豪爽、仗义，肯为部下担待，颇受官兵拥戴。所属三个小队，小队长都有爱国心，又是磕头兄弟，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

冯淑艳和李文彬确定的方针，是先官后兵，先易后难，先重点后一般。军官没问题，重点人就是两个机枪手了。这机枪手是日本人认为可靠的人，不过王杰忱已经和其中一个姓毕的磕头拜了把子，另一个姓赵的挺会在日本人面前来事，受到信任，难度就大。冯淑艳让人把他那挺机枪偷出来，放到大队部院墙豁口处，日本军官每天晚上巡查，自然发现，这还了得。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死了死了的！日本人把姓赵的拉到西门外，绑在树上。

李文彬不动声色的一声令下，官兵们操起武器冲出来，把赵机枪手团团护住。毕机枪手把枪口对准日本指导官和教官，大叫：你们日本人太不是个物了！弟兄们给你们卖命，你们张口就骂，举手就打，有点儿毛病就“死了死了的”，你们不把俺们当人待，老子今儿个也豁出去了！

眼见着硬撑下去肯定要吃大亏，指导官津村昌咕噜一句，鬼子们就把枪放下了。

1小队长费广兆把手一挥，官兵们也把枪放下了。他走到津村昌面前，说：俺们有两个要求，不知指导官能不能答应。

你的大大的好人，说了说了的。这工夫，津村昌当然希望有个台阶下了。

费广兆道：第一，今后对有错误的士兵，要先训教，如果不改，才能处理。第二，今儿个这事，由俺们大家伙儿帮赵机枪手改正错误，他要不改，连俺也算上统统枪毙。

幺西，统统的可以。这小子答应着，还亲自上前为赵机枪手松绑。

这件事一举数得，甚至就是一次哗变、暴动预演。

7月12日这一天，正巧8个鬼子都在，就决定当晚行动。在李文彬指挥下，半夜时分，掐断电话线，关键部位骨干布置好了，两挺机枪堵住日本人的房门，将鬼子全部消灭。然后，烧了房舍和军事设施，全体官兵和家属分乘3艘大船，沿牡丹江向5军驻地三道通进发。

李文彬率队起义，成为七七事变后吉东地区伪军反正、起义的先声。随后，依兰县伪38团和警察队哗变，勃利县伪29团哗变，带出大批枪械弹药。

七七事变对伪军，包括伪官吏，是一次重大冲击。

前面说过，“九一八”事变后义勇军奋起抗战的一种重要心理支撑，就是期待关里出兵，收复失地。而今关里打起来了，虽然还未出兵，但是觉得这回有指望了。有的就动作起来，没动作的也变得动摇了。

为策反三道河子伪森林警察大队，张镇华等人曾编了一首《伪军反正歌》，其中一句歌词是“拉出队伍奔抗联”。七七事变后，“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些伪军哗变后，直接投奔了抗联。

有人也是投机，看风使舵，变来变去——留待后叙。

第18章　从绥宁到下江

开辟新游击区

八道河子位于宁安县东南部，距县城60多公里，周围重峦叠嶂，中间一块小平原，只西北一个山口通往卧龙河和宁安，为唯一的进出孔道，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屯子建在小平原上，原有几十户人家，吉东局又从汪清县动员过来几十户，几乎都是朝鲜（族）农民。党支部、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一应俱全，还有支50多人的农民自卫队。生产劳动，军事训练，站岗放哨，拥军支前，读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节日召开联欢晚会。各种抗日武装和外地群众来到这里，眼前无不豁然一亮：这年头，这世界，还有这样一方天地呀。

1934年9月初，千余日伪军进攻八道河子根据地。农民自卫队队长姜信泰，将队伍埋伏在东西两面山上，卡住山口。敌人进来了，被两侧火力一阵夹击，丢下几具尸体退出山口，随即又发起攻击。这回是攻击山口两侧制高点，先是炮击。爆炸声在山谷间轰鸣，自卫队官兵趴在岩石、树后，居高临下，向爬上来的敌人射击。

八道河子保卫战注定是悲壮的。别说地方农民武装，就是正儿八经的抗联主力，也是要尽力避免这种拉开架势的阵地防御战。他们勇敢、顽强、奋不顾身，以一当十，因为他们是在保卫家乡，保护自己的父母和妻子儿女。队长姜信泰后来是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有勇有谋。倘是冷兵器时代，这一切再加上有利的地势，胜利也不是不可能的。可现在，这种抗击是根本就不可能持久的，更不用说打着打着子弹就没有了。

屯子在火海中化作灰烬和残垣断壁，没来得及逃走和舍不得离开家园的40多人被杀害，有些孩子是被敌人扔到火里活活烧死的。

埋葬了亲人的尸骨，在一片焦土上再搭起马架子，挖了地窨子。正是秋收季节，他们把收获的粮食藏在山里，把行动不便的老人、妇女、孩子和体弱者送走，投亲靠友。他们知道这里还会经历血与火，理应三十六计走为上，却未走，也未改变战术，仍是死顶硬抗。10月中旬，红地盘八道河子被抹掉了，自卫队也受到严重损失。

第五军在编成之后，便感觉到部队的太集中了。应该在游击活动上有计划的把全军的兵力分布一下，并根据一、二年来活动的经验，哪个部队向新的区活动，则得到开展和避免损失。哪个部队死守一域，则受到困难和损失。因此那时吉东特委向五军坚决的提议，要把军队的主力离开宁安，向新的区域发展，这一意见得到五军同志的同意。

上述文字，摘自1936年6月22日《中共吉东特委关于抗联第五军问题的报告》，于是就有了这年春天的兵分三路，一路留守宁安，两路向东西两翼出击。

宁安地区大规模归屯并户，是从1935年8月开始的。在活动空间受到挤压的同时，日寇“治标”的军事“讨伐”，也由短期变成长期，不断加大力度。一些游击战术运用不当的山林队，有的是很有战斗力的，如西北山八大队，基本垮掉了。

根据吉东特委的提议，5军1师以额穆县为中心，向五常、苇河、舒兰、敦化等县活动，打通1军、3军的联系。2师以穆棱为中心，向东宁、密山、勃利一带伸张，与4军、3军取得联络。并准备组建2军、5军联合指挥部，以便青纱帐起后尽量多地开辟新游击区，在冬季反“讨伐”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3月，2师先遣部队两个团，在师长傅显明率领下从穆棱东进，在密山县黄泥河子陷入敌围，傅显明和多名战士牺牲。继任师长王光宇和政治部主任刘曙华，率队继续前进，一路不断与日伪军交战。5月20日，袭击中东路列车，击毙日军10余人。25日，又在三道河子颠覆、袭击列车，消灭6名日军，其中少佐、上尉各1人。

2月中旬，1师从敦化、额穆地区转至宁安莲花泡一带休整，准备向五常、舒兰进击，遭敌袭击。这就是前面写过的莲花泡战斗。此时，由于敌人对中东路道南统治更加严紧，西进五常等地已不可能，1师也向道北转进。先在宁安上马莲河袭击敌防所，又在穆棱八面通小五站袭击军列，袭击小金山金矿局，斩获甚丰。到林口县后，在黑老婆沟袭击日军38联队，然后直取刁翎。

军部直属部队和留守部队，在宁安地区攻部落、袭警署，将两个连伪军缴械，策应、掩护1师、2师主力北进，之后也陆续北移。

1937年3月，除留守部队外，5军主力先后集结在以刁翎为根据地的牡丹江下游地区，开辟了依兰、富锦、宝清等县游击区。

在此期间最著名的战斗，是在水平站附近伏击军列。

9月10日，2军、5军联合部队接到牡丹江市地下党情报，两日内将有特别货车一列，从牡丹江驶往绥芬河，兵力不详。5军政治部主任张中华，2军2师副师长兼4团团长侯国忠，估计护车部队不会超过百人，遂决定伏击。

山林队“黑山队”熟悉地形，由其为向导，12日天亮前赶到代马沟东3公里左右的水平站附近。这里地势险峻，铁道北侧是砬子，南侧是深沟。当晚9时许，军列自西向东刚驰上毁坏路段，车头颠簸一下，即向南侧倾覆，并将前边大半列车厢拖翻沟里。“轰隆隆”一阵巨响，接着就是鬼哭狼嚎般的惨叫，听得出前边倾倒的车里是日军，后边的是伪军和军马。官兵们集中火力射击鬼子，同时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惊魂未定的鬼子，趴在路基上和车厢后拼命抵抗，一度曾发生肉搏战，最终被压迫在沟里。战至半夜时分，敌人的抵抗逐渐减弱下来。

抗联作战，必须记挂在心的是防敌援兵，眼下更是不可恋战。张中华、侯国忠指挥部队发起猛烈冲击，将后边车厢内百余伪军缴械，然后焚烧列车，撤出战斗。

10月27日，周保中在给柴世荣、刘曙华的信中说：

我二、五军活动队以二军四团为主力，参加山林队海山部九月二十日袭击中东路日贼运兵列车于九站与抬马沟中间，击毙日贼一百三十余名，军马六十匹，毁其军用品无算。

“论打游击战，数着柴世荣”

1937年10月10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关于筹建抗联第二路军问题的通告》中说：

柴世荣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本目前全中国人民同胞统一抗日救国之宗旨，九一八事变以来领导东北游击运动，忠贞不拔，功绩颇著，现在寄托五军军长重责，不但能够彻底完成民族解放胜利斗争，尤在于一贯到底为谋中国社会解放之胜利而奋斗，希各方同志谅察并互予提携为幸。

柴世荣，一位个头1。75米左右的中年汉子，粗壮结实，浓眉，大胡子，有点儿拔顶的光头。1937年后，衣着通常与官兵一样，春夏秋冬大都是缴获敌人的服装，冬天外加一副棉制套袖、套裤，再披件日本军大衣，戴顶狗皮帽子，或是日军的兔绒帽子。与众不同的是，柴世荣脖子上围条狐狸皮，后来被部下硬扯下去了，因为敌人认准这个围着狐狸皮的是个非同小可的角色，战场上对他特别“照顾”。

柴世荣1894年生于山东省胶县农家，五岁随父母闯关东，落户于吉林省和龙县六道沟。他天性聪慧好学，读过八年书，因父亲病故而不得不辍学。从此，农忙种地，农闲打猎，为养家糊口还被招去朝鲜修铁路，当了三年劳工。1928年回国，赶上和龙县招考警察，应试被录取，后升任驻所巡官。在朝鲜的三年劳工生涯，印象最深的是不能当亡国奴。“九一八”事变后，以他领导的几十名警察为基础拉起支队伍，很快扩大到几百人，加入救国军，被编为第4旅，人称“柴旅”，转战东满、吉东各县。

前面说过，王德林过界后，吴义成也要率队去苏联，柴世荣首先站出来支持周保中的主张。实力雄厚的“柴旅”旅长的意见，吴义成是不能不认真掂量的，对其他旅长、团长的影响、带动也是自然的。

而在共产党领导的抗联各军中，唯独5军从一开始就编制副军长一职，可就不只是实力使然了。

第四路司令柴世荣，于三月十四日缴宁安县南新官地壮丁团杂色步枪二十八支，子弹一千二百粒，并枪决队长一名。又于四月五日，倭军百余伪警备队三百余，由宁安县出发，向我司令部出发，被我侦知，预将队伍密置山林，并设诱兵，将倭军诱于山林，始行射击。是役射死倭军三十二名，得盖枪二十六支，我方完全未伤一兵。

这是救国军人士写的《吉林方面义勇军抗日战事汇志》中的文字。

虽非土生、却是土长的柴世荣，熟悉山林、地势。据说转战东满、吉东，“柴旅”很少找向导。虽未受过游击战训练，也无从听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可这样的至理名言原本就是最简明而又实际的战争中的生存哲学，柴世荣对此好像天生就有悟性和心得。

周保中说：

论打游击战，数着柴世荣。

1937年初，5军主力转移到下江地区后，得知驻扎在后刁翎的日伪军300多人要去林口。地下党的情报说，敌人向当地农民要了200副爬犁，这个情节引起柴世荣的注意。300多人用不了这么多爬犁，肯定还有许多军用物资，这仗大有赚头。

从后刁翎到林口，必经大盘道山，盘山道弯弯曲曲。1月27日夜，天降大雪，部队悄然出动。第二天凌晨到达大盘道山，柴世荣瞭几眼地形，将军部警卫营和5团部署在盘山道旁的树丛中，军部和青年义勇军、妇女团置于北面蛤蟆塘山顶。

中午12点多钟，远远地看到敌人在风雪中露头了。

无声的落雪，突然化作纷飞的弹雨。马受伤了，有的倒了，有的拖着爬犁狂奔，互相冲撞着。没伤的有的也惊了，那情形也差不多，有的就在路下的山坡上翻滚着。这样乱了一阵子，一些敌人就趴在雪地上、爬犁后、树丛中，开始抵抗。被枪声搅沸了的腊月底的盘山道，气温好像陡然增高了几度。

站在蛤蟆塘山顶上的副军长柴世荣，边观察战场上的态势，边把个酒葫芦凑在嘴边，“咕咚咕咚”灌了几口。

年轻时曾只身赤手打死只闯进屯子里的豹子的柴世荣，写得一手好字，有一手好枪法，身上却很少带枪，连支手枪也难见。情况危急时，他会把机枪手的机枪抱在怀里射击。须臾不可离身的是个酒葫芦，身边的几个副官也一样。他的喝干了，有时未等伸手，副官就会把酒葫芦递上去。有人酒后无形。而身经百战、瞅着武人一个的副军长，平时喜欢看书、思考问题，枪炮声中灌上几口酒，会变得更加沉静，脑细胞更活跃，富于弹性，枪也打得更准。

几个副官大都是救国军时期的老人。除罗副官是个秀才，专管文秘外，其余都是神枪手。比柴世荣大几岁的刘副官，人称“刘炮”，更是神中之神。他有个弟弟，人称“小炮”，也是个神枪手，在4团当连长，后来牺牲了。这一刻，他站在用雪构筑的掩体后面，一支三八大盖“吧——勾、吧——勾”，枪枪见血，弹弹咬肉，专拣鬼子和威胁大的机枪手打。

战至下午4点左右，300多敌人几乎全部被歼，其中有40多个鬼子。

2月1日，又将驻前刁翎的伪军1个营或俘或毙，全部歼灭。

5军能在刁翎地区建立根据地，这两次战斗具有重要意义。

柴军长世荣亲理诸务，行军驻军警戒作战指挥独立担负，颇见精明活泼逾于壮年新进之人。

这是周保中1939年3月31日日记中的文字。

从副军长到军长，1934年入党的柴世荣，在党内的职务并不高。

这是个领兵打仗的人。

“南杨北赵吉东周”

1934年端午节前夕，周保中率边区军来到敦化县老塔站，见到山林队“九占队”，得知这里出事了。

宁安西北山八大队的“晴天队”，向当地甲长陈子庚征收抗日物资，主要是单衣。天暖了，该换季了。陈子庚已经如数做完了，“九占队”先到，拿走一批，“晴天队”来时就不够了。“晴天队”首领于长和火了，说老子在前方吃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