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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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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4月1日，《侯启刚关于被撤销工作给中共中央的申诉书》中，又提出“脱离原区论”，即脱离敌人已完成“集团部落”建设的地区：
敌人光靠采用游击战术或者精锐武器并不能使我们发生绝大困难，它之所以使我们发生绝大困难，主要在于缩短防地、隔绝民众（毁灭小屯散户归大屯）、武装大屯和普遍封锁游击区附近山林各种办法总和采用的结果。使我依山林则缺乏给养，进大屯则不得一住，骑兵则缺乏草料，步队则往返过劳，因而物资供给不足，尤其山孤林稀，大屯少而有反动武装，散户多而离山太远（归屯区差不多都这样）之地带，不光是冬期，就在夏秋中，于敌寇“讨伐”期间亦呈绝大困难。当然有的大屯，有时还能取得或多或少的物资之补给，但当反动气势高涨，秘（密）探云集，恃以解决一时则可，恃以支持长久，则势所难能。所以我认为在这种区域，除因了有特殊战略意义并给养有特殊取得方法之绝对保障时，都应脱离原区。
与此有关的，是“满洲没有二年以上的游击区”：
由理论和实际状况看来，敌人的反动办法是有规律性的。敌寇最厉害的办法，是毁灭游击区。一九三五年秋曾普遍的干过了一次，三四、三六也曾局部的干过，而去年冬在三江省又来了这么一回。“满洲没有二年以上的游击区”，我常提出的这种话，实是事实。这种毁灭，再加上归屯并户及照相居住证并严重军事进攻，结果反日队伍或早或晚，不是脱离原区，就是瓦解崩溃。
那怎么办呢？远征，到敌人统治薄弱地区去开辟新区：
我认为在一九三八年度全满和三江省的环境下，远征绝不是逃跑而是“退守的进攻”之积极对策。
侯启刚留存的论著挺多，以上只是择其要点简略叙述。比如远征，所去方向、目的，沿途给养如何解决，原区是不是放弃不要了，等等，都有比较详细、具体的论述。
此外，还有“纵横不断游击论”、“小兴安岭大计划”、“中日大战（七七事变）不是大事变，日苏大战才是大事变”等等。而且，对于他所经历的各个时期的各种方针、政策，几乎都要评说、主张一番，少有不遭非议、批评的。特别是在前面引录的“游击战术十原则”的那篇《意见书》之后，有人说“他已经永远走进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同等的泥坑里”，“启刚路线，是这些危险的、腐败的、犯罪的倾向，永绝于党”。
1939年4月12日，侯启刚被撤职并开除党籍。
侯启刚有病，已知的是风湿病和三叉神经痛，有人说还有别的什么病。而老人们谈得最多的，是他有时精神不大好，瞅着疯疯癫癫的，自称“东方斯大林”。还说他到10军当政治部主任时，提出取消“挑枪片子”和勤务兵制度，遭到反对，不得不离开10军。
1938年（无月日），《侯启刚关于经费、北满吉东党路线的统一及干部任免等问题的意见给金主任的信》中，说：“我病状光怪离奇，什么都说，说过都知道，工作热情较前增加十倍，身体不觉坏，每日睡两三个钟头，但精神并不坏。”
赵尚志曾想让他到6军任政治部主任，他说不行，我军事上没把握。他从未认为自己在政治上不行。在那篇被批为“启刚路线”的《意见书》中，他说：“此信我自己负整个责任，最近必交北（满）省（委）和军政治部核阅，我相信最低是近于绝对正确的。”
几年来我以不应有的态度小看过谁？我逢迎过谁？我除了性生活不能都告诉人也不必都告诉人外，其他我都可以道出，而且都道出过。
我所希望的只要能实现了我的政治意见就行。
我认为我正确时，我从来就未让步过一次。
我目前宁肯受省委处分而保留马克思列宁主义。
因为不然，不光是对思想变节，也是对组织欺骗。
侯启刚是进关找党组织途中受到诬陷自缢而死的，时年三十三岁，或者三十四岁。
后面将要写到，北满曾有几个人对所受处分不服气，有的想进关去延安找党中央，有的过界去苏联找“中共中央”，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其中，侯启刚的结局是最悲惨的。
清高，自负，狂放，狂傲，口无遮拦，笔锋犀利，瞅着难以接近，感觉拒人千里。有老人说这人就是个书生，就是嘴损，嘴损也是因为书呆子气，其实这人挺透明、挺好相处的。
在哈东支队时，侯启刚是反对枪支无条件归公的，可到10军又反其道而行之。“知道是一个事，作去又是一个事，我是向同志你提出意见，其实我自己正在学习。”这是他的《意见书》中的一个自然段，无论所指为何，“东方斯大林”也是不无自知之明的。
得其所哉的，是伊春河畔的那所政军干校，那应该是他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时光。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教授、学者、校长，可他没有那样的时空，侵略者也不会干瞅着他在伊春河畔施展才华。好在干校的办学方向和成就是不可否认的，这位实际的当家人也就功不可没。可在开批“启刚路线”后，他讲课的一些讲稿也成了靶子。
他唯一未被非议、指责、否认的，好像就是他是抗战打鬼子的。
在北满那漫长的冬季，行军、打仗、露营，天大房子地大炕，多少土生土长的棒小伙子都落下残疾，他这个辽南的病秧子是怎么挺熬过来的？当光怪离奇的病发作时，每天只睡两三个钟头，工作热情反倒倍增，那心头熊熊燃烧的又是什么？
有老人说，侯启刚的一些理论是有道理的，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当时也有人挺欣赏。像“纵横不断游击论”，因敌人统治的不平衡，我们可以到敌人统治薄弱地区开辟新区，错了吗？所谓统治薄弱地区，就是还未归屯的地区。这种见解是很深刻的，有指导意义的。可这个人太狂，讲话绝对化，他看不上眼的人水火不容，有时不按组织程序来，还跟王明、康生的“中央路线”叫板，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侯启刚说他在军事上没把握。自“北方会议”后，多少路线、政策上的反复、争论，政治、政策上谁有把握？其中又掺杂着多少别样的东西，蕴涵着什么样的凶险？这个爱思考问题的病人、狂人，“东方斯大林”，一介书生，却那么自信，对错误也固执己见，用有的老人的话讲是“撅腚不服”，那命运也就注定了。
没人说得清在用根绳子结束生命前，侯启刚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无论他怎样清高、自负、撅腚不服，拿起笔来又如何激昂、雄放，这个弱不禁风的病秧子书生，其实原本就是不堪一击的，却也彰显了他的血性、刚烈和高洁。
后面将会写到，在此前后，多少人投敌叛变，这时给他戴顶什么帽子，那是太容易了。
“交通线是我们的生命”
当于保合教授他的弟子学习收发报，“滴滴答答”的声响歌儿般在伊春河畔高唱时，携带书信、文件的地方党和抗联的交通员，正在南满、东满、吉东、北满的山水间跋涉。
电话、电报作为科技文明的结晶，人类早就开始享用这种便捷的通讯工具了。别说土八路，江西红军反“围剿”，战地指挥，前后方联系，就是这样。东北不行，从满洲省委到抗联各军，上级指示，下级报告，全靠人力送达。就是1940年春以后有了电台，各军、路军之间的联系，最重要的仍是这种古老原始的手段，凭一双双脚板在乡镇村屯、深山老林奔走，编织起一条条交通线。当年写到纸上叫“交通员”，落到嘴里就是“跑交通”、“送信的”、“跑道的”、“拉道的”（“拉道”本意为向导、带路）。还有过界去苏联，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叫“国际交通员”，又叫“特别交通员”。
那时，省委、特委、中心县委、县委和军长、师长、团长的身边，是时刻少不得交通员的，有什么指示、命令，或者需要请示、报告，或口头，或书面，立即将交通员派出去。但是，十四年抗战，东北党和抗联到底有多少专职和兼职的交通员，这个数字恐怕是没人能够说得清的。
1940年1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概况》中说：2路军“总指挥部交通队，人数五十名”。
而看看1935年12月2日《中共吉东特委给各县委的指示信》中的一些文字，今人就会对交通员有个大概的了解。
（一）县委的专门交通员最少要有三个以上，一个专跑特委和县委之间；一个专跑队伍和县委之间；一个专跑区委和县委之间（区委多得按实际情形增加交通员，一个区委交通员至多知道两个区委的关系）。此外还要准备几个候补交通员，以便临时派遣或代替发生问题的交通员。这几个交通员不要他们互相知道和认识。
（二）交通的管理不要县委负责人直接管理，应当设一专门管理交通的交通站。交通站最少要有四人：一人专门管理特委的交通员，一人专管理队伍的交通员，一人专管理区委的交通（员），另一人为交通站站长。站长和以上三人发生直接关系（但不要他三人互相知道和认识）。文件直接由该三人从交通员处拿来时交给站长，由站长再转交县委负责同志。这样县委负责同志除站长外，不认识管理交通的人和交通员。
（三）当交通员的人应当是选择最忠实，勇敢，耐劳和善于应付环境而有坚决牺牲精神的同志来担任，绝对不应该随便抓起来一个人，就叫他当交通员。交通员的住址除管理交通人知道外，绝对不许（让）多人知道，而管理交通人的住址，除站长知道外也不许别人知道。交通站的工作员和交通员都不要参加任何群众工作和党的工作，他们作什么工作和到什么地方去，绝对不许别人知道。同时，也不叫他们知道许多的群众和党的关系。
前面 第22章 写过几笔的老交通员李升，人称“抗联之父”。
李升，1867年生于山东省德县（今德州市），1894年因家乡发大水闯关东，淘过金，种过地，打过零工，1915年到俄国修铁路，1919年回国在黑河跑邮政。1932年邮政马车被伪军拉去运军火，连走十几天，马累得走不动了，伪军就打。李升说别打了，哑巴畜生也是条命呀。伪军说打死活该。李升抄起块木板，照那伪军后脑勺就是一下，说打死你也活该。
敌人杀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一把火烧了他的家，他躲到汤原县鹤岗七号屯给人种地。冯仲云到这里发动群众，李升非常敬佩这位大先生的学问。唠起打日本，李升眼里冒出火星子，二话没说，就说你说让俺老头子干什么吧。
李升从小练武，身板硬实得小伙子似的，那也毕竟是六十五岁的人了。倘是有手好枪法，组织游击队时，上队对付几年，打死几个鬼子，也算有用之才。而冯仲云看重的是他走南闯北，眼界宽，路子熟，胆大心细，脑子活络，这就是个交通员的人才了。那时“交通”、“交通员”的概念，对许多人还挺陌生，可冯仲云是何等人物呀。
从此李升就到哈尔滨为满洲省委跑交通。不管什么时候，有任务拔脚就走，南满、东满、吉东、北满到处跑，跑得最多的是北满。有人说北满抗联活动的地方，没有他没去到的。省委干部下去调研、赴任，也常由他护送。像杨靖宇、张寿海А⒄砸宦⒎胫僭频热耍妓凸Ｓ錾系腥伺滩椋的闼嫡怅戈够埃愣釉趺词歉瞿下樱克退蛋澄堇锏氖歉瞿下樱窃谀潜叱ご蟮模獠痪团豢谀下踊盎乩戳寺穑堪程乓脖鸨鹋づさ牟坏镁⒍�
李升有个“百宝囊”，一个大帆布兜子，刀斧锯是必备的。冬天进山，晚上露营，砍锯些木头，用火镰点着了，好在那火堆旁睡觉。夏天也得弄堆火，防野兽，驱蚊子，不然冻不死，蚊子一夜也把血喝干了。还有个用桐油油过的布袋子，过河前吹胀了扎上，就成了“救生圈”。吃的当然少不了，通常是包米面大饼子，或是炒面，还有点儿盐。他好喝两口，身上挎着个用晒干的牛膀胱做的酒壶，走乏了，坐哪儿，拔掉那节包米骨子壶塞，仰脖咕咚几口。再掏出烟袋，吧嗒一袋老旱烟，就心满意足地继续跋涉。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文件。张寿海г怠敖煌ㄏ呤俏颐堑纳保俏募褪墙煌ㄔ钡纳Ｎ募械闹苯佑媚矗械挠妹滋佬矗拥胶笥玫饩仆可希拖猿霾韬稚淖旨！：笳叨愿断鼙⑻匚窈陀芯榈牡腥耍惺币材选＠钌囊路锿舛际遣苟。鞘毕缦氯苏庵执┐骱敛黄婀郑募话憔头煸谀遣苟±铩ＭǔＪ遣卦谛淇诶锉吆鸵陆蟮紫拢庋榭鑫＜笔保阌谀贸隼椿俚簟Ｏ掠辍⒐邮保岱雷疟鹋耍砩纤醣鹑没鹕樟恕�
彭施鲁老人说，那时有种叫“拍纸簿”的信笺式本子，一张薄纸配张厚纸，专供复写用的，厚纸留作文件底稿，薄纸作为报告、请示送走。这种薄纸很有韧性，交通员把它捻成纸条，夹在麻坯里搓麻绳，当乌拉带用。比较而言，这是最安全的，当然只有冬天才能穿乌拉。
1937年8月26日，《宋一夫、周保中给王光宇并转二师师党委信》中说：“我军最近西去交通员均被敌人伏兵追捕，将一切重要信件文书均损坏，幸未被敌获去。”
李升跑交通8年，曾5次被捕，文件从未被敌人搜获。最后一次是1941年，敌人用尽酷刑，把竹签子扎进他的指甲。还把他拉到牡丹江边，看着把“犯人”填进冰窟窿里。他就说俺是个庄稼人，你们让俺说啥？他被判10年刑，“八一五”光复后出狱。
1940年秋，北满省委一个交通员被捕叛变，供出省委地址。敌人立即派出一支精干部队，由叛徒带路直奔省委驻地老金沟。
3路军总参谋长许亨植得知这个消息，已是几天后了。这时，他正率12支队在小兴安岭南部的臭松沟活动，老金沟在小兴安岭西坡，相距350公里。问题不在远近，而在于没人知道老金沟的具体位置，沿途道路也不熟。许亨植心急如焚之时，省委交通员于兰阁从老金沟送信来了。许亨植当即让炊事员倾其所有，给于兰阁做了顿“好嚼裹儿”，吃完后立即出发，限令他9天内必须返回省委。
于兰阁，吉林省桦川县（今属黑龙江省）人，1915年出生，1937年参加3军1师警卫旅，先后任宣传员、指导员和3军、省委交通员。从老金沟到臭松沟，通常得半个月，他来时用16天。这次回返，头3天硬是脚步没停，第4天傍黑时，也不知道怎么就倒在林子里睡着了，亏得下半夜下了场小雪，把他冻醒了。醒来一惊，赶紧继续前进，终于在第8天晚上，即连续奔波24天后，赶到了老金沟。
李升的手脚也冻伤过，但是没有落下残疾。曾任3军警卫团团长的姜立新，人称“姜秃手”、“姜秃爪子”，手指还剩几个，脚趾都没了，走路像小脚老太太似的。他是个熟悉地理的山林通，跑交通时在大山里冻坏的。
单立志在吉东省委、2路军总指挥部当过一年多交通员，就在完达山里跑，大都是一个人跑。找部队，去密营，有时是把文件放到个指定的地方，比如哪座山的一个什么样的砬子的什么地方，有个什么记号，下次放哪儿，再规定个记号。放好用石头压上，防止雨淋了，也不能让野猪什么的拱了。
老人说，“一出溜”（一个单程）200里，让你3天把信送到，就得昼夜兼程。开头有人带不觉怎么的，待到一个人在大山里走，真是胆突突的，特别是晚上。周围野牲口的眼睛鬼火似的，总觉得身后有脚步声，有双手要掐住你的脖子。后来无所谓了，累了，找个背风的地场，倒那儿就睡着了。其实呀，睡梦中就进了狼肚子里的事，也不一定没有。这个不害怕了，最可怕的就是麻达山了。那时完达山里都是原始森林，树干就算细的一个人也抱不过来，一根根电线杆子水泥柱子似的，地下寸草不生。冬天有阳光，夏天树叶遮挡着，响晴的天，里面也阴乎乎的。头两次麻达山，那是哭的心都有了。反正就是记住老交通员讲的，码着一个方向走到底。树干南边光溜，北边粗糙，还长青苔，晚上摸一把，大方向也不会错。这比指北针还好使，碰上哪儿有铁矿，指北针乱套了，反倒误事。
老人说，现在让我进完达山，也不带麻达山的，就是腿脚不行了。
每次出行，都是历险。
村屯乡镇，敌人盘查，稍有破绽，就出麻烦，更不用说被搜去文件了。后来敌人也摸到一些规律，在一些交通线上设卡捉人。还有胡子、砸孤丁、棒子手。山里野兽出没，就是被毒蛇咬一口，怎么走出那大山？生病了，大山里谁管？夏季山洪说来就来，冬天在那冰天雪地中跋涉，乏了，困了，打个盹，那人可能就永远醒不过来了。
县委跑区委的交通员，半天、一天就回来了。在部队跑交通，跑一趟几天、十几天、个把月是常事。赶上大雪封山，特别是山洪暴发，那就难说时间，能送到就不错了——有时是送到也晚了，没用了。
前面说过，像“1·26”指示信那样重要的文件，密山县委是一年后才收到的。
罗登贤派童长荣到东满工作，告诉他为了反日救国，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什么都等上级指示，黄瓜菜都凉了。
1940年5月20日，《张寿海Ц跣铝值韧拘拧分兴担骸耙痪湃拍晡颐堑慕煌ü叵底罨担逶路莸男偶商痢潦碌姿偷阶懿俊！�
而像李升那样，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七十二岁的老人（与我半个多世纪后，在干休所和乡间采访到的那些老人差不多），在1939年大雪纷纷的隆冬，独身一人从北满到南满去与1军取得联系，那几乎就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了。可这位“抗联之父”真就创造了奇迹，给人带来惊喜。而此前吉东、北满派出的人，不都失踪了吗？
来往于吉东与北满、吉东与南满三个省委的，还有两个六十来岁的老交通员“老于头”和“老刘头”，都失踪了。
任何战争都有失踪人员。抗联当年没有“失踪人员”、“失踪者”的说法、字样。那时派出去的交通员，总也不见人影，就知道凶多吉少，就说“出事了”。除了被捕叛变的，没人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烈士的遗骸在哪里。而本书能够道出姓名的，几乎都是幸存者。
可视为抗联通讯兵的交通员，失踪者是最多的。而由于他们特殊的工作性质、通讯方式，和恶劣的战争、自然环境，其中的无名烈士也是最多的。
第30章 “浪漫行为”
密营婚礼
1937年6月底，赵尚志参加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来到6军帽儿山被服厂一看，兴冲冲道：嗬，这么多大姑娘、小伙子，有没有意中人呀？用不用俺给介绍介绍呀？
赵尚志可能是兴之所至，信口道来，结果却是会议未结束，就有两对新人举行了婚礼。抗联通讯专家于保合，特别中意李在德，赵尚志就要往一块儿撮合。冯仲云是太了解李在德了。李在德和厂长裴成春的弟弟、6军2团政治部主任裴敬天，彼此爱慕，1935年订婚，第二年裴敬天牺牲了，现在李在德怎么想的呀？赵尚志叹口气，让冯仲云找裴成春，他俩当婆家的媒人，让裴成春做娘家的媒人，做做李在德的工作。
李在德说：俺谁也不嫁，就跟着你。裴成春道：傻丫头，你都二十岁了，谁能一辈子不嫁人哪？赵司令、冯省委这媒人当得不赖，俺仔细掂量了，“万内”（于保合当时的化名）这小伙子反日坚决，心眼儿也好，文化又高，俺看你们俩挺般配的。听姐的话，你跟他好好唠唠。
恋爱结婚，速战速决。
官兵采来一束束野花，把密营内外打扮得花枝招展。两对新人，一对是3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二十四岁的满族新郎于保合，与6军被服厂党小组长、二十岁的朝鲜新娘李在德。另一对是6军4师政治部主任、二十六岁的朝鲜族新郎吴玉光，与6军被服厂女兵、和李在德同岁的汉族新娘李桂兰。
婚礼由应邀参加扩大会议的周保中主持，他说希望你们像马克思和燕妮那样，在革命征途上携手前进，永不分离。
赵尚志讲话，祝福两对新人夫妻恩爱，抗日到底，永不分离。
戴鸿宾讲话，说两对新人，三个民族，这也是中韩友谊的象征。
领导讲完话，许亨植、徐文彬、黄成植等人，就“那嘎扎那嘎扎”（朝鲜族舞曲《前进吧！前进吧！》）地唱着，手舞足蹈起来。汉族同志不会跳舞，随着舞曲拍手鼓掌，大声叫好。
冯仲云喊起来：上酒，快上酒呀。裴成春领着李敏等人，就盆呀钵地端上来请清亮亮的白桦树汁。
花是野花，菜是野菜，里面还有点儿狍子肉，酒是白桦树汁。除了还没端上来的大子小豆饭是山下送上来的，全是就地取材，地道的野味。
唱着跳着，就该两对新人忙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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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习俗，婚礼上新媳妇要给婆婆“装烟”。一根细长杆的烟袋是必备的，新媳妇拿着去烟荷包里舀满了，用手按实点着了，双手敬给婆婆。婆婆要是不喜欢儿媳妇，就假装没看见，把媳妇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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