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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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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者不做爱国运动”，这句话今天不但难以理解，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那时讲共产党员有两个祖国。作为人，你是中国人，中国是你的“民族祖国”。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工人阶级的大本营，作为共产党员、工人阶级的一员，苏联就是你的“工人祖国”，或“阶级祖国”。在“阶级祖国”和“民族祖国”之间，共产主义者首先要、甚至是无条件地服从、服务于“阶级祖国”的利益。对于“民族祖国”，因为是在代表地主、资本家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之下，就不能爱了，而是要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阶级祖国”。
1930年，满洲省委执行李立三路线，在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盲目组织武装暴动，使党的力量受到很大损失。“九一八”事变后，情况完全不同了，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有人仍然认为武装抗战、进行游击战争是“李立三路线”。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罗登贤开始了东北党的方针、路线的转变。
他认为，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无论是江桥抗战的马占山的东北军，还是吉林李杜的自卫军、王德林的救国军，都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满洲共产党人必须从当前的现实出发，制定出团结各阶级、阶层爱国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方针、策略，才能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
1931年底，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罗登贤指出党在东北的中心任务，是领导人民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会议对创建反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作了部署。
1932年1月，在罗登贤主持下，省委制定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纲领性文件，指出党要支持、援助和联合其他非党的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3月31日，在《中共满洲省委接受中央关于上海事件致各级党部信的决议》中说：
大规模的组织义勇军的工作，用目前各地的反日战争来动员广大群众建立起义勇军的组织，党应积极领导去参加这一战争，尤其是中东线、松花江、辽西、安东、吉林的地方更须以义勇军组织游击队，在敌人后方（奉天、哈尔滨、东满、饶河等）发展游击战争，袭击敌人粮食与运输，解除敌人的武装（如小部队、便衣队、侦探走狗等），用各种方法夺取武装，武装自己。反对过去省委对这一工作的消极或认为工人夺绝了武装去当胡匪（奉天）便不去积极领导群众与将义勇军组织建立起来的观念，更应广大的动员义勇军到前线去同士兵与现在的义勇军、反日军在一起，团结与争（取）他们到革命方面来。
而在此前的2月6日，《中共满洲省委对满洲事变第四次宣言》最后一句话是个口号：“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万岁！”
这等于道白了正在东北进行的这场战争是一场民族革命战争，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土地革命战争。
尽管还没明确提出统一战线的主张，但是武装抗战、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爱国力量进行一场民族战争，就是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的中心工作。
罗登贤就任省委书记后，便把省委机关从奉天转移到日寇势力暂时还比较薄弱的哈尔滨。
来自南国的瘦高的年轻人，在冰城度过了第一个严冬，其间也不时到各地区指导工作。在奉天，有几次差点儿被捕。那比较典型的南方人特征的相貌和口音，在高粱米、大子口音的黑土地上，给他带来的诸多不便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凭借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和天生的机敏，总能使敌人免去怀疑。
巡视、调研、开会，起草文件、报告，有时还要亲自刻印。能派下去的都派下去了，省委机关还剩几个人呀？1932年春节后，罗登贤和赵尚志要策动哈尔滨一个伪警备队哗变，在冯仲云家印刷宣传品。当时省委机关许多工作都是在冯仲云家进行的。罗登贤写完了，冯仲云在窗前放哨，赵尚志和冯仲云的妻子薛雯用石印机印刷，罗登贤在房间里跑步，来掩盖机器的响声。如果惊动了什么人，就说跑步暖身子，屋子里冷啊。
机警、沉稳，永远不慌不忙的样子，却是快节奏、高效率。下边来人汇报工作，有时他正在写文件，让来人坐下，就说讲吧，边写边听。有时文件写完了，那人也汇报完了，就开始作指示。人说“一心不能二用”，他却能，就有这等本事。
就在罗登贤为抗战日夜操劳时，来自党内的一股不可抗拒的逆流，向他和东北共产党人袭来了。
把“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密切联系起来”
6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上海法租界召开北方五省（满洲、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省委书记会议，史称“北方会议”。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组织部长康生出席并主持会议。
正是义勇军运动高峰期，罗登贤脱不开身，由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代表，在会议上介绍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满洲省委的工作方针和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他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情况下，这次会议确定党在东北的方针、任务，应不同于关内，不同于南方苏区。陕西省委代表也谈了北方革命形式落后于南方的事实。
笔者没有资料说明，博古、康生是早已发现了满洲省委的“问题”，还是听了何成湘的发言，突然感到问题严重，但确实是立即下手了。
何成湘的发言，被指责为“北方落后论”、“满洲特殊论”，受到严厉批评。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则是脱离了共产国际和中央路线，没有积极开展武装拥护苏联和创造满洲苏维埃的斗争，没有在反日中反对一切反革命派别，没有开展土地革命，形成了“满洲特殊论”的右倾路线。
会议强调，北方五省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和红军，武装保卫苏联：
在满洲被摧残和蹂躏之后，在上海浴血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正是向着苏联的边境前进，大炮的轰鸣，轰响于临近苏联的满洲边境，在紧张的反苏战争面前，特别的加重了北方各省共产党的组织保卫苏联的任务……这个任务的执行，是与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组织工农劳苦群众的斗争与建立北方的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是不能分离的。
会议决定，撤销罗登贤满洲省委书记的职务，调离东北，另行分配工作。
7月中旬，改组后的满洲省委，在哈尔滨召开扩大会议，批判“满洲特殊论”，全盘否定前省委的工作，贯彻“北方会议”精神：
毫无问题的创造满洲苏维埃与红军的任务提到党的面前，成为满洲党应该立即执行的中心任务。并且这一形势是最有利于党的工作的发展的，但是因为满洲省委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阻碍了党的工作的发展，使党的工作受到了极大的损失而远远的落在客观形势之后，成了群众的尾巴……甚至连尾巴都赶不上。
发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的任务，只有在传单上文字上见着，没有实际工作的布置，甚至最近寄磐石的指示竟忘记了这一最中心的任务，这是不可允许的错误，这完全是对于创造满洲新苏区的消极怠工。
拥护苏联是目前第一等的任务。
独立领导反日民族革命战争，这是拥护苏联，拥护红军，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建立满洲新的苏区的最主要的任务，这一任务必须与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密切的联系起来汇合起来，来开辟满洲的新苏区。
“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中共满洲省委为加紧义勇军的工作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中说：
要在义勇军中、反日军、反日军队中，反日的武装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工作，向群众宣传与解释各派、各系的国民党汪精卫、陈济棠、张学良、蒋介石等等他们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都是不抵抗主义的领袖，他们只会出卖民族侮辱民族，他们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他们统统是“汉奸”。一切国民党英雄们的“反日”，地主、豪绅、官僚、军阀、老师（指大刀会、红枪会、黄枪会等组织的法师——笔者）们的“反日”，他们是为的消灭反日，而不是真的要来反日。而一切反革命派别他们的“反日”，他们是为了维持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同样的是要来消灭反日。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才是反帝国主义唯一的力量与领导者。
一个日寇就难对付了，现在除了劳苦群众以外的中国人，也都成了敌人。
古今中外，没有怕朋友多的，这里恰恰相反。
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孤家寡人的抗战路线。
吉林省辑安县榆树乡外岔沟，有个财主叫侯福才，五十岁出头，中上个头，脸上有几颗浅皮麻子。此人树叶掉下来怕砸坏脑袋，却精明，能算计，一点儿亏不吃，做生意占不到便宜就跟你磨，而且几乎都能得逞，人称“猴头蘑”。他有三房老婆，大老婆不能生养，二老婆生个儿子再不怀孕，又娶个二十来岁的三房。儿子自然是他的心肝宝贝，却与他志趣迥异，喜交各路好汉，全无子继父业的心思。“九一八”事变后，儿子参加王东山领导的大刀会，“猴头蘑”气急败坏，说妈了个巴子，你败家不算，还要把小命搭上呀？
1932年3月底，鸭绿江武开江（北方河流冬季结冰，到春季时冰面融化，即开江。开江有“文开”、“武开”两种。“文开”一般在雨后，竖冰顺势滑入水中；“武开”是借风力吹裂冰块，冰块碰撞迅猛。——编者注），冰排在江面上冲撞拥叠着，咔嚓轰隆半个来月，刚汇成一江春水，日军就乘着船艇过来了。义勇军遍地，日寇招架不住，驻朝鲜日军也过江“剿匪”。当地百姓视日本人为“鬼”，认为秽物可以驱鬼，把粪水和女人的经血往江里倾投。喝符念咒的大刀会，把大刀片在胸脯上拍得山响，说你们那是扯淡，还得看老子们的。打了三天三夜，日军不断增兵，大刀会顶不住，法师王东山下令封江。江边有许多林场（当时叫“木营”、“木帮”），原木一堆堆小山似的，放下江去，江面上木排纵横。鬼子过不来了，过来的也回不去了。义勇军人多势众，见到少量鬼子一拥而上消灭了，多的就围起来慢慢收拾。
“猴头蘑”家离江边不远，一中队鬼子跑进侯家大院，利用高墙大院顽抗。如今城里、乡下，有钱人的标志是别墅、豪华车，那时就是高墙大院，用老辈人的话讲叫“大院套”。两人多高的青砖墙，门房、正房、东西厢房，有的四角还有炮楼，养着炮手。乡下穷人家通常也要夹上一圈障子，防备野牲口窜进来伤害人畜。这大院套的主要功能，就是防胡子了。“猴头蘑”吓得尿了裤子，强打精神，冲鬼子点头哈腰。鬼子让他做饭，他就抱柴烧水淘米，还把杀年猪腌的咸腊肉，平时舍不得吃的腌鲅鱼、大马哈鱼，都贡献出来。忙不迭地里出外进，麻脸上汗涔涔的，连子弹在耳边嗖嗖飞好像也不大在意了。
半个多世纪后，没人说得清这个舍命不舍财的吝啬鬼为什么会对鬼子那么大方。人们一致认定的是，他只想保住自己的家业，唯恐被战火毁了那份家业。
据说，当时逃难跑到附近山上的乡亲，看见他跪在院子中央的“索伦杆子”（满族习俗，各家院子竖根高高的木杆子，像今天的电视天线杆似的，把好吃的东西放进篮子里吊上去，喂鹰，祭天）下，冲天上作揖、磕头。
从天亮打到傍黑，好歹挨到枪声稀落下来。半夜时分，鬼子炕上地下、横七竖八地睡着了，“猴头蘑”一点儿困意也没有，不知道明天等待他的是什么。突然，东厢房响起鬼哭狼嚎般的喊叫声。“猴头蘑”跑进去，几个鬼子正把他的小老婆按在炕上扒衣服。
没人说得清复归沉寂后，“猴头蘑”把侯家大院付之一炬的情节、细节，反正是轮到鬼子们鬼哭狼嚎了。这些来自日本的禽兽，过江就打仗，几天没休息好，那一刻都睡得死猪似的。有人说，连哨兵都歪在门框上睡着了，或是被“猴头蘑”用酒灌迷糊了。第二天，乡亲们在烧得只剩下房框子和一圈院墙的废墟中，发现几个烧得变形的美孚汽油桶。在烧塌的大门楼里侧，有一堆还在冒烟的灰烬，显然是“猴头蘑”在那儿堆放了柴火。绝无半点儿军事常识的“猴头蘑”依然算计得挺精准、周到。那院墙一丈来高，被烟熏火燎得灶王爷似的鬼子，晕头转向的，一时半会儿如何爬得上去？一百二十多人，只跑出去五十来个。
冲天大火中，有人看见“猴头蘑”抱着他的小老婆，站在索伦杆子下狂呼大叫。
给我讲这故事的人说，“猴头蘑”太能算计了，连亲戚朋友也算计，人性挺臭的，再有钱人们也瞧不起他。大老婆、二老婆也嫌他太抠，没离婚，也搬出去另过了。这回家毁人亡，她们都回来了，乡亲们都来帮着出殡，大家凑钱买的花头棺材，就埋在那索伦杆子下。大家说，这人到头来爷们儿了一把，这辈子值了。
在鬼子没闯进侯家大院前，“猴头蘑”最恨最怕的是胡子，因为胡子最爱抢他这样的有钱人。在他眼里，后来在抗战中牺牲的儿子参加的那个纪律不大好的大刀会，就跟胡子差不多，让他深恶痛绝。在鬼子过江之前，他和当地人都未见过日本鬼子。如果不是小老婆被糟蹋了，那天晚上很可能相安无事，或许还会庆幸闯进来的是鬼子，而不是胡子。可接下来呢？“满洲国”成立不久，就宣布鸭绿江沿岸30公里的森林，只有日本人才有采伐权。“猴头蘑”也做木材生意，附近就有他的木营，这与胡子月黑风高夜的抢劫又有何异？即便这样，也难以想象他会像后面将会写到的土龙山暴动的那些财主那样，或者像更多的一时间与侵略者还没有什么直接利益冲突的中国人那样，就因为你占了咱们的东三省，我就要揍你。他会继续经营他的土地、生意，算计如何扩展他的财产、家业，也不希望自己的独生儿子去跟日本人打仗，但他心里肯定会向着大刀会那样的抗日队伍的。
“九一八”事变前，许多好像从未想过自己是个中国人，这个叫做“中华民国”的国家和自己有何相干的人，面对日本侵略者，一下子就中国起来了。
日本人来了，各地军阀、官僚的权力和威风没了，他们会欢迎侵略者？一些地主跑到有日军驻守的城里，也不是去当汉奸，而是怕胡子，躲胡子。许多老人说，那时在乡下，谁有意无意说句日本人的好话，可能当场就被大家揍死。
“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抗战，是全民性质的。
王东山是梁锡福的徒弟，梁锡福是东边道（道为行政区划名，东边道所辖区域20余县，即今吉东南、辽东的大部地区）一带赫赫有名的大刀会领袖、护坛大法师，又是唐聚五为总司令的辽宁民众自卫军第11路司令。十几万自卫军没有军饷，吃饭穿衣都是问题。唐聚五带头毁家纾难，部下也纷纷效仿。吉林自卫军总司令李杜，将自己的存款和面粉公司捐作军资。各地义勇军所到之处，都有地主商绅捐粮捐钱，支援抗战。
黑龙江省士绅梁声德，曾任省议长，在黑龙江颇孚众望。“满洲国”成立时，日伪屡次威逼利诱，要他出任高官，他坚辞不从，命令其子梁振铎参加义勇军。梁振铎被马占山委任为救国义勇军海伦地区司令，率部屡创敌军。
1932年5月，日伪军攻打辽宁新宾县城，民众自卫军想利用天主教堂阻击敌人。女教徒刘桂祯挡在门口，说战争不能拯救人类，你们打打杀杀的，是魔鬼。后来出于“上帝之爱”，收留救治一些伤员。城破，敌人搜捕毒打教徒，罪名是“通匪”。伪县长张耀东带人搜查教堂，放出狼狗，把地下室的十几个伤员都咬死了。刘桂祯带领一些男女教徒，出城找到自卫军，成立个“上帝保卫连”。连长刘桂祯率领清一色天主教徒的官兵宣誓：为了驱逐魔鬼，我们愿与魔鬼同下地狱！
后来，唐聚五给“上帝保卫连”送面旗帜，上书“中华保卫连”。
只要抗日，唐聚五什么人都要，包括胡子。
威震东满、吉东的中国国民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一位草莽出身的民族英雄，说过这样的大实话：俺不管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要打日本子，就是好样的。
罗登贤不会说这话，但他就是这么做的，不然义勇军中不会有那么多共产党员。
辽宁民众自卫军第9路司令包景华，家是大地主，原为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执行委员，因参加改组派，且是首领，被撤职，回家乡柳河县办学。“九一八”事变后，随唐聚五举旗抗日。9路军有20多个共产党员，包景华对其印象颇佳。一次见到清源县委书记柳大目，两个人唠得投机。柳大目说：过去咱们哥俩打架，现在日本子来了，哥俩就得抱团打日本子了。包景华连连点头，说共产党有眼力。又道：将来打走日本子，共产党得了天下，能让我当个自由百姓吧？柳大目说：你就不想多为国家做点儿事吗？
北方会议后，将来那“自由百姓”先别说了，眼下这包景华就不行了。满洲省委巡视员到海龙巡视工作，命令打倒这位“国民党司令”。
笔者家乡有个著名的胡子头叫黄锡山，人称“黄四懒王”，据说是黄天霸的后代。黄家几代都是胡子专业户，姑娘、媳妇玩枪比干针线活还利索。说不清什么原因，黄锡山和邓铁梅两家是世仇。1914年邓家连续两次被黄家烧杀，包括邓铁梅的父亲，邓家惨死六口人。可是“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在邓铁梅的叔叔邓吉道的说合下，邓铁梅和黄锡山这对杀父血仇的冤家对头，在民族大义的旗帜下联手抗日了。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我的祖辈和像他们一样一个大字不识的庄稼人，肯定没听过这话，也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但是，柳大目和包景华讲的“哥俩打架，现在日本子来了，哥俩就得抱团打日本子了”，他们肯定一听就明白，不听也明白。
就怎么也搞不明白：像博古、康生这等人物，竟会连这样浅显的道理也不懂吗？
在中国南方，共产党当时想抗战也不可能，因为国民党要“安内”。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由不得共产党。
东北已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无论饥寒交迫的无产者，还是衣食无忧、多么饱暖的有产阶级，都不能不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欺压，都成了亡国奴——难道这还不特殊吗？特殊情况不就得特殊对待吗？
东北人民没有经过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洗礼，缺乏建立苏维埃的经验，对共产党的了解也很少。比之南方，像其他北方各省一样，东北就是落后的。“九一八”事变后，无论满洲省委发表多少宣言、声明，其声音和影响力都是微弱的，因为你力量就那么大。博古、康生也不是不认这个账，可他们好像嫌一个日本帝国主义还不够，还要把朋友变成敌人，把“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密切联系起来”。
今天没见过地主的人也说“地主”，那时叫“大户”、“大粮户”、“种粮大户”。在笔者家乡，一些人还管有钱人叫“大肚（音dǔ）子”，管土改斗地主叫“斗‘大肚子’”。无论城里的各种雇工，还是乡下扛活的长短工，对雇主都叫“东家”、“财东家”。农民也不叫自己“农民”，而称“庄稼人”。你说地主剥削、压迫农民，有人会举例说明有的大户也挺好。就是不怎么样的，俺给他干活，他给俺工钱，不也挺公道吗？更多的人会认命，说人家有钱，那是命好，祖坟风水好，俺就是这扛大活的命。你说他没有阶级觉悟，那“阶级”还没弄明白呢，这“觉悟”又是怎么回事儿？几辈子就这么活下来的。就算你能把道理掰扯得一清二楚，那又得拐多大弯、费多大劲呀？王德林、唐聚五、郑桂林等人，何以竖起旗帜就能聚拢几万、十几万人马？不就是“反日”两个字吗？“打日本子入队”，“受日贼及走狗气，必须入队抗日才能得好”，“不愿受日本气”。这是1943年《东北抗日联军部分队员调查表》里“政治认识”栏中的文字，那工夫没有比反日再简单、再得人心的了。而当许多有气节的地主和各种有身份的有产阶级出粮出钱支援抗战，或者亲自组织队伍抗击日寇时，你再打土豪，分田地，剥夺他们的财产，把他们弄得家破人亡，这叫什么事儿？是在帮谁的忙？
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关于最近满洲工作的报告》中说：“凡是用反日的名义，几乎在任何义勇军，甚至所谓‘胡子’中活动都不受阻碍。”
凡是经历过这个历史时期的抗联老人，都说那时你讲“反日”，没有不赞成的，可一提“革命”、“苏维埃”，就没嗑唠了，甚至立刻反目成仇，不抓你杀你就不错了。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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