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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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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唠一阵子，已是伪26旅少尉副官的陈【“文】国清说，到俺那【“人】儿混吧。蒋泽民【“书】没吭气儿，心想【“屋】俺才不穿这身狗皮呢。陈国清见他不乐意，就说：没亲没友的，你去关里咋办？还得过“国境线”，你有护照吗？俺也是混日子，好歹有个待着的地方，还能发俩钱。听说就要进关打仗了，那时你爱咋的咋的呗。
二等兵当了没俩月，蒋泽民所在的伪26旅35团1营1连开拔了，不是进关，而是坐着闷罐车“呼隆呼隆”开进了长白山的珲春县大荒沟。
大荒沟四面环山，山上森林遮天蔽日，沟里一个小村十几户人家，大都是朝鲜（族）人。原来驻防50多日军，还有部电台。村子里有反日会，经常给抗联送粮食送情报。鬼子不知道，接防的伪军也不知道，2军4团什么都知道，副团长侯国忠就是这大荒沟人。
这个连是1935年3月末在枪口下起义的。
1连有个指导官远藤，因为过年时跑了两个士兵，被上司叫去延吉挨训了。连里没了日本人，就像放假了似的，摸纸牌，打麻将，连长也不管。蒋泽民烟酒不沾，更不用说赌博了。二十多岁，精力充沛，心情郁闷，有空就去爬山，出一身透汗，心里就敞亮、舒坦点儿。
这天早晨，蒋泽民爬到半山腰，站那儿一口气没喘匀乎，猛然间发现周围都是人。清一色灰衣服，把他吓一跳。再一看，几个山头上也是人，还架着机关枪。
六十二年后，在沈阳蒋泽民老人的家里，老人说：
侯国忠，三十来岁，高个，挺壮实，挺和气，让我不用害怕，告诉我他们是什么队伍，来这儿干什么。他说你们的情况俺们都有数，投降也行，起义也好，别的都是死路。我说我乐意跟你们打日本子，可我是个小兵，哪主得了这样的大事呀？他笑了，说你把俺的话跟你们连长学一学，告诉他，想打歪心眼子，那就不客气了。
这个连原是东北军张海鹏的部队，事变后打日本很厉害的。当时100多号人，有12挺捷克式机关枪，带领一些义勇军打下黑山、北镇、义县，想进关没进去，弹药也不多了。大汉奸张海鹏派人劝降，就降了。那一茬军官都换了，老兵大部分还在，都恨日本人。连长赵玉玺是中尉，远藤是少尉，就是中校也得听日本人的，谁叫你是亡国奴呀？
这时，山上开始唱歌喊口号，山下就乱了。打吧打不过，跑又怕被山上“点名”。我下山也没去连部，直接找到于喜奎。
于喜奎四十多岁，山东人，上等兵，参加抗联后牺牲了。这人脑子够用，有主见，在老1连打日本时就是把好手，是连里的拜把子大哥。9个班长，就8班长没磕头，全连近半人是把兄弟，都听他的。他说咱去找连长，得把大伙都带走。连长说让他们下来谈判，派我俩上山，还让带些香烟。这事也真得上去合计合计，得听抗联的。
连部里面在谈判，于喜奎等得不耐烦了，对我说：谈个屌，你把房子点了，俺去招呼弟兄们准备走。
春天风大草木干，营房是草房，在房檐下点着了，“呼啦”就蹿上房顶了。
这下子就不用谈判了，想不起义都不行了。
东宁县老黑山驻扎一连伪靖安军，连长是个日本大尉，一脸络腮胡子，人称“大胡子连长”。靖安军军官都是日本人，官兵一长一短都是双枪，除轻机枪外，每连还装备重机枪和迫击炮。这个连四处“讨伐”，特别骄狂，当地抗日军都挺怵它。这帮小子还经常化装成抗日军，怀疑谁家“通匪”，半夜三更去敲门，不少人上当受骗，抓走就没影了。谁家孩子哭闹，不听哄，说声“大胡子连长”来了，立刻就噤声了。
伪靖安军是“九一八”事变后，由久居东北的日本浪人和田劲在奉天建立的，由关东军供给武器并指挥。“满洲国”成立后，交与伪军政部直辖，但始终由日本军官统率，其中有些在乡军人，会说中国话。兵员开头都是些兵痞，后来主要招募青年学生。这支非同一般的伪军，装备精良，待遇也高。一般伪军都是布衣，靖安军清一色黄呢子。一般伪军每月津贴，二等兵5元1角，一等兵6元5角，上等兵7元2角，靖安军最低也在10元以上。因其袖口有一道红边，老百姓叫它“红袖头”，一般伪军则称其为“‘满洲国’的‘皇军’”。
“红袖头”最先在东北道投入战斗，之后陆续在东满、吉东、北满出现，和抗联交手，屡吃苦头。
1935年6月，2军北满远征队在金日成、侯国忠率领下来到老黑山，决心教训下这连“红袖头”。先派出一支小部队，到“红袖头”驻地附近筹粮，临走时让老百姓去报告敌人。在自己眼皮底下把粮食弄走了，这还了得，“大胡子连长”立即集合人马，跟踪追击，进入远征队在头道沟布下的口袋。
敌人进了沟口，骑马的都是日本军官，另有重机枪、迫击炮驮在马背上。按照骑马者的先后顺序，远征队已事先编好号数，选神枪手两支枪打一个，侯国忠一支三八大盖专门对付“大胡子连长”。
“吧——勾”！“大胡子连长”应声落马。这一枪也是开始攻击的发令枪，头道沟顿时被枪声填满了。鬼子军官纷纷跌落马下，有的被惊马拖着乱闯，把蒙头转向的敌人冲得更找不着北了。这时两侧伏兵齐出，随着出手的炸弹的爆炸声，基本就是抓俘虏了。
有几个敌人快跑出沟口了，蒋泽民眼尖，拔脚就追。
老人说，开头那距离少说也有半里多，可我个高腿长，又总爬山，他们根本不是“个儿”（对手）。那也追出二里多，他们都累瘫那儿了，有个小子还吐血了。他们把长枪都扔了，我就去他们身上摸短枪，共是7支。后来想，就我一个人，要是回头搂一梭子，可能就跑了。侯团长表扬我，说小蒋真行啊，一个人抓了7个。
前面曾经引用过的王润成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报告中说：
以前在东满关于“满”军、自卫团、大牌会等工作，可以说是没有，将他们与日军看成一样，别的话没有，就是“打”。自冯昆（魏拯民——笔者）到后，才开始转变这一工作。
但是，转变了，并不是什么样的“中国人”都不打了。像老黑山的“红袖头”，能不打？大荒沟的那个伪军连，要不是居高临下被枪口逼住了，能起义？对于那些甘愿当狗的伪军、伪警察和自卫团、大排队，不但要打，而且要一次把它打老实，打掉和日本人的连裆裤，才可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金日成
金日成，原名金成柱，1912年出生于朝鲜平壤市万景台，后移居中国东北，先后在长白县第七小学、桦甸县义塾、吉林毓文中学读书。1932年创建安图游击队，任队长兼政委，之后任2军独立师3团政委、3师师长。1路军成立后，为6师师长、2方面军指挥。
前面引用过的魏拯民的报告（之一）中说：
金日成，高丽人，1932年入党，学生，23岁，勇敢积极，会说中国话，游击队员提升的，有民生团的口供很多次，爱在队员中说话，在队员中有信仰，在救国军中亦有信仰，政治问题知道的不多。
1941年7月1日，《周保中致王新林的信》中说：
金日成是最好的军事干部，中国共产党高丽人同志之最优秀分子，他在满洲南部和野（鸭）绿江东、朝鲜北部地带能起很重要的活动作用。
同年9月15日，又在给王新林的信中说：
金日成是南满第一路军现在唯一重要的干部。杨靖宇、魏拯民两同志牺牲以后，只有金日成能继续负起南满游击指导之责，而这个问题关乎南满全部问题。
安图游击队成立后，就和当地救国军联合作战。接着远征南满，欲与梁世凤领导的朝鲜革命军合作抗日。之后又北上东宁，要和王德林联合。在当时北方会议的背景下，虽然未能达成目的，却表现了这支游击队非同寻常的活力和远见，从中自然可以窥见金日成的风格。
毛泽东曾经说过：“东北抗日联军实际上是中朝联合军。”这种中朝联合军的性质，在2军表现得最为明显，不仅因其朝鲜（族）人最多，还因为金日成曾多次率部过界挺进朝鲜作战。
1937年6月，经过精心准备，金日成指挥精干部队，神不知鬼不觉渡过一江春水的鸭绿江。4日夜，突然向普天堡发起猛攻，捣毁统治机关和防所，缴获两挺机枪、20多支步枪和大量军用物资。在向群众散发传单和宣传品后，迅速北上渡江重返长白山。
这是1934年冬李红光率部两次越界攻袭后又一次果敢出击，极具象征意义，最能刺痛两岸侵略者的敏感神经。被打个冷不防的敌人，调集一个联队越界追击，被占据有利地势的2军又一顿痛击。
1939年6月，金日成率部进入朝鲜茂山郡三下洞，召开国内干部会议，布置反日工作。之后，多次派遣小部队深入朝鲜，宣传组织群众，建立反日组织，收集敌人情报。
对于东满反“民生团”斗争的最终停息，金日成是有特殊贡献的。
东满自“发现”“民生团”后，斗争紧紧松松，就未停过。1934年秋，日寇特务组织“间岛协助会”以“民生团”的名义大肆活动，造谣惑众，混淆视听，东满党组织再一次中了敌人的反间计，斗争迅速升温。满洲省委为此派来特派员，并带来一封信，批评特委“改造民族成分”的错误提法，指出必须防止和纠正党内互相猜疑和不信任朝鲜（族）同志的倾向。但是，由于省委对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又错误地强调反“民生团”斗争是东满党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认为许多派争领袖是“民生团”，派争和“民生团”同是反革命组织，等于火上浇油。
又一轮刑讯逼供杀人。2军独立师师长朱镇，特委组织部长李相默，也被供出是“民生团”。两个人逃跑后，被敌人抓去，都叛变了。
就在这时，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省委巡视员名义派到吉东的吴平，从周保中那儿得知东满反“民生团”的一些情况，嗅出一种异味儿，即与率部在北满活动的金日成谈话。
这是一次意义非常的长谈。说一口流利的汉话（用当年老人的话说是“那汉话讲得呱呱的”）、抗联退到苏联后又很快能用俄语对话的金日成，把已知的反“民生团”的来龙去脉和个人认识、忧虑都讲了，实事求是，没有保留。应该说，吴平不但印象深刻，而且颇受震撼。2月10日给东满特委发出一封指示信，严肃批评东满党组织在反“民生团”斗争中的严重错误，成为扭转东满恐怖、混乱局面的开端。
从2月底到3月初，在大荒崴召开的东满党团特委第一次联席扩大会议上，以金日成为代表的一些同志，历数反“民生团”的错误、危害，让许多人替他们捏着一把汗。
作为一个“有民生团口供很多次”（多次被人供出是“民生团”）的人，谁都明白这样做最需要的是什么。
第21章 坎坷4军
像个没家没娘的孩子
这是1933年的第一天，一支500多人的疲惫的队伍，在吉东的雪野中行进。
穿着东北军服装的，更多的是与老百姓一般无二的，一致的是左上臂的“救国军”臂章，还有每人脖子上都挂条又长又细的粮袋子。步枪背着的、扛着的，有的横在背后的背包上，枪带在胸前耷拉着。狗皮帽子，或三耳瓜皮毡帽，帽耳紧紧护住腮帮、下巴，帽耳和眉毛、胡子都被霜凌糊满了。
这是李延禄率领的补充团和救国军17团，刚从磨刀石战场突围出来，正向宁安县五河林转移。
1932年11月，就在日军大举进犯吉东前夕，绥宁中心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补充团伺机脱离救国军，建立由党直接领导的游击队。为此，李延禄提出率补充团到前线阻击东进日军，王德林同意了，并将17团和总部卫队营也交由他指挥。李延禄担心卫队营可能妨碍下一步行动，到达磨刀石车站后，又将其派回东宁总部。
磨刀石位于牡丹江东20公里处，中东铁路从这里开始进入老爷岭。1933年1月1日晨，近2000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向磨刀石发起攻击。救国军占据有利地势，顽强阻击。傍晚时分，迂回到东面的日军也发起攻击，救国军腹背受敌，李延禄下令撤出战斗，轻装突围。
2日赶到五河林，即按中心县委决定，将队伍改编为抗日游击总队，李延禄任总队长，孟泾清任政委，张建东为参谋长。下编4个团，1团长杨太和，2团长李凤山，3团长史忠恒，4团长邹凤翔，另有1个游击支队，李延平为支队长。
游击总队成立当天晚上，原补充团团部吴副官等人逃跑投敌。五河林保董赵保义，一边假意慰劳队伍，一边派人密报敌人。幸亏及时发觉，各团分头撤离，人员散失不少，全队只剩300多人。
最急人的就是这300多张嘴了。磨刀石突围时，30多匹驮马所驮物资、钱款都丢了，仅剩的一点儿钱和药品又被吴副官等人拐跑，眼下吃饭都成问题了。
几天后，在和尚屯见到宁安团县委书记李光林。谈到经济困难，李延禄问能不能通过地方支援一下。李光林说，一不能派粮，二不能“下大牌版”收捐税，要从敌人手里夺取，并说这是党的原则。
王毓峰和冯守臣都是救国军旧部，与李延禄熟识，各率领200人左右的队伍在宁安地区活动，愿意加入抗日游击总队。队伍扩大后，改称东北抗日救国军游击军，来到团山子屯整训。日伪军来攻，被打退，游击军转移到八道河子。日伪军又来进犯，游击军弹药打光后，向南撤退到汪清县嘎呀河区马家大屯。
马家大屯是吉东局所在地，典型的红地盘。儿童团站岗放哨，自卫队为部队送粮送菜，妇女会为官兵洗缝衣服，还与自卫队展开缴枪竞赛，来欢迎游击军的到来。图（们）宁（安）铁路工地上有一排伪军，屯里姑娘路过那儿，值班哨兵就说商量个事，嫁给俺当老婆吧。姑娘们反唇相讥，说嫁给反日的英雄，谁嫁投降军呀？打一辈子光棍儿去吧。这天屯里姑娘媳妇几乎全部出动，两个对付一个，伪军毫无防范，嬉笑打闹中枪就易手了。自卫队的小伙子当然不会示弱，也把鹿道伪警察所缴械了。
红地盘的一切，都让游击军官兵耳目一新。
东满苏区无论搞了多少左的东西，都给游击队提供了根据地。1军、3军、5军、6军、7军，也是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依托根据地发展壮大的。4军则是个另类。从补充团起就到处游击，仗没少打，战果也挺大，却像浮萍样没个根。更不用说直到这年夏天，在绥宁党的一些人眼里，搞“上层勾结”的李延禄的这支队伍，最多也不过是个“好胡子”了。
李延禄提议北上东进密山。那里偏远，敌人统治薄弱，有不少李杜的自卫军残部活动，而且杨太和的1团已在那里打下基础，能在那里建立个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就有根有家了。
官兵大都是汪清、敦化、宁安一带的农民，恋家恋乡，在周边地区打游击行，穿越几县到密山去，就不干了。有个叫王凤山的，杀死连长，绑架营长，煽动80多人离队。李延禄连夜赶去，说明只要继续反日，可以留在宁安，这才释放了营长。
出师不利，到密山后也不顺。
密山县地广人稀，东南部与苏联接壤，日伪当局认为居民多有“亲苏倾向”。游击军6月到达这里时，境内有各种反日武装80余支，16000余人。游击军到达郝家屯当天，就有几支队伍的首领前来拜会。其中主动要求改编的“小白龙队”的苏衍仁，和他筹集粮款给养的办法，尤其引起李延禄的兴趣。自脱离救国军后，李延禄就为人吃马喂、弹药补给着急上火。他认为从敌人手中夺取是自然的，“小白龙队”的做法也是可取的。
但在收编问题上，几位主要领导意见分歧。临来密山前，吉东局将孟经清、张建东调离，由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张文偕、张奎代理政委、参谋长，他们认为这是个原则问题，应该听取密山县委的意见。
据李延禄回忆，4月3日，他就在吉东局听童长荣传达“1·26”指示信。而密山县委是一年后才接到这封信的，这时也正为与山林队的关系挠头、闹心。受土龙山暴动影响，密山县农民，包括一些有钱大户，也在酝酿民变。一些山林队要和密山游击队合作，县委意欲支持，“但是在这个工作中恐怕犯勾结上层的错误”。李延禄曾向县委解说指示信精神，县委认为不是组织正式传达的，不算数。
张奎去请示县委，不光带回个“不”字，还说驻平阳镇伪军郭宝山旅有党的内线，县委要他们派人去联络。平阳是密山县第一大镇，比县城还发达、繁华。即决定联合几支山林队，里应外合，将其拿下。
副参谋长刘汉兴起草《告伪军士兵书》，其中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联合起来打日本子”，有人认为没有阶级性，又发生争执。
准备打了，各路人马还未到齐，平阳镇敌人先出动了。内线情报刚到，枪声响了。仓促应战，军部保安连连长以下24人阵亡，伤百余人。战后追究责任，各持己见。后来为7军军长的陈荣久，这时是军部副官，把刘汉兴的手枪缴了，说是奉政委的命令。刘汉兴一气之下，带传令兵回了宁安。
之前，驻半截河日伪军曾来“讨伐”，王毓峰率2团接应军部，误入敌阵，牺牲15人。连吃败仗，一些官兵认为都是人生地不熟造成的，打日本子还非得在密山不可呀？！就又掀起一波回乡潮。
东大荒夏短，转眼就是秋风飒飒。还穿着单衣的官兵，寒号鸟般瑟瑟发抖，不断有人离队。谁都明白，这个样子是挺熬不过这个冬天的。不久，王毓峰的2团和冯守臣的骑兵营也回宁安了。呼啦啦一下子走了400多人，李延禄率领的这支又改称东北人民抗日革命军的队伍，基本队伍只剩下军部和1团不足百人了。
吉东局和满洲省委都认为这支队伍“塌台了”，“塌台的根本原因便是勾结上层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下所断送的”。
张文偕去吉东局汇报工作，就被吉东局派去饶河游击队了。刚调来的政治部主任李发，也被调回吉东局。当初派张文偕和张奎时，无疑是寄予厚望的。而密山县委对于由著名的“上层勾结”人物率领的这支队伍，从一开始就缺乏热情，这回就更无所谓了。
半年间改换三次名称的这支队伍，简直成了弃儿。
宁安可以收编“平南洋队”，这密山怎么就不行？李延禄不清楚于洪仁、李范五也在顶着强大的压力。他有太多的困惑，搞不懂打日本为什么会这么难，不是难在战场上的厮杀，而是场外因素、内部因素。
他咬牙挺着。他知道他现在只能自己救自己，只能把困惑、忧虑，乃至悲怆，都发泄到敌人头上，而且终于被他抓住机会。
9月下旬，得到情报，驻密山县城伪军陶团开赴饶河，城内兵力空虚。李延禄即派出一支队伍向半截河镇佯动，沿途大造声势，暗中调动主力和几支山林队，夜行军奔袭县城。10月6日半夜时分，枪声、口号声骤起，“是朋友交枪留命，是冤家比画比画”。驻守西门的保安队队长张保董，扯着嗓子喊愿开城门。前线总指挥杨太和，立即下令停止“比画”，放其出城。接着，其他方向攻城部队，也陆续突入城内。
打开密山县城，缴获甚丰，低落的士气为之一振，眼前的难题也得以解决，却丝毫改变不了弃儿的命运。
吴平来了
吴平是1934年9月到吉东的。
李延禄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吴平同志三十岁左右，戴着眼镜，穿着件长袍，布底鞋，完全是一个小学教员的打扮。举止潇洒，神态文静，眉目却显得英俊，有种感人的豪气。”
这位来自莫斯科的“满洲省委巡视员”，进入东北后的第一个动作，是端午节前在密山县哈达河沟里，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会议重要内容之一，是传达、学习“1·26”指示信，当然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实事求是，针对性极强的有所批判。
吴平说：指示信之前，东北党执行的是“北方会议”路线，满洲省委5月会议决议已经作了检查。这是我们党犯的错误，同志们不必背包袱。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检讨自己，过去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存在什么问题。过去认为义勇军上层领导都是反动的，和他们搞统一战线就是“上层勾结”，这是错误的。开展上层统一战线，正是为了便利下层统一战线，并不矛盾。我们必须明了东北的特殊性，明了反日不止是哪个党派、哪个队伍的事情，而是整个民族的事情，要造成全民族的统一战线。
12月8日，《吴平致陈亚的信》中说：
目前反日游击战争哪怕是不在我们领导之下，甚至哪怕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但是只要在目前不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和他做武装流血斗争，在客观上都是使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减弱，因此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这一点你们是未了解的。
被扩大进会议的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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