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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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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奎一、景振卿、景龙潭也无党无派。8军后来发展20多名党员，他们若不是过早牺牲，是可能参加共产党的。9军、10军、11军也大体如此，许多烈士都不是党员。
儿时听老人讲邓铁梅的故事，参军后部队驻地就在他的家乡磨石峪。“九一八”事变40周年前夕，我去找邓氏家族的人采访。两位老人压低声音道：邓铁梅打日本子没假，可他不是共产党，有人还说他是国民党，这事俺们不能跟你说。
王凤阁也是一样。抗战六年，全家牺牲，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除了当地老人，没人知道他。有人说他是胡子头，有人说他是国民党，其实他什么也不是，就是个打鬼子的中国人。
黄拱宸也无党无派。如果有机会，他们倒是可能像苗可秀、盖文华那样，参加国民党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跟侵略者拼命，也就无愧为响当当的中国人。
与此对应的，是无名烈士太多。
除了于家人外，几乎没人知道老于太太姓王，嫁人了连这个姓也没了，就剩个“老于太太”——好像她生来就叫“老于太太”。
这样个强悍的女人都没有名字，那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孽果。而像李三侠、张祥的山林队，邓铁梅、王凤阁、苗可秀的自卫军，包括8军之后的联军，除了前面写过的原因外，时间的久远，宣传系统的缺失、不畅、不健全，特别是在加入联军之前，烈士英名知之自然就难。当然，还有读者可以想见的原因。
无论有名还是无名，即便曾经反共，或者打家劫舍，在侵略者面前，他们都是响当当的中国人，无愧于黑土地的先人和后人。
他们都不会唱《国际歌》，却吼出了《义勇军进行曲》！
八、荒原水畔战马鸣
第29章 密营
“机器房子”
老交通员李升把小丫头李敏送到6军4师密营，李敏就算上队参军了。
李敏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房子。
南北大炕，一面就十来米长。说是炕，其实是床，用木头支架的，床面是碗口粗的黄波罗树一劈两半，半圆形皮面朝上，顺着铺摆开。黄波罗树皮是味中药，能治疗腰腿痛、高血压、糖尿病。那时不懂，就知道这东西发暖、软和，躺上去比较舒服。
进屋后最明显的，是地中央那个半人多高的油桶改制的火炉子。密营里，冬天必得有这个东西，取暖，有的还兼做饭。劈柴柈子在里面呼呼燃烧，像一台机器轰轰作响，上半截都烧红了。如今城里冬季供暖，政府规定室温不得低于18摄氏度，否则居民可以不交取暖费。那时那屋里能有5摄氏度就不错了，屋子大，那房子也不严实呀。
帽儿山、锅盔山、四块石等等，李敏待过的密营多了。有利用山洞修建的，有半地下的地窨子，大都是像4师这种称做“木刻楞”的木头房子。四面墙都是电线杆子粗细的原木垒叠的，里外用泥糊一下，风吹雨淋有的剥落了，往里灌风。打从人类穿上衣服有了家后，睡觉好像就得脱衣服了。那时的庄稼人，包括许多土财主，脱得更彻底，大人小孩，一丝不挂。一是没衬衣，二是就算有，穿衣服睡觉特别费衣服，也舍不得。抗联没有脱衣服睡觉一说，不光不脱，临睡前还得把穿戴拾整一番。头上狗皮帽子，脚下乌拉头，衣服扣子扣好，再把腰上皮带或麻绳系一遍。待到早晨起来，嘴巴脸上结满霜花，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成了白胡子老头。
在家时，房子也四面透风，好歹有床破被，更重要的是身下那炕是热的。密营没被，老同志大都有件大衣，白天穿，晚上盖。李敏刚上队没大衣，马司务长就把他那件油渍麻花的日军呢子大衣给她盖着，那也冻得翻来覆去睡不着。可比起后来露营的日子，已是天堂了。
刚上队时，密营里就她和李桂兰两个女的，马司务长年纪大，就挨着她睡。到帽儿山后，女的多了，男男女女一大屋子，就年纪最大的女的挨着男的睡。有的也用板皮或箱柜什么的，在中间隔开，里边睡女的，外边睡男的。那时那人比较单纯，有歪歪心眼儿的人少。
帽儿山密营里有两台缝纫机，就成了6军被服厂。各军密营里都有被服厂，南满被服厂叫“机器房子”，北满管缝纫机叫“机器”，还有叫“自缝针”的。
忙时，那机器白天晚上就那么“咔咔咔”地响着。
第一台机器，是1934年秋从大地主老夏家缴获的，同时还缴获一批白布，游击队给送进山里，建起被服厂。厂长裴成春和李在德、刘思淑、许贞淑，都不会用机器，县委找来个裁缝张师傅，李在德最先学会了。游击队不断发展，被服厂也不断扩大，李敏、李桂兰等人也来了。
买的缴获的许多是白布，第一道工序是染色。把黄波罗树皮放大锅里熬开半个小时后，把树皮捞干净，布料放进去浸一阵子，捞出来晾干就成了淡黄色。柞树皮也行，效果差些，跟牛皮纸的颜色差不多。军装样式是中山式，帽子是苏联红军的尖顶帽，中间有个红布剪的五角星。各军服装的颜色，式样不一致。国共合作后，吉东有的部队帽子上嵌的是青天白日。就是一个军也难得统一，比如6军这批买的缴获的是黑布，那就只能是黑色的了。待到1938年后，密营陆续被敌人破坏了，各军又都像当初的游击队似的，什么色的都有了。
最忙的是换季时，机器活，手工活，手脚不闲。晚上舍不得点油灯，就点松明子，一个个那脸都熏得灶王爷似的，吐出的痰都是黑的。李在德老人说，困哪，不知不觉就把手指头送到针脚下，被机针扎穿了，一下子疼醒了。有时都顾不上包扎，赶紧看看是不是把机器弄坏了。就是根机针，也是来之不易的宝贝呀。没事，把手包上，继续干。
被服厂也是抗战形势的晴雨表。该忙时没活干，那就是不大好了。有时大雪飘飘，大批布料、棉花还没送上山，那人就急出满嘴泡了。
有时呼啦啦送来一批伤员，“机器房子”被服厂就变成了医院。
平时，密营里就是些非战斗人员。像在地方暴露、可能被抓捕的抗联家属，主要是老人、孩子。更多的是伤病员，其中包括戒大烟的人。收编的山林队，哗变的伪军，老弱病残和烟瘾大的，给路费回家了。年轻，烟瘾不大，又愿留队，就送到密营里戒烟，戒掉就归队了。
在大山里建密营，是环境逼出来的。就说伤病员吧，有根据地时可以放在老乡家里疗养，根据地没了，怎么办？
中医，西医，乡下的土郎中，乃至听说个什么偏方就给伤员用上了，就成了“医生”的人，各军密营多数都有个把的。其他各色人等，只要能下地帮把手的，就都算护士了，被服厂的女兵当然更是主力了。
提起王耀均“王医官”，6军老人没有不跷大拇指的，说这人救了多少人哪。那时管医生叫“医官”。5军医官管毅，大家也是齐声称赞。可无论是管毅、王耀均这种比较正规的医生，还是那种几乎全凭胆量，拿起木匠家什就动手术截肢的“医生”，最大的难题都是缺药。
没麻药，动手术前通常吃点大烟止痛。张瑞麟的右下颏骨被子弹打碎了，给他动手术的徐哲可是个人物，正儿八经的哈尔滨医学学校毕业，后来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那也没辙，连大烟也没有。先在腮帮子里外清除些烂肉，再由人帮着把伤口挤压合到一起，用缝衣服的针线就缝开了。那时动个手术，几个棒小伙子按着，像杀猪似的。这又不像锯条腿，想哼一声都不行，一口牙没几颗了，想咬牙也不成，就那么硬憋着、挺着。
也是1军，1师3团9连1排8号战士李成才，右手被子弹打了个双眼透，送去医院，6个伤员只有1贴膏药。
2军6师军需部朴部长，左脚负伤，送去密营住院，没医生，也没药。眼瞅着伤口溃烂，一天天蔓延，大家“会诊”，一致意见是得把脚锯掉。六十多岁的8团4连老兵老崔头，找来把锯，比划一阵子摇摇头。不知从哪儿弄个罐头盒子，花半天工夫做了把锯，“嘎吱嘎吱”就锯上了，活生生“嘎吱”了两个多钟头。
如今戒毒，有专门的戒毒所。那时戒烟什么没有，就是让你在密营里待着，远离毒品，硬憋死抗，憋抗过去就算成功了。伤病员所谓住院，主要就是免除了行军打仗，能够休养、将养。营养谈不上，反正每天能吃上三顿饱饭就是了——这还是1938年前。
曾当过半年服装厂厂长的曹曙焰老人说，偏方治大病，那时光治枪伤的偏方就多了。像老倭瓜瓤子糊伤口能止血止痛，把串地龙根子煮了捣烂能治伤，老鸹眼树皮效果最好。这东西山上有的是，扒了熬成膏，糊上就行。连队干部战士用嘴嚼烂了糊上，轻来轻去的自己就“扎古”（治疗）了。
老人们都说，那时打仗，缴到好枪最高兴了，再就是药。打进个镇子，日伪的医院、药店里的药全部没收，中国人的赶紧拿钱买。
主要还得就地取材，靠中草药。开头没几个人认识，后来都行了，有空就出去采集，回来就捣呀熬的，成半个土郎中了。
1935年8月23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来信》中说：
二、三军如缺医生时我们这里只有一个会熬膏药的，该膏药治枪伤很有把握，且价钱不贵，他们用时可派去专熬膏药。
1934年12月，《张同志给司令部的报告》中说：
病院二伴子，苦的要命，自己做医生，自己作伙夫，自己作院长，夜间睡在木柴堆上，真是度日如年。
不知道拳打脚踢把这个医院全包了的“二伴子”的姓名，也不知道这个医院在什么地方，从报告内容看似乎是哈东支队的。无论是哪支队伍的，读者从中也能窥见当年医院的一斑。
密营里的“机器房子”，当然不止缝纫机，还有兵工厂的机器。
或大或小，各军几乎都有兵工厂，比较普遍的是翻新子弹。就是给弹壳重铸底火、弹头，装药后重新使用。许多军都要求官兵收集弹壳，不光是自己发射的，敌人阵地上的也要捡，收集多的还有奖励。
2军兵工厂建得最早，而且有特色，能造“炸弹”。
11军创办的七星砬子兵工厂，能造机关枪。
1936年秋，原奉天兵工厂的一些失业工人到下江地区找抗联，要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抗战出力。奉天兵工厂是东北最大的兵工企业，这是些技术纯熟的产业工人，第一批是共产党员胡志刚带的6个人，在集贤县找到独立师。一个多月后，又陆续来了20多人。祁致中乐坏了，这简直就是老天爷送来的人才、宝贝呀！派经济部主任崔振寰和团长叶万海，负责兵工厂的筹建和保卫，完达山支脉七星砬子群山的原始森林就热闹起来。
胡志刚带人去佳木斯买机器，在一家铁工厂看中一台机床，不光要钱，还得有3家铺保。这下可把人难住了。祁致中的警卫员丛树林，说他有个朋友是刻字工人，让他给刻3家商号的图章不就行了吗？立即去办，马到成功。
造枪得有特种钢，长发屯火车站上堆着不少钢轨，一个骑兵连连夜赶去，一个班警戒，其余的往爬犁上搬。敌人发现了，大雪纷飞中一场激战，抢运钢轨之战。老天爷帮忙，正是冬季，爬犁便捷，包括那台机床和其他机器设备，全是些死沉死沉的家伙，不然还真不好弄进那七星砬子大山里。
这“机器房子”里的可不是缝纫机，用脚就能踏动的，得有电。就修道水坝，用水轮带动发电机发电。水源不足时，就用汽车发动机烧煤油发电。
第一批产品是100支撸子，外形跟撸子一模一样，只是像匣子枪一样的机头，就叫“匣撸子”。豆油烤漆，又黑又亮，性能也好。
第二批是手提式自动冲锋枪，打的是匣子枪子弹。只是产量不高，一个月才能造几支，子弹又少，试制成功再未生产。
接着就造出了机枪，并装备了11军。
东北胡子多，枪械自然有市场，民间造枪业就应运而生。弄支枪模仿起来，铁匠炉式的手工打造，一个人干，或父子俩合作，质量大打折扣。其他军兵工厂的师傅，不少是这种角色，跟11军的正规军没法比。如果再干上几年，这座兵工厂的作用就大了。
1938年初出了叛徒，日伪军进山“讨伐”，兵工厂损失很大。之后，敌人不断进犯，再加上归屯并户，兵工厂处境日益艰难。1939年2月，敌人再次大规模“讨伐”，除3个人侥幸逃脱外，包括胡志刚在内的工人和护厂官兵，全部战死。
1936年（无月日），《刘海涛关于满洲情形的报告》中说：“我们计划着在里边（小兴安岭里边——笔者）建立军事政府、学校、小兵工厂、各种设备，这个山里就是日本知道，他进攻是很难的，也可说要与对房子（“对房子”，又称“趟子房”、“碓营”，即在山里打猎和干各种营生的人修建的房子——笔者）和雪里人（“雪里人”即达斡尔人、鄂伦春人——笔者）联合好了，日本就没办法进攻的了。”
当时许多人认为山里是绝对安全的。应该说这还是一种摸索阶段，翻的还是胡子的老皇历，冷兵器时代对付官军的那一套。
抗联不能没有密营，特别是在根据地的处境日益艰难，乃至被敌人疯狂剿灭之后。
而密营的精髓就在个“密”字：敌人不知道你在哪里，就是明知道你在那大山里，它也找不到。
学军事，学文化
胡真一老人说，管毅管医官，兼着教导队的文化教员。第一次见面，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在家时叫“小买子”，现在叫胡真一了。他笑笑，拿个树枝在地上写下“胡真一”3个字，先指着“胡”字，说这就是你的姓，左边是个“古”字，右边是个“月”字，“古”是古代的“古”，“月”是月亮的月，加一块就是姓“胡”的“胡”，“胡来”、“胡说八道”的“胡”。讲完“胡”，再讲“真”和“一”。认识自己了，再认识“革命”、“共产党”、“马列主义”。“马列”是两个人，“马”叫马克思，德国人，“列”是列宁，苏联人，“主义”就是他们说的话。马列主义是真理，用马列主义指导革命，就一定能胜利。
曹曙焰老人说，那时连里有识字班、政治讨论会、军事讨论会、经济讨论会、自由讲谈会、“苏联之友”、卫生组、俱乐部，7军管俱乐部叫跳舞队。各军叫法不一样，内容都没离开这些。政治讨论会也就指导员和文化高的讲讲，有的连长都讲不出什么。我当指导员后就得讲了，讲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打走日本子要像苏联那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书念。军事讨论会和经济讨论会就热闹了，大老粗讲话不拐弯，那时那人也不大挑理。经常活动的是识字班，不打仗，没敌情，弄块板子挂树上，写上几个字，嘴里跟着教员念，手上就在地上画。在家念不起书，没想到参军还能学文化，积极性挺高。也有不爱学的，特别是仗没打好伤亡大时，有人就说明天这口气说不定就没了，学那玩意儿有什么用？
各军大都有教导队（团），有的叫“随营学校”，在根据地选个屯子，在老乡家南北大炕上一坐，军事、政治、文化课就开讲。随着形势的恶化，“提拔的、培养的、教育的，赶不上牺牲的多”，也就越发突显出培养干部的急迫性。
打下老钱柜，控制了小兴安岭汤旺河谷，3军、6军即在岔巴气建起联军办事处、修械所，在帽儿山建起被服厂、医院、仓库，在汤旺河支流伊春河畔建起政治军事干部学校。
几幢灰黑色的木刻楞，隐蔽在茫茫林海中。木板门，树皮顶，对面大通铺，每幢都能住上几十人，原是流送木材的工人用的。这里是红松的故乡，也是动物的天堂。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河里游的，伴着参天的古树，在一种原始、荒莽的状态中恣意生长。清晨，学员们在门前空地上出操，鸟儿满世界欢歌笑语，狍子、梅花鹿在林子边好奇地探头探脑。
校长赵尚志，副校长李华堂，教育长侯启刚，两名教员张德和张文廉，学员分3个月的士兵班和6个月的军官班，前者培养连排长，后者毕业后许多当了师团长。张德讲政治课和军事课，张文廉讲文化课。政治课有《中国近代史》、《社会发展史》、《资本论》等等，军事课主要讲游击战术，也搞射击、刺杀、投弹、爬山、游泳、利用地形地物等训练。教育长和教员每天轮流上课8小时，有时也请部队军事理论和技战术素养较高的干部讲课，晚上还有两小时的讨论，队列、纪律教育则贯穿在日常生活中。
如今新兵入伍第一课，就是立正、稍息、敬礼等军人基础知识、素质训练。这是条令规定的。那时没这个。那时拿起枪上战场，没工夫练这个，庄稼人也不习惯这一套。见到上级不敬礼，进连部不报告，上级也不在乎，觉得打鬼子用不着这一套。这回进了政军干校还这样，或者给予口头警告，或者罚你徒手立正。不管你是什么职务，打死多少鬼子，挂了多少彩，用今天的目光看，就是一律从新兵学起。
1935年1月，《东北抗日斗争的形势与各抗日部队的发展及其组织概况》中，说1军士兵“百分之九十九文盲”。来自3军、6军、9军、11军的干校学员，文化程度要高些，也不能没有文盲。而《资本论》应该是大学的课程。非常时期，特殊环境，从文盲到大学，从士兵到连排长，从连排长到师团长，就这么速成着。从不会立正、稍息、敬礼，不懂向左转、向右转的庄稼人，到拿起枪就向侵略者冲击的军人，不也是这么速成的吗？
游击队、抗联的优势之一，是熟悉地形，那深山老林里的沟沟岔岔，参军上队前就嵌满了庄稼人的足迹。可离开家乡，游击到个陌生的地方，一时间就有点儿找不到北了。过去缴获地图，许多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扔了，或是揣兜里留着擦屁股了。在干校学习军事地形学，懂得识图用图了，有人就拍起大腿，后悔不迭。
与此同时，还在巴浪河沟里办起了电信学校。
校长兼教官于保合，1914年生于吉林省伊通县，1933年毕业于吉林市省立一中，同年参加抗日救亡，年底被派去苏联学习无线电。他聪明，又刻苦，仅半年即提前毕业回国。
学校学员只有九人，最大的十九岁，基本都是初小文化，这已经很难得了。除独立师的三人外，全是党员。主要学技术、电学、电工原理和使用无线电的常识，然后练习收发报，教学器材是缴获的无线电机器。三个月后，根据赵尚志指示，与政军干校合并，政治课、文化课与干校合上，仍以学习报务为主。
到1937年秋，合并后的政军干校培训一百多名军政干部。
办政军干校和电信学校，无疑是深谋远虑的。从命令张寿海Р幌б磺写勰孟吕锨瘢皆谔劳庸壤锇煅В破�4期的赵尚志，是不可能不想到南国的那所黄埔军校的。可是，由于与七星砬子兵工厂被毁的大体相同的原因，学校只存在一年多时间就不得不停办了。
“东方斯大林”
实际主持政军干校工作的，是教育长侯启刚。
据1939年5月9日《侯启刚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申诉书》分析，他1906年出生，好像是奉天省盖平县（今盖州市）人，1919年到营口省立水产学校读书，1924年考入辽阳满铁商业学校，“五卅”运动中因鼓动罢课不成，退学回家，何时入党不详。曾任3军3团政治部主任、10军政治部主任、3军3师政治部主任等职。
侯启刚，大个子，细长脸，眼睛挺大挺有神，嗓音洪亮。提起他，老人都说这人聪明，爱读书，有理论水平，马列主义一套一套的。
东北抗战十四年，从满洲省委到11个军，谁是抗联理论家？侯启刚是不是应该算一个？算不算都没人承认，但他确实有一套理论。
关于游击战术，有以下几个原则问题——
一、化整为零，化零为整，整零并用；
二、敌进我退，敌退我进，进退并用；
三、敌动我静，敌静我动，静动并用；
四、敌暴我隐，敌隐我暴，隐暴并用；
五、敌聚我散，敌散我聚，散聚并用；
六、敌镇我警，敌警我镇，警镇并用；
七、声东击西，声西击东，东西并击；
八、投实以虚，投虚以实，虚实并投；
九、设卡子，绕圈子，袭击敌人，所谓乘其不意，攻其不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十、接近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武装群众，这虽不是战术，可是成为运用战术的先决条件。
这是1938年12月8日，《侯启刚于东北抗日斗争的策略路线并战略战术问题给张光迪的意见书》中的文字。
1939年（无月日），《×××（笔者将姓名隐去）等人给侯启刚的信》中说：
我们批评你写的是：游击战术的“大鼓词”和游击战术的“对联”，不是什么游击战术原则，我们的干部如果虚心研究上级给我们关于战略战术的指示，是有把握克服东北游击运动的困难，就不用在中央指定的战略与战术的原则的上面，再压上你这一套“大鼓词”和“对联”。
同年4月1日，《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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